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个人生失败者

我写了一个人生失败者

(2010-05-17 10:03:27)

我写了一个人生失败者

——对话《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作者季承

《我和父亲季羡林》是一本注定要掀起轩然大波的小书。作者季承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前夕,推出了这本斟酌多日的回忆录。他以“盖棺论定”自许,为我们勾勒出一副享有盛名的学者的人生略图。在本书里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

4月12日晚上,记者采访了住在蓝旗营小区的季承先生。写完这本书,他好像放下了心灵的重负。在四十六分钟的采访里,他轻松自如,吐露了本书写作的心路历程,还披露了季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老愚:您在书里曾经写到,您的父亲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盖棺论定,您觉得现在就可以为他盖棺论定,请您阐述一下理由。

季承:我这样说,主要是从我这个角度。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父亲这个人并不是那么复杂和深奥,我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对他的了解好像是应该多一些,有些问题并不难了解和解释,所以我觉得并不需要像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那样,经过多少年历史时间的检验才能做出定论。从我这和家人的角度,这样的“盖棺论定”应该有一个大致上比较准确的论断。

老愚: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季先生在人生上是个失败者?他“有国无家”,对外热情慷慨,对家人冷漠甚至冷酷,您写的一系列细节,颠覆了公众所认可所接受的季先生的形象。

季承:颠覆恐怕不准确。我的看法是让大家部分地真实地完整地了解我父亲,这个与大家所了解所期盼的人物是不同的。大家看完之后可能会失望,不满,甚至有人会很愤怒,但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是事实。传统观念里希望一个人很完美,所谓圣人,希望他完美,世界上真正完美和完满的人不多,或者根本不存在。我希望大家理解我写本书的动机,大家要冷静和理智地对待,不要单纯凭感情去认识。

老愚: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有一条叫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您这本书的写法,应该是非常真实地记述了您所感受或者看到的父亲的形象。有些读者在您博客里面留言说,怎么能这样写父亲,觉得有鞭尸的意思,您怎样回答这些读者的责难?

季承:中国儒家文化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但也有一些糟粕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完全按照儒家学说去做,就会产生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物,说他的生活或者生命是失败的也可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又很成功,因为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维护了仁、礼这样的传统观念。所以,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怎么做这个人才算对才算好?是和我母亲离婚还是维护现在的婚姻,这是两难的,很难说。我就提出个问题,也没给答案,大家说怎么办?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我这样写,很多读者很不高兴,很愤怒,辱骂我,说我不孝,这个事情要看怎么讲。这又牵扯到传统观念了,按照过去儒家的这套办法,那是不应该这么说的,大逆不道,儿子怎么能说起父亲这些事情呢?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讲,不应该这么看,我们应该讲事情真实的方面,不要掩盖事实真相,这样对读者对社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让大家了解父亲的真实情况,我所说的没有假的,我就是尊重了父亲的意见,假话是绝对不说的。当然,真话我也没有完全说完——即使我说了这么一点真话,大家都接受不了,如果我说更多的真话的话,那会引起更大的反应。希望这部分读者能从现代人的角度,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当然我也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对于他们对我的批评和指责,我也不介意。

老愚:您也是斟酌了好久才下笔的,很多问题是反复考虑,很多真话也还没说。那您现在说出来的真话和保留的真相,是个怎样的比例?

季承:现在说出来的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保留的是很少的一部分。

老愚:主要是哪些部分?

季承:主要是我们对父亲的看法和我们家庭内部的一些事情。我想还是有一些避讳,请大家原谅,但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老愚:您这本书,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就是真实得近乎残酷,您认为这样概括可以吗?

季承:不光现在,恐怕过去的历史也都有它残酷的一面。如果我不讲,你觉得很完满,或者很伟大,如果你讲了,他就不见得完满,不见得伟大,甚至于让你感觉是残酷的,我觉得人生和社会都有残酷的一面。

老愚:我对您写的一段印象深刻,就是写到《猫》,季先生这篇《猫》算是名作了,读者都为季先生和猫之间的情感所感动,结果您给出了另一面的解读,在季先生和猫之间的趣味昂然的情感背后,是一家人的忍耐和痛苦。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季承:主要就是父亲感情的需要。他对这个家庭好像并不是那么需要,对于猫给他的安慰,他是非常需要的。那时候,他找不到猫的安慰,也可能找到其他的安慰,因为人总是需要安慰的。我们对于小动物也不是不喜欢,但在特定的背景下,就产生了我所描述的这种故事,这个也是真实的。

老愚:季老喜欢猫,真的搞得全家人鸡犬不宁吗?

季承:嗯,可以这么说。

老愚:严重到什么程度?

季承:我父亲也讲过了,我们家因为猫划清界限,分为左中右三派,这也是很严肃的问题。当然,他是很诙谐地跟我讲——他是右派,我祖母、母亲是左派,我是和稀泥的,中间派。实际上,我当时把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我只能做一个中间派。实际上,没有这些感情背景的话,我很喜欢动物。我很喜欢猫、狗、乌龟,我现在这两只乌龟就养得很好。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对这种现象十分容忍。猫是很费心的,需要人去伺候它的。我祖母、母亲那时候年纪都非常大了,连做饭都很困难了,哪有精力去搞这些猫?

老愚:那就是季先生完全不管猫?

季承:他不管啊,他管什么?

老愚:他只顾欣赏,猫每天定时去拜访他?

季承:他带猫出去散步,给猫喂点猪肝,喂点牛肉,那猫当然对他非常好了。我们对猫要是生气了,打它一下子,它就要对我们反抗了。我那个外甥,那就是视若仇敌啊,他一进北大东门,猫就闻到味道了,在家里就坐立不安的。我父亲就跟我讲,何巍快回来了,果不其然,每天如此。

老愚:你这个外甥反对猫?

季承:对,还打。他跟猫就结上仇了,一进门就打。夏天,他在屋里走路得拿着竹竿走,否则猫就挠他脚心,就严重到了这种地步。有一只花猫,还可以容忍我一点,对我父亲从来都是百依百顺,对其他人态度有区别,所以这个事情在家里也是很热闹的。晚上,猫就睡在我父亲母亲、祖母的卧室里面,几位老人和三四只猫在一起,怎么能睡好呢?猫有骚味儿,又叫,还有寄生虫。

老愚:那猫实际上就是家里的一个定时炸弹?

季承:一个很大的负担。

老愚:每天都让家里很不快吗?

季承:每天如此。我们这边就是忍让,也得喂它,也得让他睡觉,看着它,但这是很大的忍耐。

老愚:最后这些猫是怎么处理的?

季承:有些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死掉了。我父亲也写过一些东西,最后还剩下一只叫“大强盗”,现在可能沦落为流浪猫了,活没活就不知道了。北大有很多流浪猫,它是不是和它们在一起生活就不知道了。有时候,我就看见北大十三公寓附近有很多流浪猫,它们生活得很自在,因为是野生的了,可以在外面自由自在地活动。另外,还有些热心的人每天按时按点去喂它们。它们偶尔还去逮一只鸟或者逮一只老鼠,我觉得它们过得非常好,比被人圈在家里头生活自在多了。群里如果有一只蓝一只黄眼睛的波斯猫,那可能就是大强盗。

老愚:您讲到季先生对外有一种侠气,慷慨大方,有的时候捐了再说,有的时候甚至捐得身无分文,对家人,您找他借相机他也不肯,小孩找他借书他也不肯,家人对他一直很敬重,那他对家人的这种生分感,到底从何而来?

季承:生分感,从书的开头就提到了,他是寄居在叔父家,所以他一来,他自己也写过,叫“寄人篱下”,这种写法就已经很严重了。那是他的亲叔父,我觉得不应该用“寄人篱下”这个词。

老愚:他不认可这个家庭?

季承:不认可,不接受。再加上我母亲这种婚姻,他就对这个家庭有一种排斥,不能融为一体。他的《清华园日记》里讲得都是很清楚的,他非常厌恶这个家庭,对这个家庭有一种排斥的感觉。

老愚:您在书里有一节特意写到,您和姐姐把母亲和祖母从山东接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季先生是什么态度?

季承:当时,我们的顾虑是怕他公开拒绝,后来实践表明,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也是他委曲求全的做法,他的接受并不是完全内心全面的接受,他是一种理智的做法。

老愚:根据您书中的描写,感觉您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什么亲热的举动?

季承:是,没有。

老愚:只是在后面,您母亲临终前父亲在医院摸了一下手。那个时候肯定是动感情的。从您记事起,欢迎他从德国回来,一直到北京团圆,一直到您母亲去世,他们中间都没有一丝亲热的表示?

季承:应该说没有。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他才三十几岁,所以我祖母就对我说:“你别在你妈那个地方睡了,你出来吧。”当时我不懂什么意思,她说,你妈可能给你生个小弟弟。结果根本没那么回事情。

老愚:那一晚上根本就没发生任何事,第二天你也没能从你母亲脸上看出任何迹象?

季承:没有。

老愚: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也很好奇,这一块好像是被冰冻着。季老的情爱这一块,好像就被冰封着。后来看到季老在德国跟女打字员有一丝情愫,我们也有一丝安慰——哦,原来季老也有七情六欲,他可能是发乎情,止于礼。从他从德国回来到去世,基本上跟异性没有亲密的接触。那我们作为读者会觉得,季老一生性应该是很压抑的?

季承:是很压抑。我们当然能感觉到。

老愚:有些什么表现呢?

季承:他就是很自制,自己约束自己,把这一块等于是冰冻起来了,没这回事情,家庭等于是团聚的,但他自己是很封闭的。

老愚:您母亲来到北京之后,两人也不在一起?

季承:我们给他买了个双人床,他当场就拒绝了,说:“给我换掉。”就给他换了个单人床,而且我母亲的单人床也不能搁在一块儿,一个屋子都不能放,就给放到客厅里去了。

老愚:那您父亲就没有和您母亲同床过?

季承:没有同床过,形同陌路。

老愚:太残忍了。

季承:这就是我父亲,确实是太残忍了。所以大家脑子里认为我们家里很和睦很和谐,实际上,这一部分是很不值得这样想象的。而且别人很想象不出来的。即使是北大的那些邻居,如果他们不深刻地想想的话,也想象不出来这种事情,“季奶奶家里,简直是和谐得不得了,温暖得不得了啊!”老祖也好,我妈也好,季羡林也好,都是很好的人啊,这是没错的,但作为一个家庭,一对夫妻来讲,那还差得远,简直就是没关系。

老愚:我忍不住还想问一个问题,那季老的性欲怎么解决?我想他总应该有些办法,有个相好吧?

季承:我想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忍着吧。

老愚:只能通过看书,做其他事情?

季承:他就是很忙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一套学问里。

老愚:那您觉得他那样做学问是不是有一种替代的作用?

季承:这倒不一定是特地为这个事情。因为他对于自己从事的学问确实是非常投入,他每天早上就钻进书房,晚上再出来,已经习以为常了。从我现在整理的他的手稿和资料来看,如果他没有那么专注的话,不可能做那么多事情。比如研究佛教这个事情,大量的资料,他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上面去,对于夫妻间的关系和个人性欲方面的要求,都已经控制住了。

老愚:升华了。

季承:对,升华了。我现在想想,他回来的时候正当盛年,我三十五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是很不容易,而且确实是很残酷。这个残酷不光是对我父亲,对我母亲也是一样。

老愚:对您母亲更是如此。

季承:更是如此,她等于守寡一辈子。

老愚:守活寡。

季承:所以大家很不希望听我这些描述。

老愚:我想问一下,您跟季老和好之后,他有没有讲过对您母亲有歉意的话?

季承:他当然是不讲歉意这个意思,当天就给我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人让我说一说我这一辈子最喜欢的人是谁,我就选了四个人,结果这四个人都是女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母亲,这个他在文章里都写过了。在他对我谈对我母亲评价的时候,实际上包含了对母亲的歉意。但我觉得让父亲表示歉意也不公平,他同时也受了苦,也是受害者,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理想的答案。他为了仁这么做,很高尚,他痛苦,母亲也痛苦。但如果他不为了仁,他自己高兴,那我母亲会不会高兴呢?比如他离婚了,去找另外一个人,那我母亲当然也可以另外找一个,但究竟怎么好,我自己也说不清。

老愚:您写了他跟德国姑娘的感情,这姑娘终生未嫁,他又守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婚姻,到底谁是悲剧的制造者?

季承:这个不好说。你怪罪我父亲吗?他本身也是受害者。你怪罪我母亲,我母亲也是受害者。你要是怪罪德国的姑娘,她又是情愿的,她也是受害者,所以有些读者分析,仁是不是好东西?礼是不是好东西?仁是杀人的,仁是吃人的,这些鲁迅都讲过,但你不仁又能怎样呢?

老愚:那您理解,是否因为他拘泥于仁义道德导致的?那些东西束缚他,让他放不开手脚,做不了决断,但他本身又很敏感,又很渴望这种情感,所以他控制这种情感。

季承:对,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感情也是很受创伤的,他下决心离开德国,离开这个女孩,也是很不容易的。

老愚:“荷姐”是什么意思,这个称呼从何而来?

季承: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来源。

老愚: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

季承:小名吧?我不知道有什么道理,倒是可以探讨一下。

老愚:我联想到,季老不是很喜欢种荷花吗?以“季荷”而闻名,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季承: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种荷花是我来挑头搞的,是我带回来的莲子。

老愚:从哪儿带回来的?

季承:湖北干校。

老愚:1970年代中期?

季承:嗯,就是,我带回来的。那里面讲我怎么捡莲子,怎么发现莲子会冒芽,会长,看湖里没有啊,就种了。和那个“荷姐”没有关系。

老愚:但是给人一种联想。

季承:可能是荷花盛开了,他从这个荷联想到那个荷,都有可能的。

老愚:在季老毁了这个家之后,李玉洁这个女人趁虚而入,季老应该看得很清楚,相对来说他比较理性,这个女人为什么能赢得他的欢心?

季承:我父亲总说,他对人和人事比较了解,其实相反。他的弱点,就是在于他对人和人事看不清楚。他很容易被人蒙蔽,很不善于处理人事间的事情。他当系主任的时候,就很不会处理涉及到人事方面的事情,你从对李玉洁这个事情上就能看出来。他原来对李玉洁就有一些评价,但是李玉洁一接近他,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他马上就变了,一些看法就改了。李玉洁这件事,就说明我父亲在对人的一些看法上有他的弱点。处理人事方面,他不是个强手。

老愚:秘书李铮那么热爱他,从内心里尊敬他,季先生竟然疏远,这仅仅能归结为李玉洁的挑拨吗?

季承:李玉洁是个外因,内因在我看来是意气用事。当时李铮有一些表现,年纪大了,需要有人帮助了,在我父亲眼里,就是他有点不想干了,觉得我父亲离了他不行了。这样我父亲就觉得是,你不干就不干,我离了你照样可以工作,有这么点狭隘的心理,如果当时心胸稍微宽大一点,笼络一点,李铮会为他卖命的。他采取的就是一种意气用事,彻底疏远。

老愚:季老的传记已经有几本了,您觉得您这本书能否担当起传记的使命?

季承:那些传记都有些共同的毛病,没有涉及到季先生感情的家庭的一面,一方面他们不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忌讳,而且又怕写出来季先生或者我们不满意。所以所有的传记都缺掉这一块,如果有人问,季先生怎么结婚的?结婚的情况怎么样?为什么不谈他的家庭情况,为什么不谈谈他子女的情况?有一次倪萍做节目,在中央电视台,问过季先生,你不是有女儿儿子吗?说到这个地方就说不下去了。所以就看到季先生这么一个很孤立的崇高的形象。

老愚:很干瘪的形象,没有情感生活。

季承:没有恋爱的故事、结婚的故事、子女的故事……都没有,所以我写的这本书实际上是对这些传记的一个补充,就是补充他们一个缺陷,使他们比较完整地了解季羡林,我父亲的人生,这样补充之后,不会损坏他的形象,只会让他这个人的形象更完满完整一些。希望大家比较理智比较全面地看待这个事情。

老愚:谢谢您。

发表于五月十五日出版的《凤凰周刊》

我写了一个人生失败者

(2010-05-17 10:03:27)

我写了一个人生失败者

——对话《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作者季承

《我和父亲季羡林》是一本注定要掀起轩然大波的小书。作者季承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前夕,推出了这本斟酌多日的回忆录。他以“盖棺论定”自许,为我们勾勒出一副享有盛名的学者的人生略图。在本书里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

4月12日晚上,记者采访了住在蓝旗营小区的季承先生。写完这本书,他好像放下了心灵的重负。在四十六分钟的采访里,他轻松自如,吐露了本书写作的心路历程,还披露了季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老愚:您在书里曾经写到,您的父亲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盖棺论定,您觉得现在就可以为他盖棺论定,请您阐述一下理由。

季承:我这样说,主要是从我这个角度。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父亲这个人并不是那么复杂和深奥,我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对他的了解好像是应该多一些,有些问题并不难了解和解释,所以我觉得并不需要像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那样,经过多少年历史时间的检验才能做出定论。从我这和家人的角度,这样的“盖棺论定”应该有一个大致上比较准确的论断。

老愚: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季先生在人生上是个失败者?他“有国无家”,对外热情慷慨,对家人冷漠甚至冷酷,您写的一系列细节,颠覆了公众所认可所接受的季先生的形象。

季承:颠覆恐怕不准确。我的看法是让大家部分地真实地完整地了解我父亲,这个与大家所了解所期盼的人物是不同的。大家看完之后可能会失望,不满,甚至有人会很愤怒,但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是事实。传统观念里希望一个人很完美,所谓圣人,希望他完美,世界上真正完美和完满的人不多,或者根本不存在。我希望大家理解我写本书的动机,大家要冷静和理智地对待,不要单纯凭感情去认识。

老愚: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有一条叫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您这本书的写法,应该是非常真实地记述了您所感受或者看到的父亲的形象。有些读者在您博客里面留言说,怎么能这样写父亲,觉得有鞭尸的意思,您怎样回答这些读者的责难?

季承:中国儒家文化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但也有一些糟粕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完全按照儒家学说去做,就会产生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物,说他的生活或者生命是失败的也可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又很成功,因为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维护了仁、礼这样的传统观念。所以,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怎么做这个人才算对才算好?是和我母亲离婚还是维护现在的婚姻,这是两难的,很难说。我就提出个问题,也没给答案,大家说怎么办?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我这样写,很多读者很不高兴,很愤怒,辱骂我,说我不孝,这个事情要看怎么讲。这又牵扯到传统观念了,按照过去儒家的这套办法,那是不应该这么说的,大逆不道,儿子怎么能说起父亲这些事情呢?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讲,不应该这么看,我们应该讲事情真实的方面,不要掩盖事实真相,这样对读者对社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让大家了解父亲的真实情况,我所说的没有假的,我就是尊重了父亲的意见,假话是绝对不说的。当然,真话我也没有完全说完——即使我说了这么一点真话,大家都接受不了,如果我说更多的真话的话,那会引起更大的反应。希望这部分读者能从现代人的角度,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当然我也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对于他们对我的批评和指责,我也不介意。

老愚:您也是斟酌了好久才下笔的,很多问题是反复考虑,很多真话也还没说。那您现在说出来的真话和保留的真相,是个怎样的比例?

季承:现在说出来的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保留的是很少的一部分。

老愚:主要是哪些部分?

季承:主要是我们对父亲的看法和我们家庭内部的一些事情。我想还是有一些避讳,请大家原谅,但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老愚:您这本书,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就是真实得近乎残酷,您认为这样概括可以吗?

季承:不光现在,恐怕过去的历史也都有它残酷的一面。如果我不讲,你觉得很完满,或者很伟大,如果你讲了,他就不见得完满,不见得伟大,甚至于让你感觉是残酷的,我觉得人生和社会都有残酷的一面。

老愚:我对您写的一段印象深刻,就是写到《猫》,季先生这篇《猫》算是名作了,读者都为季先生和猫之间的情感所感动,结果您给出了另一面的解读,在季先生和猫之间的趣味昂然的情感背后,是一家人的忍耐和痛苦。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季承:主要就是父亲感情的需要。他对这个家庭好像并不是那么需要,对于猫给他的安慰,他是非常需要的。那时候,他找不到猫的安慰,也可能找到其他的安慰,因为人总是需要安慰的。我们对于小动物也不是不喜欢,但在特定的背景下,就产生了我所描述的这种故事,这个也是真实的。

老愚:季老喜欢猫,真的搞得全家人鸡犬不宁吗?

季承:嗯,可以这么说。

老愚:严重到什么程度?

季承:我父亲也讲过了,我们家因为猫划清界限,分为左中右三派,这也是很严肃的问题。当然,他是很诙谐地跟我讲——他是右派,我祖母、母亲是左派,我是和稀泥的,中间派。实际上,我当时把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我只能做一个中间派。实际上,没有这些感情背景的话,我很喜欢动物。我很喜欢猫、狗、乌龟,我现在这两只乌龟就养得很好。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对这种现象十分容忍。猫是很费心的,需要人去伺候它的。我祖母、母亲那时候年纪都非常大了,连做饭都很困难了,哪有精力去搞这些猫?

老愚:那就是季先生完全不管猫?

季承:他不管啊,他管什么?

老愚:他只顾欣赏,猫每天定时去拜访他?

季承:他带猫出去散步,给猫喂点猪肝,喂点牛肉,那猫当然对他非常好了。我们对猫要是生气了,打它一下子,它就要对我们反抗了。我那个外甥,那就是视若仇敌啊,他一进北大东门,猫就闻到味道了,在家里就坐立不安的。我父亲就跟我讲,何巍快回来了,果不其然,每天如此。

老愚:你这个外甥反对猫?

季承:对,还打。他跟猫就结上仇了,一进门就打。夏天,他在屋里走路得拿着竹竿走,否则猫就挠他脚心,就严重到了这种地步。有一只花猫,还可以容忍我一点,对我父亲从来都是百依百顺,对其他人态度有区别,所以这个事情在家里也是很热闹的。晚上,猫就睡在我父亲母亲、祖母的卧室里面,几位老人和三四只猫在一起,怎么能睡好呢?猫有骚味儿,又叫,还有寄生虫。

老愚:那猫实际上就是家里的一个定时炸弹?

季承:一个很大的负担。

老愚:每天都让家里很不快吗?

季承:每天如此。我们这边就是忍让,也得喂它,也得让他睡觉,看着它,但这是很大的忍耐。

老愚:最后这些猫是怎么处理的?

季承:有些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死掉了。我父亲也写过一些东西,最后还剩下一只叫“大强盗”,现在可能沦落为流浪猫了,活没活就不知道了。北大有很多流浪猫,它是不是和它们在一起生活就不知道了。有时候,我就看见北大十三公寓附近有很多流浪猫,它们生活得很自在,因为是野生的了,可以在外面自由自在地活动。另外,还有些热心的人每天按时按点去喂它们。它们偶尔还去逮一只鸟或者逮一只老鼠,我觉得它们过得非常好,比被人圈在家里头生活自在多了。群里如果有一只蓝一只黄眼睛的波斯猫,那可能就是大强盗。

老愚:您讲到季先生对外有一种侠气,慷慨大方,有的时候捐了再说,有的时候甚至捐得身无分文,对家人,您找他借相机他也不肯,小孩找他借书他也不肯,家人对他一直很敬重,那他对家人的这种生分感,到底从何而来?

季承:生分感,从书的开头就提到了,他是寄居在叔父家,所以他一来,他自己也写过,叫“寄人篱下”,这种写法就已经很严重了。那是他的亲叔父,我觉得不应该用“寄人篱下”这个词。

老愚:他不认可这个家庭?

季承:不认可,不接受。再加上我母亲这种婚姻,他就对这个家庭有一种排斥,不能融为一体。他的《清华园日记》里讲得都是很清楚的,他非常厌恶这个家庭,对这个家庭有一种排斥的感觉。

老愚:您在书里有一节特意写到,您和姐姐把母亲和祖母从山东接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季先生是什么态度?

季承:当时,我们的顾虑是怕他公开拒绝,后来实践表明,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也是他委曲求全的做法,他的接受并不是完全内心全面的接受,他是一种理智的做法。

老愚:根据您书中的描写,感觉您的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什么亲热的举动?

季承:是,没有。

老愚:只是在后面,您母亲临终前父亲在医院摸了一下手。那个时候肯定是动感情的。从您记事起,欢迎他从德国回来,一直到北京团圆,一直到您母亲去世,他们中间都没有一丝亲热的表示?

季承:应该说没有。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他才三十几岁,所以我祖母就对我说:“你别在你妈那个地方睡了,你出来吧。”当时我不懂什么意思,她说,你妈可能给你生个小弟弟。结果根本没那么回事情。

老愚:那一晚上根本就没发生任何事,第二天你也没能从你母亲脸上看出任何迹象?

季承:没有。

老愚: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也很好奇,这一块好像是被冰冻着。季老的情爱这一块,好像就被冰封着。后来看到季老在德国跟女打字员有一丝情愫,我们也有一丝安慰——哦,原来季老也有七情六欲,他可能是发乎情,止于礼。从他从德国回来到去世,基本上跟异性没有亲密的接触。那我们作为读者会觉得,季老一生性应该是很压抑的?

季承:是很压抑。我们当然能感觉到。

老愚:有些什么表现呢?

季承:他就是很自制,自己约束自己,把这一块等于是冰冻起来了,没这回事情,家庭等于是团聚的,但他自己是很封闭的。

老愚:您母亲来到北京之后,两人也不在一起?

季承:我们给他买了个双人床,他当场就拒绝了,说:“给我换掉。”就给他换了个单人床,而且我母亲的单人床也不能搁在一块儿,一个屋子都不能放,就给放到客厅里去了。

老愚:那您父亲就没有和您母亲同床过?

季承:没有同床过,形同陌路。

老愚:太残忍了。

季承:这就是我父亲,确实是太残忍了。所以大家脑子里认为我们家里很和睦很和谐,实际上,这一部分是很不值得这样想象的。而且别人很想象不出来的。即使是北大的那些邻居,如果他们不深刻地想想的话,也想象不出来这种事情,“季奶奶家里,简直是和谐得不得了,温暖得不得了啊!”老祖也好,我妈也好,季羡林也好,都是很好的人啊,这是没错的,但作为一个家庭,一对夫妻来讲,那还差得远,简直就是没关系。

老愚:我忍不住还想问一个问题,那季老的性欲怎么解决?我想他总应该有些办法,有个相好吧?

季承:我想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忍着吧。

老愚:只能通过看书,做其他事情?

季承:他就是很忙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一套学问里。

老愚:那您觉得他那样做学问是不是有一种替代的作用?

季承:这倒不一定是特地为这个事情。因为他对于自己从事的学问确实是非常投入,他每天早上就钻进书房,晚上再出来,已经习以为常了。从我现在整理的他的手稿和资料来看,如果他没有那么专注的话,不可能做那么多事情。比如研究佛教这个事情,大量的资料,他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上面去,对于夫妻间的关系和个人性欲方面的要求,都已经控制住了。

老愚:升华了。

季承:对,升华了。我现在想想,他回来的时候正当盛年,我三十五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是很不容易,而且确实是很残酷。这个残酷不光是对我父亲,对我母亲也是一样。

老愚:对您母亲更是如此。

季承:更是如此,她等于守寡一辈子。

老愚:守活寡。

季承:所以大家很不希望听我这些描述。

老愚:我想问一下,您跟季老和好之后,他有没有讲过对您母亲有歉意的话?

季承:他当然是不讲歉意这个意思,当天就给我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人让我说一说我这一辈子最喜欢的人是谁,我就选了四个人,结果这四个人都是女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母亲,这个他在文章里都写过了。在他对我谈对我母亲评价的时候,实际上包含了对母亲的歉意。但我觉得让父亲表示歉意也不公平,他同时也受了苦,也是受害者,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理想的答案。他为了仁这么做,很高尚,他痛苦,母亲也痛苦。但如果他不为了仁,他自己高兴,那我母亲会不会高兴呢?比如他离婚了,去找另外一个人,那我母亲当然也可以另外找一个,但究竟怎么好,我自己也说不清。

老愚:您写了他跟德国姑娘的感情,这姑娘终生未嫁,他又守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婚姻,到底谁是悲剧的制造者?

季承:这个不好说。你怪罪我父亲吗?他本身也是受害者。你怪罪我母亲,我母亲也是受害者。你要是怪罪德国的姑娘,她又是情愿的,她也是受害者,所以有些读者分析,仁是不是好东西?礼是不是好东西?仁是杀人的,仁是吃人的,这些鲁迅都讲过,但你不仁又能怎样呢?

老愚:那您理解,是否因为他拘泥于仁义道德导致的?那些东西束缚他,让他放不开手脚,做不了决断,但他本身又很敏感,又很渴望这种情感,所以他控制这种情感。

季承:对,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感情也是很受创伤的,他下决心离开德国,离开这个女孩,也是很不容易的。

老愚:“荷姐”是什么意思,这个称呼从何而来?

季承: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来源。

老愚: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

季承:小名吧?我不知道有什么道理,倒是可以探讨一下。

老愚:我联想到,季老不是很喜欢种荷花吗?以“季荷”而闻名,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季承: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种荷花是我来挑头搞的,是我带回来的莲子。

老愚:从哪儿带回来的?

季承:湖北干校。

老愚:1970年代中期?

季承:嗯,就是,我带回来的。那里面讲我怎么捡莲子,怎么发现莲子会冒芽,会长,看湖里没有啊,就种了。和那个“荷姐”没有关系。

老愚:但是给人一种联想。

季承:可能是荷花盛开了,他从这个荷联想到那个荷,都有可能的。

老愚:在季老毁了这个家之后,李玉洁这个女人趁虚而入,季老应该看得很清楚,相对来说他比较理性,这个女人为什么能赢得他的欢心?

季承:我父亲总说,他对人和人事比较了解,其实相反。他的弱点,就是在于他对人和人事看不清楚。他很容易被人蒙蔽,很不善于处理人事间的事情。他当系主任的时候,就很不会处理涉及到人事方面的事情,你从对李玉洁这个事情上就能看出来。他原来对李玉洁就有一些评价,但是李玉洁一接近他,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他马上就变了,一些看法就改了。李玉洁这件事,就说明我父亲在对人的一些看法上有他的弱点。处理人事方面,他不是个强手。

老愚:秘书李铮那么热爱他,从内心里尊敬他,季先生竟然疏远,这仅仅能归结为李玉洁的挑拨吗?

季承:李玉洁是个外因,内因在我看来是意气用事。当时李铮有一些表现,年纪大了,需要有人帮助了,在我父亲眼里,就是他有点不想干了,觉得我父亲离了他不行了。这样我父亲就觉得是,你不干就不干,我离了你照样可以工作,有这么点狭隘的心理,如果当时心胸稍微宽大一点,笼络一点,李铮会为他卖命的。他采取的就是一种意气用事,彻底疏远。

老愚:季老的传记已经有几本了,您觉得您这本书能否担当起传记的使命?

季承:那些传记都有些共同的毛病,没有涉及到季先生感情的家庭的一面,一方面他们不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忌讳,而且又怕写出来季先生或者我们不满意。所以所有的传记都缺掉这一块,如果有人问,季先生怎么结婚的?结婚的情况怎么样?为什么不谈他的家庭情况,为什么不谈谈他子女的情况?有一次倪萍做节目,在中央电视台,问过季先生,你不是有女儿儿子吗?说到这个地方就说不下去了。所以就看到季先生这么一个很孤立的崇高的形象。

老愚:很干瘪的形象,没有情感生活。

季承:没有恋爱的故事、结婚的故事、子女的故事……都没有,所以我写的这本书实际上是对这些传记的一个补充,就是补充他们一个缺陷,使他们比较完整地了解季羡林,我父亲的人生,这样补充之后,不会损坏他的形象,只会让他这个人的形象更完满完整一些。希望大家比较理智比较全面地看待这个事情。

老愚:谢谢您。

发表于五月十五日出版的《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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