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节，我与德贵在北京我父母那里结婚。回到山东，第一件事，他领我去给他的母亲上坟。他精心准备了几样小菜，还有烟、酒、水果、点心。一一供上，点起三柱香，又替母亲吸燃了香烟。他便长跪不起了。 旷野荒坡，墓冢起伏。料峭寒春，北风呜咽。 天地间，就我们两个人。 我也跪下了。以表达我对一位伟大母亲的敬爱。 我没见过他的母亲。但认识了他，便认识了母亲。一位让我每每想起都难以平静的母亲。 德贵出生8个月，推车子卖苦力的父亲吐血而死。“天”塌了，撇下三男两女5个孩子。不说别的，出殡的钱都没有。41岁的母亲哭够了，抹去泪水，出门找来保人。将5间草房中最好的3间典给了别人。从此，房子永远成了人家的房子，再无力收回。母亲67岁病逝时，指着隔墙而居的那户人家、那3间房子，深感愧对几个已然长大、婚无居所的儿子。 典房子的钱是278元，葬了父亲，还了父亲治病的欠债。便所剩无几了。好心街坊邻居给母亲指一条活路：将小闺女、小儿子送人，带着大些的孩子改嫁吧，不然怎么活呀。母亲望着孩子们，孩子们则抱紧娘，哭着说全家永不分离。母亲含着眼泪笑了，说了声“好孩子”，便拾起父亲用过的车绊，推起父亲推过的木轮车……她早出晚归，以她的血汗养活5个儿女。 推车子运窑货，份量很重。路途很远，根本不是女人干的活儿。母亲一天天、一年年干下来了，她是在舍命呵。这么干了许多年，孩子们一直不得温饱。 饿。德贵童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三四岁时，正逢60年代初那场大饥饿。母亲早晨推车子出门，天黑才能回来。大姐出嫁了，两个哥哥出去打零工。家里，七八岁的小姐姐照看小弟弟。弟弟饿得哭，小姐姐怎么哄都不行，环望周围，家徒四壁，除了一盘土炕，再就是一张桌子、一只炉子了。小姐姐便在桌子、炉子上做开了文章：拿一根铁丝，在炉子里烧得通红。往桌面上给弟弟戳窟窿玩。“滋滋”的声响，缕缕的青烟，铁丝起处，一个个焦黑的窟窿洞穿了桌面……老玩这一种游戏，小弟弟乏味了，咕咕叫的肚子又让他记起了饥饿，又大哭起来。小姐姐也哭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她犹豫了一下，从墙角一个小罐里抓出一把豆子，将它们放在炉盖上。烙烙，再一粒粒放进弟弟嘴里。好香的炒豆儿呀，弟弟吃着吃着，小手里还攥着豆子。人就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痕。姐姐心里惶恐起来。罐底儿那一点豆子。是母亲到乡下收割完了的地里，一粒一粒捡来的。这点豆子简直就是金豆子，娘嘱咐过不许动的。一把豆子碾了，撒到一锅野菜里，做成“渣豆腐”，就是全家一顿美味的饱饭哪。 母亲回来了，真的带回了野菜。她兴奋地说要给孩子们做一顿喷香喷香的好饭!她揭开罐子，登时怔住了，小女儿“哇”一声哭了……望着戳满黑窟窿的桌子和两个孩子发黑的嘴巴，母亲全明白了。小儿子醒了，欢笑着将手里的豆手放到娘的嘴里，娘吃了，不熟啊，满口豆腥气……母亲终于呜咽出声，将一对小儿女紧紧地揽在了怀里…… 德贵至今不吃炒豆。每逢“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就从街上买些炒豆回来。他是一粒也不吃的，不堪回首。 “从小到大，母亲没打过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挨揍，是大哥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是母亲命令大哥打的。”这一脚，德贵多次提起。 那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德贵到街坊小博家做作业。作业完成，几个男孩玩闹起来。小博兄弟俩欺负德贵，一人拿一根棍子打他，德贵双手夺棍。不料碰了头顶的灯泡，只听“啪”的一声，灯泡当空爆碎!立时，小博的娘一跺脚，冲德贵“哼”了一声就拔腿出门，不一会儿就拿回一个灯泡换上。 德贵惴惴地回到家，母亲正发愣呢。看见小儿子．母亲大惑不解地说：“奇怪煞了。刚才，小博他娘踹门进来，啥话也不说，踩着床就把咱的灯泡给拧走了，我撵在后头问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问你的小儿去吧!”小儿子吓坏了，低着头坦白了一切。母亲动气了：“成天掐着耳朵嘱咐你，别惹祸别惹祸，你就是不听!咱这样的人家，别人不来惹乎咱，咱就烧高香了，你……”越说越气，浑身发抖。“打”字刚一出口，旁边愤怒的大哥早飞起一脚，将小弟从当屋踢到了院子里。一脚不解气，大哥奔过去欲踢第二脚，母亲哭喊着跑过去抱起小儿子：“不许你给我打他!你弟弟8个月就没了爹呀!别人欺负咱还不够吗?要打你打我吧!呜……” “俺娘，多么刚强的一个人，有泪不轻弹。记忆里，这是她哭得最悲最恸的一次。父亲死时，她也没有这样。”德贵刻骨铭心。 ――听了这个故事，我心里有一种锥刺般的痛。想起来就痛――不是为他挨大哥那一脚，而是为了那与命运苦苦抗争的要强的母亲。我能理解母亲的哭。一个没了丈夫、没有亲朋相助的女人，男人似的胼手胝足推车子卖命，拼死拼活拖儿带女，不为别的，就为了活出一口气来。可是她太穷了，没有人拿她当回事，她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污辱被损害。男孩子，哪有不调皮不惹祸的(何况事出有因)?如果是别家的孩子碰破了灯泡，那悍妇敢这样吗?她破门而入拧走灯泡的“惊人之举”，犹如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打着母亲的尊严。她哭，她感到多么的屈辱! 1965年。青海建设兵团来山东招支边青年。正在长身体的二哥饿得实在受不住，背着母亲报了名。行期将近，他才哭着告诉了母亲。母亲没哭，也没感到特别吃惊，她说去吧去吧，到那里能吃个饱饭! 遥远的青海格尔木，二哥18岁去，38岁回，一去整整20年。20年里，母亲牵挂着他惦念着他。总感到对不起他。二哥在那边结婚了，有了女儿，母亲叫小儿子赶紧写信去：“孩子断了奶，就把她给娘送回来吧，我要亲手把孙女养大。”母亲是要在她的晚年，弥补对老二的亏欠！ 1982年初，母亲弥留之际。将已经7岁的孙女丽丽托咐给尚没有女朋友的小儿子，“娘也知道，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有多么不便，可无论如何。你要替娘带好丽丽。直到有一天把她好好地交给你二哥二嫂。”从此，德贵当爹又当娘，每天还给小姑娘梳小辫儿。 当年那样的生活，孩子们是不可能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几乎都没进过学堂。吃不是吃。穿不是穿。何谈上学?轮到老小我的他，上学，上学，上学，直到高中。这是母亲的心愿。可惜这代人没碰上好时候。所学不多。但母亲她极希望小儿子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凡与“学问”有关的事。地都有求必应。这里就说一件事：那个年代，无书可读，小儿子就提出订些报刊看，母亲高兴地答应了。从70年代初上初中起，到母亲1982年病逝。德贵先后订过《淄博日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日报》《人民文学》《诗刊》《世界文学》《青春》《书法》等等。这是一项不小的开支。那时候，莫说这么穷的家庭，就是经济宽裕的人家，也没有给孩子订报刊的。从初中到高中，班里订报刊的。始终仅他一个人。多么令人感动吧，孤儿寡母6口之家，母亲和4个哥哥姐姐都不识字。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为他订了那么多年的报刊!这些报刊，使破败的茅草屋有了生气有了吸引力，总有中学同学来阅报借杂志。这
里简直成了课外阅览之家！高中毕业，他也当了教师，订了更多的报刊，又吸引来一群一群的小学生。其中一个孩子叫张宏森，现在已成为知名作家。宏森告诉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诗刊》《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是在德贵老师家。那时候，放学不回家。家长就知道我们到老师家读书看报去了，都很放心。”――一个贫穷得小城里罕见的院落，一个依然是徒有四壁的家。天天有邮递员“叮叮铃铃”来送报纸送杂志，常常有中学生、小学生说笑笑出来进去。这在那个文化苍白的年代。是多么的奇异多么的不可思议啊。而这，全赖母亲的支持。 不知什么时候，小儿子已戴上眼镜，写的一手好。登门的人更多了：居委会来找他出黑板报，宣传栏，街邻来找他刻喜贴，写契约、写诉状、写对联；那个欺人太甚拧走灯泡的女人。母亲与她绝交已有好多年，她居然也拿着儿子小博的信跨进门坎，小博在很远的建设兵团，来信指名要毕德贵同学代写一分“入团申请书”……直到有一天，全城最有名的一所小学的校长也大驾光临，地说；“大娘哎，我们要请您的小儿子去当教师哩，不知您老同意不同意?”“同意：同意!”母亲朗朗地笑着：爽快地回答。德贵当时不在家，是母亲一诺定终生。他当了教师，至今仍耕耘在三尺讲台上。 寒门出了个书生，微不足道的穷书生，但在母亲心里，已是快慰无比了。毕竟，祖祖辈辈第一个读书人!每每有人来找小儿子写写画画，她总是一口应承下来。凡母亲答应人家的事。小儿子必是漂漂亮亮地完成。他太懂得母亲的心了；过去穷，连亲戚都躲得远远的，不可能有人有求于你：如今依然是穷，可儿子脑袋不空，肚里有墨水，能够有益于社会有助于人了。这么多年啦，人们终于感到了这家人的存在。孤儿寡母，终于让人瞧得起了。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一直孤苦无助也没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家。如今终于能以一点文化帮别人做点什么了。母亲是多么的高兴啊――助人为乐，母子俩太有体会了。这是一种使人感到尊严、感到价值的快乐! 母亲愈发地看重文化。大哥的孩子上学了，奶奶每天必定要给小孙子“检查”作业。老人是一个字一个字、一道题一道题地“检查”，一丝不苟，有一回，奶奶的举动令小孙子好生不解：“奶奶，您怎么倒着看作业呢?”奶奶“哦”一声。正过本子继续“检查”表情不变。旁边，她的小儿子忍不住想笑。捂住嘴巴快快跑出去……奶奶检查完作业，小孙子才被允许出去玩。小孙子哪里知道，奶奶是大字不识一个呀。终于有一天，奶奶在小孙子面前露了馅。那天，女教师家访来了。手里拿着个作业本，进门就扬着本子，说这孩子也太粗心了，订个本子都是颠颠倒倒的！孩子的小叔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接过本子一瞧，果然，散开的写了作业的纸张，被母亲一针一线缝在了一起，本子平平整整，纸页却有正有倒……“真对不起！俺娘不识字呀。”德贵向老师解释。旁边，他的小侄，眼睛瞪得大大的，听错了似的“什么?俺奶奶不识字?!”女教师听了，感慨不已! 母亲的故事，德贵讲过太多太多，无论是悲是喜。我听了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一个没有职业、没有文化、没有娘家(3岁没了娘，5岁没了爹)的女人，在那样一种难以想象的贫苦中，用自己的双手，带大了5个儿女。这是一位多么刚强、多么了不起的母亲呀。 母亲，肩上的担子太重太重，身体早早的就被压垮了，才50多岁便积劳成疾：胃病、肺气肿、支气管炎、腰腿痛等等。1982年冬末春初，母亲数病并发，被送进医院。母亲明白，这回是挺不过去啦。她要回家。德贵的哥哥姐姐们都不同意。德贵去征求主治大夫的意见，大夫点头同意了。当时，德贵遭了雷击一般，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他知道，同母亲永别的时刻到了。他默默地拨开众人，走近病床，弯上腰，双手轻轻托起母亲，轻轻走出病房，边捷边说：“娘，咱们回家。”母亲在她的小儿子的怀抱里，安详地笑了。德贵双手托抱着母亲，心中惊诧不已：母亲的身子叶片一般，轻得简直没有了份量！娘啊，您为儿女付出太多太多。留给自己的只有一把骨头!他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滴滴嗒嗒落在怀中母亲的脸上! 母亲去了，终年67岁。 婚后，第一次上坟，我本不想去的，因为我还不懂得“上坟”是怎么一回事。德贵恳求我：“这次，你一定要去。以后我绝不强求。母亲生前最大的心事，就是我的婚事。我领你去见了娘，娘就含笑九泉了。” 走进婚姻，母亲也在他娓娓地讲述中。悄悄走进我的心扉。年年清明去看母亲，成为我们必做的事情。后来，我们调动工作离开小城，依旧一年一度回去上坟。1987年，我们请山里一位老石匠，给母亲打制了一块石碑。碑铭与碑志，我撰稿，他题写。它们带着我们不尽的思念。深深地镌勒石中。母亲不朽。 今年的清明节，德贵结束了淄博市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恰逢星期天。我们携了9岁的儿子回去祭奠母亲。石碑前，德贵解开风衣。将鲜红的烫了金色国徽的人民代表证。从胸前摘下来，轻轻放到墓前。 春风轻拂，从冬眠中醒来的荒野，草色遥看近却无。 儿子问爸爸：“奶奶多少岁呀?” 爸爸想了想，回答：“奶奶要是活着，今年就79岁啦。奶奶属龙，生日是1916年阴历8月初5。” 德贵还告诉儿子：“奶奶姓徐，叫徐常英。她要是能够见到你和你的妈妈，那该多么好、多么好啊。” 责任编辑：潘小平
1983年春节，我与德贵在北京我父母那里结婚。回到山东，第一件事，他领我去给他的母亲上坟。他精心准备了几样小菜，还有烟、酒、水果、点心。一一供上，点起三柱香，又替母亲吸燃了香烟。他便长跪不起了。 旷野荒坡，墓冢起伏。料峭寒春，北风呜咽。 天地间，就我们两个人。 我也跪下了。以表达我对一位伟大母亲的敬爱。 我没见过他的母亲。但认识了他，便认识了母亲。一位让我每每想起都难以平静的母亲。 德贵出生8个月，推车子卖苦力的父亲吐血而死。“天”塌了，撇下三男两女5个孩子。不说别的，出殡的钱都没有。41岁的母亲哭够了，抹去泪水，出门找来保人。将5间草房中最好的3间典给了别人。从此，房子永远成了人家的房子，再无力收回。母亲67岁病逝时，指着隔墙而居的那户人家、那3间房子，深感愧对几个已然长大、婚无居所的儿子。 典房子的钱是278元，葬了父亲，还了父亲治病的欠债。便所剩无几了。好心街坊邻居给母亲指一条活路：将小闺女、小儿子送人，带着大些的孩子改嫁吧，不然怎么活呀。母亲望着孩子们，孩子们则抱紧娘，哭着说全家永不分离。母亲含着眼泪笑了，说了声“好孩子”，便拾起父亲用过的车绊，推起父亲推过的木轮车……她早出晚归，以她的血汗养活5个儿女。 推车子运窑货，份量很重。路途很远，根本不是女人干的活儿。母亲一天天、一年年干下来了，她是在舍命呵。这么干了许多年，孩子们一直不得温饱。 饿。德贵童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三四岁时，正逢60年代初那场大饥饿。母亲早晨推车子出门，天黑才能回来。大姐出嫁了，两个哥哥出去打零工。家里，七八岁的小姐姐照看小弟弟。弟弟饿得哭，小姐姐怎么哄都不行，环望周围，家徒四壁，除了一盘土炕，再就是一张桌子、一只炉子了。小姐姐便在桌子、炉子上做开了文章：拿一根铁丝，在炉子里烧得通红。往桌面上给弟弟戳窟窿玩。“滋滋”的声响，缕缕的青烟，铁丝起处，一个个焦黑的窟窿洞穿了桌面……老玩这一种游戏，小弟弟乏味了，咕咕叫的肚子又让他记起了饥饿，又大哭起来。小姐姐也哭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她犹豫了一下，从墙角一个小罐里抓出一把豆子，将它们放在炉盖上。烙烙，再一粒粒放进弟弟嘴里。好香的炒豆儿呀，弟弟吃着吃着，小手里还攥着豆子。人就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痕。姐姐心里惶恐起来。罐底儿那一点豆子。是母亲到乡下收割完了的地里，一粒一粒捡来的。这点豆子简直就是金豆子，娘嘱咐过不许动的。一把豆子碾了，撒到一锅野菜里，做成“渣豆腐”，就是全家一顿美味的饱饭哪。 母亲回来了，真的带回了野菜。她兴奋地说要给孩子们做一顿喷香喷香的好饭!她揭开罐子，登时怔住了，小女儿“哇”一声哭了……望着戳满黑窟窿的桌子和两个孩子发黑的嘴巴，母亲全明白了。小儿子醒了，欢笑着将手里的豆手放到娘的嘴里，娘吃了，不熟啊，满口豆腥气……母亲终于呜咽出声，将一对小儿女紧紧地揽在了怀里…… 德贵至今不吃炒豆。每逢“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就从街上买些炒豆回来。他是一粒也不吃的，不堪回首。 “从小到大，母亲没打过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挨揍，是大哥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是母亲命令大哥打的。”这一脚，德贵多次提起。 那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德贵到街坊小博家做作业。作业完成，几个男孩玩闹起来。小博兄弟俩欺负德贵，一人拿一根棍子打他，德贵双手夺棍。不料碰了头顶的灯泡，只听“啪”的一声，灯泡当空爆碎!立时，小博的娘一跺脚，冲德贵“哼”了一声就拔腿出门，不一会儿就拿回一个灯泡换上。 德贵惴惴地回到家，母亲正发愣呢。看见小儿子．母亲大惑不解地说：“奇怪煞了。刚才，小博他娘踹门进来，啥话也不说，踩着床就把咱的灯泡给拧走了，我撵在后头问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问你的小儿去吧!”小儿子吓坏了，低着头坦白了一切。母亲动气了：“成天掐着耳朵嘱咐你，别惹祸别惹祸，你就是不听!咱这样的人家，别人不来惹乎咱，咱就烧高香了，你……”越说越气，浑身发抖。“打”字刚一出口，旁边愤怒的大哥早飞起一脚，将小弟从当屋踢到了院子里。一脚不解气，大哥奔过去欲踢第二脚，母亲哭喊着跑过去抱起小儿子：“不许你给我打他!你弟弟8个月就没了爹呀!别人欺负咱还不够吗?要打你打我吧!呜……” “俺娘，多么刚强的一个人，有泪不轻弹。记忆里，这是她哭得最悲最恸的一次。父亲死时，她也没有这样。”德贵刻骨铭心。 ――听了这个故事，我心里有一种锥刺般的痛。想起来就痛――不是为他挨大哥那一脚，而是为了那与命运苦苦抗争的要强的母亲。我能理解母亲的哭。一个没了丈夫、没有亲朋相助的女人，男人似的胼手胝足推车子卖命，拼死拼活拖儿带女，不为别的，就为了活出一口气来。可是她太穷了，没有人拿她当回事，她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污辱被损害。男孩子，哪有不调皮不惹祸的(何况事出有因)?如果是别家的孩子碰破了灯泡，那悍妇敢这样吗?她破门而入拧走灯泡的“惊人之举”，犹如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打着母亲的尊严。她哭，她感到多么的屈辱! 1965年。青海建设兵团来山东招支边青年。正在长身体的二哥饿得实在受不住，背着母亲报了名。行期将近，他才哭着告诉了母亲。母亲没哭，也没感到特别吃惊，她说去吧去吧，到那里能吃个饱饭! 遥远的青海格尔木，二哥18岁去，38岁回，一去整整20年。20年里，母亲牵挂着他惦念着他。总感到对不起他。二哥在那边结婚了，有了女儿，母亲叫小儿子赶紧写信去：“孩子断了奶，就把她给娘送回来吧，我要亲手把孙女养大。”母亲是要在她的晚年，弥补对老二的亏欠！ 1982年初，母亲弥留之际。将已经7岁的孙女丽丽托咐给尚没有女朋友的小儿子，“娘也知道，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有多么不便，可无论如何。你要替娘带好丽丽。直到有一天把她好好地交给你二哥二嫂。”从此，德贵当爹又当娘，每天还给小姑娘梳小辫儿。 当年那样的生活，孩子们是不可能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几乎都没进过学堂。吃不是吃。穿不是穿。何谈上学?轮到老小我的他，上学，上学，上学，直到高中。这是母亲的心愿。可惜这代人没碰上好时候。所学不多。但母亲她极希望小儿子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凡与“学问”有关的事。地都有求必应。这里就说一件事：那个年代，无书可读，小儿子就提出订些报刊看，母亲高兴地答应了。从70年代初上初中起，到母亲1982年病逝。德贵先后订过《淄博日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日报》《人民文学》《诗刊》《世界文学》《青春》《书法》等等。这是一项不小的开支。那时候，莫说这么穷的家庭，就是经济宽裕的人家，也没有给孩子订报刊的。从初中到高中，班里订报刊的。始终仅他一个人。多么令人感动吧，孤儿寡母6口之家，母亲和4个哥哥姐姐都不识字。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为他订了那么多年的报刊!这些报刊，使破败的茅草屋有了生气有了吸引力，总有中学同学来阅报借杂志。这
里简直成了课外阅览之家！高中毕业，他也当了教师，订了更多的报刊，又吸引来一群一群的小学生。其中一个孩子叫张宏森，现在已成为知名作家。宏森告诉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诗刊》《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是在德贵老师家。那时候，放学不回家。家长就知道我们到老师家读书看报去了，都很放心。”――一个贫穷得小城里罕见的院落，一个依然是徒有四壁的家。天天有邮递员“叮叮铃铃”来送报纸送杂志，常常有中学生、小学生说笑笑出来进去。这在那个文化苍白的年代。是多么的奇异多么的不可思议啊。而这，全赖母亲的支持。 不知什么时候，小儿子已戴上眼镜，写的一手好。登门的人更多了：居委会来找他出黑板报，宣传栏，街邻来找他刻喜贴，写契约、写诉状、写对联；那个欺人太甚拧走灯泡的女人。母亲与她绝交已有好多年，她居然也拿着儿子小博的信跨进门坎，小博在很远的建设兵团，来信指名要毕德贵同学代写一分“入团申请书”……直到有一天，全城最有名的一所小学的校长也大驾光临，地说；“大娘哎，我们要请您的小儿子去当教师哩，不知您老同意不同意?”“同意：同意!”母亲朗朗地笑着：爽快地回答。德贵当时不在家，是母亲一诺定终生。他当了教师，至今仍耕耘在三尺讲台上。 寒门出了个书生，微不足道的穷书生，但在母亲心里，已是快慰无比了。毕竟，祖祖辈辈第一个读书人!每每有人来找小儿子写写画画，她总是一口应承下来。凡母亲答应人家的事。小儿子必是漂漂亮亮地完成。他太懂得母亲的心了；过去穷，连亲戚都躲得远远的，不可能有人有求于你：如今依然是穷，可儿子脑袋不空，肚里有墨水，能够有益于社会有助于人了。这么多年啦，人们终于感到了这家人的存在。孤儿寡母，终于让人瞧得起了。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一直孤苦无助也没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家。如今终于能以一点文化帮别人做点什么了。母亲是多么的高兴啊――助人为乐，母子俩太有体会了。这是一种使人感到尊严、感到价值的快乐! 母亲愈发地看重文化。大哥的孩子上学了，奶奶每天必定要给小孙子“检查”作业。老人是一个字一个字、一道题一道题地“检查”，一丝不苟，有一回，奶奶的举动令小孙子好生不解：“奶奶，您怎么倒着看作业呢?”奶奶“哦”一声。正过本子继续“检查”表情不变。旁边，她的小儿子忍不住想笑。捂住嘴巴快快跑出去……奶奶检查完作业，小孙子才被允许出去玩。小孙子哪里知道，奶奶是大字不识一个呀。终于有一天，奶奶在小孙子面前露了馅。那天，女教师家访来了。手里拿着个作业本，进门就扬着本子，说这孩子也太粗心了，订个本子都是颠颠倒倒的！孩子的小叔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接过本子一瞧，果然，散开的写了作业的纸张，被母亲一针一线缝在了一起，本子平平整整，纸页却有正有倒……“真对不起！俺娘不识字呀。”德贵向老师解释。旁边，他的小侄，眼睛瞪得大大的，听错了似的“什么?俺奶奶不识字?!”女教师听了，感慨不已! 母亲的故事，德贵讲过太多太多，无论是悲是喜。我听了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一个没有职业、没有文化、没有娘家(3岁没了娘，5岁没了爹)的女人，在那样一种难以想象的贫苦中，用自己的双手，带大了5个儿女。这是一位多么刚强、多么了不起的母亲呀。 母亲，肩上的担子太重太重，身体早早的就被压垮了，才50多岁便积劳成疾：胃病、肺气肿、支气管炎、腰腿痛等等。1982年冬末春初，母亲数病并发，被送进医院。母亲明白，这回是挺不过去啦。她要回家。德贵的哥哥姐姐们都不同意。德贵去征求主治大夫的意见，大夫点头同意了。当时，德贵遭了雷击一般，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他知道，同母亲永别的时刻到了。他默默地拨开众人，走近病床，弯上腰，双手轻轻托起母亲，轻轻走出病房，边捷边说：“娘，咱们回家。”母亲在她的小儿子的怀抱里，安详地笑了。德贵双手托抱着母亲，心中惊诧不已：母亲的身子叶片一般，轻得简直没有了份量！娘啊，您为儿女付出太多太多。留给自己的只有一把骨头!他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滴滴嗒嗒落在怀中母亲的脸上! 母亲去了，终年67岁。 婚后，第一次上坟，我本不想去的，因为我还不懂得“上坟”是怎么一回事。德贵恳求我：“这次，你一定要去。以后我绝不强求。母亲生前最大的心事，就是我的婚事。我领你去见了娘，娘就含笑九泉了。” 走进婚姻，母亲也在他娓娓地讲述中。悄悄走进我的心扉。年年清明去看母亲，成为我们必做的事情。后来，我们调动工作离开小城，依旧一年一度回去上坟。1987年，我们请山里一位老石匠，给母亲打制了一块石碑。碑铭与碑志，我撰稿，他题写。它们带着我们不尽的思念。深深地镌勒石中。母亲不朽。 今年的清明节，德贵结束了淄博市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恰逢星期天。我们携了9岁的儿子回去祭奠母亲。石碑前，德贵解开风衣。将鲜红的烫了金色国徽的人民代表证。从胸前摘下来，轻轻放到墓前。 春风轻拂，从冬眠中醒来的荒野，草色遥看近却无。 儿子问爸爸：“奶奶多少岁呀?” 爸爸想了想，回答：“奶奶要是活着，今年就79岁啦。奶奶属龙，生日是1916年阴历8月初5。” 德贵还告诉儿子：“奶奶姓徐，叫徐常英。她要是能够见到你和你的妈妈，那该多么好、多么好啊。” 责任编辑：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