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武汉大学
刘以刚
闻一多与武汉大学有很深厚的渊源关系。他是湖北人，又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办时期的首任文学院长，是著名的教授学者。可以说，武汉大学是他日后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肇始地。
闻一多生于1899年11月24日，祖籍湖北浠水下巴河镇陈家大岭。名亦多，字友山，号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到北京清华学校上学后，改名多。后经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一”字，所以后来名为闻一多。1909年12月，闻一多到省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念书，同时又在叔父丹臣先生主持的改良师塾里补习，除了学习中文以外，还学习英文、算术等课。1912年春季，14岁的闻一多到武昌民国公校上学，后又进入实修学校读书。就在这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学校在湖北只招收4名学生。初试时，闻一多写了一篇题目为《多闻阙疑》的作文，受到主考人赞许。其他学科成绩只考得一般，被录为备取第一名。以后在去北京复试的路上，他临时背熟了一些应用的英文成语，结果以应取4名中的第一名被录取。
闻一多天资聪颖、敏而好学。每年放暑假回到家里，总是闭门读书两个月。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二月庐”，家里人也都叫他“书痴”，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他保持了一生。1938年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工作时，也是整日里躲在教员宿舍楼上看书、做学问，不下楼梯，所以同事们戏称他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1925年5月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到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这是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1926年闻一多应同学潘光旦邀请，到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训导工作。章伯钧先生回忆说：“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代，闻先生曾因朋友的介绍，由北京到武汉，应邓演达先生之邀约，参加总政治部工作，约在是年二、三月间，闻先生到部任艺术股股长，并亲自绘制反军阀的大壁画一幅。后来因为闻先生颇不惯于军中政治生活，受任一月即行告退。”于是闻一多又回到吴淞政治大学。这年的秋后，他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是应刘树杞邀请而来。刘树杞是湖北蒲圻人，著名化学家，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委任刘树杞为筹备委员会主任。8月26日，又委任他为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树杞很希望有一批知名教授学者来武大工作，于是想到湖北同乡闻一多。他亲自到南京去请闻一多，动员他到武大服务乡梓，并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时间是1928年8月，据民国十八年度（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记载：“十八年二月（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氏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五月二十一日，王校长由南京来武汉大学上任。“十八年秋（1929年秋），将原有之社会科学、文学、理工三学院改为法、文、理、工四学院。聘皮宗石教授为法学院院长，闻一多教授为文学院院长、王星拱教授为理学院院长、石瑛氏为工学院院长。”闻一多到校时间注明是“十七年八月”（1928年）。也就是说，在1929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时，闻一多已到武大工作。当时的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现湖北教育学院内），他住在武昌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闻一多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规划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就是他提出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充分体现了他的诗人气质和高超智慧。使“珞珈”二字充满灵气，至今仍闻名海内外。他又为武汉大学设计和书写了小篆体“武大”二字的校徽，使过去武大的学生以佩戴它而倍感自豪。 在民国十八年度（1929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一览表”的排名中，闻一多仅排
在王世杰、王星拱之后。在他的学历栏中注明：“留学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美术学生协会学校。曾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国立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他当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时，所教的课程是“英诗初步”，每周３课时。在文学院中，当年与他共事的著名教授有陈源、刘赜、徐天闵、高翰、袁昌英、陈登恪、游国恩、谭戒甫等人。
闻一多担任武大文学院长时，年仅30岁。后来的中文系五老之一的黄焯教授对闻一多充满敬佩之情。他曾对学生说：“一多先生学贯中西，淹博古今，长文学院老少咸服，政通人和。”闻一多志向高远，诗才横溢，又有深厚的中学功底。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开始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苦心耕耘。他常常邀约陈登恪到武昌宜善书店去买书，和研究楚辞的游国恩先生切磋学问，过从甚密。他首先选择了对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研究，在武大《文哲季刊》一卷一期至四期上连载“杜少陵年谱会笺”论文，这是他在武汉大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为他以后涉足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很多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先生灵柩从北京碧云寺移送南京中山陵安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奉安典礼，以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闻一多对孙中山充满崇敬之情，他代表武汉大学撰写了奉安典礼祭文，全文如下：
呜呼！神州陆沉，受制异族，民权不伸，民生迷蹙，厝火积薪，危机潜伏，众人熙熙，酣梦方熟。系维总理，先觉先知，四十年前，独抱忧危，结纳同志，密展宏规，光复故物，金瓯不亏。国体共和，首崇让德，成功不居，退然拱默，咄哉叛夫，大盗移国，爰构厉阶，祸延南北。公谋建设，主义昭宣，建国方略，宪法五权，亿兆服膺，全体动员，催公北上，耆定乾坤。胡天不仁，沉疴遽染，扁鹊华佗，莫救斯险，壮志甫伸，荣光俄亻弇，载德垓埏，铭勋琬琰。煌煌遗教，奉作宝书，和平统一，实践非虚，迁都金陵，力行其余，国民会议，苛约废除。遏密八音，倏焉三载，奉安钟山，兆域爽垲，坟对孝陵，徽扬寰海，举哀陈词，上诉真宰。滔滔江汉，载缵武功，辛亥首义，遐迩夷同，学府既建，械朴芃芃，敢献乐章，被之丝桐。尚飨。
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当年武大文学院中，旧学势力有很大的影响力。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只有乾嘉以来的朴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传统的中国文学才算得是学问，而新诗和新文学算不上是学问，对新学采取鄙夷的态度。其二、在学派之间，讲究师承关系，这样就形成了派系。而闻一多既无师承，又无派系。其三、过去的武大学生有一个传统，喜欢批评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教师。这有好的一面，使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宁缺勿滥，但也会被人利用，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朱东润先生曾说：“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在那个学校里，低年级的外语讲师被调走了四、五位。”其四、闻一多在文学院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曾经采取掺砂子的办法，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改变那种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的复杂关系。他当面邀请朱东润先生从外文系到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看了游国恩先生写的《楚辞研究概论》，便邀请这位素不相识的学人到武大中文系任教。闻一多无师无派，过去又非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加上他采取的一些新举措，必然触犯一些人，引起不满。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一向自视甚高的闻一多，对文学院长的职务并无萦念。于是在1930年4月，提出辞职。学校当局也曾竭力挽留他，但闻一多去意已决。据民国十九年度（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记载：1930年6月“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氏辞职”。8月，聘请陈源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 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以后，于当年秋到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国文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等课程外，还在外文系讲授“英诗”等课。1932年的暑假过后，闻一多回到了离别10年的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除担任大一国文的教学外，还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三门课。 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迁往昆明，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在西南联大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拍案而起，奔走呼号，怒斥国民党特务，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1946年7月15日，被特务枪杀于昆明，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武汉大学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诗人、学者，于1985年在老图书馆东侧的文学院（现数学与统计学院）旁，树立了一尊闻一多半身铜像，以寄托武汉大学师生对这位首任文学院院长的景仰和追思。
闻一多与武汉大学
刘以刚
闻一多与武汉大学有很深厚的渊源关系。他是湖北人，又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办时期的首任文学院长，是著名的教授学者。可以说，武汉大学是他日后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肇始地。
闻一多生于1899年11月24日，祖籍湖北浠水下巴河镇陈家大岭。名亦多，字友山，号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到北京清华学校上学后，改名多。后经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一”字，所以后来名为闻一多。1909年12月，闻一多到省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念书，同时又在叔父丹臣先生主持的改良师塾里补习，除了学习中文以外，还学习英文、算术等课。1912年春季，14岁的闻一多到武昌民国公校上学，后又进入实修学校读书。就在这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学校在湖北只招收4名学生。初试时，闻一多写了一篇题目为《多闻阙疑》的作文，受到主考人赞许。其他学科成绩只考得一般，被录为备取第一名。以后在去北京复试的路上，他临时背熟了一些应用的英文成语，结果以应取4名中的第一名被录取。
闻一多天资聪颖、敏而好学。每年放暑假回到家里，总是闭门读书两个月。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二月庐”，家里人也都叫他“书痴”，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他保持了一生。1938年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工作时，也是整日里躲在教员宿舍楼上看书、做学问，不下楼梯，所以同事们戏称他为“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1925年5月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到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这是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1926年闻一多应同学潘光旦邀请，到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训导工作。章伯钧先生回忆说：“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代，闻先生曾因朋友的介绍，由北京到武汉，应邓演达先生之邀约，参加总政治部工作，约在是年二、三月间，闻先生到部任艺术股股长，并亲自绘制反军阀的大壁画一幅。后来因为闻先生颇不惯于军中政治生活，受任一月即行告退。”于是闻一多又回到吴淞政治大学。这年的秋后，他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是应刘树杞邀请而来。刘树杞是湖北蒲圻人，著名化学家，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委任刘树杞为筹备委员会主任。8月26日，又委任他为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树杞很希望有一批知名教授学者来武大工作，于是想到湖北同乡闻一多。他亲自到南京去请闻一多，动员他到武大服务乡梓，并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时间是1928年8月，据民国十八年度（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记载：“十八年二月（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氏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五月二十一日，王校长由南京来武汉大学上任。“十八年秋（1929年秋），将原有之社会科学、文学、理工三学院改为法、文、理、工四学院。聘皮宗石教授为法学院院长，闻一多教授为文学院院长、王星拱教授为理学院院长、石瑛氏为工学院院长。”闻一多到校时间注明是“十七年八月”（1928年）。也就是说，在1929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时，闻一多已到武大工作。当时的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现湖北教育学院内），他住在武昌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闻一多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规划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就是他提出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充分体现了他的诗人气质和高超智慧。使“珞珈”二字充满灵气，至今仍闻名海内外。他又为武汉大学设计和书写了小篆体“武大”二字的校徽，使过去武大的学生以佩戴它而倍感自豪。 在民国十八年度（1929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一览表”的排名中，闻一多仅排
在王世杰、王星拱之后。在他的学历栏中注明：“留学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美术学生协会学校。曾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国立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他当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时，所教的课程是“英诗初步”，每周３课时。在文学院中，当年与他共事的著名教授有陈源、刘赜、徐天闵、高翰、袁昌英、陈登恪、游国恩、谭戒甫等人。
闻一多担任武大文学院长时，年仅30岁。后来的中文系五老之一的黄焯教授对闻一多充满敬佩之情。他曾对学生说：“一多先生学贯中西，淹博古今，长文学院老少咸服，政通人和。”闻一多志向高远，诗才横溢，又有深厚的中学功底。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开始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苦心耕耘。他常常邀约陈登恪到武昌宜善书店去买书，和研究楚辞的游国恩先生切磋学问，过从甚密。他首先选择了对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研究，在武大《文哲季刊》一卷一期至四期上连载“杜少陵年谱会笺”论文，这是他在武汉大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为他以后涉足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很多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先生灵柩从北京碧云寺移送南京中山陵安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奉安典礼，以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闻一多对孙中山充满崇敬之情，他代表武汉大学撰写了奉安典礼祭文，全文如下：
呜呼！神州陆沉，受制异族，民权不伸，民生迷蹙，厝火积薪，危机潜伏，众人熙熙，酣梦方熟。系维总理，先觉先知，四十年前，独抱忧危，结纳同志，密展宏规，光复故物，金瓯不亏。国体共和，首崇让德，成功不居，退然拱默，咄哉叛夫，大盗移国，爰构厉阶，祸延南北。公谋建设，主义昭宣，建国方略，宪法五权，亿兆服膺，全体动员，催公北上，耆定乾坤。胡天不仁，沉疴遽染，扁鹊华佗，莫救斯险，壮志甫伸，荣光俄亻弇，载德垓埏，铭勋琬琰。煌煌遗教，奉作宝书，和平统一，实践非虚，迁都金陵，力行其余，国民会议，苛约废除。遏密八音，倏焉三载，奉安钟山，兆域爽垲，坟对孝陵，徽扬寰海，举哀陈词，上诉真宰。滔滔江汉，载缵武功，辛亥首义，遐迩夷同，学府既建，械朴芃芃，敢献乐章，被之丝桐。尚飨。
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当年武大文学院中，旧学势力有很大的影响力。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只有乾嘉以来的朴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传统的中国文学才算得是学问，而新诗和新文学算不上是学问，对新学采取鄙夷的态度。其二、在学派之间，讲究师承关系，这样就形成了派系。而闻一多既无师承，又无派系。其三、过去的武大学生有一个传统，喜欢批评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教师。这有好的一面，使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宁缺勿滥，但也会被人利用，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朱东润先生曾说：“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在那个学校里，低年级的外语讲师被调走了四、五位。”其四、闻一多在文学院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曾经采取掺砂子的办法，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改变那种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的复杂关系。他当面邀请朱东润先生从外文系到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看了游国恩先生写的《楚辞研究概论》，便邀请这位素不相识的学人到武大中文系任教。闻一多无师无派，过去又非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加上他采取的一些新举措，必然触犯一些人，引起不满。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一向自视甚高的闻一多，对文学院长的职务并无萦念。于是在1930年4月，提出辞职。学校当局也曾竭力挽留他，但闻一多去意已决。据民国十九年度（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记载：1930年6月“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氏辞职”。8月，聘请陈源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 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以后，于当年秋到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国文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等课程外，还在外文系讲授“英诗”等课。1932年的暑假过后，闻一多回到了离别10年的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除担任大一国文的教学外，还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三门课。 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迁往昆明，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在西南联大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拍案而起，奔走呼号，怒斥国民党特务，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1946年7月15日，被特务枪杀于昆明，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武汉大学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诗人、学者，于1985年在老图书馆东侧的文学院（现数学与统计学院）旁，树立了一尊闻一多半身铜像，以寄托武汉大学师生对这位首任文学院院长的景仰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