《魏略》记载：“亮（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来，诸葛亮官至蜀汉丞相，而石广元三人果真只任至郡守一级官职。
诸葛亮“观其大略”读书法，即提纲挈领地领会精神实质和要点的读书方法。
《三国演义》里多次写到诸葛亮深夜还在勤奋读书。他的“观其大略”读书法，既不是精读，也不是泛读，而是一种略读。晋代陶渊明也用此法读书，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唐代李白对这种读书方法极为赞赏，他在《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中说：“孔明披书，每观于大意。”他自己也用此法“览千载百家之书”。事实上，诸葛亮“观其大略”读书法并非是对书籍作泛泛浏览、走马观花，而是分清主次轻重，求其精意，得其神蕴。他不是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而是在勤奋读书中广泛涉猎，对书籍作概括的认识，从中领会要旨，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
“观其大略”读书法，从字面看似简单，实则不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无论站在什么角度，无论高低远近，横看侧观都不能看清庐山全貌，因为“身在此山中”。看清庐山的全貌，需要“观其大略”。观察一个具体事物尚且如此，掌握一种理论，懂得一种思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更不容易了。所以，“观其大略”读书法实在不是容易之事，必须站在可以“观其大略”的方位上，而这个方位要有理论高度，还要有现实高度。这个方位不好找，也不好站。诸葛亮最喜欢先秦的《左传》，可谓爱不释手。《左传》中鲁国史官左丘明以鲁史为线索，以鲁国十二位国君的谥号为次序，记载了春秋各国的重要史实。诸葛亮的父亲也很重视《左传》，还经常要求诸葛亮写出认识和体会，而诸葛亮每次都一挥而就，切中要义。正是因为诸葛亮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深厚的文化知识、高超的思维能力，才能够做到读书“观其大略”。
每一本书都有它最精粹的东西，抓住了它就能较好地把握书的精髓要义，从而达到事半功倍和融会贯通之效。“观其大略”读书法要求读书者快速掌握书中的逻辑、方法和思路，不被局部所迷惑，不被细节所羁绊。
（摘自《学习时报》）
《魏略》记载：“亮（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来，诸葛亮官至蜀汉丞相，而石广元三人果真只任至郡守一级官职。
诸葛亮“观其大略”读书法，即提纲挈领地领会精神实质和要点的读书方法。
《三国演义》里多次写到诸葛亮深夜还在勤奋读书。他的“观其大略”读书法，既不是精读，也不是泛读，而是一种略读。晋代陶渊明也用此法读书，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唐代李白对这种读书方法极为赞赏，他在《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中说：“孔明披书，每观于大意。”他自己也用此法“览千载百家之书”。事实上，诸葛亮“观其大略”读书法并非是对书籍作泛泛浏览、走马观花，而是分清主次轻重，求其精意，得其神蕴。他不是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而是在勤奋读书中广泛涉猎，对书籍作概括的认识，从中领会要旨，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
“观其大略”读书法，从字面看似简单，实则不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无论站在什么角度，无论高低远近，横看侧观都不能看清庐山全貌，因为“身在此山中”。看清庐山的全貌，需要“观其大略”。观察一个具体事物尚且如此，掌握一种理论，懂得一种思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更不容易了。所以，“观其大略”读书法实在不是容易之事，必须站在可以“观其大略”的方位上，而这个方位要有理论高度，还要有现实高度。这个方位不好找，也不好站。诸葛亮最喜欢先秦的《左传》，可谓爱不释手。《左传》中鲁国史官左丘明以鲁史为线索，以鲁国十二位国君的谥号为次序，记载了春秋各国的重要史实。诸葛亮的父亲也很重视《左传》，还经常要求诸葛亮写出认识和体会，而诸葛亮每次都一挥而就，切中要义。正是因为诸葛亮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深厚的文化知识、高超的思维能力，才能够做到读书“观其大略”。
每一本书都有它最精粹的东西，抓住了它就能较好地把握书的精髓要义，从而达到事半功倍和融会贯通之效。“观其大略”读书法要求读书者快速掌握书中的逻辑、方法和思路，不被局部所迷惑，不被细节所羁绊。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