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影像作品到近来的装置艺术和架上绘画，汪建伟的艺术创作在唤起观者某种共同知识或经验的同时，也将他们带入疏离和迷惑之境。时间的发展与回溯、空间的建构与消散、事件的发生与结果，这些看似清晰的、相对应的事物的两面在汪建伟的创作中却都指向“不确定性”和“中间地带”，以及对纠结的“共同体”的关注。而这些在近来逐渐发展为对偶然与必然双重性的考量，对可能与不可能、似与不似的探究，对不足与剩余的重新判定。
正如此次艺术家在长征空间举办的个展题目“...或者事件导致了每一个无效的结果”一样，事物诞生的偶然与必然，其导致的结果是否可感可知，这一切并没有绝对的定论，相反更像是观看个体对作品主体的一种双重想象，存在于不同个体之间的关联与链接指向的并非是结果，而是一切可能性，艺术家本人也表示，“我为可能性而工作”。展览拗口的题目出自被誉为“诗人之王”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这首诗是诗人晚年的代表作，奇特的文字排列、意象模糊不清的比喻、混乱的思维仿佛带给人们与混沌宇宙接触的体验与历程，与展览标题相呼应，“……绝不会正好被置于永恒的境地”这句诗或许能够更好地说明艺术家在当下的探索与追寻。
展厅中的二十九件作品没有一件有明确的名字，就连它们自身也缺乏明确的形态。这些不同物品间莫名其妙的拼接，看上去晦涩难懂甚至不合逻辑，但却吸引着人们不断去猜测和尝试，试图探析其中隐含的意义和奥妙。有趣的是，艺术家本人更希望观众能够摆脱题目和意义的束缚，单纯地欣赏和体会作品本身，体验“物”的存在，而非“物品”的价值和附加属性，对于作品来说，前者是主体性的独立与抗争，后者则代表主体性的妥协和腐败。对于那些看惯了“主题性”创作，习惯跟随既定价值做判断的观众来说，作品与其所在的展示空间、所处的社会环境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空间和环境所形成的景观是他们判断作品的依据。而事实真就如此吗？我们眼睛所见、身体所感的东西究竟是“物”本身，还是那些其实看不到也摸不到的关系网。显然，汪建伟选择了真正可视可触的“物”，在切断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之后，在去除了作品可能拥有的符号概念后，作品能否独立存在，能否从偶然的拼合中得到必然的结果，或是在未知中逐渐消散，这些尝试既给作品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生长机会，也为人们提供了重新观看的位置和方式。
在汪建伟看来，与其称之为“作品”，不如称其为“生物”，这些不同材料组合而成的生物在诞生之初并没有什么道理可循，完全来自于未知，但却有可能在不断的生长中促成或偶然或必然的结果。如同他对待媒介的态度，在这场展览中，汪建伟的创作让人们领会到真正的“跨界”和“跨媒介”，即一视同仁。只有在打破了一切界限，剥去了一切规定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事物本来的面貌，才有可能真正去除那些华丽却腐败的“皇帝的新衣”。
长期以来，对当代艺术的观察与审视不是被缝合在过去的参照系上，就是被抛向对未来的规划和憧憬中，所谓的“当代”及“当下”总是被放入各式各样的契约或现成话题中，从而试图凸显这一问题的特殊性。但“当代”存在的价值在于其“一般性”，在于日常生活经验与常识，只有这样，才能还“当代”一个恰当且独立的位置。
在《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这首诗的最后，诗人这样写道：“骰子一掷，散落一切思想。”展示可能性，展现物本身，这或许才是“当代”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也是汪建伟这位哲人艺术家敏锐洞察力带给艺术的一切可能性。
从早期的影像作品到近来的装置艺术和架上绘画，汪建伟的艺术创作在唤起观者某种共同知识或经验的同时，也将他们带入疏离和迷惑之境。时间的发展与回溯、空间的建构与消散、事件的发生与结果，这些看似清晰的、相对应的事物的两面在汪建伟的创作中却都指向“不确定性”和“中间地带”，以及对纠结的“共同体”的关注。而这些在近来逐渐发展为对偶然与必然双重性的考量，对可能与不可能、似与不似的探究，对不足与剩余的重新判定。
正如此次艺术家在长征空间举办的个展题目“...或者事件导致了每一个无效的结果”一样，事物诞生的偶然与必然，其导致的结果是否可感可知，这一切并没有绝对的定论，相反更像是观看个体对作品主体的一种双重想象，存在于不同个体之间的关联与链接指向的并非是结果，而是一切可能性，艺术家本人也表示，“我为可能性而工作”。展览拗口的题目出自被誉为“诗人之王”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这首诗是诗人晚年的代表作，奇特的文字排列、意象模糊不清的比喻、混乱的思维仿佛带给人们与混沌宇宙接触的体验与历程，与展览标题相呼应，“……绝不会正好被置于永恒的境地”这句诗或许能够更好地说明艺术家在当下的探索与追寻。
展厅中的二十九件作品没有一件有明确的名字，就连它们自身也缺乏明确的形态。这些不同物品间莫名其妙的拼接，看上去晦涩难懂甚至不合逻辑，但却吸引着人们不断去猜测和尝试，试图探析其中隐含的意义和奥妙。有趣的是，艺术家本人更希望观众能够摆脱题目和意义的束缚，单纯地欣赏和体会作品本身，体验“物”的存在，而非“物品”的价值和附加属性，对于作品来说，前者是主体性的独立与抗争，后者则代表主体性的妥协和腐败。对于那些看惯了“主题性”创作，习惯跟随既定价值做判断的观众来说，作品与其所在的展示空间、所处的社会环境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空间和环境所形成的景观是他们判断作品的依据。而事实真就如此吗？我们眼睛所见、身体所感的东西究竟是“物”本身，还是那些其实看不到也摸不到的关系网。显然，汪建伟选择了真正可视可触的“物”，在切断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之后，在去除了作品可能拥有的符号概念后，作品能否独立存在，能否从偶然的拼合中得到必然的结果，或是在未知中逐渐消散，这些尝试既给作品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生长机会，也为人们提供了重新观看的位置和方式。
在汪建伟看来，与其称之为“作品”，不如称其为“生物”，这些不同材料组合而成的生物在诞生之初并没有什么道理可循，完全来自于未知，但却有可能在不断的生长中促成或偶然或必然的结果。如同他对待媒介的态度，在这场展览中，汪建伟的创作让人们领会到真正的“跨界”和“跨媒介”，即一视同仁。只有在打破了一切界限，剥去了一切规定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事物本来的面貌，才有可能真正去除那些华丽却腐败的“皇帝的新衣”。
长期以来，对当代艺术的观察与审视不是被缝合在过去的参照系上，就是被抛向对未来的规划和憧憬中，所谓的“当代”及“当下”总是被放入各式各样的契约或现成话题中，从而试图凸显这一问题的特殊性。但“当代”存在的价值在于其“一般性”，在于日常生活经验与常识，只有这样，才能还“当代”一个恰当且独立的位置。
在《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这首诗的最后，诗人这样写道：“骰子一掷，散落一切思想。”展示可能性，展现物本身，这或许才是“当代”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也是汪建伟这位哲人艺术家敏锐洞察力带给艺术的一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