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线一直在国民党掌握之中
2012年09月23日08:38人民网[微博]王美芝我要评论(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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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查阅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从其报道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从计划到行军路线，一直在国民党的掌握之中。
三
国民党较早地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转移的情报后，于10月初紧急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围追堵截红军的办法。据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各主要将领召开最高剿匪军事会议，刘峙、何健、徐源泉等均有参加，对今后各路军总动员剿匪策略，多所决定，限一个月内达到第三期剿匪目的”。汉口会议“决定剿匪大计”，“侧重严防朱毛彭黄等西窜”。
10月10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10月8日晨，粤方接到赣南某密探关于主力红军拟突围转移的情报后，“陈济棠除令南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余汉谋、李扬敬防犯外，特于月之8日下午3时亲到马棚岗晤见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会商防犯及进剿办法，毋使共匪侵入我军防地，互商约两小时，陈始退出,闻已商得完满办法,李宗仁原定本月八日离粤,因此中止首途云”。
10月9日至10日，蒋介石自汉口先后派出与桂粤有旧识的原司法院院长、中央委员王宠惠、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到粤和港，与余汉谋、陈济棠、李宗仁等反复会晤，传达汉口会议精神，化解宁桂粤一触即发的矛盾，并与他们磋商团结一致对外办法，至10月14日前后，已达成共识。10月17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记者昨16日上午10时往东山退思园谒见中央北路军十八军长罗卓英，叩询一切，蒙作如下谈话：兄弟此次来粤，系奉蒋委员长命令与陈李两总司令会商会剿江西共匪，……但今后所虑者，只系共匪逃窜后截击问题，盖恐其由湘南湘西窜黔入川，与川匪联络，成为一大患，是以兄弟奉蒋委员长命来粤与陈（济棠）李（宗仁）两总司令会商截击办法，余抵省后，迭次谒见陈李两总司令请商一切，两公均认为剿共为中国今日急务，刻不容缓，故主张允予派员围剿兜截，会商结果甚为完满。”
从上述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不仅较早地掌握了主力红军拟战略转移和转移路径的情报，同时从汉口会议起，到10月14日前后，蒋介石就已开始操纵策划指挥国民党军队内部反复会晤、磋商围堵办法，调整内部派系关系，协调中央军与地方军、嫡系与非嫡系的相互配合，以达到有效地围追堵截，歼灭突围转移中的红军的目的。
10月18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匪力谋窜川，陈李罗商定进剿法，南昌行营电粤报告共匪图川，东路军克长汀后即下令总攻》说，南昌军委会行营据报“共匪日来纷纷集中雩都，其计划准备由赣州出赣西，窜入湘南依萧克日前退黔旧路，即由湘南经桂边往湘西入黔边转川”后， “当即分令东、南、西、北各路军总司令知照，着派兵协剿，毋使共匪得以从容图窜，同时并电令来粤之十八军长罗卓英，就近与陈李两总司令切实磋商合围办法，查罗军长奉电后，前昨两日均竭见陈李两总司令”。10月19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闽共匪全部分两路西移，一集团商防剿计划，罗朱两部集中，彭部续到，两路西窜路径已被探悉》报道：“昨本省当局探悉共匪西移路径后，为联络东中北西四路军，准备乘时堵击，以免遗患川黔起见，昨经与中央代表罗军长卓英连日磋商防剿计划，同时复因赣南粤北两地，为共匪西移所必经之地点，该处防务尤为重要，是以当局特电召余李两军长返省，共商堵击大计，查余军长奉命后，已于昨18日上午10时复由韶乘专车返省，及余氏抵省后，即驱车赴东山晋谒陈总司令报告赣南防务近况，即晚复与罗卓英会商剿匪问题，又查李军长扬敬昨亦由梅县首途返省，今日间可抵埗，一俟李氏抵省后，一集团军即召集各将领开一军事会议，讨论防剿西移共匪策略云。” 10月22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闽共匪西移中，一集团增防粤北，独立师全部调防粤北，教导师陈团开韶关填防》报道：“当经我军事当局探悉共匪西移路径，决定派兵堵击,以免遗患川黔,昨查北路军第三路总指挥罗卓英，及第六路军第四军副军长陈芝馨两人，先后来粤，与陈李两总司令磋商联络剿击后，于昨20日晨陈芝馨由罗定抵省之时，即与罗卓英及余李两军长等，会晤于东山陈总司令公馆，当商有妥善计划，及确定剿匪大计后，陈总司令以边境乃为共匪必经之区，该处防务亟宜预先布置，及增兵防守，因此昨复下令抽调独三师李汉魂全部，克日移调仁化乐昌坪石等处，粤湘边境，以便堵击共匪及巩卫边防，并查独三师部队决定克日增防粤北，移调坪乐各地后，其原驻韶关防地，则由总部抽调教导师第四团陈享垣全团，由黄埔开拔前往填驻。”
11月21日，蒋介石又颁布命令：“兹派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部及周浑元部，统归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民团，追剿西窜朱毛‘股匪’，务希各部精诚团结歼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并“调集各路人马，总共有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参见《红军长征全史》第1卷，第103、106页。）而掌握中央主力红军决策权的“三人团”中的“军事顾问”李德，明知国民党“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参见卢弘：《解谜李德与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还是指挥着红军部队，搬家似的沿着红六军团的旧路突围，正中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阵”，致使突围中的红军部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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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路线一直在国民党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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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查阅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从其报道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从计划到行军路线，一直在国民党的掌握之中。
三
国民党较早地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转移的情报后，于10月初紧急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围追堵截红军的办法。据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各主要将领召开最高剿匪军事会议，刘峙、何健、徐源泉等均有参加，对今后各路军总动员剿匪策略，多所决定，限一个月内达到第三期剿匪目的”。汉口会议“决定剿匪大计”，“侧重严防朱毛彭黄等西窜”。
10月10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10月8日晨，粤方接到赣南某密探关于主力红军拟突围转移的情报后，“陈济棠除令南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余汉谋、李扬敬防犯外，特于月之8日下午3时亲到马棚岗晤见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会商防犯及进剿办法，毋使共匪侵入我军防地，互商约两小时，陈始退出,闻已商得完满办法,李宗仁原定本月八日离粤,因此中止首途云”。
10月9日至10日，蒋介石自汉口先后派出与桂粤有旧识的原司法院院长、中央委员王宠惠、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到粤和港，与余汉谋、陈济棠、李宗仁等反复会晤，传达汉口会议精神，化解宁桂粤一触即发的矛盾，并与他们磋商团结一致对外办法，至10月14日前后，已达成共识。10月17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记者昨16日上午10时往东山退思园谒见中央北路军十八军长罗卓英，叩询一切，蒙作如下谈话：兄弟此次来粤，系奉蒋委员长命令与陈李两总司令会商会剿江西共匪，……但今后所虑者，只系共匪逃窜后截击问题，盖恐其由湘南湘西窜黔入川，与川匪联络，成为一大患，是以兄弟奉蒋委员长命来粤与陈（济棠）李（宗仁）两总司令会商截击办法，余抵省后，迭次谒见陈李两总司令请商一切，两公均认为剿共为中国今日急务，刻不容缓，故主张允予派员围剿兜截，会商结果甚为完满。”
从上述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不仅较早地掌握了主力红军拟战略转移和转移路径的情报，同时从汉口会议起，到10月14日前后，蒋介石就已开始操纵策划指挥国民党军队内部反复会晤、磋商围堵办法，调整内部派系关系，协调中央军与地方军、嫡系与非嫡系的相互配合，以达到有效地围追堵截，歼灭突围转移中的红军的目的。
10月18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匪力谋窜川，陈李罗商定进剿法，南昌行营电粤报告共匪图川，东路军克长汀后即下令总攻》说，南昌军委会行营据报“共匪日来纷纷集中雩都，其计划准备由赣州出赣西，窜入湘南依萧克日前退黔旧路，即由湘南经桂边往湘西入黔边转川”后， “当即分令东、南、西、北各路军总司令知照，着派兵协剿，毋使共匪得以从容图窜，同时并电令来粤之十八军长罗卓英，就近与陈李两总司令切实磋商合围办法，查罗军长奉电后，前昨两日均竭见陈李两总司令”。10月19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闽共匪全部分两路西移，一集团商防剿计划，罗朱两部集中，彭部续到，两路西窜路径已被探悉》报道：“昨本省当局探悉共匪西移路径后，为联络东中北西四路军，准备乘时堵击，以免遗患川黔起见，昨经与中央代表罗军长卓英连日磋商防剿计划，同时复因赣南粤北两地，为共匪西移所必经之地点，该处防务尤为重要，是以当局特电召余李两军长返省，共商堵击大计，查余军长奉命后，已于昨18日上午10时复由韶乘专车返省，及余氏抵省后，即驱车赴东山晋谒陈总司令报告赣南防务近况，即晚复与罗卓英会商剿匪问题，又查李军长扬敬昨亦由梅县首途返省，今日间可抵埗，一俟李氏抵省后，一集团军即召集各将领开一军事会议，讨论防剿西移共匪策略云。” 10月22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赣闽共匪西移中，一集团增防粤北，独立师全部调防粤北，教导师陈团开韶关填防》报道：“当经我军事当局探悉共匪西移路径，决定派兵堵击,以免遗患川黔,昨查北路军第三路总指挥罗卓英，及第六路军第四军副军长陈芝馨两人，先后来粤，与陈李两总司令磋商联络剿击后，于昨20日晨陈芝馨由罗定抵省之时，即与罗卓英及余李两军长等，会晤于东山陈总司令公馆，当商有妥善计划，及确定剿匪大计后，陈总司令以边境乃为共匪必经之区，该处防务亟宜预先布置，及增兵防守，因此昨复下令抽调独三师李汉魂全部，克日移调仁化乐昌坪石等处，粤湘边境，以便堵击共匪及巩卫边防，并查独三师部队决定克日增防粤北，移调坪乐各地后，其原驻韶关防地，则由总部抽调教导师第四团陈享垣全团，由黄埔开拔前往填驻。”
11月21日，蒋介石又颁布命令：“兹派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部及周浑元部，统归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民团，追剿西窜朱毛‘股匪’，务希各部精诚团结歼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并“调集各路人马，总共有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参见《红军长征全史》第1卷，第103、106页。）而掌握中央主力红军决策权的“三人团”中的“军事顾问”李德，明知国民党“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参见卢弘：《解谜李德与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还是指挥着红军部队，搬家似的沿着红六军团的旧路突围，正中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阵”，致使突围中的红军部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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