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应用性文化研究”长期未能归入已有的传统学科，现有的研究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仍然远远不够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是近年流行一句话。的确，一直以来，文化已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茶文化、生态文化……，文化一词泛用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 同样的泛用也出现在文化研究中，例如传统文化研究、江浙文化研究等。“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一个学派、或作为一种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于上个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后，便成为有着特定涵义、理论性很强的学术前沿话题。一时间，各大学术机构争相译介文化研究成果、设立文化研究中心、机构，开设相关学科专业，各种文化研究类的著作、刊物纷纷推出。 以这两年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文化转向”来看，说“文化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研究最热门的领域、话题也一点也不为过。有意思的是，与这种“文化研究”兴起的同时，另一种文化研究也在迅速兴起，成为另一股热潮，那就是以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研究为代表的文化研究。 在我国，同样大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改革开放带来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文化与经济快速融合，开始出现很多新的文化现象、文化行业，引起了文化管理部门和少量文化研究者的注意，如何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化的产业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被纳入了国家的文化政策视野。在中央的号召和倡导指引下，各级政府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文化发展，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建设高潮。先后有大规模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等，不少省市还以“建设文化大省”、“文化立市”、“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等等为目标，文化发展，尤其是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 大量的课题困扰政府文化官员 近两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的迈进，如何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问题，也成为了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履行的重要文化管理职能。如此，开展以文化产业研究为代表，也包括文化艺术管理、文化政策等研究在内的另一种文化研究，也变得热了起来。大量的课题困扰政府文化官员，同时，少数先行一步的进入这些领域的学者成为抢手的“香饽饽”，不断地被人邀请去做报告、做规划、做课题，或忙得不亦乐乎，或累得苦不堪言。 于是，你说你在做文化研究，做的是什么文化研究，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立足两个立场、沿着两条道路展开的：一是立足批判立场，广泛借鉴现代理论成果，对当代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比如：对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分析、对不同文化认同、文化意义形成过程的解剖、对城市空间、群体、性别乃至流行时尚、消费现象等的文化分析，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不同文化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因素，从而对现实提供了最具有思想力度和理论说服力的分析与批判，体现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守望者”的作用。这些可简称为“理论性文化研究”,尽管这类文化研究对现实介入很深。 第二种则是基于建设性的立场，结合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展开的文化产业、文化政策、公共文化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比如撰写文化发展规划研究报告、起草文化税收政策、文化企业经营管理等的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公共文化政策决策需要，服务于文化企业发展需求的，研究所体现的主要是相关学科知识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智力作用。这类可简称为“应用性文化研究”，尽管这类研究也需要深层的价值理念作指引。 就目前的推进情况来看，由于“理论性文化研究”紧跟西方学术前沿，关注当代重大理论问题，也由于其与传统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研究有深厚的“血缘”关系，学术成果也比较容易纳入现行学术体制要求、获得社会认可，如评职称等，因此大量的文化研究者，尤其是高等院校、社科院等专业学术机构的研究者，热情地投身到“理论性文化研究”中，一大批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与此相关的各类国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各种刊物、网站迅速发展起来,为分析解读当代文化现象作出了很大贡献。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由于“应用性文化研究”长期未能归入已有的传统学科，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质，研究者通常是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人员、企业研究人员或其他人员。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等领域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也十分欠缺，至今为止，全国除每年一本的文化发展报告外――如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年度报告《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和上海、深圳等地先后推出的地方文化产业蓝皮书――甚至还没有一本专门的刊物，可以刊登文化管理、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刊物,研究成果发表空间不大，研究力量不强。 当然，由于巨大的现实需求的推动，情况正在迅速地发生着改变。到去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就高等教育来看，全国开设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校、院、系、所和研究机构已近70个，各种研究报告，甚至教材也陆续推出，应用性文化研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的研究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仍然远远不够，很多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如公共文化管理问题、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行政问题、对外文化贸易问题、文化统计问题、城市规划中的文化景观、文化形象、文化空间等的规划设计问题等;哪怕在目前也已经可以称为显学的文化产业研究中，文化产业集群、文化经济政策、相关文化法规、文化企业管理等都十分缺乏研究。当然，文化产业研究与公共文化管理、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的“学科细分”，那是一个更深入的话题。 应用性文化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情况来看，应用性文化研究 也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知识准备不足。如前所述，目前从事应用性文化研究的人员，大多来自人文学科（主要是一批原来从事文学、文艺学等研究的专业人士），缺乏应用性文化研究相关的学科知识准备，如产业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等的训练，严重的知识亏欠，使得这类研究不能获得足够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方法工具。 其次，传统学院派的研究者对此类研究多多少少有些“看不上眼”，包括文史哲、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认为应用性文化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多数学者并不积极关注这类研究，更遑论介入。 第三则是应用性研究其实要求并不比纯理论研究低，有时甚至更高，应用性文化研究既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紧跟学术前沿，又要了解现实发展需求，方能做到有的放矢，具有“可操作性”，这在目前中国正处社会转型、全球化冲击等错综复杂的现实条件下，显得尤为艰难。 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日益增长，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音乐、创意设计等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与经济全球化裹挟而来的西方文化，正无孔不入地渗入当代国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市场的全球化，文化产品的跨国界流通与消费使得以往以国家民族为限的文化边界渐趋模糊，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失去了固定的空间和受众，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人类物质生产的能力已经足够满足需求，而精神需求则前所未有地巨大而突出。如何管理文化事业、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开展应用性文化研究，无疑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作者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文化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由于“应用性文化研究”长期未能归入已有的传统学科，现有的研究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仍然远远不够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是近年流行一句话。的确，一直以来，文化已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茶文化、生态文化……，文化一词泛用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 同样的泛用也出现在文化研究中，例如传统文化研究、江浙文化研究等。“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一个学派、或作为一种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于上个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后，便成为有着特定涵义、理论性很强的学术前沿话题。一时间，各大学术机构争相译介文化研究成果、设立文化研究中心、机构，开设相关学科专业，各种文化研究类的著作、刊物纷纷推出。 以这两年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文化转向”来看，说“文化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研究最热门的领域、话题也一点也不为过。有意思的是，与这种“文化研究”兴起的同时，另一种文化研究也在迅速兴起，成为另一股热潮，那就是以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研究为代表的文化研究。 在我国，同样大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改革开放带来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文化与经济快速融合，开始出现很多新的文化现象、文化行业，引起了文化管理部门和少量文化研究者的注意，如何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化的产业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被纳入了国家的文化政策视野。在中央的号召和倡导指引下，各级政府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文化发展，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建设高潮。先后有大规模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等，不少省市还以“建设文化大省”、“文化立市”、“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等等为目标，文化发展，尤其是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 大量的课题困扰政府文化官员 近两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的迈进，如何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问题，也成为了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履行的重要文化管理职能。如此，开展以文化产业研究为代表，也包括文化艺术管理、文化政策等研究在内的另一种文化研究，也变得热了起来。大量的课题困扰政府文化官员，同时，少数先行一步的进入这些领域的学者成为抢手的“香饽饽”，不断地被人邀请去做报告、做规划、做课题，或忙得不亦乐乎，或累得苦不堪言。 于是，你说你在做文化研究，做的是什么文化研究，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立足两个立场、沿着两条道路展开的：一是立足批判立场，广泛借鉴现代理论成果，对当代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比如：对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分析、对不同文化认同、文化意义形成过程的解剖、对城市空间、群体、性别乃至流行时尚、消费现象等的文化分析，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不同文化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因素，从而对现实提供了最具有思想力度和理论说服力的分析与批判，体现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守望者”的作用。这些可简称为“理论性文化研究”,尽管这类文化研究对现实介入很深。 第二种则是基于建设性的立场，结合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展开的文化产业、文化政策、公共文化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比如撰写文化发展规划研究报告、起草文化税收政策、文化企业经营管理等的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公共文化政策决策需要，服务于文化企业发展需求的，研究所体现的主要是相关学科知识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智力作用。这类可简称为“应用性文化研究”，尽管这类研究也需要深层的价值理念作指引。 就目前的推进情况来看，由于“理论性文化研究”紧跟西方学术前沿，关注当代重大理论问题，也由于其与传统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研究有深厚的“血缘”关系，学术成果也比较容易纳入现行学术体制要求、获得社会认可，如评职称等，因此大量的文化研究者，尤其是高等院校、社科院等专业学术机构的研究者，热情地投身到“理论性文化研究”中，一大批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与此相关的各类国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各种刊物、网站迅速发展起来,为分析解读当代文化现象作出了很大贡献。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由于“应用性文化研究”长期未能归入已有的传统学科，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质，研究者通常是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人员、企业研究人员或其他人员。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等领域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也十分欠缺，至今为止，全国除每年一本的文化发展报告外――如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年度报告《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和上海、深圳等地先后推出的地方文化产业蓝皮书――甚至还没有一本专门的刊物，可以刊登文化管理、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刊物,研究成果发表空间不大，研究力量不强。 当然，由于巨大的现实需求的推动，情况正在迅速地发生着改变。到去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就高等教育来看，全国开设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校、院、系、所和研究机构已近70个，各种研究报告，甚至教材也陆续推出，应用性文化研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的研究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仍然远远不够，很多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如公共文化管理问题、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行政问题、对外文化贸易问题、文化统计问题、城市规划中的文化景观、文化形象、文化空间等的规划设计问题等;哪怕在目前也已经可以称为显学的文化产业研究中，文化产业集群、文化经济政策、相关文化法规、文化企业管理等都十分缺乏研究。当然，文化产业研究与公共文化管理、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的“学科细分”，那是一个更深入的话题。 应用性文化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情况来看，应用性文化研究 也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知识准备不足。如前所述，目前从事应用性文化研究的人员，大多来自人文学科（主要是一批原来从事文学、文艺学等研究的专业人士），缺乏应用性文化研究相关的学科知识准备，如产业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等的训练，严重的知识亏欠，使得这类研究不能获得足够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方法工具。 其次，传统学院派的研究者对此类研究多多少少有些“看不上眼”，包括文史哲、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认为应用性文化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多数学者并不积极关注这类研究，更遑论介入。 第三则是应用性研究其实要求并不比纯理论研究低，有时甚至更高，应用性文化研究既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紧跟学术前沿，又要了解现实发展需求，方能做到有的放矢，具有“可操作性”，这在目前中国正处社会转型、全球化冲击等错综复杂的现实条件下，显得尤为艰难。 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日益增长，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音乐、创意设计等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与经济全球化裹挟而来的西方文化，正无孔不入地渗入当代国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市场的全球化，文化产品的跨国界流通与消费使得以往以国家民族为限的文化边界渐趋模糊，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失去了固定的空间和受众，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人类物质生产的能力已经足够满足需求，而精神需求则前所未有地巨大而突出。如何管理文化事业、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开展应用性文化研究，无疑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作者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文化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