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与古代史
石刻文献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早在宋代就已引起学者的密切关注。赵明诚《金石录序》中论称：“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近人陆和九先生在《中国金石学》中亦指明：“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为佐证。”随着史料学的拓展，石刻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代学术“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更对石刻资史的应用方法与意义做了理论总结，“贞琰证史”已成史界共识。
泰山历代石刻，内容丰富，不仅展示了数千年间泰山文化的荣枯沉浮，而且从中也反映出中国大历史兴衰起伏的轨迹。内中不少关键史料，更为泰山贞琰之个中独有。从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无疑是补史证史的绝佳材料。
1.泰山石刻与秦汉史
“秦皇封禅碑还在，汉武祈灵事不磨”(明张盛《初登泰山》)。现存泰山石刻始见于赢秦，秦始皇之泰山刻辞，历代史家均视为研治秦史之首选文献。北宋学者刘跂数登岱巅。精心摹拓残石，辨识篆文，以此为据，校正出《史记》所录刻石文字的诸多错讹。其云：“余登泰山，睹秦相斯所刻，退而案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这一《史记》校勘的重大成果，正是利用泰山石刻而获得的。恰如时人所论：“(秦篆刻石之文)皆足正史氏之误，然则斯碑之可贵者，岂特玩其字画而已哉!”(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观泰山石刻，益知金石刻可贵。而史传传写舛谬，误人多矣”(张溪《云谷杂记》卷一)。其他在秦史研究中证以泰山秦篆的，范例甚多，已为人所熟知，此不复赘。
与秦始皇密切相关的秦方士安期生，在马百非先生《秦集史》中对其形象做了探源：“安期生与上篇之宋毋忌两个名词，似与印度所崇拜之火神有关。宋毋忌，《白泽圆》云：‘火之精日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而安期及安期生，则为灶神。《史记·封禅书》云：‘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安期生仙者同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两者与印度《吠陀典》中所记之火神(Agni)相同。毋忌与安期应该都是agni的音译。大概中印交通既繁，故不仅佛教传人中国，火神(agni)亦自然可以传人中国。”马氏从印度神祗中探寻安期生形象之源，谓安期生实亦间受印度拜火神教之影响，故取其火神名以自号，实具卓见。但其论列安期为火神，证据仍显匮乏。岱东莱芜仙人山有元大德五年(1306)曾文秀撰《重修安期真人祠记》。记述了铁冶司奉祀安期之事：“凤凰之山，有古仙人堂，父老相传，以为真人安期生也。得非秦始皇东游求诸海上者邪?俗又谓之八百伏先生，竟莫详、厥由。同祠列坐其左者，从革侯也，亦不审其姓氏岁代。其右则金圣火神娘子。云从革侯之女也。又云三人者，皆同时人也。„„国朝自立提举司以来，每岁例以季秋，率僚属奔走祠下，享以
牢，礼成而后兴役。”按铁冶司奉安期为冶炼之神，当因安期之司灶及炼丹’，皆与冶铁有关。若此，则《重修安期真人碑》之记录，为《秦集史》安期名出印度火种说，提供了一则难得的旁证。
泰山石刻之关涉两汉重大史事者，当首推200l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王莽封禅玉牒。玉牒为青石质地，上面阴刻着涂以朱砂的篆文尚存29字：“万岁一纪„„作民父母。清„„退佞人奸轨，诛„„延寿长壮不老，累„„封坛泰山，新室昌„„”
玉牒为古代帝王封禅时所用礼器，依礼制其牒最后应瘗于泰山之巅，而王莽玉牒残文中又明确刻有“封坛泰山”字样。故此牒应列人广义的泰山石刻而加论列。
由于正史有关王莽的史料，尚未见新莽曾议行封禅的记录，故此玉牒残片的出土，史家闻之顿有石破天惊之感。玉牒是封禅活动中最重要礼器，其内容只有皇帝与“天”知道。直到唐玄宗封禅时才首次公开玉牒之内容。这29个字是人们首次看到的唐以前的玉牒内容。据此，参证史传，可以推测王莽利用五德终始之社会舆论代汉自立，故其立国伊始，封禅便成为廊庙之议题，而以扬雄《剧秦美新》为发端之作。最后王莽确立于天风七年(20)东封泰山，玉牒当刻制于此前。后因泰山为反莽之赤眉军所据(时在天凤四年)，王莽封禅之议遂胎死腹中，。玉牒亦缘此而未能封埋岱巅。还可推测，封禅在古代被视为旷世大典，而以严谨翔实著称的《汉书·王莽传》独对这一公案“不赞一辞”，内中实包含了一层历史隐密。盖当班固撰作《汉书》之际，汉光武帝正大张旗鼓封禅泰山，铭石刻辞，张扬光复之绩，宣示王莽之罪，并将东封告成，作为汉室盛业之标志。如果班史中直书王莽一朝亦有封禅之议，则定使人感觉光武封岱不过继王莽废业，于神化后汉皇权，多有不利。故班氏著书时对此重要史实，避而不书。葛承雍先生曾推测《汉书·王莽传》中定多存曲笔。现在新莽玉牒的出土，乃可证实其预见之确。
东汉黄巾大起义，在泰山碑刻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在东平所出东汉中平三年(186)《张迁碑》中记述张迁之功，称“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谷城)独全”。研究者指出：碑文“黄巾初起，烧平城市”八字，正是当时黄巾军“燔烧值俯，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后汉书》卷六十一)的斗争形势之高度概括。而“谷城独全”，张迁遂因此“功”而擢任荡阴令。说明值汉室岌岌可危之际，当政的宦官集团被迫向士族官僚集团屈服，“今党人更为国用”，使后者成为镇压起义的元凶。黄巾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群雄割据，正是以士族为核心的官僚地主集团在镇压民变中不断扩张自身势力而造成的。《张迁碑》之记载正表露了这股历史潜流。研究者还指出：《张迁碑》刻立之时，正值汉灵帝“大赦天下党人”，重新启用官僚集团，用之镇压黄巾暴动之时。碑文颂扬张迁功绩，不足400字中，竞有半数追述其先德，用以借此标榜张迁出身高门大姓，形象地反映了汉末党锢锺除后，复出的士族官僚标榜门第的社会风气。学者还注意到，在捐资立碑中，多为韦、范两姓。这反映出一种社会状况，门生、故吏也常常是聚族择主而为。区区一小县之长，仅因出身甲族，稍稍升迁后便有数十名故吏为其树碑表颂，那么大县之令、一郡之守、三公之尊，其门生故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社会之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团，亦即大小豪强地主集团，这些集
团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豪强垄断封建政权的早期社会基础。
2.泰山石刻与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阶层渐登政治舞台，成为左右时局的主要势力。在泰山石刻中反映较多的，是羊氏家族的历史。泰山羊氏兴于东汉，五百年而连绵不衰，成为魏晋“当朝一流门第”。近30年来，在新泰境内先后出土了《羊祉夫妇墓志》、《羊深夫人墓志》、《羊烈夫妇墓志》等羊氏人物墓志5种。以上志石的发现，对探讨羊氏乡贯、北朝羊氏谱系、联姻及人物生平，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于羊氏故里：泰山羊氏之乡贯，《晋书·羊祜传》记作“泰山南城”，因南城县治在今山东费县境内，故今人《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都将羊祜故里定为今之费县。诸书沿袭，几成定论。但较早记载羊祜乡贯的史籍如《太康地纪》、《晋诸公赞》、《晋书》、《经典释文》都明确载录羊祜为“泰山平阳人”。平阳即今新泰。新泰方志更一致将新泰羊流指为羊祜故里。但由于当时未见有羊氏实物资料留存，“新泰羊流说”并未能取得广泛认同。现在西晋(《孙夫人碑》)及北朝羊氏刻石的陆续发现，终为澄清羊氏故里提供了确证。虽然迄今尚未在新泰发现直接关涉羊祜的碑志，但所出墓志墓主如羊祉、羊深、羊烈等，都确切可考是羊祜后人(属羊祜从弟羊琇一系)。诸人墓志均出土于新泰，证明了羊氏家族墓葬群确在新泰，从而也确证了羊氏乡贯为新泰，而非费县。
关于北朝士族谱系：羊氏家族世系，史传所载多有缺略，而《羊氏谱》、《羊氏家传》等书久已不传。今诸羊墓志的出土，乃可藉以钩沉其谱系。在羊氏志石上，可考出羊氏人物33人。多数不见于史传，可补订史册之良多。而且从墓志墓主及所记世系看，这些人物均为留仕北朝的羊规之一支中的成员，这似说明，南北分治后，留在故里的羊氏族人只有降服于北朝的羊规之一系。
土族阶级为了把持统治权力，便通过联姻手段，结为门阀。这种政治联姻，在新出土之诸羊墓志上亦多有反映。从志石上可以看出：羊族与清河崔氏世为姻娅，羊规之、羊祉、羊灵宝、羊灵珍、羊深皆婚于崔门。这便印证了史家“重亲习俗是影响北朝士族婚姻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之说。其他与之缔姻的士族还有魏郡申氏、安定皇甫氏、天水赵氏、荥阳郑氏、洛阳长孙氏、敦煌李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巨鹿魏氏、彭城刘氏、顿丘李氏、北海王氏等十数家。诚如魏晋南北朝史家所云：“士族联姻作为巩固门阀制度的一条纽带。在墓志资料上得到充分反映和特别有力的证明。这个史实补充了以往的文献 材料记载的不足，应当是相当重要的”(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出土墓志和地券》)。
关于北朝人物生平：羊祉、羊烈均为北朝著名人物，正史有传载其事迹，但以墓志比勘，颇有异同，可互为校证。
羊祉：《魏书》卷八十九、《北史》卷三十九并有传。惟所述其宦迹，较之志石，多有缺漏。如志石所载羊祉历官振军将军、建威将军、征西大将军司马、兼给事黄门侍郎及卒后追赠镇军将军，史传均无记载。又羊祉在梁秦刺史任上，
曾主持重开褒斜道，复通石门，即墓志中所言“开石门于遂古，辟栈道于荒途”。这一治道工程在当时有重要影响。至今陕西汉中还存有北魏永平二年(509)《石门铭》记其事功。而《魏书》本传不记其事，并非“事小不足录”，而是缘于“隐善扬恶”的修史曲笔。因羊祉之子羊侃声称奉父遗命叛魏投梁，故北朝史臣视羊祉父子为叛臣逆子，立传时对此功绩避而不书。据《羊祉墓志》乃可辨清史传曲笔，见其全人。
以羊烈墓志同史传对勘，也可匡正史籍诸多错讹之说。如。《北齐书》本传载羊烈为“晋太仆卿之八世孙”，但羊琇至羊烈之祖羊父规之中间四世世系史简有缺。今据墓志，知烈之高祖名哲，官济南相。羊规之累官之职，《魏书》、《北史》均记作“雁门太守”，而志石作“营州刺史”，考《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亦称侃祖规之“魏授卫将军、营州刺史”，与志相合，当属可信。《羊烈传》称其“以玄学知名”，但未云有所撰述，今据志石“注佛道二经七十余卷”之语，知烈尚有佛道经注之作。又，本传称羊烈“字信卿”，证以志石，实为“儒卿”。又称烈“除阳平太守”，而志则作“除黎阳郡守”，均疑史传所载有误。此外，志石称羊烈食卫国县干，出为东郡守，均未见本传述及；特别是载北周宣政元年(578)，更除烈为乡郡守，是了解北周灭齐后泰山羊氏境遇的重要资料。羊烈卒年，《北齐书》谓在“大象中(579—581)”。今据志石，知烈卒于开皇六年(586)，则斯人已入隋代，史传显误。
除了羊氏墓志之外，在南北朝史研究时被论及的泰山石刻，还有晋《孙夫人碑》，有经石峪摩崖刻经等，其有裨六朝史事，亦可概见。
3.泰山石刻与隋唐五代史
隋唐五代时期的泰山石刻存者尚多，石刻资史的作用尤为明显。今以唐初征辽、武韦政权、黄巢起义、高僧义净生平、后梁兖州之役等几个重大论题为例，试作举证。
唐初征高句丽之役，在唐代刻石中间有反映。当代史家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及朝鲜半岛关联造像题记石刻》(载《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此类石刻做了系统著录。今于拜氏所录之外，复于泰山附近石刻中发现一相关造像记刻——《赵怀相造像记》。
造像记原文如下：
□三千回□了七觉□□南北大方便者，其有雨足尊乎。曾祖博，随任德州录事参军，中庸布德积善，归位廉慎，为心宽平，创倍功效可尚，声著闻天□，遂改授寿州前塘县令，出性恭宽，为人简约，□剪□冀长淳和，当官叹□暮之途，谢职恨攀辕之哭。祖信，唐贞观元年三月七日，吏部授庐州孝感县尉，九毗百里，抚赞一同，合境被□威恩，闾里称其仁智。父毛，唐授上骑都尉，少怀武略。□擅干戈，横行静海水之戎，直踢扫辽城之障。以兹命赏，克著畴庸。爰有佛弟子赵怀相、智灯。远照、觉镜、负明，悲乳哺之余保，想慈颜之已谢，□割妻帑之□咸王□(下阙)。
造像通高9l厘米，宽56厘米，厚2l厘米，上半刻三佛像；下为题记，楷书，共20行，行10字。记石原嵌于山东肥城幽栖寺之韦陀殿，今移存寺中之范蠡祠。清人唐仲冕《岱览》及光绪《肥城县志》对此均有著录。《岱览》卷三十二《叙览，陶山》云：“贞观佛像记碑，„„右碑在韦驮殿下，高二尺五寸，阔三尺二寸，上半刻三佛像，残缺不完。案碑文义，似叙其祖、父官勋。立碑年月无考，土人以有‘贞观’字，呼为‘贞观碑’。今仍之。”光绪《肥城县志》卷二《古迹志·金石附》云：“《赵怀相造像记》在幽栖寺，无年月，上刻三佛像已残缺，俗呼贞观碑。按碑文有‘贞观元年’字，乃叙造像人之祖、父官爵。文云：曾祖博。隋任德□(州)录事参军；祖信，唐贞观元年三月七日吏部授庐州孝感县尉；父毛，唐授上骑都尉。末云：爰有佛弟子赵怀相、智灯、远照、觉镜、贠明云云。字多漫灭，不能卒读。书法绝类登善(褚遂良)，文中数称‘唐’字，又疑伪周武后时人，而又无武后新造字，旧称贞观碑，今仍之。”
按碑中记赵怀相之父赵毛事迹，有“唐授骑都尉，少怀武略，□擅干戈，横行静海水之戎，直踢扫辽城之障。以兹命赏，克著畴庸”。据铭文中出现之“海水”、“辽城”字样，其事当指贞观东征高句丽之役(时称高句丽据有辽东，故此役习称为“征辽”)。史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发水陆兵力十万，亲征高句丽，先后拔盖牟、辽东、白岩等城，延至九月，因久攻安市城不下而班师。此后又遣李世勣等进伐高句丽，战事绵延至高宗一朝。碑记赵毛勋迹有“横行静海水之戎”语，似是赵毛以水军从征。贞观征辽，数经海战，先是李世勣率兵“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通鉴》卷一九七)。贞观二十一年世勋又“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人„„两军皆选习水善战者配之”(同上卷一九
八)。时征发山东水军甚众，赵毛或应征参加此次海战，并累有战功，受到唐廷赉赏。惟因其官职不高，仅充裨偏(上骑都尉为唐之勋阶，武德中置，系六转勋官，比正五品)，故两《唐书》不载其名。拜根兴先生曾据金石碑志资料，逐一考录当时唐军征辽将领，搜罗颇富，然亦不及赵毛其人。令据此记，并可补旧史新考之缺。又拜书所录唐与朝鲜半岛关联之造像记，涉及贞观之役者仅有一方《僧知道造像记》。今见《赵怀相造像记》一石，不仅新增了一方关涉“征辽”的造像实物，而其所蕴史料价值，也如拜氏所论其著录诸刻：“不仅可补充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而且对了解当时唐朝的内部情况，唐初的佛教信仰、唐高句丽激战的概况等，均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武则天、韦后两朝女主相继秉政，为唐史之一大变局。研究此段历史者，多充分注意到与之相关的一块泰山石刻——《鸳鸯碑》，上刻唐代题记多条。第一条始于显庆六年(661)，其文云：“显庆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据此，知《鸳鸯碑》为显庆六年道士郭行真所立。研究者认为，双碑的刻立，透露了武则天图谋夺取政柄的一条重要信息。根据郭行真的生平史料。可知其人乃武则天党羽，积极参与了武氏攫政的政治活动，故知郭氏诣岱，虽声称“奉为皇帝皇后行道，实则专承武后密旨而为，其于泰山立石刊碑亦必是武后意志的体现。“鸳鸯双栖”的造型在古碑中似为仅见，这应出自武则天自己的创意。研究者可观照武后此时的几项大制作——龙门双窟、皇泽寺双像后，进而指出：如此相近的构思、相似的设计，当非偶然，三者虽属佛道不同，寓意则一，即都集中反映了武后意欲与
高宗同掌天下、“二圣”共治的政治要求。这就是武则天隐藏在泰山《鸳鸯碑》中的政治密码。
在《鸳鸯碑》上，还刻有一则景龙三年(709)题记，反映了韦后秉国的重要史实。其辞云：“大唐景龙三一年岁次己酉三月戊午朔十九日景子，奉敕令虢州龙兴观主杜太素„„等三人于此太(泰)山岱岳观建金箓大斋„„夹像一铺十—事„„二圣本命镇彩修造。”碑中之“二圣”，乃指中宗与韦后而言。然若考察唐史，便会发现，“二圣”之称在李唐一代有着独特的政治含义。《旧唐书·则天纪》云：“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百司表奏，皆委后详决，自是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故罗元贞先生在《武则天传》中谓二圣之名，“是中国封建史上未曾有过的尊称和歌颂”，而景龙之时道士亦以此名呼帝后’其事绝非偶然，它实反映了当时韦后攫取政柄后承袭“则天故事”，大唐再次出现帝后并治的政治局面。更说明了武则天创立的“二圣”，名称和体制，一直沿袭到中宗韦后一朝。而正史与《通鉴》皆对此未加载录，实为重大的史实疏漏。
唐玄宗开元东封为唐之盛事，新旧《唐书·礼仪志》载之甚祥，《旧唐书·礼仪志》并登录《纪泰山铭》全文。清代学者武亿以岱顶所。勒铭文原刻校核，却发现正史中存有重大错漏。且多窜改之笔，其列出相异之文共17处后论曰：“按文之异者，容所据见或有不同，若铭列祖而独遗睿宗(指原石有“睿宗继明，天下归仁，而《旧唐》无之)，一下文‘恭己无为’，正以睿皇禅位为词，若接属中宗，义便不相属。又‘儒书龌龊’，盖指议封禅儒生所录，故以‘龌龊’鄙之，作史者嫌其过诋儒书，遂删易以‘不足’当之，斯不达其旨矣!”所作勘证足订正史之妄。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及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礼仪志》于《纪泰山铭》文下，均已采用了这一校勘成果，补录“睿宗”以下八字。
黄巢起义。素为唐史研究之重点，岑仲勉。方积六诸书于黄巢史料掘择几尽。然岱刻中犹存一稀见文字，未见诸家之称引。肥城陶山幽栖寺有唐广明二年(881)立《陀罗尼经幢》，其经序中记叙了黄巢起义军转战行经陶山的事件：“至(乾符)五年(878)正月下旬，遇黄巢草军经过，公(大施主贾等)于此时为母亲尊年，孝心恳切，不避捐躯，竭力袨候。人马往来约百千万，虽罄家资，且喜慈亲万福，骨肉。不被俘虏，在园牛马皆悉如故。”按乾符四年(877)十二月黄巢义军攻打濮州，曾活动于泰山以西地区，碑中所记“黄巢草军”行经陶山(时属济州平阴县'《括地志辑校》卷三：“陶山在济洲平阴县东三十五里”)，当在此役。正史中对黄巢起义军每多诬罔丑诋之辞，如《旧唐书·逆臣传·黄巢》载：“所过焚剽，生人几尽。”而幽栖寺经幢却记述义军行经陶山，“人马往来约百千万”，而毫不惊扰百姓，“在园牛马悉如故”。实不愧一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经幢序文作者记其亲闻，述其亲历，有力摧破了正史的满纸歪曲。复次，此幢虽沿用唐廷正朔(立幢之广明二年，时黄巢义军人主长安，济州尚为唐天平藩镇所据)，并以例缀有祝福天子、诸王、辅相、近臣之语，但属文之中显然对黄巢起义军抱有好感：经序中将黄巢义军称为“草军”——草军乃是王仙芝、黄巢起义军自定之军号(《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四年三月唐僖宗谕河南方镇曰：“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或谓“草军”为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不当)，而不遵用
唐廷对义军的蔑称“草贼”(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所收《讨草贼诏》；又《旧唐书·僖宗纪》称：乾符三年“七月，草贼王仙芝掠河南十五州”)，遣辞之中，已暗寓春秋之笔。从中足窥黄巢在泰山一带深收黎庶之心(后黄巢失利率残部“退保泰山”，欲藉斯地以再起，当与此有关)。又，此刻还可订正正史一处谬误。《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云：“乾符中，贼渠黄巢犯江西。”方积六先生《黄巢起义考》已证乾符四年十一月黄巢攻克濮州，并没有进军江西。今以经幢之文证之，说明斯时黄巢确在鲁、豫之交，《旧唐》之文殊误。
除去政治史，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泰山石刻也颇多参证价值。
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遍历印度诸国，所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均为中外交通史上的经典之作。后人将其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上求法印度的三大高僧。义净乡贯所在，向有“范阳”与“齐州”两说，后经日本武田章《义净出生地
就考》、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迭作考辨，认定义净乡贯实在齐州山茌(今山东长清)。尔后徐北文先生等自《金石录》及苏辙题《四禅寺》诗中发现泰山义净碑塔史料，《金石录》卷二十五载：“《唐中兴圣教序》，中宗为三藏法师义净所作，唐奉一书。刻石在济南长清四禅寺。寺在深山中，义净真身塔尚存。”苏辙诗云：“双碑立风雨，八分存法则。云昔义净师，万里穷西域。《华严》贝多纸，归来亲手译。蜕骨俨未移，至今存石室。”四禅寺在今长清张夏镇土屋村，义净塔记清代尚存(时移于城西阴河寺，道光《长清县志·金石》记云：“县治西八里阴河有浮图，院内一古碑，刻《唐中兴圣教序》。”今佚)。据此可知唐中宗曾为义净立碑于四禅寺，及其圆寂，又分舍利建塔寺中。义净碑、塔均建于长清，无疑为义净乡贯齐州山茌之说提供了坚实论证。
五代兵戈纷仍，史多散亡，惟泰山中多存五季铭刻，所记掌故，皆可资考订。如后梁与晋(后唐)逐鹿中原，其中一役为兖州之战。《新五代史·梁末帝纪》云：“贞明四年(918)，泰宁节度使张守进叛附于晋。亳州团练使刘郡为兖州安抚制置使以讨之。”五年“冬十月，刘克兖州，张守进伏诛”。在宁阳神童山今存一处后梁摩崖，即记此历史事件。文云：“都厢军头领□□、右厢田球、右厢十将程雷、副都满全、都虞候口铎。梁贞明五年，守兖州节度张太尉不顺，□□□党畚军。正月内有龙来村百姓吴贵，笼集人户，置立山寨，至二月九日有天军使刘太尉统领兵军驭使结池。蒙□□太尉中奏准，宣文太宁节度见押向精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上柱国都察御史大夫充山寨将，吴贵傅合寨老公安□太。至龙德元年岁次辛巳九月癸未九日辛卯，与诸都部给针人等奏赛土地文。”证以史籍，刻石中之“张太尉”即张万进(又名张守进)
，“刘太尉”即刘。据石文知张万进叛梁役兴后，神童山东龙来村(今曲阜吴村镇龙尾庄)乡民吴贵等为避兵祸，遂入神童山结寨。后梁命刘率兵剿乱，军至兖州，因神童山地势险要，可屯兵用武，自贞明五年二月九日率军人山，至十月末克遂与吴贵结盟，营造神童山寨。刘
兖州，诛张万进，共驻山九阅月。今神童主峰及老寨顶上的旗臼及山涧石舂都为当时遗物。后梁时期之山寨刻石仅见于宁阳，后世补注《五代史》者，或可据此取资焉。
4.泰山石刻与宋、金、元史
“元碑纪旧历，宋勒几登封”。宋、金、元三代在泰山所摹刻文字，留存甚多，如清光绪《东平州志·金石录》称：“东原金石„„迄宋王沂公庙学肇兴，判守诸臣后先接踵，丰功伟烈照耀简编，泊乎有元，蔚为大都，稽古堂成，奇瑰辐辏，一时镌金砻石，岂惟共语于韩陵哉?”故珍秘资料，见于此期刻石者独多。
北宋科举官僚阶层的崛起，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颇受史家关注。宋代泰山学者石介，撰有《石氏先茔记》，其文刻于泰安城东南桥沟村石氏祖林。清《泰山志·金石》载：“《石氏先茔记》，篆额，石介自撰，士建中正书，在徂徕之阴汶河东岸。”石氏此碑中自述其世系源流与家族变迁，颇为详赅。日本学者松井秀一目光敏锐地从这篇寻常墓志之作中，捕捉到北宋新产生的科举官僚亦即士大夫阶层生存状态的信息，进而从时代的变迁、官僚与土地的结合，以及拥有土地的具体形态等方面对墓记进行解读，从而对宋代这一阶层状况取得新的认识。《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一书对松井的此项研究给予了较高评价。
以上为北宋史研究之例。南宋虽偏安江左，岱刻亦间有涉其史事者。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记载了一位南宋抗金英雄孙亿事迹：建炎二年(1128)十月“乙亥，承议郎吴给充徽猷阁侍制，知东平府；朝奉郎孙亿直龙图阁，知袭庆府。„„金人既得兖郓二州，给与亿义不臣金，率军民据徂徕山为塞，数下山与金战。„„亿，奉符人也。”这位孙亿，于《宋史》无传，其生平履历《要录》亦失于记载。幸清代于泰安楼德(今属新泰)出土北宋政和六年(1116)许翰撰书《宋故赠朝散郎孙公(觐)墓志铭》，中载：“君讳觐，字明之，兖之泗水人。„„葬菟裘东节义乡里仁之原。„„孙凡四人，傅、俭、亿、俦。傅，奉议郎，以辞学兼茂，高选为秘书省正字，即余所异同舍郎也。亿，将事郎、郓州刑曹。”据此乃知孙亿为宋末名臣孙傅之弟，傅仕宋为兵部尚书，殉节于靖康之变，《宋史》卷三五三有孙觐之孙。其初官在郓州(故与郓州吴给结交，共同举义)，其乡贯则应为泗水之菟裘(今新泰楼德)，史作“奉符人”者微误。这则墓志资料的发现，填补了《系年要录》的一则阙文。
金廷发卖寺牒制度，是研究金代经济史与宗教史的一项内容，日本学者今井秀周所撰《金朝寺观名额的出卖》，即是对此史事的论说。泰山附近寺院中多有金代敕牒刻石，见于著录有泰安徂徕山之“四禅寺牒”(大定二年二月)、“法云寺牒”(大定二年十二月)、莱芜之“清凉院牒”(大定二年)、东平之“释迦院牒”(大定三年)、泰安城西南下张村之“妙觉寺牒”(大定三年二月)、城东古城村之“大觉寺牒”(大定三年三月)、岱麓之“普照寺牒”(大定五年二月)、城东姚庄之“大云寺牒”(大定五年九月)，均为世宗一朝所立(皆见于清((泰山志·金石》及光绪朝《山东通志·艺文·金石》著录)。按《金石萃编》卷一五五跋陕西高陵庄严寺牒云：“大定初年寺观纳钱请赐名额之事，《金史》无考。今所得于陕西凡十四碑，文称尚书礼部牒，是牒由礼部发也；又称尚书户部委差某州发卖所，
是户部设官差委外州发卖牒文也。„„《灵泉观记》云：‘大定初，王师南征，军须匮乏，许进纳以赐宫观名额。’若然，则是大定初权宜设置之事，非常制也。十四碑中，在长安者五碑，在泾阳者七碑，在，同官者一碑，在高陵者一碑，似其制独行于陕西，殆即办军须者之所也。其牒起于大定二年(1162)，迄四年(1164)，是时世宗初即位，用兵契丹，因暂行此制，想四年以后即停也。”此考金代发卖敕牒之制甚悉。惟《萃编》所言“其制独行于陕西”，则不尽确。从泰山各寺所立众多敕牒碑来看，发卖寺牒是推行金朝全境的制度，并非独行于陕西一地。
金元之际的历史起伏中，汉地“世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东平严实集团尤具代表性。泰山地区为严实武装根据地之一，保存有大量与严氏有涉的碑刻摩崖，成为研究这一豪强集团的第一手资料。故元史专家陈高华先生考论有关史实，于泰山石刻作了大量征引。陈氏论述严实集团重要军事组织五翼军时，即证之泰安东向村(今属肥城)《信道观记》。陈氏云：似可认为，五翼军是严氏的侍卫亲军，由严实直接掌握，其五翼都总领信亨祚“给使左右，特见保任”，反映出五翼军与严实的特殊关系。五翼军属散处梁山、徂徕之间，不下万人。《信道观记》题名有“东平路万户府五翼管民官□(信)世昌”，其人系信亨祚之子，而“五翼管民”之官疑即管理五翼军族属者。在论述严实治下东平路之地方机构时，则引泰山振衣岗题名之“泰安州刺史”，以见其州长吏职名犹沿金制。关于严实集团的文化事业，文中在征录泰山《天门铭》与《高里山神祠记》后进而论析道：“总的来说，金、元之际，‘汉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经济一样，遭到巨大的破坏。而严氏父子统治下的东平，却是少数例外中的一个地区，在这里，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东平因此成为‘汉地’仅次于燕京的文化中心。”而述说到东平严氏最后结局时，也以泰山石刻为据：至元二十二年(1285)泰安立《岳阳朝元观记》碑，文字系徐世隆撰，碑后题“鲁国武惠公嗣孙奉训大夫沂州知州兼诸军奥鲁严度立石”，陈文考证其人为严忠范之子，据碑结衔可知其曾任沂州知州，“是严氏第三代中最显赫者”。
元代泰山石刻中，还有一则映现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历史镜头，因而引起元史专家的极大重视。泰山桃花涧石壁峪有元至正题记，全文如下：“大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因红巾占据泰安州，调遣淮南府□(都)元帅杨世瑛统兵一十七府□□(来此)。万户张玉田等将至□名山□□，游观到于泰山，岩内泉石之下，古迹可人，□□笔姓名于石。万户张田玉、李谅，万户李玉□、知事张荣祖。”邱树森先生《毛贵事迹考略》援引此石刻文字后指出：“这块元刻石不仅对我们了解毛贵部红巾军在鲁南的战况至为重要，而且是我们了解岌岌可危的元朝统治者依靠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红巾军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邱氏在文中对石刻做了详细考论：据《元史·顺帝纪》，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癸酉(初五日)，“毛贵陷济南路，守将爱的战死。但红巾军何时攻克泰安，史无记载，这块元刻石确切地记载了毛贵军占领泰安的时间——至正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就是说，是在毛贵占领济南后三天。随后，又扩大战果至滕、兖诸州及附近属县。这时，毛贵挥师北伐。元将董抟霄乘机夺回济南，也速亦占领滕、兖二州。而泰安及般阳仍在红巾军手中，并始终成为济南的威胁。《元史·董抟霄传》称：而般阳贼复约泰安之党，逾南山来袭济南”。证明泰安是毛贵部红巾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在这样的势态下，也速、董抟霄等视泰安红巾军为眼中钉，但镇压力量又不足，于
是不得不“调遣淮南府都元帅杨世瑛”等前来助威。既有“淮南府都元帅”之职，必有淮南都元帅府这一机构，它可能就是至正十五年二月元朝所设的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于这年十月置淮南江北等处行枢密院于扬州，淮东等处都元帅府因此改称淮南都元帅府。《元史·百官志》载：“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十五年二月置。统率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招诱富民，出丁壮五千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降宣敕牌面与之。”邱文最后阐述道：“由此可见，泰山桃花涧元石刻中的元帅杨世瑛、万户张玉田等都是‘富民’，都是与红巾军为敌的地主武装——义兵的头目。这样，元朝统治者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来镇压红巾军的罪行也就历历在目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
元代文化史研究中，泰山石刻亦有补苴之功，此可举杜仁杰、王祯研究的两个事例：
杜仁杰被誉为金元之际“独擅才名四十年”的“一代人文”。然其身世，元代史籍中却未作记述。蔡美彪先生《杜仁杰生平考略》利用泰山石刻取得新突破：长清五峰山洞真观有“戊申岁纪海众信士姓氏之图”石刻。《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十五著录，拓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碑高6尺，4层刻。第1层为全真宗派源流，以王重阳为祖。次列七真为“宗”，再列真静大师崔道演为“派”，后列崔氏弟子洞真观诸大师、历代本宫提点为“枝”。第2层刻“处静逸老”有“子”号者11人，第3层为信士姓氏，多为长清县吏员，列署职衔。其中见“进士杜仁杰”一名。这一石刻题名的发现，为研究杜仁杰生平身世，提供了新的依据。
蔡文又据此石进一步推考出杜仁杰之中甲科在正大四年(1227)一月，金制进士中第后，状元拟县令，二、三甲“随各人往贯拟为军判丞簿”。而杜仁杰籍贯长清，山东失陷，已不能依往贯授官，其授官不成，山东战乱，难以赋归，南京城危也不可久居，南下内乡依元好问，便成为他选择的道路。长期困挠学界的杜仁杰身世与早期经历之谜，遂告破解。孔繁信先生《重辑杜善夫集》，也参照泰山石刻资料，辑补了多篇杜仁杰佚文，可补正作者生平、交游之处颇多。
元代农学家王祯身世，较之杜仁杰益加扑朔迷离，以往仅知他为东平路人，元贞问历官旌德、永丰县尹，余则尽不能详。近年在泰山石刻中发现有关王祯的5通碑记(分别为王祯所书《张宣慰登泰山记碑》，所篆额《王氏葬亲碑》，所撰并书《重修灵派侯庙碑》，及涉及其事的《重修宣圣庙碑》、《创建马院记碑》)，从中可考知王祯为泰安州人，至元中曾官泰安州教授，其工书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所撰碑文对进一步研究王祯农学思想，亦颇具参考价值。
从以上数例可见，泰山石刻中元史研究资料尤多，最后再列举一则与元代民族关系有涉的碑记，以概其余。
元廷基于其民族政策，尊藏僧为国师，统领全国之佛教事务，其教正式官方文书通用藏文书写。但后世流传元代文书，并未见到有藏文文本。近代法国学者沙畹在灵岩寺发现一方元至正元年(1341)《大元国师法旨碑》，其碑文为汉藏文对照，上半为藏文，下半为汉字，法畹委托列维将部分藏文作了对译，揭载于《通
报》中当代学者王尧复将藏文全部译出，并指出此碑“为元代正式的官方文献中使用藏文的仅见一例”。
5.泰山石刻与明清史
由于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极多，石刻订补史事的功用相对较小。但若细加爬梳，泰山石刻中仍有不少内容，可发覆旧案，补苴青简。
先举明史研究二例：
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论称万历“国本案”是“本朝(明)一场极莺的政治危机”。由于这场围绕太子册立而引发的政争关涉宫闱，诸多内幕暖昧难明。周郢曾于泰山获见与此史事有关的3方明代碑记——《郑贵妃修醮三碑》、《皇三子刊清静经碑》、《王锡爵碧霞宫碑》，为“国本案”研究提供了新史证。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十四年(1596)两方郑贵妃三阳庵修醮碑中，均有“太子纳千之吉庆”的词句。而考诸史籍，明神宗之立太子，乃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当时神宗迫于群臣压力，始立皇长子朱常洛为东宫。而此前之泰山碑中竟已有“太子”之称，岂非一大异事!复次，两碑中之“太子”，显然不是指皇长子朱常洛，而是指郑妃之子皇三子朱常洵(同地立有皇三子刊经碑，可证)。然则，郑贵妃何以胆敢在册立东宫前擅将朱常洵称为“太子”呢?这显然是得到神宗同意或授意的。否则郑贵妃即使再擅宠，也断不会如此出格行事。《明史》于卷二三二后论曰：“野史载神宗金盒之誓，都人子之说，虽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郑氏下，固有以经滋天下之疑矣。”今郑妃修醮三碑之发现，可证神宗为立常洵，谋之神冥，其事凿凿。特别是碑记中出现的“太子”之称(现存史籍无一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前有实指太子之说)，更是发覆百载揭示真相的绝佳史材。
又当李氏朝鲜之初，曾对佛教进行排斥与打击，导致僧侣投奔明朝的事件时有发生。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中曾对此加以论说。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永乐十九年(1421)曾发生僧适休偷渡奔投明廷事件。《实录》载：五月庚辰，“僧适休与其徒信乃等九人，往平安道香山，乘桴渡鸭绿江，逃人辽东”。八月己亥，“通事宣存义回自京师，言‘本国逃僧洪惠等，钦奉圣旨，前往南京，住天界寺’”。李朝曾遣使索还逃僧，被明廷拒绝。但这批逃僧的下落，从此中外史籍再无记录。惟泰山普照寺《重开山记》碑，记载其中一僧之最终结局。其文有云：“永乐间，粤高丽僧云公满空禅师等数僧，航海而来，达于京师，钦奉圣旨，敕赐金襕袈裟，及送光禄寺筵宴，遣官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宣德三年(1428)，亦钦奉圣恩，着礼部各给度牒一道，敕令天下参方礼祖。禅师因登泰山访古刹„„”《重开山记》碑所云满空“航海而来”当指《李朝实录》中之“逃僧”事件，满空即当日偷渡来华的九僧之一。此一明碑不仅可补《李朝实录》与《韩国禅教史》之缺简，更可为历史上中韩文化交流提供一具体例证。
再举清史研究一例：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5章《复明运动》中，对与钱谦益晚年有密
切交往的蔡士，英及其家族做了详细考察，指出“蔡氏一门，虽源出明代辽东降将，然汉化甚高，牧斋与魁吾(蔡士英)之往来颇密，实有理由。故钱蔡之关系，与钱佟(国器)之关系，约略相似。而与钱马(进宝)之关系大不同也”。惟陈氏关于蔡士英家族的认识与评说，主要依据蔡毓荣(士英子)及蔡琬(士英女孙)的生平史料而得出，但关涉蔡士英本身之资料，特别是能反映士英之政治思想与施政主张者，则由于史简有缺，《别传》中举证不多。故陈氏提出蔡士英本人因与钱谦益政治立场相近，而成为钱氏联络与策反对象这一推测，证据尚稍嫌薄弱。1998年冬，在山东新泰青云山整修工程中，发现了湮没多年的有关蔡士英之碑记多方。这些石刻对探究蔡士英之政治思想、宗教信仰及其家族人物，特别是补正《柳如是别传》中关于蔡士英之考论，一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蔡士英所撰《古敖山今改青云山新修三元殿》碑中，借重修青云山而对顺治末年的严酷海禁政策提出强烈批评。此点足说明蔡氏于汉族民众实抱同情之态度，并于其利益力加维护。所以钱谦益将蔡士英引为相知，暗中作为复明活动之借助力量，是完全有此可能的。陈寅恪先生认为“牧斋以老耄之年，奔走道途，远游淮甸，其非寻常应酬之举动，抑又可知”。今敖山蔡碑的发现，有力佐证了《柳如是别传》中之上述推论之确。
泰山石刻与古代史
石刻文献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早在宋代就已引起学者的密切关注。赵明诚《金石录序》中论称：“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近人陆和九先生在《中国金石学》中亦指明：“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为佐证。”随着史料学的拓展，石刻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代学术“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更对石刻资史的应用方法与意义做了理论总结，“贞琰证史”已成史界共识。
泰山历代石刻，内容丰富，不仅展示了数千年间泰山文化的荣枯沉浮，而且从中也反映出中国大历史兴衰起伏的轨迹。内中不少关键史料，更为泰山贞琰之个中独有。从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无疑是补史证史的绝佳材料。
1.泰山石刻与秦汉史
“秦皇封禅碑还在，汉武祈灵事不磨”(明张盛《初登泰山》)。现存泰山石刻始见于赢秦，秦始皇之泰山刻辞，历代史家均视为研治秦史之首选文献。北宋学者刘跂数登岱巅。精心摹拓残石，辨识篆文，以此为据，校正出《史记》所录刻石文字的诸多错讹。其云：“余登泰山，睹秦相斯所刻，退而案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这一《史记》校勘的重大成果，正是利用泰山石刻而获得的。恰如时人所论：“(秦篆刻石之文)皆足正史氏之误，然则斯碑之可贵者，岂特玩其字画而已哉!”(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观泰山石刻，益知金石刻可贵。而史传传写舛谬，误人多矣”(张溪《云谷杂记》卷一)。其他在秦史研究中证以泰山秦篆的，范例甚多，已为人所熟知，此不复赘。
与秦始皇密切相关的秦方士安期生，在马百非先生《秦集史》中对其形象做了探源：“安期生与上篇之宋毋忌两个名词，似与印度所崇拜之火神有关。宋毋忌，《白泽圆》云：‘火之精日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而安期及安期生，则为灶神。《史记·封禅书》云：‘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安期生仙者同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两者与印度《吠陀典》中所记之火神(Agni)相同。毋忌与安期应该都是agni的音译。大概中印交通既繁，故不仅佛教传人中国，火神(agni)亦自然可以传人中国。”马氏从印度神祗中探寻安期生形象之源，谓安期生实亦间受印度拜火神教之影响，故取其火神名以自号，实具卓见。但其论列安期为火神，证据仍显匮乏。岱东莱芜仙人山有元大德五年(1306)曾文秀撰《重修安期真人祠记》。记述了铁冶司奉祀安期之事：“凤凰之山，有古仙人堂，父老相传，以为真人安期生也。得非秦始皇东游求诸海上者邪?俗又谓之八百伏先生，竟莫详、厥由。同祠列坐其左者，从革侯也，亦不审其姓氏岁代。其右则金圣火神娘子。云从革侯之女也。又云三人者，皆同时人也。„„国朝自立提举司以来，每岁例以季秋，率僚属奔走祠下，享以
牢，礼成而后兴役。”按铁冶司奉安期为冶炼之神，当因安期之司灶及炼丹’，皆与冶铁有关。若此，则《重修安期真人碑》之记录，为《秦集史》安期名出印度火种说，提供了一则难得的旁证。
泰山石刻之关涉两汉重大史事者，当首推200l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王莽封禅玉牒。玉牒为青石质地，上面阴刻着涂以朱砂的篆文尚存29字：“万岁一纪„„作民父母。清„„退佞人奸轨，诛„„延寿长壮不老，累„„封坛泰山，新室昌„„”
玉牒为古代帝王封禅时所用礼器，依礼制其牒最后应瘗于泰山之巅，而王莽玉牒残文中又明确刻有“封坛泰山”字样。故此牒应列人广义的泰山石刻而加论列。
由于正史有关王莽的史料，尚未见新莽曾议行封禅的记录，故此玉牒残片的出土，史家闻之顿有石破天惊之感。玉牒是封禅活动中最重要礼器，其内容只有皇帝与“天”知道。直到唐玄宗封禅时才首次公开玉牒之内容。这29个字是人们首次看到的唐以前的玉牒内容。据此，参证史传，可以推测王莽利用五德终始之社会舆论代汉自立，故其立国伊始，封禅便成为廊庙之议题，而以扬雄《剧秦美新》为发端之作。最后王莽确立于天风七年(20)东封泰山，玉牒当刻制于此前。后因泰山为反莽之赤眉军所据(时在天凤四年)，王莽封禅之议遂胎死腹中，。玉牒亦缘此而未能封埋岱巅。还可推测，封禅在古代被视为旷世大典，而以严谨翔实著称的《汉书·王莽传》独对这一公案“不赞一辞”，内中实包含了一层历史隐密。盖当班固撰作《汉书》之际，汉光武帝正大张旗鼓封禅泰山，铭石刻辞，张扬光复之绩，宣示王莽之罪，并将东封告成，作为汉室盛业之标志。如果班史中直书王莽一朝亦有封禅之议，则定使人感觉光武封岱不过继王莽废业，于神化后汉皇权，多有不利。故班氏著书时对此重要史实，避而不书。葛承雍先生曾推测《汉书·王莽传》中定多存曲笔。现在新莽玉牒的出土，乃可证实其预见之确。
东汉黄巾大起义，在泰山碑刻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在东平所出东汉中平三年(186)《张迁碑》中记述张迁之功，称“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谷城)独全”。研究者指出：碑文“黄巾初起，烧平城市”八字，正是当时黄巾军“燔烧值俯，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后汉书》卷六十一)的斗争形势之高度概括。而“谷城独全”，张迁遂因此“功”而擢任荡阴令。说明值汉室岌岌可危之际，当政的宦官集团被迫向士族官僚集团屈服，“今党人更为国用”，使后者成为镇压起义的元凶。黄巾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群雄割据，正是以士族为核心的官僚地主集团在镇压民变中不断扩张自身势力而造成的。《张迁碑》之记载正表露了这股历史潜流。研究者还指出：《张迁碑》刻立之时，正值汉灵帝“大赦天下党人”，重新启用官僚集团，用之镇压黄巾暴动之时。碑文颂扬张迁功绩，不足400字中，竞有半数追述其先德，用以借此标榜张迁出身高门大姓，形象地反映了汉末党锢锺除后，复出的士族官僚标榜门第的社会风气。学者还注意到，在捐资立碑中，多为韦、范两姓。这反映出一种社会状况，门生、故吏也常常是聚族择主而为。区区一小县之长，仅因出身甲族，稍稍升迁后便有数十名故吏为其树碑表颂，那么大县之令、一郡之守、三公之尊，其门生故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社会之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团，亦即大小豪强地主集团，这些集
团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豪强垄断封建政权的早期社会基础。
2.泰山石刻与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阶层渐登政治舞台，成为左右时局的主要势力。在泰山石刻中反映较多的，是羊氏家族的历史。泰山羊氏兴于东汉，五百年而连绵不衰，成为魏晋“当朝一流门第”。近30年来，在新泰境内先后出土了《羊祉夫妇墓志》、《羊深夫人墓志》、《羊烈夫妇墓志》等羊氏人物墓志5种。以上志石的发现，对探讨羊氏乡贯、北朝羊氏谱系、联姻及人物生平，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于羊氏故里：泰山羊氏之乡贯，《晋书·羊祜传》记作“泰山南城”，因南城县治在今山东费县境内，故今人《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都将羊祜故里定为今之费县。诸书沿袭，几成定论。但较早记载羊祜乡贯的史籍如《太康地纪》、《晋诸公赞》、《晋书》、《经典释文》都明确载录羊祜为“泰山平阳人”。平阳即今新泰。新泰方志更一致将新泰羊流指为羊祜故里。但由于当时未见有羊氏实物资料留存，“新泰羊流说”并未能取得广泛认同。现在西晋(《孙夫人碑》)及北朝羊氏刻石的陆续发现，终为澄清羊氏故里提供了确证。虽然迄今尚未在新泰发现直接关涉羊祜的碑志，但所出墓志墓主如羊祉、羊深、羊烈等，都确切可考是羊祜后人(属羊祜从弟羊琇一系)。诸人墓志均出土于新泰，证明了羊氏家族墓葬群确在新泰，从而也确证了羊氏乡贯为新泰，而非费县。
关于北朝士族谱系：羊氏家族世系，史传所载多有缺略，而《羊氏谱》、《羊氏家传》等书久已不传。今诸羊墓志的出土，乃可藉以钩沉其谱系。在羊氏志石上，可考出羊氏人物33人。多数不见于史传，可补订史册之良多。而且从墓志墓主及所记世系看，这些人物均为留仕北朝的羊规之一支中的成员，这似说明，南北分治后，留在故里的羊氏族人只有降服于北朝的羊规之一系。
土族阶级为了把持统治权力，便通过联姻手段，结为门阀。这种政治联姻，在新出土之诸羊墓志上亦多有反映。从志石上可以看出：羊族与清河崔氏世为姻娅，羊规之、羊祉、羊灵宝、羊灵珍、羊深皆婚于崔门。这便印证了史家“重亲习俗是影响北朝士族婚姻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之说。其他与之缔姻的士族还有魏郡申氏、安定皇甫氏、天水赵氏、荥阳郑氏、洛阳长孙氏、敦煌李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巨鹿魏氏、彭城刘氏、顿丘李氏、北海王氏等十数家。诚如魏晋南北朝史家所云：“士族联姻作为巩固门阀制度的一条纽带。在墓志资料上得到充分反映和特别有力的证明。这个史实补充了以往的文献 材料记载的不足，应当是相当重要的”(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出土墓志和地券》)。
关于北朝人物生平：羊祉、羊烈均为北朝著名人物，正史有传载其事迹，但以墓志比勘，颇有异同，可互为校证。
羊祉：《魏书》卷八十九、《北史》卷三十九并有传。惟所述其宦迹，较之志石，多有缺漏。如志石所载羊祉历官振军将军、建威将军、征西大将军司马、兼给事黄门侍郎及卒后追赠镇军将军，史传均无记载。又羊祉在梁秦刺史任上，
曾主持重开褒斜道，复通石门，即墓志中所言“开石门于遂古，辟栈道于荒途”。这一治道工程在当时有重要影响。至今陕西汉中还存有北魏永平二年(509)《石门铭》记其事功。而《魏书》本传不记其事，并非“事小不足录”，而是缘于“隐善扬恶”的修史曲笔。因羊祉之子羊侃声称奉父遗命叛魏投梁，故北朝史臣视羊祉父子为叛臣逆子，立传时对此功绩避而不书。据《羊祉墓志》乃可辨清史传曲笔，见其全人。
以羊烈墓志同史传对勘，也可匡正史籍诸多错讹之说。如。《北齐书》本传载羊烈为“晋太仆卿之八世孙”，但羊琇至羊烈之祖羊父规之中间四世世系史简有缺。今据墓志，知烈之高祖名哲，官济南相。羊规之累官之职，《魏书》、《北史》均记作“雁门太守”，而志石作“营州刺史”，考《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亦称侃祖规之“魏授卫将军、营州刺史”，与志相合，当属可信。《羊烈传》称其“以玄学知名”，但未云有所撰述，今据志石“注佛道二经七十余卷”之语，知烈尚有佛道经注之作。又，本传称羊烈“字信卿”，证以志石，实为“儒卿”。又称烈“除阳平太守”，而志则作“除黎阳郡守”，均疑史传所载有误。此外，志石称羊烈食卫国县干，出为东郡守，均未见本传述及；特别是载北周宣政元年(578)，更除烈为乡郡守，是了解北周灭齐后泰山羊氏境遇的重要资料。羊烈卒年，《北齐书》谓在“大象中(579—581)”。今据志石，知烈卒于开皇六年(586)，则斯人已入隋代，史传显误。
除了羊氏墓志之外，在南北朝史研究时被论及的泰山石刻，还有晋《孙夫人碑》，有经石峪摩崖刻经等，其有裨六朝史事，亦可概见。
3.泰山石刻与隋唐五代史
隋唐五代时期的泰山石刻存者尚多，石刻资史的作用尤为明显。今以唐初征辽、武韦政权、黄巢起义、高僧义净生平、后梁兖州之役等几个重大论题为例，试作举证。
唐初征高句丽之役，在唐代刻石中间有反映。当代史家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及朝鲜半岛关联造像题记石刻》(载《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此类石刻做了系统著录。今于拜氏所录之外，复于泰山附近石刻中发现一相关造像记刻——《赵怀相造像记》。
造像记原文如下：
□三千回□了七觉□□南北大方便者，其有雨足尊乎。曾祖博，随任德州录事参军，中庸布德积善，归位廉慎，为心宽平，创倍功效可尚，声著闻天□，遂改授寿州前塘县令，出性恭宽，为人简约，□剪□冀长淳和，当官叹□暮之途，谢职恨攀辕之哭。祖信，唐贞观元年三月七日，吏部授庐州孝感县尉，九毗百里，抚赞一同，合境被□威恩，闾里称其仁智。父毛，唐授上骑都尉，少怀武略。□擅干戈，横行静海水之戎，直踢扫辽城之障。以兹命赏，克著畴庸。爰有佛弟子赵怀相、智灯。远照、觉镜、负明，悲乳哺之余保，想慈颜之已谢，□割妻帑之□咸王□(下阙)。
造像通高9l厘米，宽56厘米，厚2l厘米，上半刻三佛像；下为题记，楷书，共20行，行10字。记石原嵌于山东肥城幽栖寺之韦陀殿，今移存寺中之范蠡祠。清人唐仲冕《岱览》及光绪《肥城县志》对此均有著录。《岱览》卷三十二《叙览，陶山》云：“贞观佛像记碑，„„右碑在韦驮殿下，高二尺五寸，阔三尺二寸，上半刻三佛像，残缺不完。案碑文义，似叙其祖、父官勋。立碑年月无考，土人以有‘贞观’字，呼为‘贞观碑’。今仍之。”光绪《肥城县志》卷二《古迹志·金石附》云：“《赵怀相造像记》在幽栖寺，无年月，上刻三佛像已残缺，俗呼贞观碑。按碑文有‘贞观元年’字，乃叙造像人之祖、父官爵。文云：曾祖博。隋任德□(州)录事参军；祖信，唐贞观元年三月七日吏部授庐州孝感县尉；父毛，唐授上骑都尉。末云：爰有佛弟子赵怀相、智灯、远照、觉镜、贠明云云。字多漫灭，不能卒读。书法绝类登善(褚遂良)，文中数称‘唐’字，又疑伪周武后时人，而又无武后新造字，旧称贞观碑，今仍之。”
按碑中记赵怀相之父赵毛事迹，有“唐授骑都尉，少怀武略，□擅干戈，横行静海水之戎，直踢扫辽城之障。以兹命赏，克著畴庸”。据铭文中出现之“海水”、“辽城”字样，其事当指贞观东征高句丽之役(时称高句丽据有辽东，故此役习称为“征辽”)。史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发水陆兵力十万，亲征高句丽，先后拔盖牟、辽东、白岩等城，延至九月，因久攻安市城不下而班师。此后又遣李世勣等进伐高句丽，战事绵延至高宗一朝。碑记赵毛勋迹有“横行静海水之戎”语，似是赵毛以水军从征。贞观征辽，数经海战，先是李世勣率兵“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通鉴》卷一九七)。贞观二十一年世勋又“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人„„两军皆选习水善战者配之”(同上卷一九
八)。时征发山东水军甚众，赵毛或应征参加此次海战，并累有战功，受到唐廷赉赏。惟因其官职不高，仅充裨偏(上骑都尉为唐之勋阶，武德中置，系六转勋官，比正五品)，故两《唐书》不载其名。拜根兴先生曾据金石碑志资料，逐一考录当时唐军征辽将领，搜罗颇富，然亦不及赵毛其人。令据此记，并可补旧史新考之缺。又拜书所录唐与朝鲜半岛关联之造像记，涉及贞观之役者仅有一方《僧知道造像记》。今见《赵怀相造像记》一石，不仅新增了一方关涉“征辽”的造像实物，而其所蕴史料价值，也如拜氏所论其著录诸刻：“不仅可补充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而且对了解当时唐朝的内部情况，唐初的佛教信仰、唐高句丽激战的概况等，均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武则天、韦后两朝女主相继秉政，为唐史之一大变局。研究此段历史者，多充分注意到与之相关的一块泰山石刻——《鸳鸯碑》，上刻唐代题记多条。第一条始于显庆六年(661)，其文云：“显庆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据此，知《鸳鸯碑》为显庆六年道士郭行真所立。研究者认为，双碑的刻立，透露了武则天图谋夺取政柄的一条重要信息。根据郭行真的生平史料。可知其人乃武则天党羽，积极参与了武氏攫政的政治活动，故知郭氏诣岱，虽声称“奉为皇帝皇后行道，实则专承武后密旨而为，其于泰山立石刊碑亦必是武后意志的体现。“鸳鸯双栖”的造型在古碑中似为仅见，这应出自武则天自己的创意。研究者可观照武后此时的几项大制作——龙门双窟、皇泽寺双像后，进而指出：如此相近的构思、相似的设计，当非偶然，三者虽属佛道不同，寓意则一，即都集中反映了武后意欲与
高宗同掌天下、“二圣”共治的政治要求。这就是武则天隐藏在泰山《鸳鸯碑》中的政治密码。
在《鸳鸯碑》上，还刻有一则景龙三年(709)题记，反映了韦后秉国的重要史实。其辞云：“大唐景龙三一年岁次己酉三月戊午朔十九日景子，奉敕令虢州龙兴观主杜太素„„等三人于此太(泰)山岱岳观建金箓大斋„„夹像一铺十—事„„二圣本命镇彩修造。”碑中之“二圣”，乃指中宗与韦后而言。然若考察唐史，便会发现，“二圣”之称在李唐一代有着独特的政治含义。《旧唐书·则天纪》云：“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百司表奏，皆委后详决，自是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故罗元贞先生在《武则天传》中谓二圣之名，“是中国封建史上未曾有过的尊称和歌颂”，而景龙之时道士亦以此名呼帝后’其事绝非偶然，它实反映了当时韦后攫取政柄后承袭“则天故事”，大唐再次出现帝后并治的政治局面。更说明了武则天创立的“二圣”，名称和体制，一直沿袭到中宗韦后一朝。而正史与《通鉴》皆对此未加载录，实为重大的史实疏漏。
唐玄宗开元东封为唐之盛事，新旧《唐书·礼仪志》载之甚祥，《旧唐书·礼仪志》并登录《纪泰山铭》全文。清代学者武亿以岱顶所。勒铭文原刻校核，却发现正史中存有重大错漏。且多窜改之笔，其列出相异之文共17处后论曰：“按文之异者，容所据见或有不同，若铭列祖而独遗睿宗(指原石有“睿宗继明，天下归仁，而《旧唐》无之)，一下文‘恭己无为’，正以睿皇禅位为词，若接属中宗，义便不相属。又‘儒书龌龊’，盖指议封禅儒生所录，故以‘龌龊’鄙之，作史者嫌其过诋儒书，遂删易以‘不足’当之，斯不达其旨矣!”所作勘证足订正史之妄。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及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礼仪志》于《纪泰山铭》文下，均已采用了这一校勘成果，补录“睿宗”以下八字。
黄巢起义。素为唐史研究之重点，岑仲勉。方积六诸书于黄巢史料掘择几尽。然岱刻中犹存一稀见文字，未见诸家之称引。肥城陶山幽栖寺有唐广明二年(881)立《陀罗尼经幢》，其经序中记叙了黄巢起义军转战行经陶山的事件：“至(乾符)五年(878)正月下旬，遇黄巢草军经过，公(大施主贾等)于此时为母亲尊年，孝心恳切，不避捐躯，竭力袨候。人马往来约百千万，虽罄家资，且喜慈亲万福，骨肉。不被俘虏，在园牛马皆悉如故。”按乾符四年(877)十二月黄巢义军攻打濮州，曾活动于泰山以西地区，碑中所记“黄巢草军”行经陶山(时属济州平阴县'《括地志辑校》卷三：“陶山在济洲平阴县东三十五里”)，当在此役。正史中对黄巢起义军每多诬罔丑诋之辞，如《旧唐书·逆臣传·黄巢》载：“所过焚剽，生人几尽。”而幽栖寺经幢却记述义军行经陶山，“人马往来约百千万”，而毫不惊扰百姓，“在园牛马悉如故”。实不愧一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经幢序文作者记其亲闻，述其亲历，有力摧破了正史的满纸歪曲。复次，此幢虽沿用唐廷正朔(立幢之广明二年，时黄巢义军人主长安，济州尚为唐天平藩镇所据)，并以例缀有祝福天子、诸王、辅相、近臣之语，但属文之中显然对黄巢起义军抱有好感：经序中将黄巢义军称为“草军”——草军乃是王仙芝、黄巢起义军自定之军号(《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四年三月唐僖宗谕河南方镇曰：“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或谓“草军”为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不当)，而不遵用
唐廷对义军的蔑称“草贼”(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所收《讨草贼诏》；又《旧唐书·僖宗纪》称：乾符三年“七月，草贼王仙芝掠河南十五州”)，遣辞之中，已暗寓春秋之笔。从中足窥黄巢在泰山一带深收黎庶之心(后黄巢失利率残部“退保泰山”，欲藉斯地以再起，当与此有关)。又，此刻还可订正正史一处谬误。《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云：“乾符中，贼渠黄巢犯江西。”方积六先生《黄巢起义考》已证乾符四年十一月黄巢攻克濮州，并没有进军江西。今以经幢之文证之，说明斯时黄巢确在鲁、豫之交，《旧唐》之文殊误。
除去政治史，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泰山石刻也颇多参证价值。
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遍历印度诸国，所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均为中外交通史上的经典之作。后人将其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上求法印度的三大高僧。义净乡贯所在，向有“范阳”与“齐州”两说，后经日本武田章《义净出生地
就考》、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迭作考辨，认定义净乡贯实在齐州山茌(今山东长清)。尔后徐北文先生等自《金石录》及苏辙题《四禅寺》诗中发现泰山义净碑塔史料，《金石录》卷二十五载：“《唐中兴圣教序》，中宗为三藏法师义净所作，唐奉一书。刻石在济南长清四禅寺。寺在深山中，义净真身塔尚存。”苏辙诗云：“双碑立风雨，八分存法则。云昔义净师，万里穷西域。《华严》贝多纸，归来亲手译。蜕骨俨未移，至今存石室。”四禅寺在今长清张夏镇土屋村，义净塔记清代尚存(时移于城西阴河寺，道光《长清县志·金石》记云：“县治西八里阴河有浮图，院内一古碑，刻《唐中兴圣教序》。”今佚)。据此可知唐中宗曾为义净立碑于四禅寺，及其圆寂，又分舍利建塔寺中。义净碑、塔均建于长清，无疑为义净乡贯齐州山茌之说提供了坚实论证。
五代兵戈纷仍，史多散亡，惟泰山中多存五季铭刻，所记掌故，皆可资考订。如后梁与晋(后唐)逐鹿中原，其中一役为兖州之战。《新五代史·梁末帝纪》云：“贞明四年(918)，泰宁节度使张守进叛附于晋。亳州团练使刘郡为兖州安抚制置使以讨之。”五年“冬十月，刘克兖州，张守进伏诛”。在宁阳神童山今存一处后梁摩崖，即记此历史事件。文云：“都厢军头领□□、右厢田球、右厢十将程雷、副都满全、都虞候口铎。梁贞明五年，守兖州节度张太尉不顺，□□□党畚军。正月内有龙来村百姓吴贵，笼集人户，置立山寨，至二月九日有天军使刘太尉统领兵军驭使结池。蒙□□太尉中奏准，宣文太宁节度见押向精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上柱国都察御史大夫充山寨将，吴贵傅合寨老公安□太。至龙德元年岁次辛巳九月癸未九日辛卯，与诸都部给针人等奏赛土地文。”证以史籍，刻石中之“张太尉”即张万进(又名张守进)
，“刘太尉”即刘。据石文知张万进叛梁役兴后，神童山东龙来村(今曲阜吴村镇龙尾庄)乡民吴贵等为避兵祸，遂入神童山结寨。后梁命刘率兵剿乱，军至兖州，因神童山地势险要，可屯兵用武，自贞明五年二月九日率军人山，至十月末克遂与吴贵结盟，营造神童山寨。刘
兖州，诛张万进，共驻山九阅月。今神童主峰及老寨顶上的旗臼及山涧石舂都为当时遗物。后梁时期之山寨刻石仅见于宁阳，后世补注《五代史》者，或可据此取资焉。
4.泰山石刻与宋、金、元史
“元碑纪旧历，宋勒几登封”。宋、金、元三代在泰山所摹刻文字，留存甚多，如清光绪《东平州志·金石录》称：“东原金石„„迄宋王沂公庙学肇兴，判守诸臣后先接踵，丰功伟烈照耀简编，泊乎有元，蔚为大都，稽古堂成，奇瑰辐辏，一时镌金砻石，岂惟共语于韩陵哉?”故珍秘资料，见于此期刻石者独多。
北宋科举官僚阶层的崛起，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颇受史家关注。宋代泰山学者石介，撰有《石氏先茔记》，其文刻于泰安城东南桥沟村石氏祖林。清《泰山志·金石》载：“《石氏先茔记》，篆额，石介自撰，士建中正书，在徂徕之阴汶河东岸。”石氏此碑中自述其世系源流与家族变迁，颇为详赅。日本学者松井秀一目光敏锐地从这篇寻常墓志之作中，捕捉到北宋新产生的科举官僚亦即士大夫阶层生存状态的信息，进而从时代的变迁、官僚与土地的结合，以及拥有土地的具体形态等方面对墓记进行解读，从而对宋代这一阶层状况取得新的认识。《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一书对松井的此项研究给予了较高评价。
以上为北宋史研究之例。南宋虽偏安江左，岱刻亦间有涉其史事者。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记载了一位南宋抗金英雄孙亿事迹：建炎二年(1128)十月“乙亥，承议郎吴给充徽猷阁侍制，知东平府；朝奉郎孙亿直龙图阁，知袭庆府。„„金人既得兖郓二州，给与亿义不臣金，率军民据徂徕山为塞，数下山与金战。„„亿，奉符人也。”这位孙亿，于《宋史》无传，其生平履历《要录》亦失于记载。幸清代于泰安楼德(今属新泰)出土北宋政和六年(1116)许翰撰书《宋故赠朝散郎孙公(觐)墓志铭》，中载：“君讳觐，字明之，兖之泗水人。„„葬菟裘东节义乡里仁之原。„„孙凡四人，傅、俭、亿、俦。傅，奉议郎，以辞学兼茂，高选为秘书省正字，即余所异同舍郎也。亿，将事郎、郓州刑曹。”据此乃知孙亿为宋末名臣孙傅之弟，傅仕宋为兵部尚书，殉节于靖康之变，《宋史》卷三五三有孙觐之孙。其初官在郓州(故与郓州吴给结交，共同举义)，其乡贯则应为泗水之菟裘(今新泰楼德)，史作“奉符人”者微误。这则墓志资料的发现，填补了《系年要录》的一则阙文。
金廷发卖寺牒制度，是研究金代经济史与宗教史的一项内容，日本学者今井秀周所撰《金朝寺观名额的出卖》，即是对此史事的论说。泰山附近寺院中多有金代敕牒刻石，见于著录有泰安徂徕山之“四禅寺牒”(大定二年二月)、“法云寺牒”(大定二年十二月)、莱芜之“清凉院牒”(大定二年)、东平之“释迦院牒”(大定三年)、泰安城西南下张村之“妙觉寺牒”(大定三年二月)、城东古城村之“大觉寺牒”(大定三年三月)、岱麓之“普照寺牒”(大定五年二月)、城东姚庄之“大云寺牒”(大定五年九月)，均为世宗一朝所立(皆见于清((泰山志·金石》及光绪朝《山东通志·艺文·金石》著录)。按《金石萃编》卷一五五跋陕西高陵庄严寺牒云：“大定初年寺观纳钱请赐名额之事，《金史》无考。今所得于陕西凡十四碑，文称尚书礼部牒，是牒由礼部发也；又称尚书户部委差某州发卖所，
是户部设官差委外州发卖牒文也。„„《灵泉观记》云：‘大定初，王师南征，军须匮乏，许进纳以赐宫观名额。’若然，则是大定初权宜设置之事，非常制也。十四碑中，在长安者五碑，在泾阳者七碑，在，同官者一碑，在高陵者一碑，似其制独行于陕西，殆即办军须者之所也。其牒起于大定二年(1162)，迄四年(1164)，是时世宗初即位，用兵契丹，因暂行此制，想四年以后即停也。”此考金代发卖敕牒之制甚悉。惟《萃编》所言“其制独行于陕西”，则不尽确。从泰山各寺所立众多敕牒碑来看，发卖寺牒是推行金朝全境的制度，并非独行于陕西一地。
金元之际的历史起伏中，汉地“世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东平严实集团尤具代表性。泰山地区为严实武装根据地之一，保存有大量与严氏有涉的碑刻摩崖，成为研究这一豪强集团的第一手资料。故元史专家陈高华先生考论有关史实，于泰山石刻作了大量征引。陈氏论述严实集团重要军事组织五翼军时，即证之泰安东向村(今属肥城)《信道观记》。陈氏云：似可认为，五翼军是严氏的侍卫亲军，由严实直接掌握，其五翼都总领信亨祚“给使左右，特见保任”，反映出五翼军与严实的特殊关系。五翼军属散处梁山、徂徕之间，不下万人。《信道观记》题名有“东平路万户府五翼管民官□(信)世昌”，其人系信亨祚之子，而“五翼管民”之官疑即管理五翼军族属者。在论述严实治下东平路之地方机构时，则引泰山振衣岗题名之“泰安州刺史”，以见其州长吏职名犹沿金制。关于严实集团的文化事业，文中在征录泰山《天门铭》与《高里山神祠记》后进而论析道：“总的来说，金、元之际，‘汉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经济一样，遭到巨大的破坏。而严氏父子统治下的东平，却是少数例外中的一个地区，在这里，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东平因此成为‘汉地’仅次于燕京的文化中心。”而述说到东平严氏最后结局时，也以泰山石刻为据：至元二十二年(1285)泰安立《岳阳朝元观记》碑，文字系徐世隆撰，碑后题“鲁国武惠公嗣孙奉训大夫沂州知州兼诸军奥鲁严度立石”，陈文考证其人为严忠范之子，据碑结衔可知其曾任沂州知州，“是严氏第三代中最显赫者”。
元代泰山石刻中，还有一则映现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历史镜头，因而引起元史专家的极大重视。泰山桃花涧石壁峪有元至正题记，全文如下：“大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因红巾占据泰安州，调遣淮南府□(都)元帅杨世瑛统兵一十七府□□(来此)。万户张玉田等将至□名山□□，游观到于泰山，岩内泉石之下，古迹可人，□□笔姓名于石。万户张田玉、李谅，万户李玉□、知事张荣祖。”邱树森先生《毛贵事迹考略》援引此石刻文字后指出：“这块元刻石不仅对我们了解毛贵部红巾军在鲁南的战况至为重要，而且是我们了解岌岌可危的元朝统治者依靠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红巾军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邱氏在文中对石刻做了详细考论：据《元史·顺帝纪》，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癸酉(初五日)，“毛贵陷济南路，守将爱的战死。但红巾军何时攻克泰安，史无记载，这块元刻石确切地记载了毛贵军占领泰安的时间——至正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就是说，是在毛贵占领济南后三天。随后，又扩大战果至滕、兖诸州及附近属县。这时，毛贵挥师北伐。元将董抟霄乘机夺回济南，也速亦占领滕、兖二州。而泰安及般阳仍在红巾军手中，并始终成为济南的威胁。《元史·董抟霄传》称：而般阳贼复约泰安之党，逾南山来袭济南”。证明泰安是毛贵部红巾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在这样的势态下，也速、董抟霄等视泰安红巾军为眼中钉，但镇压力量又不足，于
是不得不“调遣淮南府都元帅杨世瑛”等前来助威。既有“淮南府都元帅”之职，必有淮南都元帅府这一机构，它可能就是至正十五年二月元朝所设的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于这年十月置淮南江北等处行枢密院于扬州，淮东等处都元帅府因此改称淮南都元帅府。《元史·百官志》载：“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十五年二月置。统率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招诱富民，出丁壮五千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降宣敕牌面与之。”邱文最后阐述道：“由此可见，泰山桃花涧元石刻中的元帅杨世瑛、万户张玉田等都是‘富民’，都是与红巾军为敌的地主武装——义兵的头目。这样，元朝统治者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来镇压红巾军的罪行也就历历在目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
元代文化史研究中，泰山石刻亦有补苴之功，此可举杜仁杰、王祯研究的两个事例：
杜仁杰被誉为金元之际“独擅才名四十年”的“一代人文”。然其身世，元代史籍中却未作记述。蔡美彪先生《杜仁杰生平考略》利用泰山石刻取得新突破：长清五峰山洞真观有“戊申岁纪海众信士姓氏之图”石刻。《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十五著录，拓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碑高6尺，4层刻。第1层为全真宗派源流，以王重阳为祖。次列七真为“宗”，再列真静大师崔道演为“派”，后列崔氏弟子洞真观诸大师、历代本宫提点为“枝”。第2层刻“处静逸老”有“子”号者11人，第3层为信士姓氏，多为长清县吏员，列署职衔。其中见“进士杜仁杰”一名。这一石刻题名的发现，为研究杜仁杰生平身世，提供了新的依据。
蔡文又据此石进一步推考出杜仁杰之中甲科在正大四年(1227)一月，金制进士中第后，状元拟县令，二、三甲“随各人往贯拟为军判丞簿”。而杜仁杰籍贯长清，山东失陷，已不能依往贯授官，其授官不成，山东战乱，难以赋归，南京城危也不可久居，南下内乡依元好问，便成为他选择的道路。长期困挠学界的杜仁杰身世与早期经历之谜，遂告破解。孔繁信先生《重辑杜善夫集》，也参照泰山石刻资料，辑补了多篇杜仁杰佚文，可补正作者生平、交游之处颇多。
元代农学家王祯身世，较之杜仁杰益加扑朔迷离，以往仅知他为东平路人，元贞问历官旌德、永丰县尹，余则尽不能详。近年在泰山石刻中发现有关王祯的5通碑记(分别为王祯所书《张宣慰登泰山记碑》，所篆额《王氏葬亲碑》，所撰并书《重修灵派侯庙碑》，及涉及其事的《重修宣圣庙碑》、《创建马院记碑》)，从中可考知王祯为泰安州人，至元中曾官泰安州教授，其工书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所撰碑文对进一步研究王祯农学思想，亦颇具参考价值。
从以上数例可见，泰山石刻中元史研究资料尤多，最后再列举一则与元代民族关系有涉的碑记，以概其余。
元廷基于其民族政策，尊藏僧为国师，统领全国之佛教事务，其教正式官方文书通用藏文书写。但后世流传元代文书，并未见到有藏文文本。近代法国学者沙畹在灵岩寺发现一方元至正元年(1341)《大元国师法旨碑》，其碑文为汉藏文对照，上半为藏文，下半为汉字，法畹委托列维将部分藏文作了对译，揭载于《通
报》中当代学者王尧复将藏文全部译出，并指出此碑“为元代正式的官方文献中使用藏文的仅见一例”。
5.泰山石刻与明清史
由于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极多，石刻订补史事的功用相对较小。但若细加爬梳，泰山石刻中仍有不少内容，可发覆旧案，补苴青简。
先举明史研究二例：
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论称万历“国本案”是“本朝(明)一场极莺的政治危机”。由于这场围绕太子册立而引发的政争关涉宫闱，诸多内幕暖昧难明。周郢曾于泰山获见与此史事有关的3方明代碑记——《郑贵妃修醮三碑》、《皇三子刊清静经碑》、《王锡爵碧霞宫碑》，为“国本案”研究提供了新史证。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十四年(1596)两方郑贵妃三阳庵修醮碑中，均有“太子纳千之吉庆”的词句。而考诸史籍，明神宗之立太子，乃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当时神宗迫于群臣压力，始立皇长子朱常洛为东宫。而此前之泰山碑中竟已有“太子”之称，岂非一大异事!复次，两碑中之“太子”，显然不是指皇长子朱常洛，而是指郑妃之子皇三子朱常洵(同地立有皇三子刊经碑，可证)。然则，郑贵妃何以胆敢在册立东宫前擅将朱常洵称为“太子”呢?这显然是得到神宗同意或授意的。否则郑贵妃即使再擅宠，也断不会如此出格行事。《明史》于卷二三二后论曰：“野史载神宗金盒之誓，都人子之说，虽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郑氏下，固有以经滋天下之疑矣。”今郑妃修醮三碑之发现，可证神宗为立常洵，谋之神冥，其事凿凿。特别是碑记中出现的“太子”之称(现存史籍无一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前有实指太子之说)，更是发覆百载揭示真相的绝佳史材。
又当李氏朝鲜之初，曾对佛教进行排斥与打击，导致僧侣投奔明朝的事件时有发生。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中曾对此加以论说。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永乐十九年(1421)曾发生僧适休偷渡奔投明廷事件。《实录》载：五月庚辰，“僧适休与其徒信乃等九人，往平安道香山，乘桴渡鸭绿江，逃人辽东”。八月己亥，“通事宣存义回自京师，言‘本国逃僧洪惠等，钦奉圣旨，前往南京，住天界寺’”。李朝曾遣使索还逃僧，被明廷拒绝。但这批逃僧的下落，从此中外史籍再无记录。惟泰山普照寺《重开山记》碑，记载其中一僧之最终结局。其文有云：“永乐间，粤高丽僧云公满空禅师等数僧，航海而来，达于京师，钦奉圣旨，敕赐金襕袈裟，及送光禄寺筵宴，遣官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宣德三年(1428)，亦钦奉圣恩，着礼部各给度牒一道，敕令天下参方礼祖。禅师因登泰山访古刹„„”《重开山记》碑所云满空“航海而来”当指《李朝实录》中之“逃僧”事件，满空即当日偷渡来华的九僧之一。此一明碑不仅可补《李朝实录》与《韩国禅教史》之缺简，更可为历史上中韩文化交流提供一具体例证。
再举清史研究一例：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5章《复明运动》中，对与钱谦益晚年有密
切交往的蔡士，英及其家族做了详细考察，指出“蔡氏一门，虽源出明代辽东降将，然汉化甚高，牧斋与魁吾(蔡士英)之往来颇密，实有理由。故钱蔡之关系，与钱佟(国器)之关系，约略相似。而与钱马(进宝)之关系大不同也”。惟陈氏关于蔡士英家族的认识与评说，主要依据蔡毓荣(士英子)及蔡琬(士英女孙)的生平史料而得出，但关涉蔡士英本身之资料，特别是能反映士英之政治思想与施政主张者，则由于史简有缺，《别传》中举证不多。故陈氏提出蔡士英本人因与钱谦益政治立场相近，而成为钱氏联络与策反对象这一推测，证据尚稍嫌薄弱。1998年冬，在山东新泰青云山整修工程中，发现了湮没多年的有关蔡士英之碑记多方。这些石刻对探究蔡士英之政治思想、宗教信仰及其家族人物，特别是补正《柳如是别传》中关于蔡士英之考论，一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蔡士英所撰《古敖山今改青云山新修三元殿》碑中，借重修青云山而对顺治末年的严酷海禁政策提出强烈批评。此点足说明蔡氏于汉族民众实抱同情之态度，并于其利益力加维护。所以钱谦益将蔡士英引为相知，暗中作为复明活动之借助力量，是完全有此可能的。陈寅恪先生认为“牧斋以老耄之年，奔走道途，远游淮甸，其非寻常应酬之举动，抑又可知”。今敖山蔡碑的发现，有力佐证了《柳如是别传》中之上述推论之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