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国民收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收入增长必将影响到各类商品服务的需求水平。铜、钯、铂及铁等各种金属和矿物质都是制造汽车、移动电话和建筑物的原材料，因此，随着这些终端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市场对金属和矿物质的需求也会随之上涨。 知名投资银行瑞银公司（UBS）指出，美国在人均收入达到1.3万美元的时候，总体消费会出现大幅上涨。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的城市人口数已有1400万，在上海等大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韩国在1997年的水平，也就在那一年，韩国对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水平出现了飞跃式增长。 消费量表示为一国全部人口采购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它往往也是GDP中最大的构成部分。尽管按GDP衡量，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在消费量上却只能排在第五名的位置上，即只有35%的GDP用于消费，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为70%，欧洲为60%，印度为50%。但是，中国政府正将重点转移到内需消费这一目标上，计划于未来几十年内，将消费量占GDP的比例提高到50%左右。 事实上，在2010年10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促进内需也是最核心的目标。这项“五年发展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内需的宏观政策，其中的很多政策都预示着，将有更多的金属及矿物质用于建筑、电信、汽车行业及航运等，当然也不能漏掉各种各样的“白色商品”（电冰箱、烤炉、洗衣机、空调等）。更具体地说，假如这项规划成为现实，在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5%（2010年为45%），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这将对金属矿物质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不过，并非所有矿产品对经济发展的比重都一样。某些矿产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关联性，而其他矿产品则可能相对较弱。有两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这个所谓的“中国相关性”标准。第一，作为建筑行业的主要原材料，矿产品是否符合中国走向城市化进程的需求？第二，中国是否存在结构性的矿产品匮乏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总需求量是否超过总供给量？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回答，只有一种矿产品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标准：铜。 铜主要用于导线、电路及电力传输。此外，它还被用于上下水设施及加热系统、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电话线、电力高压线、半导体、重型设备的发动机、各类机器设备、工业用阀门和配件。简而言之，铜几乎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2006年，在全球精炼铜的总消耗量中，中国占用的份额约为23%，尽管这个数字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比例（54%），但却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精炼铜消耗量的总和。2006年至2010年年底，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全球精炼铜总消耗量中所占的比例就增加到了41%，而OECD成员国的比例则减少为35%，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占有的比例则基本保持不变。可以预测的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的庞大人口及对资源需求日趋膨胀的胃口，必将给资源供给带来巨大的压力，而整个全球形势也必将更加严峻。 从长期看，铜矿资源的未来令人忧心忡忡，而大部分国家根本还没有为此种不可规避的短缺形势做好准备。 和石油一样，依赖探明新铜矿来满足铜产品需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唯有寄希望于花费越来越多的投资去开采现有铜矿。目前，铜主要开采自智利的ElTeniente等大型铜矿，而这一铜矿的发现已经是1910年的事情了。理论上，依靠现有铜矿资产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但这意味着，采矿公司不得不向越来越深的地层挖掘以开采铜矿。例如，在1980年，所有储量超过400万吨的新探明铜矿均为露天矿，开采难度并不大。但是从2000年到2010年，约80%的新探明铜矿均为“不可见”铜矿，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地表以下的深处，导致矿物质难于被开采。与此同时，铜矿的品位也在不断下降。1980年，原矿品位（每一吨开采矿石含有铜的比例）约为1.5%，而到2020年，铜矿品位预测下降到只有1%。自然，以低纯度铜生产的产品，必然会存在质量上的问题。 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铜产品市场持续低迷，价格停滞不前，导致该行业的投资严重不足，造成矿山开采面临越来越多的运营问题。例如，2010年发生在智利科皮亚波铜矿的大矿难，就被看成是长期投资不足的必然结局，该矿井下的很多设备不是伤痕累累，就是过度损耗。在此大背景下，铜矿供给量长期滞后于预期，这一点也不意外。 和其他矿产品一样，铜也要始终面对政策变动风险，这也是影响全球铜矿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风险在时间上表现出严重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指的是，在不同时点，政府可能会选择撤销或停止执行以前制定的政策。无论是对矿产行业还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大宗资源商品，时间上的不一致性都具有渗透性和惩罚性。比如说，澳大利亚曾在2010年出人意料地对矿产企业大幅增税，此举绝非偶然，不过是政府政策缺乏一贯性的个案之一而已。为了从矿业抽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澳大利亚政府最初对煤矿和铁矿石矿实施了高达40%的税收，后来，在矿业公司的强烈反对下，政府将税率下调至30%。税收本身带来的成本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税收政策完全出乎矿产行业的预料，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合理的成本预测。不过，仅凭借澳大利亚一个国家，还不足以在一夜之间就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面对普遍存在的公共预算压力，很多政府都在对矿产行业的监管法规上进行了修订，或是予以废止。 2010年9月，大宗商品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旗下的金属研究分支BrookHunt发布报告，称全球铜矿将在2010年至2015年间年均减产1.2%。具体来说，全球铜矿年产量将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18.8吨，并在2025年下降至13.3吨。在此期间，新增矿产量对应着巨大的需求量，由此形成的产出缺口也是巨大的：2011年，产出缺口为0.5吨，到2025年，这一缺口将扩大为13.8吨。这就是全球铜矿市场当前的大背景，而且还没有考虑政策及矿难等造成的生产中断问题。 另一方面，从2009年到2025年，中国对铜矿的需求量预计每年将增加6%，即从2009年年底的6.5吨，上涨到2025年的16.5吨。这10吨新增的精炼铜需求量，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精炼铜总消耗量中占据的份额，将从2009年年底的38%大幅增加到2025年的55%。这仅仅是来自需求层面的压力，而真正的问题根源还在于供给层面。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约6%的铜矿储量，但这丝毫不足以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例如，从1980年到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电解铜年均增长率预计将下跌0.6%，其他国家增加2.7%，而中国则会上涨9.1%。如果中国的收入水平与美国渐次接近，这一增长率还会继续上升，而铜矿产量的增加显然赶不上需求量的上涨。与其他能源面临的形势一样，主要铜矿储量所处的地理位置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铜矿的供给压力。世界上最大的20家铜矿生产企业，几乎都位于政治动荡、市场透明度匮乏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伊朗。这些国家占有着全球25%的铜矿资源，铜矿产量却仅为1.1吨，远远低于6.5吨的市场需求量。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依赖这些国家的铜矿供应。 如不采取对策，任由全球铜需求量继续上涨而供给量持续萎缩，未来几十年，铜矿资源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恶化。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铜矿危机，如果缺乏大规模的实质性技术创新，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在全部大宗商品领域（包括可耕地、水、能源及矿产品）面对资源约束问题。此外，随着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快速膨胀，很多国家也都将面对资源商品短缺的尴尬境遇，矛盾愈加尖锐，资源约束也愈显顽固。中国直面资源危机，并在竭尽全力寻求走出危机之路，而其他国家似乎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国民收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收入增长必将影响到各类商品服务的需求水平。铜、钯、铂及铁等各种金属和矿物质都是制造汽车、移动电话和建筑物的原材料，因此，随着这些终端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市场对金属和矿物质的需求也会随之上涨。 知名投资银行瑞银公司（UBS）指出，美国在人均收入达到1.3万美元的时候，总体消费会出现大幅上涨。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的城市人口数已有1400万，在上海等大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韩国在1997年的水平，也就在那一年，韩国对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水平出现了飞跃式增长。 消费量表示为一国全部人口采购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它往往也是GDP中最大的构成部分。尽管按GDP衡量，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在消费量上却只能排在第五名的位置上，即只有35%的GDP用于消费，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为70%，欧洲为60%，印度为50%。但是，中国政府正将重点转移到内需消费这一目标上，计划于未来几十年内，将消费量占GDP的比例提高到50%左右。 事实上，在2010年10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促进内需也是最核心的目标。这项“五年发展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内需的宏观政策，其中的很多政策都预示着，将有更多的金属及矿物质用于建筑、电信、汽车行业及航运等，当然也不能漏掉各种各样的“白色商品”（电冰箱、烤炉、洗衣机、空调等）。更具体地说，假如这项规划成为现实，在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5%（2010年为45%），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这将对金属矿物质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不过，并非所有矿产品对经济发展的比重都一样。某些矿产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关联性，而其他矿产品则可能相对较弱。有两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这个所谓的“中国相关性”标准。第一，作为建筑行业的主要原材料，矿产品是否符合中国走向城市化进程的需求？第二，中国是否存在结构性的矿产品匮乏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总需求量是否超过总供给量？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回答，只有一种矿产品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标准：铜。 铜主要用于导线、电路及电力传输。此外，它还被用于上下水设施及加热系统、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电话线、电力高压线、半导体、重型设备的发动机、各类机器设备、工业用阀门和配件。简而言之，铜几乎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2006年，在全球精炼铜的总消耗量中，中国占用的份额约为23%，尽管这个数字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比例（54%），但却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精炼铜消耗量的总和。2006年至2010年年底，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全球精炼铜总消耗量中所占的比例就增加到了41%，而OECD成员国的比例则减少为35%，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占有的比例则基本保持不变。可以预测的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的庞大人口及对资源需求日趋膨胀的胃口，必将给资源供给带来巨大的压力，而整个全球形势也必将更加严峻。 从长期看，铜矿资源的未来令人忧心忡忡，而大部分国家根本还没有为此种不可规避的短缺形势做好准备。 和石油一样，依赖探明新铜矿来满足铜产品需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唯有寄希望于花费越来越多的投资去开采现有铜矿。目前，铜主要开采自智利的ElTeniente等大型铜矿，而这一铜矿的发现已经是1910年的事情了。理论上，依靠现有铜矿资产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但这意味着，采矿公司不得不向越来越深的地层挖掘以开采铜矿。例如，在1980年，所有储量超过400万吨的新探明铜矿均为露天矿，开采难度并不大。但是从2000年到2010年，约80%的新探明铜矿均为“不可见”铜矿，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地表以下的深处，导致矿物质难于被开采。与此同时，铜矿的品位也在不断下降。1980年，原矿品位（每一吨开采矿石含有铜的比例）约为1.5%，而到2020年，铜矿品位预测下降到只有1%。自然，以低纯度铜生产的产品，必然会存在质量上的问题。 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铜产品市场持续低迷，价格停滞不前，导致该行业的投资严重不足，造成矿山开采面临越来越多的运营问题。例如，2010年发生在智利科皮亚波铜矿的大矿难，就被看成是长期投资不足的必然结局，该矿井下的很多设备不是伤痕累累，就是过度损耗。在此大背景下，铜矿供给量长期滞后于预期，这一点也不意外。 和其他矿产品一样，铜也要始终面对政策变动风险，这也是影响全球铜矿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风险在时间上表现出严重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指的是，在不同时点，政府可能会选择撤销或停止执行以前制定的政策。无论是对矿产行业还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大宗资源商品，时间上的不一致性都具有渗透性和惩罚性。比如说，澳大利亚曾在2010年出人意料地对矿产企业大幅增税，此举绝非偶然，不过是政府政策缺乏一贯性的个案之一而已。为了从矿业抽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澳大利亚政府最初对煤矿和铁矿石矿实施了高达40%的税收，后来，在矿业公司的强烈反对下，政府将税率下调至30%。税收本身带来的成本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税收政策完全出乎矿产行业的预料，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合理的成本预测。不过，仅凭借澳大利亚一个国家，还不足以在一夜之间就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面对普遍存在的公共预算压力，很多政府都在对矿产行业的监管法规上进行了修订，或是予以废止。 2010年9月，大宗商品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旗下的金属研究分支BrookHunt发布报告，称全球铜矿将在2010年至2015年间年均减产1.2%。具体来说，全球铜矿年产量将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18.8吨，并在2025年下降至13.3吨。在此期间，新增矿产量对应着巨大的需求量，由此形成的产出缺口也是巨大的：2011年，产出缺口为0.5吨，到2025年，这一缺口将扩大为13.8吨。这就是全球铜矿市场当前的大背景，而且还没有考虑政策及矿难等造成的生产中断问题。 另一方面，从2009年到2025年，中国对铜矿的需求量预计每年将增加6%，即从2009年年底的6.5吨，上涨到2025年的16.5吨。这10吨新增的精炼铜需求量，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精炼铜总消耗量中占据的份额，将从2009年年底的38%大幅增加到2025年的55%。这仅仅是来自需求层面的压力，而真正的问题根源还在于供给层面。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约6%的铜矿储量，但这丝毫不足以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例如，从1980年到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电解铜年均增长率预计将下跌0.6%，其他国家增加2.7%，而中国则会上涨9.1%。如果中国的收入水平与美国渐次接近，这一增长率还会继续上升，而铜矿产量的增加显然赶不上需求量的上涨。与其他能源面临的形势一样，主要铜矿储量所处的地理位置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铜矿的供给压力。世界上最大的20家铜矿生产企业，几乎都位于政治动荡、市场透明度匮乏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伊朗。这些国家占有着全球25%的铜矿资源，铜矿产量却仅为1.1吨，远远低于6.5吨的市场需求量。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依赖这些国家的铜矿供应。 如不采取对策，任由全球铜需求量继续上涨而供给量持续萎缩，未来几十年，铜矿资源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恶化。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铜矿危机，如果缺乏大规模的实质性技术创新，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在全部大宗商品领域（包括可耕地、水、能源及矿产品）面对资源约束问题。此外，随着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快速膨胀，很多国家也都将面对资源商品短缺的尴尬境遇，矛盾愈加尖锐，资源约束也愈显顽固。中国直面资源危机，并在竭尽全力寻求走出危机之路，而其他国家似乎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