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Vol.35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3
非理性决策中的情绪加工及其影响因素
—— 以最后通牒任务为例
张 振，刘 凯，杨邵峰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300074）
摘 要：传统经济学当中的“理性人”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研究者提出了不平等厌恶理论、互惠性理论和双系统加工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非理性决策及其特性进行了阐述。目前关于非理性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实验前诱导的情绪状态、情绪调控策略等与情绪加工相关的视角进行；今后关于非理性决策的研究应致力于突破以往模型研究的局限，对非理性决策的神经机制进行探讨，并向实际应用发现发展。
关键词：非理性决策；负性情绪；最后通牒任务 中图分类号：B849
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9115(2013)01-0155-04
DOI ：10.3969/j.issn.1009-9551.2013.01.044
The Emo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Taking Ultimatum Game as an Example
ZHANG Zhen, LIU Kai, YANG Shao-feng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faces more and more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its Rational Man Hypothesis. Then,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Inequality Aversion Theory, Reciprocity Theory and Dual-process Theory which explain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its feature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cludes induced emotion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so 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reak the limit of previous tradition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begin moving towards practical use.
Key Words: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negative emotion; ultimatum game
在日常生活中，决策贯穿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决策的结果。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认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1]。在经济活动当中，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理性人”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因为它并不能完全预测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决策和行为。也就是说，人们的决策和行为并不是完全按照得失收益权衡来进行的。国内外学者对非理性决策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提出了一些解释非理性决策的理论。对已有研究成果
进行总结和梳理，不仅可以肯定先前研究的成绩，而且能够从中发现目前研究的不足和缺陷，这将有助于推进新的、更深入的研究。
一、非理性决策及其研究范式
理性决策是依据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提出的，而非理性决策则是相对于“理性人”假设提出的，因此所有违背“理性人”假设的决策模式都可以称之为非理性决策。非理性决策的研究范式包括框架效应、偏好反转、独裁者任务和最后通牒任务等等。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最后通牒任务度量非理性决策的实验研究。
最后通牒任务源于博弈理论。标准的最后通牒任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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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5-10 作者简介：张振（1989-），男，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认知神经科学。 -155-
第3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要两名玩家参与，其中一名玩家（提议者）提议如何分配给定数目的金钱（如10元），另一名玩家（反应者）决定是否接受分配提议。如果反应者接受分配提议，那么两个人将获得相应的金钱；反之，如果反应者拒绝分配提议，那么两个人什么也得不到[2]。被试通常充当反应者的角色。依据“理性人假设”，参与最后通牒任务的个体应该接受任何一种非零的分钱提议，这样才能使被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但是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被试通常会拒绝那些低于总额20~30%的提议，即使拒绝分配提议意味着被试什么也得不到[3][4]。因此，最后通牒任务中拒绝行为就违背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被研究者称为非理性决策。
二、非理性决策的理论
最后通牒任务当中的非理性决策与传统“理性人”假设不符，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一些研究者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得出丰富的结果，并有学者提出一些解释非理性决策模型。 1. 不平等厌恶理论
不平等厌恶理论假定人不喜欢并试图回避不平等性，代表理论包括Bolton 和Ockenfels 、Fehr 和Schmidt 的理论。Fehr 等在1999年提出了一种依据不平等厌恶解释非理性决策的理论。Fehr 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关注结果公平性的[5]。Fehr 将公平性模拟为一种服务于自我的不平等厌恶，假如某个人不喜欢那些不公平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就是厌恶不平等性的。不公平厌恶驱使人们为了获得更公平的结果而拒绝那些不平等的结果，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厌恶不平等性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测量或判断结果的公平性性。Fehr 认为，公平性判断依赖于一个基线，而这个基线是建立在社会比较之上的。不平等厌恶模型就是建立在社会比较和损失厌恶的心理学证据之上的。不平等厌恶模型的主要假设有两点：第一，生活中除了完全自私的个体之外，还存在一些厌恶不公平结果的个体。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当这些人的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时，他们会感到不公平；而当其收益高于他人时，这些人也会感到不公平。第二，一般而言，自己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时所体验到的不平等体验更为强烈。
2. 互惠性理论
互惠性是指人们会奖赏友善的行为，并惩罚不友善的行为。社会学家Gouldner 指出互惠原则在文化当中的普遍存在性和重要性不低于乱伦禁忌。互惠性理论包括Rabin 在1993年和Falk 与Fischbacher 在2006年提出的理论。其中Falk 和Fischbacher 的理论认为互惠性包括正性互惠（奖赏友善行为）和负性互惠（惩罚不友善行为）[6]。互惠性理论认为，互惠行为可以理解为个体对友善/敌对行为的反应，个体体验到的友善/敌对程度越大，其奖赏或惩罚-156-
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判断行为的友善性主要依据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及实施行为的动机或意图。互惠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行为的友善性。在评价行为友善性时，互惠性理论不仅考虑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而且将行为意图也纳入其中。也就是说，行为的友善与否并不仅仅由其结果来决定，相反人们主要依据他人的行为动机来决定对待他人的方式。以犯罪行为为例，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惩罚并不相同。
3. 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
近年来，很多研究者都相继提出了双系统加工理论：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heurist system）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analytic system）[7-10]。认知—
—情绪双系统模型认为人的决策行为受认知和情绪两个系统的支配，其中情绪系统是直觉的、自发的、快速的；而认知系统是慎思的、控制的、缓慢的。情绪系统通过自发的情绪反应（如愤怒、厌恶、高兴等）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而且，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同时对决策或推理过程起作用，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一致时，决策或推理的结果既符合理性又遵从直觉；而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时，两个系统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占优势的系统则控制行为结果。Sloman 认为，当两个系统作用方向一致时，行为结果并不会体现出两个系统的存在；只有两者作用方向相反时，才可能出现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Kahneman 则认为，在双方的竞争中，情绪系统往往会获胜，而这正是很多非理性决策的根源[11]。最后通牒任务中的拒绝行为正是由于情绪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进而驱使个体拒绝接受分配提议这种理性化的抉择。
三、非理性决策的情绪加工及其影响因素 1. 非理性决策中的情绪加工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最后通牒任务中的拒绝行为是由个体体验到的负性情绪（愤怒、厌恶等）引起的，而且这种假设也得到了大量研究证据的支持。例如，Sanfey 等在2003年进行了第一个最后通牒任务的fMRI 研究，其中被试需要充当反应者完成多次最后通牒任务。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探讨非理性决策中的情绪加工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不公平分配提议会导致前脑岛的激活，而前脑岛常常涉及到厌恶等负性情绪的加工；而这些脑区的激活程度与分配建议的公平性、被试施加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12]。随后，Van’t Wout等进行了一项皮肤电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决策过程中的情绪加工。研究发现：不公平分配提议能够引起更大的皮肤电活动，而且皮肤电活动强度能够预测被试拒绝不公平分配提议的可能性[13]。他们的研究结果扩展了Sanfey 研究所得到的“前脑岛激活与拒绝不公平提议之间存在相关”的结论，为情绪在非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Boksem 和Cremer 采
张 振，等：非理性决策中的情绪加工及其影响因素
用脑电技术探讨了非理性决策相关的ERP 成分，研究结果表明，不公平提议会引起更大的MFN 成分，而且那些具有更高公平关注偏好的被试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效应[14]。Hewig 等的研究也表明，不公平提议能够引起更大的ERP 成分，而且MFN 的波幅能够预测不公平提议的拒绝[15]。情绪动机理论认为MFN 可能反映了个体对负性反馈引起的情绪动机意义的评价，因此研究者认为MFN 波幅反映了被试所体验到的负性情绪，MFN 波幅越大，被试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也就越大，他们就越可能拒绝不公平提议。
2. 诱导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
很多研究结果都表明被试面对不公平提议时会体验到强烈的负性情绪，而实验前诱导的负性情绪必然会对被试本身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产生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诱导的负性情绪与被试体验到的情绪效价一致，能够增强被试所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的影响，因而会导致非理性决策的增加。例如Harle 等采用情绪图片诱导被试的悲伤、愉悦和中性情绪，要求被试完成最后通牒任务，研究结果表明悲伤情绪要比中性情绪或积极情绪更能显著增加非理性决策的比例[16]。Andrade 等采用电影片段使被试体验到愤怒情绪和高兴情绪，然后检验了诱导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愤怒情绪能够显著增加不公平提议的拒绝比例，即非理性决策的频率。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负性情绪在非理性决策当中的主要作用[17]。随后，Moretti 等采用情绪图片分别诱导了厌恶情绪、悲伤情绪和中性情绪，试图考察不同负性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实验前诱导的厌恶情绪要比悲伤或中性情绪更能促进非理性决策的发生[18]。因此，即使同为负性情绪，厌恶和悲伤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实验前诱导的负性情绪会干扰或打折被试面对不公平提议时的情绪体验，进而使得被试做出较少的非理性决策。Bonini 等最新的行为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实验要求被试在两种房间内完成最后通牒任务，其中一间房间内充斥着厌恶性气味（厌恶性条件），另一间房间则没有厌恶性气味（控制条件）。实验结果表明厌恶性条件当中的被试更少地选择非理性决策[19]。Bonini 提出了一种无意识的折扣观点来解释实验结果，即厌恶性条件当中的被试将不公平提议所引起的厌恶体验错误地归因于房间内的气味上，进而削弱了本身厌恶体验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而Mancini 等采用光刺激使被试产生痛苦体验，结果发现这种痛苦体验能够使被试接受更多的不公平提议，而且痛苦强度能够预测中等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他们将此解释为，个体的痛苦体验可能会驱使个体做出更为自私的选择，因此躯体状态和体验在高级人际互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
3. 情绪调控策略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
既然情绪是导致非理性决策的关键因素，那么个体的情绪调控方式、策略必然会影响到非理性决策。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体验到强烈负性情绪时，也会采用多种方式来宣泄、调节这些负性情绪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目前研究者主要关注书写表达负性情绪的信息、分心策略、认知再评价策略和反刍策略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例如，Xiao 和Houser 对标准最后通牒任务进行了变化，即被试在拒绝分配提议的同时，可以选择向提议者反馈一些书面信息。研究结果发现，当被试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如书写表达负性情绪的信息）表达负性情绪时，非理性决策的频率会显著降低[21]。
情绪调控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主要的情绪调控策略有分心策略、认知重评策略和沉思策略。研究发现，分心策略和认知重评策略能够降低负性情绪的影响，进而使个体做出更多的理性决策；而沉思策略则会加剧负性情绪的影响，进而使得个体做出更多的非理性决策。恰当的时间延迟同样是有效管理负性情绪的一种途径。一般而言，当个体与诱发情绪体验的客体相分离后，个体体验到的负性情绪就会逐渐消失，因此“做出决策之前先停下来，冷静一下”这种普遍的做法似乎非常有效。但是，Wang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延迟对情绪调控的影响会受到延迟时间内被试认知方式的影响[22]。
通过对上述关于非理性决策概念、理论及影响因素研究的总结与梳理，我们发现目前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以往研究所采用的情绪诱导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别，包括情绪图片、视频剪辑、硫化物气体等等。不同情绪诱导方式必然会影响到最后的实验结果，因而使得很多研究结果出现分歧。第二，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探讨负性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而忽视了亲社会情绪（如同情、羞愧、怜悯等）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应更加关注亲社会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这样有利于亲社会情绪和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第三，目前非理性决策方面的研究多只简单考虑情绪因素，并没有将社会情境等因素纳入其中。由于非理性决策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行为，因此今后研究应考虑不同社会情境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以及情绪状态和社会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总之，今后的研究应从不同情绪状态与社会情境等方面研究非理性决策的原因、发生机制等，进而解释情绪、社会情境等影响非理性决策的内部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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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刘玉娟）
第3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Vol.35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3
非理性决策中的情绪加工及其影响因素
—— 以最后通牒任务为例
张 振，刘 凯，杨邵峰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300074）
摘 要：传统经济学当中的“理性人”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研究者提出了不平等厌恶理论、互惠性理论和双系统加工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非理性决策及其特性进行了阐述。目前关于非理性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实验前诱导的情绪状态、情绪调控策略等与情绪加工相关的视角进行；今后关于非理性决策的研究应致力于突破以往模型研究的局限，对非理性决策的神经机制进行探讨，并向实际应用发现发展。
关键词：非理性决策；负性情绪；最后通牒任务 中图分类号：B849
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9115(2013)01-0155-04
DOI ：10.3969/j.issn.1009-9551.2013.01.044
The Emo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Taking Ultimatum Game as an Example
ZHANG Zhen, LIU Kai, YANG Shao-feng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faces more and more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its Rational Man Hypothesis. Then,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Inequality Aversion Theory, Reciprocity Theory and Dual-process Theory which explain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its feature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cludes induced emotion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so 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reak the limit of previous tradition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begin moving towards practical use.
Key Words: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negative emotion; ultimatum game
在日常生活中，决策贯穿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决策的结果。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认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1]。在经济活动当中，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理性人”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因为它并不能完全预测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决策和行为。也就是说，人们的决策和行为并不是完全按照得失收益权衡来进行的。国内外学者对非理性决策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提出了一些解释非理性决策的理论。对已有研究成果
进行总结和梳理，不仅可以肯定先前研究的成绩，而且能够从中发现目前研究的不足和缺陷，这将有助于推进新的、更深入的研究。
一、非理性决策及其研究范式
理性决策是依据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提出的，而非理性决策则是相对于“理性人”假设提出的，因此所有违背“理性人”假设的决策模式都可以称之为非理性决策。非理性决策的研究范式包括框架效应、偏好反转、独裁者任务和最后通牒任务等等。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最后通牒任务度量非理性决策的实验研究。
最后通牒任务源于博弈理论。标准的最后通牒任务需
───────
收稿日期：2012-05-10 作者简介：张振（1989-），男，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认知神经科学。 -155-
第3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要两名玩家参与，其中一名玩家（提议者）提议如何分配给定数目的金钱（如10元），另一名玩家（反应者）决定是否接受分配提议。如果反应者接受分配提议，那么两个人将获得相应的金钱；反之，如果反应者拒绝分配提议，那么两个人什么也得不到[2]。被试通常充当反应者的角色。依据“理性人假设”，参与最后通牒任务的个体应该接受任何一种非零的分钱提议，这样才能使被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但是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被试通常会拒绝那些低于总额20~30%的提议，即使拒绝分配提议意味着被试什么也得不到[3][4]。因此，最后通牒任务中拒绝行为就违背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被研究者称为非理性决策。
二、非理性决策的理论
最后通牒任务当中的非理性决策与传统“理性人”假设不符，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一些研究者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得出丰富的结果，并有学者提出一些解释非理性决策模型。 1. 不平等厌恶理论
不平等厌恶理论假定人不喜欢并试图回避不平等性，代表理论包括Bolton 和Ockenfels 、Fehr 和Schmidt 的理论。Fehr 等在1999年提出了一种依据不平等厌恶解释非理性决策的理论。Fehr 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关注结果公平性的[5]。Fehr 将公平性模拟为一种服务于自我的不平等厌恶，假如某个人不喜欢那些不公平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就是厌恶不平等性的。不公平厌恶驱使人们为了获得更公平的结果而拒绝那些不平等的结果，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厌恶不平等性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测量或判断结果的公平性性。Fehr 认为，公平性判断依赖于一个基线，而这个基线是建立在社会比较之上的。不平等厌恶模型就是建立在社会比较和损失厌恶的心理学证据之上的。不平等厌恶模型的主要假设有两点：第一，生活中除了完全自私的个体之外，还存在一些厌恶不公平结果的个体。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当这些人的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时，他们会感到不公平；而当其收益高于他人时，这些人也会感到不公平。第二，一般而言，自己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时所体验到的不平等体验更为强烈。
2. 互惠性理论
互惠性是指人们会奖赏友善的行为，并惩罚不友善的行为。社会学家Gouldner 指出互惠原则在文化当中的普遍存在性和重要性不低于乱伦禁忌。互惠性理论包括Rabin 在1993年和Falk 与Fischbacher 在2006年提出的理论。其中Falk 和Fischbacher 的理论认为互惠性包括正性互惠（奖赏友善行为）和负性互惠（惩罚不友善行为）[6]。互惠性理论认为，互惠行为可以理解为个体对友善/敌对行为的反应，个体体验到的友善/敌对程度越大，其奖赏或惩罚-156-
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判断行为的友善性主要依据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及实施行为的动机或意图。互惠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行为的友善性。在评价行为友善性时，互惠性理论不仅考虑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而且将行为意图也纳入其中。也就是说，行为的友善与否并不仅仅由其结果来决定，相反人们主要依据他人的行为动机来决定对待他人的方式。以犯罪行为为例，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惩罚并不相同。
3. 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
近年来，很多研究者都相继提出了双系统加工理论：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heurist system）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analytic system）[7-10]。认知—
—情绪双系统模型认为人的决策行为受认知和情绪两个系统的支配，其中情绪系统是直觉的、自发的、快速的；而认知系统是慎思的、控制的、缓慢的。情绪系统通过自发的情绪反应（如愤怒、厌恶、高兴等）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而且，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同时对决策或推理过程起作用，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一致时，决策或推理的结果既符合理性又遵从直觉；而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时，两个系统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占优势的系统则控制行为结果。Sloman 认为，当两个系统作用方向一致时，行为结果并不会体现出两个系统的存在；只有两者作用方向相反时，才可能出现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Kahneman 则认为，在双方的竞争中，情绪系统往往会获胜，而这正是很多非理性决策的根源[11]。最后通牒任务中的拒绝行为正是由于情绪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进而驱使个体拒绝接受分配提议这种理性化的抉择。
三、非理性决策的情绪加工及其影响因素 1. 非理性决策中的情绪加工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最后通牒任务中的拒绝行为是由个体体验到的负性情绪（愤怒、厌恶等）引起的，而且这种假设也得到了大量研究证据的支持。例如，Sanfey 等在2003年进行了第一个最后通牒任务的fMRI 研究，其中被试需要充当反应者完成多次最后通牒任务。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探讨非理性决策中的情绪加工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不公平分配提议会导致前脑岛的激活，而前脑岛常常涉及到厌恶等负性情绪的加工；而这些脑区的激活程度与分配建议的公平性、被试施加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12]。随后，Van’t Wout等进行了一项皮肤电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决策过程中的情绪加工。研究发现：不公平分配提议能够引起更大的皮肤电活动，而且皮肤电活动强度能够预测被试拒绝不公平分配提议的可能性[13]。他们的研究结果扩展了Sanfey 研究所得到的“前脑岛激活与拒绝不公平提议之间存在相关”的结论，为情绪在非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Boksem 和Cremer 采
张 振，等：非理性决策中的情绪加工及其影响因素
用脑电技术探讨了非理性决策相关的ERP 成分，研究结果表明，不公平提议会引起更大的MFN 成分，而且那些具有更高公平关注偏好的被试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效应[14]。Hewig 等的研究也表明，不公平提议能够引起更大的ERP 成分，而且MFN 的波幅能够预测不公平提议的拒绝[15]。情绪动机理论认为MFN 可能反映了个体对负性反馈引起的情绪动机意义的评价，因此研究者认为MFN 波幅反映了被试所体验到的负性情绪，MFN 波幅越大，被试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也就越大，他们就越可能拒绝不公平提议。
2. 诱导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
很多研究结果都表明被试面对不公平提议时会体验到强烈的负性情绪，而实验前诱导的负性情绪必然会对被试本身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产生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诱导的负性情绪与被试体验到的情绪效价一致，能够增强被试所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的影响，因而会导致非理性决策的增加。例如Harle 等采用情绪图片诱导被试的悲伤、愉悦和中性情绪，要求被试完成最后通牒任务，研究结果表明悲伤情绪要比中性情绪或积极情绪更能显著增加非理性决策的比例[16]。Andrade 等采用电影片段使被试体验到愤怒情绪和高兴情绪，然后检验了诱导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愤怒情绪能够显著增加不公平提议的拒绝比例，即非理性决策的频率。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负性情绪在非理性决策当中的主要作用[17]。随后，Moretti 等采用情绪图片分别诱导了厌恶情绪、悲伤情绪和中性情绪，试图考察不同负性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实验前诱导的厌恶情绪要比悲伤或中性情绪更能促进非理性决策的发生[18]。因此，即使同为负性情绪，厌恶和悲伤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实验前诱导的负性情绪会干扰或打折被试面对不公平提议时的情绪体验，进而使得被试做出较少的非理性决策。Bonini 等最新的行为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实验要求被试在两种房间内完成最后通牒任务，其中一间房间内充斥着厌恶性气味（厌恶性条件），另一间房间则没有厌恶性气味（控制条件）。实验结果表明厌恶性条件当中的被试更少地选择非理性决策[19]。Bonini 提出了一种无意识的折扣观点来解释实验结果，即厌恶性条件当中的被试将不公平提议所引起的厌恶体验错误地归因于房间内的气味上，进而削弱了本身厌恶体验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而Mancini 等采用光刺激使被试产生痛苦体验，结果发现这种痛苦体验能够使被试接受更多的不公平提议，而且痛苦强度能够预测中等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他们将此解释为，个体的痛苦体验可能会驱使个体做出更为自私的选择，因此躯体状态和体验在高级人际互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
3. 情绪调控策略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
既然情绪是导致非理性决策的关键因素，那么个体的情绪调控方式、策略必然会影响到非理性决策。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体验到强烈负性情绪时，也会采用多种方式来宣泄、调节这些负性情绪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目前研究者主要关注书写表达负性情绪的信息、分心策略、认知再评价策略和反刍策略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例如，Xiao 和Houser 对标准最后通牒任务进行了变化，即被试在拒绝分配提议的同时，可以选择向提议者反馈一些书面信息。研究结果发现，当被试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如书写表达负性情绪的信息）表达负性情绪时，非理性决策的频率会显著降低[21]。
情绪调控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主要的情绪调控策略有分心策略、认知重评策略和沉思策略。研究发现，分心策略和认知重评策略能够降低负性情绪的影响，进而使个体做出更多的理性决策；而沉思策略则会加剧负性情绪的影响，进而使得个体做出更多的非理性决策。恰当的时间延迟同样是有效管理负性情绪的一种途径。一般而言，当个体与诱发情绪体验的客体相分离后，个体体验到的负性情绪就会逐渐消失，因此“做出决策之前先停下来，冷静一下”这种普遍的做法似乎非常有效。但是，Wang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延迟对情绪调控的影响会受到延迟时间内被试认知方式的影响[22]。
通过对上述关于非理性决策概念、理论及影响因素研究的总结与梳理，我们发现目前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以往研究所采用的情绪诱导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别，包括情绪图片、视频剪辑、硫化物气体等等。不同情绪诱导方式必然会影响到最后的实验结果，因而使得很多研究结果出现分歧。第二，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探讨负性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而忽视了亲社会情绪（如同情、羞愧、怜悯等）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应更加关注亲社会情绪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这样有利于亲社会情绪和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第三，目前非理性决策方面的研究多只简单考虑情绪因素，并没有将社会情境等因素纳入其中。由于非理性决策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行为，因此今后研究应考虑不同社会情境对非理性决策的影响，以及情绪状态和社会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总之，今后的研究应从不同情绪状态与社会情境等方面研究非理性决策的原因、发生机制等，进而解释情绪、社会情境等影响非理性决策的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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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刘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