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可以养廉
高薪可以养廉，并不是说高薪一定养廉，这只是一个可能条件，而不是必然条件。 为什么说高薪可以养廉呢？我们小组归结出以下三点：
第一：
有历史为证，俸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曾经被多个朝代作为防治官吏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由国家发给官员较为丰厚的俸禄，使其不致因有生活之忧而走上腐败之路，这就是古人常说的“禄以养廉”。到了清朝，则干脆在额定的俸禄之外另行增加大大高于俸禄数额的钱财，即 “养廉银”。养廉银远远高于正俸的标准，总督高出83.87－129.03倍，巡抚高出64.52－96.77倍，布政使高出32.26－58.07倍，按察使高出23.08－64.95倍，道员高出14.29－57.14倍。”级别越高，养廉银的倍数也越多。到州县官中的同知，养廉银仍高出正俸5－20倍。而一些佐杂官员，则养廉银与正俸比例显得较低。这样一来，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而发愁了。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于是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腐败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再看看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地区与国家，高薪养廉的例子也是不少的。新加坡就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新加坡有6万名公务员，主要分成四个等级。在严格的制度约束和素质要求的同时，新加坡公务员享有亚洲乃至世界最高水平的工资福利待遇。新加坡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员收入是：总统年薪24.3万美元，总理年薪22.84万美元，部长年薪17.2万美元，常任秘书年薪13.4万美元。而同期美国总统年薪是10万美元，高级公务员年薪是6.58万美元。再看新加坡政府内第四级公务员，他们工资收入月平均为10800新元，是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00新元的16倍强。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公务人员还有优厚的福利待遇没有计算在上列数据内（如退休金、假期、医疗照顾、在职培训、贷款等等）。1997年的资料显示，“政府官员在减薪2%－7%的情况下，平均年薪仍达8.84万美元，而同期新加坡人均年收入仅为1.8万美元” 正如当年李光耀总理所说的，支付给政府领导人应该得到的最高的工资，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若他们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抑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这充分说明了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低薪不足以养廉，如果大多数官员生活在贫困中，要制止腐败是很困难的。他们的领导人认为，既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努力工作，廉洁奉公，又不给他们本应该得到的较高的报酬，这种“廉价”的政府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中国香港也是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受益者，官员和公务员的薪俸待遇、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十分优厚。除此以外，实行高薪养廉制的还有美国、奥地利、瑞典、瑞士、智利等国。 从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我们看到了高薪养廉的成功例子。
第二，它满足了人的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即生理需求（基本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
在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中，薪俸的作用并不是相同的。对于生理需求来说，薪俸高低起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完全成正比，薪俸越高，则生理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和保障，而且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社会中，较高的薪俸能够使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生活与需求得到更好的保障。对于安全需求来说，薪俸起的作用仍然是很大的，公职人员的薪俸由于是国家财政负担
的，所以具有稳定的保障，但是其数额必须达到足以使公职人员免受疾病、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的困扰，而作为薪俸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退休金制度也必须达到足以使公职人员免受晚年生活保障的后顾之忧。对于归属和爱的需求，薪俸的作用仍然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条件不但是社会通行的一项重要的择偶指标，而且对于保持家庭的稳定，子女的受到良好教育等要求均不可或缺，具有较好的经济状况也是进行社交活动的基础。而对于人的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薪俸具有间接的作用，但主要不是通过薪俸来满足的，只是过低的薪俸容易使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感中自惭形秽，这也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而不能仅仅依靠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修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种越穷越光荣的观点早已为现代社会所不容，而且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日常工作需要具有一定的崇高性、权威性，这也要求公职人员在日常生活中有过得较为体面的需要，所以较高的经济收入是比较符合公职人员的个人需要，也是符合其从事工作的客观需要的。以上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人自然就不会有遐思去考虑贪污了。
第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对高薪养廉制度在内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数学模型：（1）“腐败成本＝预备成本＋机会成本＋处罚成本”；（2）“预备成本＝取得权力的成本×被处罚的概率”；（3）“处罚成本＝处罚尺度×被处罚的概率”。机会成本则是为了获取某种机会而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这些公式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薪养廉在预备成本和处罚成本两方面提高了了腐败的成本，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腐败数量的减少，因而高薪制度对于养廉是有效的，它以使一部分潜在的腐败者因需求得到满足而放弃腐败，提高了腐败成本，也使手握公权力的人们在人性本私的作用下趋利避害而放弃帮助腐败的企图。举例说明，为什么现在贪污贿赂现象会那么多？因为成本太低了，几千块钱就可以买动一个官员，让他徇私舞弊。如果工资现在涨了一倍，犯罪成本就要增加好几倍，假如检察官年薪10万，那么50万、100万也买不动你，为什么？几年工夫我就挣到了，就不用冒坐监狱的危险。社会上有多少人能用50万到100万去贿赂他呢？在这个档次下的人犯罪数量自然就减少了。减少了贪污贿赂犯罪，企业减少了成本，国家增加了收入，这笔收入可以说是巨大的。
也许论述至此还有不少人认为高薪不可养廉，因为我们时不时可以听到新闻报道说哪里的官员又因为贪污受贿或有巨额资金来源不明而被捕。然而这些贪官相对于众多的官员，公务员来说只是极其少数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从而否定高薪养廉的作用，我们提倡高薪，就我国而言，大多数的公务员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却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如此一来，必然会有人想办法投机取巧，贪污受贿。如果提高了薪酬待遇，那么必定可以减少更多的贪污案。再者，不管薪酬是高还是低，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贪污受贿的案件从未停止过，这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是否高薪并不是解决贪污的根本途径，而提倡高薪是为了使官员不致于过分羡慕商人、企业家等高收入者而产生心理的不平衡，有利于保留和吸引优秀人才，有利于提高腐败成本，减少因薪酬低而引起的大多数的贪污案。
如果要消除重大贪污腐败，在实行高薪的同时，则必须建立对官员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有将监督机制与高薪配套实行，再加上正面教育引导，多管齐下，方能真正形成廉洁政风，达到高薪养廉。
高薪可以养廉，这在过去的朝代以及我们周边的地区国家中得到了验证，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高薪制也渐渐成为许多人的讨论议题，然而，相对于我国现在庞大的公务
员队伍，以及地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如果全面实行高薪的话，必然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们小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高薪可以养廉，但在我国现在无法全面实行。只有大幅度精简机构，减少公务员数量，提高我国经济总量了，高薪方可实行。
高薪可以养廉
高薪可以养廉，并不是说高薪一定养廉，这只是一个可能条件，而不是必然条件。 为什么说高薪可以养廉呢？我们小组归结出以下三点：
第一：
有历史为证，俸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曾经被多个朝代作为防治官吏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由国家发给官员较为丰厚的俸禄，使其不致因有生活之忧而走上腐败之路，这就是古人常说的“禄以养廉”。到了清朝，则干脆在额定的俸禄之外另行增加大大高于俸禄数额的钱财，即 “养廉银”。养廉银远远高于正俸的标准，总督高出83.87－129.03倍，巡抚高出64.52－96.77倍，布政使高出32.26－58.07倍，按察使高出23.08－64.95倍，道员高出14.29－57.14倍。”级别越高，养廉银的倍数也越多。到州县官中的同知，养廉银仍高出正俸5－20倍。而一些佐杂官员，则养廉银与正俸比例显得较低。这样一来，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而发愁了。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于是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腐败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再看看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地区与国家，高薪养廉的例子也是不少的。新加坡就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新加坡有6万名公务员，主要分成四个等级。在严格的制度约束和素质要求的同时，新加坡公务员享有亚洲乃至世界最高水平的工资福利待遇。新加坡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员收入是：总统年薪24.3万美元，总理年薪22.84万美元，部长年薪17.2万美元，常任秘书年薪13.4万美元。而同期美国总统年薪是10万美元，高级公务员年薪是6.58万美元。再看新加坡政府内第四级公务员，他们工资收入月平均为10800新元，是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00新元的16倍强。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公务人员还有优厚的福利待遇没有计算在上列数据内（如退休金、假期、医疗照顾、在职培训、贷款等等）。1997年的资料显示，“政府官员在减薪2%－7%的情况下，平均年薪仍达8.84万美元，而同期新加坡人均年收入仅为1.8万美元” 正如当年李光耀总理所说的，支付给政府领导人应该得到的最高的工资，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若他们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抑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这充分说明了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低薪不足以养廉，如果大多数官员生活在贫困中，要制止腐败是很困难的。他们的领导人认为，既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努力工作，廉洁奉公，又不给他们本应该得到的较高的报酬，这种“廉价”的政府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中国香港也是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受益者，官员和公务员的薪俸待遇、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十分优厚。除此以外，实行高薪养廉制的还有美国、奥地利、瑞典、瑞士、智利等国。 从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我们看到了高薪养廉的成功例子。
第二，它满足了人的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即生理需求（基本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
在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中，薪俸的作用并不是相同的。对于生理需求来说，薪俸高低起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完全成正比，薪俸越高，则生理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和保障，而且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社会中，较高的薪俸能够使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生活与需求得到更好的保障。对于安全需求来说，薪俸起的作用仍然是很大的，公职人员的薪俸由于是国家财政负担
的，所以具有稳定的保障，但是其数额必须达到足以使公职人员免受疾病、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的困扰，而作为薪俸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退休金制度也必须达到足以使公职人员免受晚年生活保障的后顾之忧。对于归属和爱的需求，薪俸的作用仍然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条件不但是社会通行的一项重要的择偶指标，而且对于保持家庭的稳定，子女的受到良好教育等要求均不可或缺，具有较好的经济状况也是进行社交活动的基础。而对于人的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薪俸具有间接的作用，但主要不是通过薪俸来满足的，只是过低的薪俸容易使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感中自惭形秽，这也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而不能仅仅依靠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修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种越穷越光荣的观点早已为现代社会所不容，而且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日常工作需要具有一定的崇高性、权威性，这也要求公职人员在日常生活中有过得较为体面的需要，所以较高的经济收入是比较符合公职人员的个人需要，也是符合其从事工作的客观需要的。以上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人自然就不会有遐思去考虑贪污了。
第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对高薪养廉制度在内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数学模型：（1）“腐败成本＝预备成本＋机会成本＋处罚成本”；（2）“预备成本＝取得权力的成本×被处罚的概率”；（3）“处罚成本＝处罚尺度×被处罚的概率”。机会成本则是为了获取某种机会而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这些公式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薪养廉在预备成本和处罚成本两方面提高了了腐败的成本，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腐败数量的减少，因而高薪制度对于养廉是有效的，它以使一部分潜在的腐败者因需求得到满足而放弃腐败，提高了腐败成本，也使手握公权力的人们在人性本私的作用下趋利避害而放弃帮助腐败的企图。举例说明，为什么现在贪污贿赂现象会那么多？因为成本太低了，几千块钱就可以买动一个官员，让他徇私舞弊。如果工资现在涨了一倍，犯罪成本就要增加好几倍，假如检察官年薪10万，那么50万、100万也买不动你，为什么？几年工夫我就挣到了，就不用冒坐监狱的危险。社会上有多少人能用50万到100万去贿赂他呢？在这个档次下的人犯罪数量自然就减少了。减少了贪污贿赂犯罪，企业减少了成本，国家增加了收入，这笔收入可以说是巨大的。
也许论述至此还有不少人认为高薪不可养廉，因为我们时不时可以听到新闻报道说哪里的官员又因为贪污受贿或有巨额资金来源不明而被捕。然而这些贪官相对于众多的官员，公务员来说只是极其少数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从而否定高薪养廉的作用，我们提倡高薪，就我国而言，大多数的公务员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却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如此一来，必然会有人想办法投机取巧，贪污受贿。如果提高了薪酬待遇，那么必定可以减少更多的贪污案。再者，不管薪酬是高还是低，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贪污受贿的案件从未停止过，这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是否高薪并不是解决贪污的根本途径，而提倡高薪是为了使官员不致于过分羡慕商人、企业家等高收入者而产生心理的不平衡，有利于保留和吸引优秀人才，有利于提高腐败成本，减少因薪酬低而引起的大多数的贪污案。
如果要消除重大贪污腐败，在实行高薪的同时，则必须建立对官员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有将监督机制与高薪配套实行，再加上正面教育引导，多管齐下，方能真正形成廉洁政风，达到高薪养廉。
高薪可以养廉，这在过去的朝代以及我们周边的地区国家中得到了验证，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高薪制也渐渐成为许多人的讨论议题，然而，相对于我国现在庞大的公务
员队伍，以及地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如果全面实行高薪的话，必然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们小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高薪可以养廉，但在我国现在无法全面实行。只有大幅度精简机构，减少公务员数量，提高我国经济总量了，高薪方可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