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年期 3 月
胡方艳等：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Mar.2009 127 第1期 Journal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1
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伊犁锡伯族的藏传佛教信仰
胡方艳，贺元秀，苏德善，王 鹏，赵崇禧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①
摘 要：锡伯族是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其部分西迁伊犁后曾为祖国的屯垦戍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清代伊犁锡伯营藏传佛教寺院和卡伦寺庙为主要考察对象，用较翔实的资料论述了靖远寺的历史、建置、藏经、主要经济来源、宗教活动以及卡伦寺庙的相关情况，表明藏传佛教在锡伯族社会中的功能及其对锡伯族群的影响。
关键词：锡伯族；藏传佛教；靖远寺；卡伦寺庙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9）01—0037—08
锡伯族是发源于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之一，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锡伯族虽然人口较少（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全国的锡伯族人口总计188824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族人口为18938人，约占其民族总数的百分之十），但其整体文化素养高。锡伯族在我国的民族大花园中独具魅力，他们不仅热爱自己的历史文化，还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格外尊崇；并以其骁勇善战而著称，在祖国边疆的保卫史中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考察一个民族，离不开对其信仰史的关注。锡伯族以她既固守又开放的心态，既珍视和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又勇于接受新事物，这使其信仰史呈现出异样的色调和多元化的特点。锡伯族从早期在东北山林原生态下就出现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到母系氏族时期出现的萨满教[1](P55)，这些统归于原始信仰；到了金元时期藏传佛教开始进入锡伯族的精神世界，至清初向盛京等地的南迁，并在清政府的推波助澜下，藏传佛教在锡伯族中已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自大兴安岭南迁至嫩江流域，锡伯族先祖开始由游牧渔猎逐渐转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
方式[2]P274，随后不断的南迁也让其越来越接近汉
文化区域，汉地信仰也十分自然地进入其信仰世界。
如果仅仅这些，我们就会随时间之流自然而然地理出锡伯族信仰的脉络；但不只是这些，历史上以至于现代的锡伯人对于信仰不是简单的耽迷与抛弃，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对较高文明的尊崇和痴迷，同样地表现出他们的真诚与热情。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王朝对部分锡伯族的西迁，是历史给我们一次在大变迁中对族群宗教信仰史考察的宝贵机会。锡伯族对于纷繁的各路仙家、神佛以及
②
世代传下的喜利玛玛、海尔堪玛法都给予尊崇，而不只是作接受或放弃的单向选择。所以在其信仰史上呈现出原始信仰（自然崇拜、祖先信仰、萨满教等）、藏传佛教以及汉地信仰（关帝、娘娘信仰等）并存的局面。笔者在探寻的过程中，亦试找寻这种现象背后的缘由。
本文主要介绍锡伯族的宗教信仰之一——藏传佛教（喇嘛教）信仰。
一、西迁之前锡伯族藏传佛教信仰状况
发源于我国东北的锡伯族，早期生活在大兴安
（
）
38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岭地区，南北朝以后迁移到以绰尔河、洮尔河为中心的嫩江一带；辽金统治时期，锡伯族曾为其所属；元时，又置于蒙古统治之下，直到清初（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清统治者从科尔沁蒙古手中“赎回”，至此锡伯族在蒙古各部的统治之下长达
400年之久[2]（P275-266）
。从此大部分锡伯族逐渐移至齐齐哈尔、吉林乌喇等地，迁移的方向大体由北向南。之后的七十多年，锡伯族主要以调防的形式进驻盛京（今沈阳）、北京等地，开始与汉等民族进行较密切接触。乾隆二十年（1755），历时康、雍、乾三代皇帝，对准噶尔的平叛彻底结束；时隔四年后，清军对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也彻底平定；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均被纳入清朝的版图。内忧已除，而外患（沙俄等强邻）仍旧极具威胁，此时戍边保疆的事宜便提上了日程。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从盛京（今沈阳）所属15处拣选锡伯官兵千名，挈眷计3275人驻防伊犁，开始了他们艰苦卓绝的屯垦戍边的历史。
锡伯族的西迁，并不意味其信仰史的中断。如果不考察锡伯族在东北的信仰史，有些学人很容易认为锡伯族的喇嘛教信仰是其移居伊犁后的行为。因为当时的伊犁是西域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中心。额鲁特（亦称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在这之前就生活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并且额鲁特蒙古在明末就皈依了喇嘛教。如果我们先考察锡伯族在东北时的信仰，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用说远，在锡伯族军民挥泪离开盛京时（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后来该族将这一天作为“西迁节”以示纪念），盛京的老老少少就是在锡伯家庙太平寺举行隆重的送别仪式，这座太平寺就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如果我们再顺着锡伯族的迁徙史上溯，“早在金末元初藏传佛教就传入蒙古族地区，随着它在蒙古族地区逐渐扎根，锡伯族也开始皈依该教，使其固有的宗教文化受到冲击，出现了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相互斗争、相互影响并长期共存的现象；到明末，锡伯族完成了对藏传
佛教文化的选择过程。”[2]（P288-289）
这些研究推定与现存的锡伯族所留下史料、遗存是能够接续上的。入关前，“清统治者就在盛京敕建麻哈哈剌庙（建于1635年）、实胜寺（皇寺，建于1638年）、永光寺、法轮寺等七座喇嘛庙。非敕建喇嘛庙，从清初至民国六年（1917），共建了八座，包括兴庆寺（满洲家庙）、积善寺（蒙古家庙）、善缘寺（汉军家庙）、太平寺（锡伯家庙，群众集资建成于康熙三十六年）
等。”[3]（P71-73）
李勤璞先生将盛京喇嘛寺的兴盛归因
于其时东蒙古喇嘛庙创建热潮中的连带反应不无
道理。“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光绪五朝是东蒙古喇嘛庙创建最盛的时代。盛京诸藏传佛教民间寺庙的创建以及太平寺的几次扩建完备，正与东蒙古建寺热潮契合。两者兴盛之雷同，说明它们与东蒙古藏传佛教进展息息相通，属于一个流通区域，
有密切的人员、佛事的往来。”
[3]（P77-78）
由以上材料也可看出，锡伯族的南迁，没有使其民族消融在统治她的民族里。太平寺锡伯家庙的建成，也说明在藏传佛教的旗帜下，明末清初打破哈拉（同姓家族）、莫昆（同姓家族分支）的界线，伴随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锡伯族的民族认同感逐渐加强，族体意识亦愈发彰显。
清初，东北盛京锡伯族藏传佛教信仰进入稳定的发展期。盛京有七座官建喇嘛教寺院。除北塔法轮寺为锡伯族喇嘛（19名），其他六寺全为蒙古族喇嘛。又因法轮寺的锡伯族喇嘛通晓满语，用满文诵读经文，他们因此受到清朝皇帝的赏识。乾隆皇帝四次东巡盛京，其中有两次至北塔法轮寺，并留有诗文“法轮演国语，永佑万宗都”。为此，皇寺
实胜寺为锡伯族喇嘛专设诵经堂[4]（P153，157）
。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主中原的满族逐渐忘记“国语”（满语、满音）时，而锡伯族喇嘛的“国语”诵经愈发显得珍贵起来。当时隔二百多年后，在伊犁察布查尔县以及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能操一口流利的锡伯语（近同满语）可以话家常时，那次西迁的意义又是另一个层面了。
审视太平寺布局时，不难发现它不是一座纯粹的藏传佛教寺院。从太平寺的平面图可以看到，三世佛大殿的西侧为关帝殿，东侧为文昌殿，这种汉地传统信仰的渗透在锡伯族的南迁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西南角的狐仙堂的设置又体现出其
狐狸崇拜与汉地民间信仰的结合[3]（P113）
。
锡伯族信仰藏传佛教是有保留的。他们不像蒙古族或藏族信徒那样会选五官端正、聪明伶俐的孩子当喇嘛。相反，大多家长是因为孩子有病，为了求佛祖的保护，或父母有病，替父母还愿及其他穷困原因才送孩子到庙里。这里的深层原因大概可归结为：锡伯族人口少，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为了族群的生存和发展自我保护意识会让他们作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亦可解释其对藏传佛教信仰的保留性，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理性，毕竟他们西迁的主要职责是戍边；还有，随着藏传佛教进入锡伯族的精神生活，哪怕是在最狂热最痴迷的时候，喜利玛玛、萨满在他们心灵深处仍占据
第1期 胡方艳等：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39 着无法取代的特殊的地位。对传统的忠诚和热情也让这个民族拥有自信和胸怀，在对待较高文明时敢于取舍，在各种文化交融中也有一种含而不露的执著；这使其最终也没有消融于其他民族的大流之中。
对藏传佛教信仰有所保留的态度并没有减弱锡伯族群众对它的热情。“太平寺每年正月初八至十五日，四月初八至十五日期间举行庙会。这时，辇载法轮寺释迦牟尼铜像，让两名小男孩扶住，经小门、中街，来到太平寺。一路上，鸣竹放炮，甚是热闹。初九、十日念经。会毕，送回释迦牟尼铜像……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初一，不出庙门，举行念经活动。念完一部甘珠尔经，听者捐钱。此外，每日午刻还举行念太平经。逢年过节，锡伯族人（还有其他民族）络绎不绝地来到太平寺，听喇嘛念
经。”[5]（P177-178）
从中我们可看出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太平寺落成后，随之不断的繁盛也表明它在锡伯族生活中的地位也愈显重要，不仅成了他们精神的依托，还成为同族间加强交流、联络情感的重要场所。
综上所述，西迁前锡伯族就已接受藏传佛教，有学者推定为金末元初。至科尔沁蒙古时，隶属关系使锡伯族与之频繁来往，许多锡伯人已娴熟掌握蒙古语，藏传佛教与其传统信仰一样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明末，藏传佛教与锡伯族的传统信仰已度过了磨合期，这就为清初在盛京建立锡伯喇嘛为主的法轮寺和太平寺时显得水到渠成。整个清朝，藏传佛教在大环境下以及通过清统治者的支持与宣扬已取得“半个国教”的显赫地位。
二、西迁后伊犁锡伯族藏传佛教信仰考察 西迁没有中断锡伯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幸存下来的《锡伯族喇嘛寺事宜》（清政府及锡伯营总管档房对宗教事务管理的重要档案资料）愈发显得珍贵。热心于此项研究的学人逐渐使这段历史清晰起来。
（一）靖远寺小史
“由盛京移驻伊犁时，有十余位喇嘛同来。于乾隆四十六年修建寺庙，建佛殿四十三间，让喇嘛寄宿诵经。嗣后将各牛录里体弱有疾，不合挑选披甲（士兵）当差之闲散西丹，陆续选为喇嘛，已发
展到五十一名喇嘛。”[6]（P254-255）
从留存的资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喇嘛已成为伊犁锡伯族群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达伊犁后，贫乏艰苦的屯垦戍边生活没有浇灭他们信仰的热情，十余年后，经济条件稍加宽绰就开始着手修建
寺庙，这就是锡伯族喇嘛寺庙——靖远寺的前身。
由管兴才先生翻译的《锡伯族喇嘛寺事宜》记载表明：锡伯族宗教活动也纳入清政府管辖的范围。记载时间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其间修建喇嘛寺院三次，补修一次；有记载的驻寺大喇嘛计十任。
“乾隆四十五年，哈总管玛尔太任内（指锡伯营总管哈玛尔太），建筑喇嘛寺，计喇嘛十名住寺奉经之。
于（乾隆）四十六年，修建佛殿，又造住室四十三间，于是增加喇嘛人数，是报有案，事在巴总管（指巴扬阿）任内。
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间，全营合力建修寺庙，已经落成房屋五十间……
于（嘉庆十四年）九月间，呈请于寺赐称号等情去后，有满营佐领喜凌阿带来便条写云：伊犁额鲁特营寺称号‘圣佑寺’，察哈尔营寺称号‘镇远寺’，锡伯寺称号‘靖远寺’。
于十一月间，将敕赐寺号造做匾额悬挂。…… 道光六年五月间，补修寺院。……
于（同治）四年八月初七日，叛军火烧锡伯营喇嘛寺，以经卷迁移六牛录俸之。……
于（光绪）十七年三月起，动工建筑新喇嘛寺。 于（光绪）十八年八月初十日卯时，佛与经卷及各喇嘛，由六牛录迁居新寺，佛与经暂行供在大喇嘛公馆。……
于（光绪）十九年七月八日卯时，以佛殿架柱上梁。木匠负责人为六牛录纳尔吉。
于（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伊犁将军长庚来寺一宿，拜佛献香资一十两，此时动工起造喇嘛
坟院。”[7]（P410-414）
有关靖远寺档案的发现，极大地弥补了人们关于它的早期记忆的偏差。靖远寺的兴衰史大致如下：在锡伯族西迁伊犁十八年后，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锡伯营总管哈玛尔太主持，在左翼镶白旗孙扎齐牛录佛嘎善（即老庄子，绰霍尔河北岸，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8团医院住址），兴建第一座喇嘛苏木（寺庙），第二年完工。这是锡伯营第一次修建喇嘛寺庙。
26年后，伊犁锡伯族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总管图伯特的倡议与率领下，历时七年凿通了察布查尔大渠。随后锡伯营八旗军民由绰霍尔河沿岸佛
嘎善南迁至新渠两岸筑城定居。”[8]（P153）
嘉庆十二年（1807）在新城内东北角建寺，两年后敕赐“靖远寺”（锡伯人称之为郭罗克伯——鄂尔合内布勒
40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珠克特痕），并挂匾，后逐渐发展为伊犁地区的八大喇嘛寺庙之一。这是第二次修建。
同治四年（1865）靖远寺遭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劫难，惨遭回维起义军焚毁。伊犁地区进入动荡期。6年后，同治十年（1871）四月，沙俄占领伊犁，开始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其间锡伯社会经济惨遭破坏。在清政府收复伊犁的十年后，即光绪十七年（1891）才动工在故址合力集资修筑新喇嘛寺。这是第三次修建。
经过二十年的沉寂与压抑，锡伯族群众再次显示他们的宗教热情，各牛录也掀起了建寺高潮，除了重建靖远寺，还修建关帝庙、娘娘庙等。兴盛一时的“靖远寺”在三区革命时期也曾修葺一次。斗转星移，解放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这座锡伯族建筑艺术宝库历三次洗劫。寺内各建筑当作库房，日复一日地破败下去。
改革开放后，在锡伯族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靖远寺得到修复和保护。现在它已焕发容颜，迎接八方游客。1990年12月靖远寺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靖远寺的喇嘛
根据《锡伯族喇嘛寺事宜》记载，自乾隆二十九年到民国十七年的大约165年中，靖远寺有记载的驻寺大喇嘛共十任。
第一任大喇嘛是伊西模伦，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任主持，约37年。
“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间，……于寺饬立称号，并于大喇嘛伊西模伦、格斯奎（喇嘛职称）绰依扎木素、德木齐（喇嘛职称）达尔扎等，准予颁发扎符（即任令状）等因由图总管（图伯特）转呈。”[7]
（P410）据实际情况模大喇嘛在政府敕封前就已担任此职。
第二任大喇嘛是达尔扎，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至道光八年（1828）三月间任主持，计约13年。
第三任大喇嘛为卓都巴，自道光八年（1828）三月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间任主持，在任计约18年。
第四任大喇嘛是丹巴，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九任主持，在任约3年半。
第五任大喇嘛是遵都，道光二十九年（1849）
正月至同治十年（1871）闰四月初五作主持，计约23年。
此后时值沙俄占领伊犁，大喇嘛一职虚悬约13年。至光绪九年（1883），锡伯营在六牛录暂俸经典处补放喇嘛缺，以绰依丹为大喇嘛，为第六任，至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过世，在任约3年。
色楞为第七任大喇嘛，自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至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任主持，计约2年。
色楞大喇嘛过世后，《锡伯族喇嘛寺事宜》记载已不十分详细，疏漏较多。资料中只出现第八任大喇嘛过世的日期“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喇嘛普恩素克去世”。笔者走访靖远寺现任旦僧喇嘛了解情况，可推定在色楞大喇嘛过世后接任的是普恩素克。普大喇嘛任主持时，靖远寺非常兴盛；他也是该寺历史上有名的喇嘛之一。这样，他在任时间如果从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起到宣统二年（1910）大约为23年。
第九任大喇嘛苏勒提木“民国九年（1920）十月十五日去世。以扎符德木齐皮热里为代理大喇嘛。”他可算是靖远寺的第十任主持。
清政府早期对靖远寺喇嘛的管理相当严格，大喇嘛、格斯奎、德木齐均为理蕃院任命，颁发扎符（即任令状），并申明其各自职责。其他喇嘛班第（政府正式承认的喇嘛）政府亦记录造册，发给证件。清末随着清王朝的没落，管理逐渐松弛。
由于靖远寺经历多次毁灭性的破坏，散落在民间的珍贵政府档案也七零八落，没有完整资料可续接。有关靖远寺后来的情况，笔者走访了现任喇嘛旦僧。旦僧喇嘛，锡伯族，俗姓“觉罗氏”，取汉姓赵，名为崇禧。1935年生，1945年入寺做喇嘛。他的师父为德木齐土木特，其时正值三区革命时期，寺里主持为杨拉克大喇嘛（俗姓安，乌珠牛录人氏）。1949年新疆解放后，“49年底至51年间寺里的15名喇嘛还俗，只留格斯奎阿热那看守寺院。大喇嘛杨拉克、二喇嘛阿热那和三喇嘛土木特，他
们在20世纪50年代都去世。”[9]（P215）
改革开放后，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从20世纪80年代起，阿拉西喇嘛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一届代表；达尔吉喇嘛（俗名杨文才，原居四牛录）为第二、三、四届代表，于2005年1月辞世；现任旦僧喇嘛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会员。
靖远寺的喇嘛管理设置较简单。主持为1人，就是大喇嘛，总理寺院的事务；二喇嘛为格斯奎，主要负责寺院的宗教事务和监督事宜等；三喇嘛德木齐主要负责寺院总务，即日常生活事务；再下就
第1期 胡方艳等：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41 是小喇嘛。小喇嘛之间只有入寺时间的早晚，没有等级之分。主持、格斯奎和德木齐都可带徒弟，一些进寺较早的师叔亦可带徒弟。
靖远寺锡伯族喇嘛的来源，主要有四种情况：第一类是一个家族如有喇嘛，必须选一位本族人氏继承；第二类是家里有多病的孩子，送寺里做喇嘛，以期摆脱病魔；第三类是无依无靠的孤儿；第四类是成年人由于犯罪，进寺做喇嘛以求解脱罪恶。
靖远寺的喇嘛人数：随西迁初来的喇嘛为十余名，乾隆末已达51名；嘉庆二十一年达尔扎大喇嘛时有74人；道光十一年寺中留喇嘛20名，其余返回原籍；咸丰六年，住寺喇嘛40名；解放前夕约18名喇嘛。寺中人数的起落也反映出了靖远寺难逃社会动荡与变迁的冲击。
（三）靖远寺的建置与藏经
孙扎齐牛录（五牛录）位于察布查尔县县城以西6公里。原牛录城堡南北、东西各1公里，靖远寺就位于牛录城堡内东北角。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寺庙建造格局如下：
“四周曾筑有高大围墙，周长480米，周宽360米，围墙正南竖一堵横峙砖砌影壁，高8米，宽12米，厚1.2米，两侧各有一扇山门。里院东南墙角有一间屋是‘巴扎庙’，庙两侧又有一山门，成独立小院。
小院正北便是‘靖远寺’大门，门匾上镌刻锡、汉文‘靖远寺’大金字，笔法工整，苍劲有力。大门两侧砖石台阶上各屹立一石狮，煞是雄伟。走进大门，便是四大天王殿，取自《封神演义》魔家四将彩色泥塑，其中：魔礼红擎伞、魔礼白马旁持青龙、魔礼青弹琵琶、魔礼里抱花虎豹，洒脱逼真。走出天王殿北门，便是如来佛大殿前院，院正中央置一石狮香炉，烟火不绝。院东边立一高杆木架，东挂苏木生铁大钟，西悬牛皮大鼓。攀木梯敲打，钟鼓齐鸣，四周相闻。如来佛大殿系一座木构牌楼式建筑，面额高挂光绪皇帝黄绸敕封。这里是众喇嘛念经之所。殿屋正中摆设众多铜制佛像，千姿百态。两侧众喇嘛按次入座。
如来佛大殿又称中堂正殿，其稍北两侧各筑砖木牌楼一座，东为鼓楼，又称‘阎王殿’，里面挂喇嘛们的画像，以示纪念，又壁画《西游记》唐僧四人西天取经水彩画。西侧牌楼里供奉诸菩萨塑身，有观音、文殊、普贤、弥勒等。面额横匾上记载修建苏木时捐献钱款银两人之姓名，以示表彰。
穿过牌楼中央院落，北行便登三世佛大殿。清
光绪二十年（1894），素系众望的锡伯营领队大臣色布西贤（字宣堂）亲笔篆刻一木匾，上书‘万寿无疆’四个大字，周镶诸色铁花，挂于大殿面额。三世佛大殿是整座寺院中最高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系砖木浑然成一体的两层楼阁，多色琉璃瓦顶，在阳光中闪烁，为寺院涂上神秘的色彩。楼背陡斜，正中竖一深蓝色木杆，杆尖嵌葫芦形黄球。行人老远便望见高耸入云的杆尖，不由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双层木屋檐层层叠叠，龙行凤飞，异角翘起，极其精巧，每角各挂大中小三只铜铃共二十四只，随风而鸣，悦耳动听。三世佛大殿台基很高，土基四周全用砖石拱围，底层两边还有十根杉木柱顶撑。三世佛大殿一层堂中供奉天、地、人三皇泥塑彩身，端坐于中，非常生动。两侧靠墙处各设一藏经黄漆木架，西木架里存甘珠尔经，东木架里存阿
里亚经，共计有160卷，故又称藏经阁。”[10]（P60-61）
在佟加·庆夫和瓜尔加·文明先生的笔下，我们仿佛置身于昔日靖远寺最辉煌的瞬间，时光不在，如今我们见到的它变得狭小、一些建置也不见了踪影。据旦僧喇嘛回忆，与三世佛大殿北面隔墙有两栋房屋，寺院正东隔墙还有5栋，都为喇嘛住宿区。每幢房子有3间住房，并配2个库房和1间厨房。每幢房子通常就是一个单元，住着同一个师傅的弟子；人数不固定，师傅是固定的。寺东面由南而北的第四幢住房最宏伟、面积也最大，是大喇嘛的住房，房内陈有佛像，摆设饰有松木雕花。原东面的住宿区现已成为锡伯族民族风情园的区域。
藏经是寺院重要的组成部分，靖远寺佛经的主要来源：据推测锡伯喇嘛的佛经刚开始是从东北带至伊犁的，最初修寺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让他们“住寺奉经”；佛经的第二个来源就是购买，据载，“于（道光）二十年八月间，委派三牛录鄂永武（委格斯奎）、二牛录索伦营大喇嘛塔布克、六牛录德木齐丹僧等，发给护照，前去乌里雅苏台三音诺音部，由张嘉呼图克图处请藏经，于二十一年正月间，请经回来。为请经献张嘉呼图克图纹银五十两，献
香资纹银二百两……”[7]（P412）
；靖远寺佛经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普化寺的藏经，“清同治初年，伊犁回民起事，发生兵乱。惠远城普化寺所藏
全部佛经，转移至靖远寺”[8]（P165）
。
靖远寺在伊犁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中藏经最多，种类较完整。伊犁各地崇佛的信徒，慕名而来，盛况空前。据传，昭苏县圣佑寺曾派专人预以千匹马换靖远寺的《甘珠尔》，竟无果而还。
靖远寺所藏经卷的详细目录已无从考证，只知
42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经卷包括藏文经《丹珠尔》、《甘珠尔》以及蒙文经《阿里亚经》等经籍。据李勤璞、李向东两位先生考证，这部《阿里亚经》是指“阿里亚波罗经”，阿里亚波罗，即千手千眼观音，是圣观自在菩萨名的音译。
（四）靖远寺的经济来源和宗教活动
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一所寺院是难以运行的。靖远寺的主要收入分别为由政府拨给、寺院田产收入、信徒捐赠、放贷所得等多种途径。由于寺内大喇嘛等人由政府任命，拨银供养喇嘛已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据《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所记：（伊犁地区）所需兵饷经费银两细数清单中就包括在乾隆四十年、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的“喇嘛估需钱粮银一
千三百七十两四钱零”的记录[7]（P86-90）
。在察布查尔大渠凿通后，大片的良田得以开垦，“分给喇嘛寺庙作香火地四百零四亩”；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恭请佛像入新殿佛龛……由副总管之田地内，拨给喇嘛寺地六十亩。由公孳生羊拨给羊一百只，带犊乳牛十条。”当寺中有余款时，亦向外借贷。“于（道光）十二年正月间，将寺中储蓄之银，于八旗放出借款，每旗一百两，每两每月生息一
分。”[7]（P410-414）
据旦僧喇嘛回忆，三区革命时，寺院的田产还相当多，五牛录的第一渠口所灌溉的田地就是“喇嘛扎弯”，约千亩之多；现68团前600多亩地亦属靖远寺；由于人力有限，除了雇人轮换耕种，有些田地就成了闲散地。
靖远寺的建造是由锡伯族民众集资兴建而成，锡伯族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企盼也寄托在对神佛的忠诚上。作为伊犁地区锡伯族唯一的一座大型喇嘛寺，许多宗教活动离不开群众的热忱参与。此外，锡伯营总管、佐领也是必不可少的热心参与者和支持者，因此，该寺的宗教活动在当时特别活跃，在世的一些老人还记忆犹新。
日常宗教活动主要是每天早、中、晚念经三次，吹法螺三次。先念宗喀巴赞词，后念佛经，此谓小念；每半月法会念经，此谓大念。此外，每逢百姓婚事，喇嘛应邀去念经。主持新郎新娘拜天地，往灶火中扔羊尾油，祝福子孙满堂。每逢百姓丧葬，都到各家各户去超度亡灵。特别是在春节前后喇嘛最为忙碌，锡伯营八牛录民户争先请喇嘛到自家念经，祝愿人们身体安康、谷实年丰。
靖远寺每年举行三次大经会：
第一次经会是在大年初十到十五，念“塔奔多
霍西特”经；
第二次经会是从农历七月初六到七月十五，念“雨如马哈打儿”经；
第三次经会是在农历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经会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四大天王的院子里开始摆灯。这些灯是由家家户户用面团加油蜡制成（寺院的喇嘛也做一些），被称为朱拉灯（油灯），献给寺庙，合祭众佛。这些朱拉灯被一字摆放在供桌上，有千盏之多，一盏特大的朱拉灯被摆放在中间。喇嘛仪仗队吹吹打打，绕灯而行（吹些“五谷丰登”类喜庆的调子）。夜幕来临时，点燃所有的“米安朱拉”（即千盏油灯），院内顿时烟雾缭绕，灯火辉煌。众僧诵经，漫步绕转“米安朱拉”，牛录章京尾随而行。当仪式结束后，大喇嘛“嗑”的一声指令，众人便蜂拥而上争夺朱拉灯，拿回家烤饼吃。据说吃上此饼可祛除邪魔，保佑平安。
举行三大经会时，都要去塔林扫墓，墓地在牛录城堡外东北处。
历史上靖远寺别具影响的另一个宗教仪式就是“索若玛克塔朩比”（即“抛框”）。“抛框”仪式不是每年都举行，是在本地区遇上灾年或瘟疫流行的年份才做。
“据信徒们说，人间之所以发生战乱或灾害，是因地邪而起，举行‘抛框’是为了震慑或镇压邪气，以求天下太平。靖远寺自创建以来，据说先后
举行过四次抛框活动。”[8]（P157）
1948年的那次“抛框”仪式，旦僧喇嘛亲自参加过。首先在正三角形的木板上镶框，每边1尺左右。在框里放置用面粉做的不着色的鬼怪，面目狰狞。仪式在第一次大经会的最后一天举行，在举行的前二十天，寺庙的喇嘛即天天焚香诵经。那次“抛框”仪式曾震动全县，八个牛录的官员百姓近万人云集孙扎齐牛录。仪式开始后，由八个牛录章京（佐领）分背《甘珠尔》经引路前行。享有盛誉的杨拉克大喇嘛端坐在四人抬的轿上主持整个仪式，他右手拿鬼框，左手持佛铃，轿走几步他就摇一次佛铃，口诵经文。众喇嘛仪仗队，亦合诵经文，吹号打鼓，敲锣击钹，震天动地。浩浩荡荡的队伍由寺的西脚门出寺，从牛录北门开始逆时针行绕城内一周，再由北门出城。向城外东北面的寺院墓地而行，墓地大门外东侧早已挖好大火坑。这时总管率人鸣枪助威，众人呐喊。杨大喇嘛把鬼框抛入熊熊烈火中，以示魔鬼在火坑里烧死。众青年跳入火坑，在烈火中抢夺鬼框。听老人说如果能抢回一块鬼框碎片，悬挂在房梁上，就可袪邪得福。
第1期 胡方艳等：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43 时光荏苒，靖远寺昔日风光不再，但作为锡伯族群众精神家园，每年西迁节以及重大的传统节日，仍然有锡伯族群众在这里祈愿。
三、卡伦寺庙和喇嘛寺的社会功能
乾隆二十九年，锡伯族西迁伊犁的主要任务就是戍边。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设卡伦（即哨所）和台站。乾隆末年，锡伯营官兵驻守的卡伦就有18个。卡伦实行换防制，多则三年或两年一换，少则几个月。长期远离亲人，在枯燥而又艰苦的驻防生活中，官兵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呢？宗教信仰在他们的边防生活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辉翻卡伦来信》[这是一封由锡伯营镶白旗（五牛录）披甲（兵士）何叶尔·文克津道光年间在卡伦驻防时，写给家人的一封信]写道：“……卡伦乃设在高阜之上，其东南建有寺庙一座，正北长有大树一株，寺庙四周所植之树，约有一拃粗细，……嗣后，先出卡伦大门巡视，后走入寺庙，礼拜神位。庙堂之内供奉‘三世降魔大帝’与‘威灵镇远天神’；两侧尚祭有山神、土地神、路神、龙王、火神、马神和班第祖师等诸神灵。门上悬有前任侍卫恭题之匾额及对联。又登上鄂博观瞻，见
有满文题书字样。”[11]（P137-140）
从信中所反映的信息看，这封信是何叶尔侍卫换防当天的记录与感慨。从寺庙周围所植树的粗细，可推想寺庙建成已有些时日了。巡视完毕即礼拜神位，尊崇之情跃然纸上。庙内所供主神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三世降魔大帝”是指哪方神圣呢？翻阅资料查得喇嘛教对于关羽很是崇敬，“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和第三世土观活佛洛桑曲古尼玛均为喇嘛教著名高僧，曾被清朝封为国师。在其18世纪所著的《洛桑慈成文集》和《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中，将关羽列为喇嘛教的神灵体系中，称为大战神、尊赞神、护法神，给予了‘三界降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的封号，并建立起完整的祭祀关羽的
宗教仪式。”[12]（P309）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三世降魔大帝”与“威灵镇远天神”无疑同指关羽将军，只是肖夫先生把《辉翻卡伦来信》译成汉文时误把它们当作是两位神灵。关羽将军这时已化作了藏传佛教信仰中的神灵，并被封为战神，难怪卡伦哨所的寺庙会供其为主神。实际上，关羽将军早已是锡伯族中家喻户晓的人物，《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在锡伯群众中异乎寻常地流行，许多群众能大段大段背出其中的
情节，对关将军的尊崇不亚于汉民族。当时，锡伯营八牛录都建有关帝庙。锡伯民间还流传着“关帝显圣”的故事，关羽曾帮助他们打败敌人。在危难时关帝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关将军的忠勇也时时激励着他们奋勇杀敌。
考察卡伦寺庙，不难看出这是个喇嘛寺庙，其中所供的“班第祖师”当指主持这个小寺的喇嘛的师父或师爷。虽然所供的其他神灵是锡伯族的民间信仰和早期自然崇拜的神灵，但这些神灵都与保证战争的胜利息息相关。联系起锡伯营各牛录所建的关帝庙和娘娘庙，汉地信仰的神灵也已成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毋庸置疑，作为当时主流宗教的喇嘛教对锡伯族军民生活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社会功能可归纳如下：
首先，无论是作为伊犁地区锡伯族唯一的最大的喇嘛寺——靖远寺，还是为卡伦官兵服务的小寺，它们共同所起着凝聚与团结族人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勇敢地生存、发展下去，以及激励士气，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作用。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也许激烈的战斗、勇敢的英雄，或许年复一年的屯垦戍边的生活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但考察他们的信仰或许会更近地走近那段历史。
第二，清政府利用藏传佛教有效地管理民众。当时清政府尊崇喇嘛教，供养喇嘛，在加强其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对喇嘛管理严密，政府还参与并掌控宗教活动；在当时人们有限的认识水平上活跃的宗教活动确实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政府以此更有效地管理民众。
第三，喇嘛医生改善了锡伯族的医疗条件。喇嘛教与锡伯族一直没有放弃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相比，在宗教进程中属于较高一级的信仰，在争夺民众方面，后者远不是前者的对手。就以与信徒息息相关的健康而言，萨满巫师的医术远远比不上喇嘛。例如靖远寺第一任主持模大喇嘛，他不仅精通三世佛经，还以高超绝伦的医术在群众中赢得很高的声誉。他在伊犁河南北两岸为穷人看病，对疑难杂症也能妙手回春。
当时锡伯族群众对“喇嘛医、喇嘛药”很是敬重与信任，清朝锡伯营八个牛录都有一名喇嘛。喇嘛们除了念经，为群众看病也是他们的主要职责。而萨满看病主要是跳神（没有有效的药物），喇嘛给病人看病时博采本地草药，土方配制，还使用矿物药物。实际上是以藏医为主，辅以火炙等方法治疗外科病症。这在当时医疗条件极端恶劣的边疆，
44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喇嘛医无疑代表着先进，这对提高与改善锡伯族民众的健康状况，保证充足兵源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四，喇嘛积极参与锡伯族重大社会事务，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当时喇嘛的政治地位和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很高，有胆识的喇嘛也借助他们特殊的身份为本族的发展谋利益。“据传说，当时图伯特及他的有力支持者，在伊犁九城享有‘神人’盛名的正红旗（四牛录）摩伦大喇嘛（即伊西模伦），亲赴将军衙门，大义凛然，力排众议，
（）
给将军立下军令状”[13]P82，为察布查尔大渠的成功开挖争取将军的支持，并帮助图伯特取得凿通大渠的最后胜利。
喇嘛寺收留病孩子和孤儿做喇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也有助于锡伯族社会的稳定和道德宣扬。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于藏传佛教信仰，锡伯族群众的态度也更冷静与客观，这是科学的进步。但逝去的历史应留在珍视历史文化的锡伯族的记忆里。 注释：
①《察布查尔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研究》是笔者2007年5月申请的伊犁师范学院的院级课题，主要参加者有贺元秀、苏德善和王鹏老师。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原为清朝锡伯营八个牛录所在地，文中简称为察县。
②喜利玛玛是锡伯族崇拜的庇佑人口兴旺和家宅平安的女祖先神；海尔堪玛法是保护牲畜安全生产、茁壮成长的男祖先神。“玛法”在锡伯语中意为“男祖宗”；“玛玛”在锡伯语中意为女祖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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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锋晖.锡伯族弓箭文化[A].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二辑）[C].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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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张建国】
The One of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Studies on Sibe’s Religious Belief in Chapchar of Xinjiang
——The Tibetan Buddhism of Sibe
HU Fang-yan, HE Yuan-xiu, SU De-shan, WANG Peng, ZHAO Chong-xi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835000, Xinjiang)
Abstract : The Sibe nationality is one of ancient ethnic minority group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The Sibe ever made excellent contribution for motherland in exploiting and garrisoning frontier after their westward movement in Yili. The paper involves the history, layout, main economic sources,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Jingyuan temple as well as some information of a Kalun (frontier sentry post) temple. These show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reveal their influences to the Sibe nationality.
Key wards: The Sibe nationality; Tibetan Buddhism; Jingyuan temple; Kalun(sentry post) temple
2009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年期 3 月
胡方艳等：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Mar.2009 127 第1期 Journal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1
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伊犁锡伯族的藏传佛教信仰
胡方艳，贺元秀，苏德善，王 鹏，赵崇禧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①
摘 要：锡伯族是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其部分西迁伊犁后曾为祖国的屯垦戍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清代伊犁锡伯营藏传佛教寺院和卡伦寺庙为主要考察对象，用较翔实的资料论述了靖远寺的历史、建置、藏经、主要经济来源、宗教活动以及卡伦寺庙的相关情况，表明藏传佛教在锡伯族社会中的功能及其对锡伯族群的影响。
关键词：锡伯族；藏传佛教；靖远寺；卡伦寺庙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9）01—0037—08
锡伯族是发源于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之一，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锡伯族虽然人口较少（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全国的锡伯族人口总计188824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族人口为18938人，约占其民族总数的百分之十），但其整体文化素养高。锡伯族在我国的民族大花园中独具魅力，他们不仅热爱自己的历史文化，还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格外尊崇；并以其骁勇善战而著称，在祖国边疆的保卫史中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考察一个民族，离不开对其信仰史的关注。锡伯族以她既固守又开放的心态，既珍视和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又勇于接受新事物，这使其信仰史呈现出异样的色调和多元化的特点。锡伯族从早期在东北山林原生态下就出现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到母系氏族时期出现的萨满教[1](P55)，这些统归于原始信仰；到了金元时期藏传佛教开始进入锡伯族的精神世界，至清初向盛京等地的南迁，并在清政府的推波助澜下，藏传佛教在锡伯族中已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自大兴安岭南迁至嫩江流域，锡伯族先祖开始由游牧渔猎逐渐转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
方式[2]P274，随后不断的南迁也让其越来越接近汉
文化区域，汉地信仰也十分自然地进入其信仰世界。
如果仅仅这些，我们就会随时间之流自然而然地理出锡伯族信仰的脉络；但不只是这些，历史上以至于现代的锡伯人对于信仰不是简单的耽迷与抛弃，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对较高文明的尊崇和痴迷，同样地表现出他们的真诚与热情。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王朝对部分锡伯族的西迁，是历史给我们一次在大变迁中对族群宗教信仰史考察的宝贵机会。锡伯族对于纷繁的各路仙家、神佛以及
②
世代传下的喜利玛玛、海尔堪玛法都给予尊崇，而不只是作接受或放弃的单向选择。所以在其信仰史上呈现出原始信仰（自然崇拜、祖先信仰、萨满教等）、藏传佛教以及汉地信仰（关帝、娘娘信仰等）并存的局面。笔者在探寻的过程中，亦试找寻这种现象背后的缘由。
本文主要介绍锡伯族的宗教信仰之一——藏传佛教（喇嘛教）信仰。
一、西迁之前锡伯族藏传佛教信仰状况
发源于我国东北的锡伯族，早期生活在大兴安
（
）
38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岭地区，南北朝以后迁移到以绰尔河、洮尔河为中心的嫩江一带；辽金统治时期，锡伯族曾为其所属；元时，又置于蒙古统治之下，直到清初（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清统治者从科尔沁蒙古手中“赎回”，至此锡伯族在蒙古各部的统治之下长达
400年之久[2]（P275-266）
。从此大部分锡伯族逐渐移至齐齐哈尔、吉林乌喇等地，迁移的方向大体由北向南。之后的七十多年，锡伯族主要以调防的形式进驻盛京（今沈阳）、北京等地，开始与汉等民族进行较密切接触。乾隆二十年（1755），历时康、雍、乾三代皇帝，对准噶尔的平叛彻底结束；时隔四年后，清军对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也彻底平定；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均被纳入清朝的版图。内忧已除，而外患（沙俄等强邻）仍旧极具威胁，此时戍边保疆的事宜便提上了日程。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从盛京（今沈阳）所属15处拣选锡伯官兵千名，挈眷计3275人驻防伊犁，开始了他们艰苦卓绝的屯垦戍边的历史。
锡伯族的西迁，并不意味其信仰史的中断。如果不考察锡伯族在东北的信仰史，有些学人很容易认为锡伯族的喇嘛教信仰是其移居伊犁后的行为。因为当时的伊犁是西域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中心。额鲁特（亦称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在这之前就生活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并且额鲁特蒙古在明末就皈依了喇嘛教。如果我们先考察锡伯族在东北时的信仰，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用说远，在锡伯族军民挥泪离开盛京时（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后来该族将这一天作为“西迁节”以示纪念），盛京的老老少少就是在锡伯家庙太平寺举行隆重的送别仪式，这座太平寺就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如果我们再顺着锡伯族的迁徙史上溯，“早在金末元初藏传佛教就传入蒙古族地区，随着它在蒙古族地区逐渐扎根，锡伯族也开始皈依该教，使其固有的宗教文化受到冲击，出现了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相互斗争、相互影响并长期共存的现象；到明末，锡伯族完成了对藏传
佛教文化的选择过程。”[2]（P288-289）
这些研究推定与现存的锡伯族所留下史料、遗存是能够接续上的。入关前，“清统治者就在盛京敕建麻哈哈剌庙（建于1635年）、实胜寺（皇寺，建于1638年）、永光寺、法轮寺等七座喇嘛庙。非敕建喇嘛庙，从清初至民国六年（1917），共建了八座，包括兴庆寺（满洲家庙）、积善寺（蒙古家庙）、善缘寺（汉军家庙）、太平寺（锡伯家庙，群众集资建成于康熙三十六年）
等。”[3]（P71-73）
李勤璞先生将盛京喇嘛寺的兴盛归因
于其时东蒙古喇嘛庙创建热潮中的连带反应不无
道理。“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光绪五朝是东蒙古喇嘛庙创建最盛的时代。盛京诸藏传佛教民间寺庙的创建以及太平寺的几次扩建完备，正与东蒙古建寺热潮契合。两者兴盛之雷同，说明它们与东蒙古藏传佛教进展息息相通，属于一个流通区域，
有密切的人员、佛事的往来。”
[3]（P77-78）
由以上材料也可看出，锡伯族的南迁，没有使其民族消融在统治她的民族里。太平寺锡伯家庙的建成，也说明在藏传佛教的旗帜下，明末清初打破哈拉（同姓家族）、莫昆（同姓家族分支）的界线，伴随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锡伯族的民族认同感逐渐加强，族体意识亦愈发彰显。
清初，东北盛京锡伯族藏传佛教信仰进入稳定的发展期。盛京有七座官建喇嘛教寺院。除北塔法轮寺为锡伯族喇嘛（19名），其他六寺全为蒙古族喇嘛。又因法轮寺的锡伯族喇嘛通晓满语，用满文诵读经文，他们因此受到清朝皇帝的赏识。乾隆皇帝四次东巡盛京，其中有两次至北塔法轮寺，并留有诗文“法轮演国语，永佑万宗都”。为此，皇寺
实胜寺为锡伯族喇嘛专设诵经堂[4]（P153，157）
。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主中原的满族逐渐忘记“国语”（满语、满音）时，而锡伯族喇嘛的“国语”诵经愈发显得珍贵起来。当时隔二百多年后，在伊犁察布查尔县以及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能操一口流利的锡伯语（近同满语）可以话家常时，那次西迁的意义又是另一个层面了。
审视太平寺布局时，不难发现它不是一座纯粹的藏传佛教寺院。从太平寺的平面图可以看到，三世佛大殿的西侧为关帝殿，东侧为文昌殿，这种汉地传统信仰的渗透在锡伯族的南迁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西南角的狐仙堂的设置又体现出其
狐狸崇拜与汉地民间信仰的结合[3]（P113）
。
锡伯族信仰藏传佛教是有保留的。他们不像蒙古族或藏族信徒那样会选五官端正、聪明伶俐的孩子当喇嘛。相反，大多家长是因为孩子有病，为了求佛祖的保护，或父母有病，替父母还愿及其他穷困原因才送孩子到庙里。这里的深层原因大概可归结为：锡伯族人口少，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为了族群的生存和发展自我保护意识会让他们作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亦可解释其对藏传佛教信仰的保留性，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理性，毕竟他们西迁的主要职责是戍边；还有，随着藏传佛教进入锡伯族的精神生活，哪怕是在最狂热最痴迷的时候，喜利玛玛、萨满在他们心灵深处仍占据
第1期 胡方艳等：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39 着无法取代的特殊的地位。对传统的忠诚和热情也让这个民族拥有自信和胸怀，在对待较高文明时敢于取舍，在各种文化交融中也有一种含而不露的执著；这使其最终也没有消融于其他民族的大流之中。
对藏传佛教信仰有所保留的态度并没有减弱锡伯族群众对它的热情。“太平寺每年正月初八至十五日，四月初八至十五日期间举行庙会。这时，辇载法轮寺释迦牟尼铜像，让两名小男孩扶住，经小门、中街，来到太平寺。一路上，鸣竹放炮，甚是热闹。初九、十日念经。会毕，送回释迦牟尼铜像……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初一，不出庙门，举行念经活动。念完一部甘珠尔经，听者捐钱。此外，每日午刻还举行念太平经。逢年过节，锡伯族人（还有其他民族）络绎不绝地来到太平寺，听喇嘛念
经。”[5]（P177-178）
从中我们可看出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太平寺落成后，随之不断的繁盛也表明它在锡伯族生活中的地位也愈显重要，不仅成了他们精神的依托，还成为同族间加强交流、联络情感的重要场所。
综上所述，西迁前锡伯族就已接受藏传佛教，有学者推定为金末元初。至科尔沁蒙古时，隶属关系使锡伯族与之频繁来往，许多锡伯人已娴熟掌握蒙古语，藏传佛教与其传统信仰一样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明末，藏传佛教与锡伯族的传统信仰已度过了磨合期，这就为清初在盛京建立锡伯喇嘛为主的法轮寺和太平寺时显得水到渠成。整个清朝，藏传佛教在大环境下以及通过清统治者的支持与宣扬已取得“半个国教”的显赫地位。
二、西迁后伊犁锡伯族藏传佛教信仰考察 西迁没有中断锡伯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幸存下来的《锡伯族喇嘛寺事宜》（清政府及锡伯营总管档房对宗教事务管理的重要档案资料）愈发显得珍贵。热心于此项研究的学人逐渐使这段历史清晰起来。
（一）靖远寺小史
“由盛京移驻伊犁时，有十余位喇嘛同来。于乾隆四十六年修建寺庙，建佛殿四十三间，让喇嘛寄宿诵经。嗣后将各牛录里体弱有疾，不合挑选披甲（士兵）当差之闲散西丹，陆续选为喇嘛，已发
展到五十一名喇嘛。”[6]（P254-255）
从留存的资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喇嘛已成为伊犁锡伯族群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达伊犁后，贫乏艰苦的屯垦戍边生活没有浇灭他们信仰的热情，十余年后，经济条件稍加宽绰就开始着手修建
寺庙，这就是锡伯族喇嘛寺庙——靖远寺的前身。
由管兴才先生翻译的《锡伯族喇嘛寺事宜》记载表明：锡伯族宗教活动也纳入清政府管辖的范围。记载时间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其间修建喇嘛寺院三次，补修一次；有记载的驻寺大喇嘛计十任。
“乾隆四十五年，哈总管玛尔太任内（指锡伯营总管哈玛尔太），建筑喇嘛寺，计喇嘛十名住寺奉经之。
于（乾隆）四十六年，修建佛殿，又造住室四十三间，于是增加喇嘛人数，是报有案，事在巴总管（指巴扬阿）任内。
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间，全营合力建修寺庙，已经落成房屋五十间……
于（嘉庆十四年）九月间，呈请于寺赐称号等情去后，有满营佐领喜凌阿带来便条写云：伊犁额鲁特营寺称号‘圣佑寺’，察哈尔营寺称号‘镇远寺’，锡伯寺称号‘靖远寺’。
于十一月间，将敕赐寺号造做匾额悬挂。…… 道光六年五月间，补修寺院。……
于（同治）四年八月初七日，叛军火烧锡伯营喇嘛寺，以经卷迁移六牛录俸之。……
于（光绪）十七年三月起，动工建筑新喇嘛寺。 于（光绪）十八年八月初十日卯时，佛与经卷及各喇嘛，由六牛录迁居新寺，佛与经暂行供在大喇嘛公馆。……
于（光绪）十九年七月八日卯时，以佛殿架柱上梁。木匠负责人为六牛录纳尔吉。
于（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伊犁将军长庚来寺一宿，拜佛献香资一十两，此时动工起造喇嘛
坟院。”[7]（P410-414）
有关靖远寺档案的发现，极大地弥补了人们关于它的早期记忆的偏差。靖远寺的兴衰史大致如下：在锡伯族西迁伊犁十八年后，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锡伯营总管哈玛尔太主持，在左翼镶白旗孙扎齐牛录佛嘎善（即老庄子，绰霍尔河北岸，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8团医院住址），兴建第一座喇嘛苏木（寺庙），第二年完工。这是锡伯营第一次修建喇嘛寺庙。
26年后，伊犁锡伯族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总管图伯特的倡议与率领下，历时七年凿通了察布查尔大渠。随后锡伯营八旗军民由绰霍尔河沿岸佛
嘎善南迁至新渠两岸筑城定居。”[8]（P153）
嘉庆十二年（1807）在新城内东北角建寺，两年后敕赐“靖远寺”（锡伯人称之为郭罗克伯——鄂尔合内布勒
40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珠克特痕），并挂匾，后逐渐发展为伊犁地区的八大喇嘛寺庙之一。这是第二次修建。
同治四年（1865）靖远寺遭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劫难，惨遭回维起义军焚毁。伊犁地区进入动荡期。6年后，同治十年（1871）四月，沙俄占领伊犁，开始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其间锡伯社会经济惨遭破坏。在清政府收复伊犁的十年后，即光绪十七年（1891）才动工在故址合力集资修筑新喇嘛寺。这是第三次修建。
经过二十年的沉寂与压抑，锡伯族群众再次显示他们的宗教热情，各牛录也掀起了建寺高潮，除了重建靖远寺，还修建关帝庙、娘娘庙等。兴盛一时的“靖远寺”在三区革命时期也曾修葺一次。斗转星移，解放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这座锡伯族建筑艺术宝库历三次洗劫。寺内各建筑当作库房，日复一日地破败下去。
改革开放后，在锡伯族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靖远寺得到修复和保护。现在它已焕发容颜，迎接八方游客。1990年12月靖远寺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靖远寺的喇嘛
根据《锡伯族喇嘛寺事宜》记载，自乾隆二十九年到民国十七年的大约165年中，靖远寺有记载的驻寺大喇嘛共十任。
第一任大喇嘛是伊西模伦，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任主持，约37年。
“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间，……于寺饬立称号，并于大喇嘛伊西模伦、格斯奎（喇嘛职称）绰依扎木素、德木齐（喇嘛职称）达尔扎等，准予颁发扎符（即任令状）等因由图总管（图伯特）转呈。”[7]
（P410）据实际情况模大喇嘛在政府敕封前就已担任此职。
第二任大喇嘛是达尔扎，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至道光八年（1828）三月间任主持，计约13年。
第三任大喇嘛为卓都巴，自道光八年（1828）三月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间任主持，在任计约18年。
第四任大喇嘛是丹巴，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九任主持，在任约3年半。
第五任大喇嘛是遵都，道光二十九年（1849）
正月至同治十年（1871）闰四月初五作主持，计约23年。
此后时值沙俄占领伊犁，大喇嘛一职虚悬约13年。至光绪九年（1883），锡伯营在六牛录暂俸经典处补放喇嘛缺，以绰依丹为大喇嘛，为第六任，至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过世，在任约3年。
色楞为第七任大喇嘛，自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至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任主持，计约2年。
色楞大喇嘛过世后，《锡伯族喇嘛寺事宜》记载已不十分详细，疏漏较多。资料中只出现第八任大喇嘛过世的日期“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喇嘛普恩素克去世”。笔者走访靖远寺现任旦僧喇嘛了解情况，可推定在色楞大喇嘛过世后接任的是普恩素克。普大喇嘛任主持时，靖远寺非常兴盛；他也是该寺历史上有名的喇嘛之一。这样，他在任时间如果从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起到宣统二年（1910）大约为23年。
第九任大喇嘛苏勒提木“民国九年（1920）十月十五日去世。以扎符德木齐皮热里为代理大喇嘛。”他可算是靖远寺的第十任主持。
清政府早期对靖远寺喇嘛的管理相当严格，大喇嘛、格斯奎、德木齐均为理蕃院任命，颁发扎符（即任令状），并申明其各自职责。其他喇嘛班第（政府正式承认的喇嘛）政府亦记录造册，发给证件。清末随着清王朝的没落，管理逐渐松弛。
由于靖远寺经历多次毁灭性的破坏，散落在民间的珍贵政府档案也七零八落，没有完整资料可续接。有关靖远寺后来的情况，笔者走访了现任喇嘛旦僧。旦僧喇嘛，锡伯族，俗姓“觉罗氏”，取汉姓赵，名为崇禧。1935年生，1945年入寺做喇嘛。他的师父为德木齐土木特，其时正值三区革命时期，寺里主持为杨拉克大喇嘛（俗姓安，乌珠牛录人氏）。1949年新疆解放后，“49年底至51年间寺里的15名喇嘛还俗，只留格斯奎阿热那看守寺院。大喇嘛杨拉克、二喇嘛阿热那和三喇嘛土木特，他
们在20世纪50年代都去世。”[9]（P215）
改革开放后，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从20世纪80年代起，阿拉西喇嘛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一届代表；达尔吉喇嘛（俗名杨文才，原居四牛录）为第二、三、四届代表，于2005年1月辞世；现任旦僧喇嘛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会员。
靖远寺的喇嘛管理设置较简单。主持为1人，就是大喇嘛，总理寺院的事务；二喇嘛为格斯奎，主要负责寺院的宗教事务和监督事宜等；三喇嘛德木齐主要负责寺院总务，即日常生活事务；再下就
第1期 胡方艳等：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41 是小喇嘛。小喇嘛之间只有入寺时间的早晚，没有等级之分。主持、格斯奎和德木齐都可带徒弟，一些进寺较早的师叔亦可带徒弟。
靖远寺锡伯族喇嘛的来源，主要有四种情况：第一类是一个家族如有喇嘛，必须选一位本族人氏继承；第二类是家里有多病的孩子，送寺里做喇嘛，以期摆脱病魔；第三类是无依无靠的孤儿；第四类是成年人由于犯罪，进寺做喇嘛以求解脱罪恶。
靖远寺的喇嘛人数：随西迁初来的喇嘛为十余名，乾隆末已达51名；嘉庆二十一年达尔扎大喇嘛时有74人；道光十一年寺中留喇嘛20名，其余返回原籍；咸丰六年，住寺喇嘛40名；解放前夕约18名喇嘛。寺中人数的起落也反映出了靖远寺难逃社会动荡与变迁的冲击。
（三）靖远寺的建置与藏经
孙扎齐牛录（五牛录）位于察布查尔县县城以西6公里。原牛录城堡南北、东西各1公里，靖远寺就位于牛录城堡内东北角。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寺庙建造格局如下：
“四周曾筑有高大围墙，周长480米，周宽360米，围墙正南竖一堵横峙砖砌影壁，高8米，宽12米，厚1.2米，两侧各有一扇山门。里院东南墙角有一间屋是‘巴扎庙’，庙两侧又有一山门，成独立小院。
小院正北便是‘靖远寺’大门，门匾上镌刻锡、汉文‘靖远寺’大金字，笔法工整，苍劲有力。大门两侧砖石台阶上各屹立一石狮，煞是雄伟。走进大门，便是四大天王殿，取自《封神演义》魔家四将彩色泥塑，其中：魔礼红擎伞、魔礼白马旁持青龙、魔礼青弹琵琶、魔礼里抱花虎豹，洒脱逼真。走出天王殿北门，便是如来佛大殿前院，院正中央置一石狮香炉，烟火不绝。院东边立一高杆木架，东挂苏木生铁大钟，西悬牛皮大鼓。攀木梯敲打，钟鼓齐鸣，四周相闻。如来佛大殿系一座木构牌楼式建筑，面额高挂光绪皇帝黄绸敕封。这里是众喇嘛念经之所。殿屋正中摆设众多铜制佛像，千姿百态。两侧众喇嘛按次入座。
如来佛大殿又称中堂正殿，其稍北两侧各筑砖木牌楼一座，东为鼓楼，又称‘阎王殿’，里面挂喇嘛们的画像，以示纪念，又壁画《西游记》唐僧四人西天取经水彩画。西侧牌楼里供奉诸菩萨塑身，有观音、文殊、普贤、弥勒等。面额横匾上记载修建苏木时捐献钱款银两人之姓名，以示表彰。
穿过牌楼中央院落，北行便登三世佛大殿。清
光绪二十年（1894），素系众望的锡伯营领队大臣色布西贤（字宣堂）亲笔篆刻一木匾，上书‘万寿无疆’四个大字，周镶诸色铁花，挂于大殿面额。三世佛大殿是整座寺院中最高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系砖木浑然成一体的两层楼阁，多色琉璃瓦顶，在阳光中闪烁，为寺院涂上神秘的色彩。楼背陡斜，正中竖一深蓝色木杆，杆尖嵌葫芦形黄球。行人老远便望见高耸入云的杆尖，不由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双层木屋檐层层叠叠，龙行凤飞，异角翘起，极其精巧，每角各挂大中小三只铜铃共二十四只，随风而鸣，悦耳动听。三世佛大殿台基很高，土基四周全用砖石拱围，底层两边还有十根杉木柱顶撑。三世佛大殿一层堂中供奉天、地、人三皇泥塑彩身，端坐于中，非常生动。两侧靠墙处各设一藏经黄漆木架，西木架里存甘珠尔经，东木架里存阿
里亚经，共计有160卷，故又称藏经阁。”[10]（P60-61）
在佟加·庆夫和瓜尔加·文明先生的笔下，我们仿佛置身于昔日靖远寺最辉煌的瞬间，时光不在，如今我们见到的它变得狭小、一些建置也不见了踪影。据旦僧喇嘛回忆，与三世佛大殿北面隔墙有两栋房屋，寺院正东隔墙还有5栋，都为喇嘛住宿区。每幢房子有3间住房，并配2个库房和1间厨房。每幢房子通常就是一个单元，住着同一个师傅的弟子；人数不固定，师傅是固定的。寺东面由南而北的第四幢住房最宏伟、面积也最大，是大喇嘛的住房，房内陈有佛像，摆设饰有松木雕花。原东面的住宿区现已成为锡伯族民族风情园的区域。
藏经是寺院重要的组成部分，靖远寺佛经的主要来源：据推测锡伯喇嘛的佛经刚开始是从东北带至伊犁的，最初修寺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让他们“住寺奉经”；佛经的第二个来源就是购买，据载，“于（道光）二十年八月间，委派三牛录鄂永武（委格斯奎）、二牛录索伦营大喇嘛塔布克、六牛录德木齐丹僧等，发给护照，前去乌里雅苏台三音诺音部，由张嘉呼图克图处请藏经，于二十一年正月间，请经回来。为请经献张嘉呼图克图纹银五十两，献
香资纹银二百两……”[7]（P412）
；靖远寺佛经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普化寺的藏经，“清同治初年，伊犁回民起事，发生兵乱。惠远城普化寺所藏
全部佛经，转移至靖远寺”[8]（P165）
。
靖远寺在伊犁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中藏经最多，种类较完整。伊犁各地崇佛的信徒，慕名而来，盛况空前。据传，昭苏县圣佑寺曾派专人预以千匹马换靖远寺的《甘珠尔》，竟无果而还。
靖远寺所藏经卷的详细目录已无从考证，只知
42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经卷包括藏文经《丹珠尔》、《甘珠尔》以及蒙文经《阿里亚经》等经籍。据李勤璞、李向东两位先生考证，这部《阿里亚经》是指“阿里亚波罗经”，阿里亚波罗，即千手千眼观音，是圣观自在菩萨名的音译。
（四）靖远寺的经济来源和宗教活动
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一所寺院是难以运行的。靖远寺的主要收入分别为由政府拨给、寺院田产收入、信徒捐赠、放贷所得等多种途径。由于寺内大喇嘛等人由政府任命，拨银供养喇嘛已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据《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所记：（伊犁地区）所需兵饷经费银两细数清单中就包括在乾隆四十年、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的“喇嘛估需钱粮银一
千三百七十两四钱零”的记录[7]（P86-90）
。在察布查尔大渠凿通后，大片的良田得以开垦，“分给喇嘛寺庙作香火地四百零四亩”；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恭请佛像入新殿佛龛……由副总管之田地内，拨给喇嘛寺地六十亩。由公孳生羊拨给羊一百只，带犊乳牛十条。”当寺中有余款时，亦向外借贷。“于（道光）十二年正月间，将寺中储蓄之银，于八旗放出借款，每旗一百两，每两每月生息一
分。”[7]（P410-414）
据旦僧喇嘛回忆，三区革命时，寺院的田产还相当多，五牛录的第一渠口所灌溉的田地就是“喇嘛扎弯”，约千亩之多；现68团前600多亩地亦属靖远寺；由于人力有限，除了雇人轮换耕种，有些田地就成了闲散地。
靖远寺的建造是由锡伯族民众集资兴建而成，锡伯族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企盼也寄托在对神佛的忠诚上。作为伊犁地区锡伯族唯一的一座大型喇嘛寺，许多宗教活动离不开群众的热忱参与。此外，锡伯营总管、佐领也是必不可少的热心参与者和支持者，因此，该寺的宗教活动在当时特别活跃，在世的一些老人还记忆犹新。
日常宗教活动主要是每天早、中、晚念经三次，吹法螺三次。先念宗喀巴赞词，后念佛经，此谓小念；每半月法会念经，此谓大念。此外，每逢百姓婚事，喇嘛应邀去念经。主持新郎新娘拜天地，往灶火中扔羊尾油，祝福子孙满堂。每逢百姓丧葬，都到各家各户去超度亡灵。特别是在春节前后喇嘛最为忙碌，锡伯营八牛录民户争先请喇嘛到自家念经，祝愿人们身体安康、谷实年丰。
靖远寺每年举行三次大经会：
第一次经会是在大年初十到十五，念“塔奔多
霍西特”经；
第二次经会是从农历七月初六到七月十五，念“雨如马哈打儿”经；
第三次经会是在农历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经会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四大天王的院子里开始摆灯。这些灯是由家家户户用面团加油蜡制成（寺院的喇嘛也做一些），被称为朱拉灯（油灯），献给寺庙，合祭众佛。这些朱拉灯被一字摆放在供桌上，有千盏之多，一盏特大的朱拉灯被摆放在中间。喇嘛仪仗队吹吹打打，绕灯而行（吹些“五谷丰登”类喜庆的调子）。夜幕来临时，点燃所有的“米安朱拉”（即千盏油灯），院内顿时烟雾缭绕，灯火辉煌。众僧诵经，漫步绕转“米安朱拉”，牛录章京尾随而行。当仪式结束后，大喇嘛“嗑”的一声指令，众人便蜂拥而上争夺朱拉灯，拿回家烤饼吃。据说吃上此饼可祛除邪魔，保佑平安。
举行三大经会时，都要去塔林扫墓，墓地在牛录城堡外东北处。
历史上靖远寺别具影响的另一个宗教仪式就是“索若玛克塔朩比”（即“抛框”）。“抛框”仪式不是每年都举行，是在本地区遇上灾年或瘟疫流行的年份才做。
“据信徒们说，人间之所以发生战乱或灾害，是因地邪而起，举行‘抛框’是为了震慑或镇压邪气，以求天下太平。靖远寺自创建以来，据说先后
举行过四次抛框活动。”[8]（P157）
1948年的那次“抛框”仪式，旦僧喇嘛亲自参加过。首先在正三角形的木板上镶框，每边1尺左右。在框里放置用面粉做的不着色的鬼怪，面目狰狞。仪式在第一次大经会的最后一天举行，在举行的前二十天，寺庙的喇嘛即天天焚香诵经。那次“抛框”仪式曾震动全县，八个牛录的官员百姓近万人云集孙扎齐牛录。仪式开始后，由八个牛录章京（佐领）分背《甘珠尔》经引路前行。享有盛誉的杨拉克大喇嘛端坐在四人抬的轿上主持整个仪式，他右手拿鬼框，左手持佛铃，轿走几步他就摇一次佛铃，口诵经文。众喇嘛仪仗队，亦合诵经文，吹号打鼓，敲锣击钹，震天动地。浩浩荡荡的队伍由寺的西脚门出寺，从牛录北门开始逆时针行绕城内一周，再由北门出城。向城外东北面的寺院墓地而行，墓地大门外东侧早已挖好大火坑。这时总管率人鸣枪助威，众人呐喊。杨大喇嘛把鬼框抛入熊熊烈火中，以示魔鬼在火坑里烧死。众青年跳入火坑，在烈火中抢夺鬼框。听老人说如果能抢回一块鬼框碎片，悬挂在房梁上，就可袪邪得福。
第1期 胡方艳等：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 43 时光荏苒，靖远寺昔日风光不再，但作为锡伯族群众精神家园，每年西迁节以及重大的传统节日，仍然有锡伯族群众在这里祈愿。
三、卡伦寺庙和喇嘛寺的社会功能
乾隆二十九年，锡伯族西迁伊犁的主要任务就是戍边。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设卡伦（即哨所）和台站。乾隆末年，锡伯营官兵驻守的卡伦就有18个。卡伦实行换防制，多则三年或两年一换，少则几个月。长期远离亲人，在枯燥而又艰苦的驻防生活中，官兵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呢？宗教信仰在他们的边防生活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辉翻卡伦来信》[这是一封由锡伯营镶白旗（五牛录）披甲（兵士）何叶尔·文克津道光年间在卡伦驻防时，写给家人的一封信]写道：“……卡伦乃设在高阜之上，其东南建有寺庙一座，正北长有大树一株，寺庙四周所植之树，约有一拃粗细，……嗣后，先出卡伦大门巡视，后走入寺庙，礼拜神位。庙堂之内供奉‘三世降魔大帝’与‘威灵镇远天神’；两侧尚祭有山神、土地神、路神、龙王、火神、马神和班第祖师等诸神灵。门上悬有前任侍卫恭题之匾额及对联。又登上鄂博观瞻，见
有满文题书字样。”[11]（P137-140）
从信中所反映的信息看，这封信是何叶尔侍卫换防当天的记录与感慨。从寺庙周围所植树的粗细，可推想寺庙建成已有些时日了。巡视完毕即礼拜神位，尊崇之情跃然纸上。庙内所供主神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三世降魔大帝”是指哪方神圣呢？翻阅资料查得喇嘛教对于关羽很是崇敬，“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和第三世土观活佛洛桑曲古尼玛均为喇嘛教著名高僧，曾被清朝封为国师。在其18世纪所著的《洛桑慈成文集》和《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中，将关羽列为喇嘛教的神灵体系中，称为大战神、尊赞神、护法神，给予了‘三界降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的封号，并建立起完整的祭祀关羽的
宗教仪式。”[12]（P309）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三世降魔大帝”与“威灵镇远天神”无疑同指关羽将军，只是肖夫先生把《辉翻卡伦来信》译成汉文时误把它们当作是两位神灵。关羽将军这时已化作了藏传佛教信仰中的神灵，并被封为战神，难怪卡伦哨所的寺庙会供其为主神。实际上，关羽将军早已是锡伯族中家喻户晓的人物，《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在锡伯群众中异乎寻常地流行，许多群众能大段大段背出其中的
情节，对关将军的尊崇不亚于汉民族。当时，锡伯营八牛录都建有关帝庙。锡伯民间还流传着“关帝显圣”的故事，关羽曾帮助他们打败敌人。在危难时关帝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关将军的忠勇也时时激励着他们奋勇杀敌。
考察卡伦寺庙，不难看出这是个喇嘛寺庙，其中所供的“班第祖师”当指主持这个小寺的喇嘛的师父或师爷。虽然所供的其他神灵是锡伯族的民间信仰和早期自然崇拜的神灵，但这些神灵都与保证战争的胜利息息相关。联系起锡伯营各牛录所建的关帝庙和娘娘庙，汉地信仰的神灵也已成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毋庸置疑，作为当时主流宗教的喇嘛教对锡伯族军民生活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社会功能可归纳如下：
首先，无论是作为伊犁地区锡伯族唯一的最大的喇嘛寺——靖远寺，还是为卡伦官兵服务的小寺，它们共同所起着凝聚与团结族人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勇敢地生存、发展下去，以及激励士气，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作用。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也许激烈的战斗、勇敢的英雄，或许年复一年的屯垦戍边的生活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但考察他们的信仰或许会更近地走近那段历史。
第二，清政府利用藏传佛教有效地管理民众。当时清政府尊崇喇嘛教，供养喇嘛，在加强其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对喇嘛管理严密，政府还参与并掌控宗教活动；在当时人们有限的认识水平上活跃的宗教活动确实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政府以此更有效地管理民众。
第三，喇嘛医生改善了锡伯族的医疗条件。喇嘛教与锡伯族一直没有放弃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相比，在宗教进程中属于较高一级的信仰，在争夺民众方面，后者远不是前者的对手。就以与信徒息息相关的健康而言，萨满巫师的医术远远比不上喇嘛。例如靖远寺第一任主持模大喇嘛，他不仅精通三世佛经，还以高超绝伦的医术在群众中赢得很高的声誉。他在伊犁河南北两岸为穷人看病，对疑难杂症也能妙手回春。
当时锡伯族群众对“喇嘛医、喇嘛药”很是敬重与信任，清朝锡伯营八个牛录都有一名喇嘛。喇嘛们除了念经，为群众看病也是他们的主要职责。而萨满看病主要是跳神（没有有效的药物），喇嘛给病人看病时博采本地草药，土方配制，还使用矿物药物。实际上是以藏医为主，辅以火炙等方法治疗外科病症。这在当时医疗条件极端恶劣的边疆，
44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喇嘛医无疑代表着先进，这对提高与改善锡伯族民众的健康状况，保证充足兵源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四，喇嘛积极参与锡伯族重大社会事务，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当时喇嘛的政治地位和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很高，有胆识的喇嘛也借助他们特殊的身份为本族的发展谋利益。“据传说，当时图伯特及他的有力支持者，在伊犁九城享有‘神人’盛名的正红旗（四牛录）摩伦大喇嘛（即伊西模伦），亲赴将军衙门，大义凛然，力排众议，
（）
给将军立下军令状”[13]P82，为察布查尔大渠的成功开挖争取将军的支持，并帮助图伯特取得凿通大渠的最后胜利。
喇嘛寺收留病孩子和孤儿做喇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也有助于锡伯族社会的稳定和道德宣扬。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于藏传佛教信仰，锡伯族群众的态度也更冷静与客观，这是科学的进步。但逝去的历史应留在珍视历史文化的锡伯族的记忆里。 注释：
①《察布查尔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研究》是笔者2007年5月申请的伊犁师范学院的院级课题，主要参加者有贺元秀、苏德善和王鹏老师。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原为清朝锡伯营八个牛录所在地，文中简称为察县。
②喜利玛玛是锡伯族崇拜的庇佑人口兴旺和家宅平安的女祖先神；海尔堪玛法是保护牲畜安全生产、茁壮成长的男祖先神。“玛法”在锡伯语中意为“男祖宗”；“玛玛”在锡伯语中意为女祖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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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张建国】
The One of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Studies on Sibe’s Religious Belief in Chapchar of Xinjiang
——The Tibetan Buddhism of Sibe
HU Fang-yan, HE Yuan-xiu, SU De-shan, WANG Peng, ZHAO Chong-xi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835000, Xinjiang)
Abstract : The Sibe nationality is one of ancient ethnic minority group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The Sibe ever made excellent contribution for motherland in exploiting and garrisoning frontier after their westward movement in Yili. The paper involves the history, layout, main economic sources,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Jingyuan temple as well as some information of a Kalun (frontier sentry post) temple. These show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reveal their influences to the Sibe nationality.
Key wards: The Sibe nationality; Tibetan Buddhism; Jingyuan temple; Kalun(sentry post) te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