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综述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纪淳 2120111867
一、关于建国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郑重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这一政策的提出及实施， 奠定了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对新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将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一边倒”外交的研究综述如下：
对于“一边倒”政策的成因，邓小玲在《从“一边倒”到“新型伙伴关系”—三代领导核心的国际战略思想》一文中认为，新中国诞生之时，正是东西方冷战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 美苏两国都不可能允许新中国在它们之间采取某种较为平衡的政策， 新中国要保持中立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必须在两大阵营中作出抉择，也就是选择“一边倒”。① 而一些学者认为“一边倒 ”政策有很鲜明的倾向性 ，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如刘建平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析构成了毛泽东后来进行政治思考的基本框架，通过民主与反民主、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概念， 能合理解释为什么美国因为执政者不同表现出或战友或帝国主义的政治侧面， 最终也能得出“一边倒”的选择。② 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 程珂在《再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中就认为，“一边倒”是当时中共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 为处理新中国与前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 这一选择并非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 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对策。 随着中共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 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 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 就是对这些利益的考虑。③
对于“一边倒”外交政策内涵的认识方面，章百家指出，作为对外方针，“一边倒”这个词更多地是对新中国的外交取向所作的一种强烈的、形象的表达， ① 邓小玲：《从“一边倒”到“新型伙伴关系”———三代领导核心的国际战略思想》，《学术论坛》2005 年第 9 期。
② 刘建平：《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5 期。 ③ 程珂：《再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云南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
而不是要对新中国外交政策作出精确概括。 他提到，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在内政和意识形态方面所作的选择，与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相互区别的问题，尽管它们之间有所联系。① 王国学从“一边倒”政策与独立自主的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一边倒”，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独立自主这一基本的外交政策。 中国倒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贯彻独立自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 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维护新中国国家独立的一项重要举措，这并不妨碍新中国独立自主地与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② 李政敏在《略论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中认为，“一边倒” 是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外交策略。 毛泽东在思考外交政策时，始终把保障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作为出发点，是以外交关系上互相尊重、平等和独立自主为前提的。③
二、关于反美抗苏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这一时期，受“世界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开始走向同时反对美苏两大霸权的激进革命外交阶段。与此同时，中国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通过对亚非拉穷兄弟国家的无偿援助，为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对外关系的战略是“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
（一）中苏关系的破裂
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有关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李捷认为，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开始走向破裂，两国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战略利益上的分歧日益表面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革命的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① 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 50 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② 王国学：《对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再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③ 李政敏：《略论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①
刘克明指出，除了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原因之外，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之间的意识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在争论中，双方都把争论提高到原则性高度，互扣“帽子”最后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争论对恶化中苏关系起了非常坏的作用。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做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他认为，从率先发起意识形态原则争论方面来说，中苏两党分裂，我党事实上也负有很大责任。②
（二）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研究
卢厚明在《试论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与当代世界格局》一文中认为“中间地带”理论科学地划分了国际政治力量，他指出，毛泽东根据国际政治力量变化，把战后世界科学地划分为三部分，这一科学划分没有拘守于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而是客观地、深入地分析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的全局而出的科学概括，从而从根本上指出了在国际斗争中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一首要间题，揭露了美国进行反苏宣传的实质。③
李正鸿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作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导了当时的外交实践。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今天中国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观、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基本战略主张，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④ 楚向红认为，毛泽东晚年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时我国制定对外政策、建立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时值今日，这一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⑤
三、关于“联美反苏”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冲突为标志，安全环境日渐恶化的中国与深陷印度支那冲突的美国开始了历史性和解进程，这一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的中美和解在尼克松于1972年①
② 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卢厚明：《试论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与当代世界格局》，《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第1期。 ④ 李正鸿：《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当今时代的发展》，《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⑤ 楚向红：《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月公开访问中国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以中美结成准战略同盟, 互享资源与信息, 共同对付遏制苏联的扩张为主要特征。关于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关于中美关系解冻的研究
唐永胜和卢刚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中认为研究中美关系不仅要深入分析两国间利益的协调与冲突，而目要超越双边关系，将其放在整个国际体系结构中考察。中美关系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只是国际体系整体的一部分，并受到国际体系内在规定性越来越多的规范和制约。由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及各自利益需求的明显差异，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这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仅以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为背景，而目其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中美关系没有也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和极端发展，因为在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或约束逻辑，国际体系结构的复杂化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大国间协调的需求，种多次将中美关系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并将迫使两国一起承担必须担当的责任。①
郑华认为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对苏实施的“缓和”战略使得华盛顿打出“中国牌”，致力于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而1969年3月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则为美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寻求同中国对话的梁道上，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梁道，即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史实证明：华沙梁道的进展不像华盛顿期望的那样顺利，但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任务: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阐明了不会同苏联合作主宰东亚事务的立场。在华沙渠道完成了既定任务之后，华盛顿又将同北京的联络转为巴基斯坦渠道。②
（二）关于“一条线”“一大片”政策的研究
王思宇在《浅析“一条线”外交政策出台的原因》一文中，依据沃尔兹的体系理论，按照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条线”外交政策出台的原因。一是在国际体系层面上，首先介绍了冷战的大背景，然后分析了中国与美①
② 唐永胜，卢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 郑华：《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国和苏联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外交政策出台的影响。二是在国家层面上，主要介绍了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为“一条线”外交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三是在个人层面上，主要介绍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孙玉玲在《新中国“一大片”外交政策述评》一文就该政策出笼的背景、经过和影响作了简要述评。究其背景而言，作者认为，“一大片”政策是特殊国际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中苏交恶是首要原因；2，中美对抗是重要原因；3，中国国内社会发展出现波折，加速了政策的出台；4，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整体的认同感，是前提条件。就其影响而言，作者认为，1，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使新中国昂首阔步地走上世界舞台并日益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2，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3，使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因外交上的巨大成就振奋了民族精神，对国内形势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作者还对政策的消极影响做了论述，认为“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或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曾一度采取“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做法，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亲疏，不仅伤害了一些亚、非、拉国家的感情，同时也束缚了自身的手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发挥；而强调外交要服从国内政治的需要，把对外经济关系看作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一种辅助性手段，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
陶常梅，李晓光《“一条线”外交政策下的中朝关系》则分析了在“一条线”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虽然在六十年代经历一段波折但继续平稳发展、与韩国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仅仅是民间往来上的松动，中国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继续延续其旧有政策。中国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是由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关于改革开放后外交转型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 中国外交也由此发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密集的关注, 研究热情至今不衰, 产生了不少成果。
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转型的性质和意义，曲星认为建国以来, 中国的国
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个阶段的国际战略既有内在联系, 更有重大区别, 实现了战略大转变。时殷弘认为,80年代的这次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政策所经历的最重要的调整, 这不是单纯为应付客观形势变化而采取的应急措施, 而是在总结建国以来对外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对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最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有更深刻的认识后, 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也不是一次短期的、策略性的调整, 而是长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调整。① 总体来看, 学者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意义都作出了积极评价。一方面, 外交政策调整后, 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一个非常主动的地位, 有了一个可以全力投入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 有可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有可能与世界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关系。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 其幅度更无法与70年代初的调整相比, 但深刻程度却绝不比上一次逊色。
对于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容和特点，在外交战略方面，曲星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政策调整不仅包括具体对外关系和国别政策的调整, 而且首先在于外交战略指导思想的调整。在调整中, 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转变; 对外交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过渡; 中国对怎样处理大国关系、怎样利用国际矛盾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在外交的具体形态方面，
对于变化的原因，朱立群认为主要源自中国国内的深刻变化。它首先开始于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 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世界观的转变。观念的转变改变了中国的国内国外议程, 推动了中国对自身利益和身份的重新认知。其中, 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是重要干预变量, 它使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始终坚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观念、利益、身份和国内政治的交叉互动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新发展, 是中国外交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因此, “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变化”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外交变化动力的解释模式。②
①
② 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朱立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建国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综述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纪淳 2120111867
一、关于建国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郑重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这一政策的提出及实施， 奠定了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对新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将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一边倒”外交的研究综述如下：
对于“一边倒”政策的成因，邓小玲在《从“一边倒”到“新型伙伴关系”—三代领导核心的国际战略思想》一文中认为，新中国诞生之时，正是东西方冷战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 美苏两国都不可能允许新中国在它们之间采取某种较为平衡的政策， 新中国要保持中立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必须在两大阵营中作出抉择，也就是选择“一边倒”。① 而一些学者认为“一边倒 ”政策有很鲜明的倾向性 ，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如刘建平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析构成了毛泽东后来进行政治思考的基本框架，通过民主与反民主、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概念， 能合理解释为什么美国因为执政者不同表现出或战友或帝国主义的政治侧面， 最终也能得出“一边倒”的选择。② 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 程珂在《再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中就认为，“一边倒”是当时中共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 为处理新中国与前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 这一选择并非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 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对策。 随着中共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 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 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 就是对这些利益的考虑。③
对于“一边倒”外交政策内涵的认识方面，章百家指出，作为对外方针，“一边倒”这个词更多地是对新中国的外交取向所作的一种强烈的、形象的表达， ① 邓小玲：《从“一边倒”到“新型伙伴关系”———三代领导核心的国际战略思想》，《学术论坛》2005 年第 9 期。
② 刘建平：《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5 期。 ③ 程珂：《再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云南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
而不是要对新中国外交政策作出精确概括。 他提到，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在内政和意识形态方面所作的选择，与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相互区别的问题，尽管它们之间有所联系。① 王国学从“一边倒”政策与独立自主的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一边倒”，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独立自主这一基本的外交政策。 中国倒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贯彻独立自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 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维护新中国国家独立的一项重要举措，这并不妨碍新中国独立自主地与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② 李政敏在《略论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中认为，“一边倒” 是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外交策略。 毛泽东在思考外交政策时，始终把保障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作为出发点，是以外交关系上互相尊重、平等和独立自主为前提的。③
二、关于反美抗苏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这一时期，受“世界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开始走向同时反对美苏两大霸权的激进革命外交阶段。与此同时，中国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通过对亚非拉穷兄弟国家的无偿援助，为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对外关系的战略是“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
（一）中苏关系的破裂
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有关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李捷认为，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开始走向破裂，两国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战略利益上的分歧日益表面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革命的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① 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 50 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② 王国学：《对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再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③ 李政敏：《略论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①
刘克明指出，除了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原因之外，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之间的意识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在争论中，双方都把争论提高到原则性高度，互扣“帽子”最后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争论对恶化中苏关系起了非常坏的作用。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做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他认为，从率先发起意识形态原则争论方面来说，中苏两党分裂，我党事实上也负有很大责任。②
（二）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研究
卢厚明在《试论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与当代世界格局》一文中认为“中间地带”理论科学地划分了国际政治力量，他指出，毛泽东根据国际政治力量变化，把战后世界科学地划分为三部分，这一科学划分没有拘守于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而是客观地、深入地分析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的全局而出的科学概括，从而从根本上指出了在国际斗争中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一首要间题，揭露了美国进行反苏宣传的实质。③
李正鸿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作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导了当时的外交实践。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今天中国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观、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基本战略主张，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④ 楚向红认为，毛泽东晚年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时我国制定对外政策、建立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时值今日，这一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⑤
三、关于“联美反苏”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冲突为标志，安全环境日渐恶化的中国与深陷印度支那冲突的美国开始了历史性和解进程，这一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的中美和解在尼克松于1972年①
② 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卢厚明：《试论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与当代世界格局》，《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第1期。 ④ 李正鸿：《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当今时代的发展》，《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⑤ 楚向红：《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月公开访问中国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以中美结成准战略同盟, 互享资源与信息, 共同对付遏制苏联的扩张为主要特征。关于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关于中美关系解冻的研究
唐永胜和卢刚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中认为研究中美关系不仅要深入分析两国间利益的协调与冲突，而目要超越双边关系，将其放在整个国际体系结构中考察。中美关系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只是国际体系整体的一部分，并受到国际体系内在规定性越来越多的规范和制约。由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及各自利益需求的明显差异，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这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仅以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为背景，而目其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中美关系没有也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和极端发展，因为在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或约束逻辑，国际体系结构的复杂化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大国间协调的需求，种多次将中美关系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并将迫使两国一起承担必须担当的责任。①
郑华认为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对苏实施的“缓和”战略使得华盛顿打出“中国牌”，致力于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而1969年3月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则为美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寻求同中国对话的梁道上，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梁道，即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史实证明：华沙梁道的进展不像华盛顿期望的那样顺利，但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任务: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阐明了不会同苏联合作主宰东亚事务的立场。在华沙渠道完成了既定任务之后，华盛顿又将同北京的联络转为巴基斯坦渠道。②
（二）关于“一条线”“一大片”政策的研究
王思宇在《浅析“一条线”外交政策出台的原因》一文中，依据沃尔兹的体系理论，按照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条线”外交政策出台的原因。一是在国际体系层面上，首先介绍了冷战的大背景，然后分析了中国与美①
② 唐永胜，卢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 郑华：《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国和苏联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外交政策出台的影响。二是在国家层面上，主要介绍了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为“一条线”外交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三是在个人层面上，主要介绍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孙玉玲在《新中国“一大片”外交政策述评》一文就该政策出笼的背景、经过和影响作了简要述评。究其背景而言，作者认为，“一大片”政策是特殊国际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中苏交恶是首要原因；2，中美对抗是重要原因；3，中国国内社会发展出现波折，加速了政策的出台；4，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整体的认同感，是前提条件。就其影响而言，作者认为，1，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使新中国昂首阔步地走上世界舞台并日益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2，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3，使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因外交上的巨大成就振奋了民族精神，对国内形势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作者还对政策的消极影响做了论述，认为“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或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曾一度采取“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做法，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亲疏，不仅伤害了一些亚、非、拉国家的感情，同时也束缚了自身的手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发挥；而强调外交要服从国内政治的需要，把对外经济关系看作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一种辅助性手段，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
陶常梅，李晓光《“一条线”外交政策下的中朝关系》则分析了在“一条线”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虽然在六十年代经历一段波折但继续平稳发展、与韩国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仅仅是民间往来上的松动，中国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继续延续其旧有政策。中国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是由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关于改革开放后外交转型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 中国外交也由此发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密集的关注, 研究热情至今不衰, 产生了不少成果。
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转型的性质和意义，曲星认为建国以来, 中国的国
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个阶段的国际战略既有内在联系, 更有重大区别, 实现了战略大转变。时殷弘认为,80年代的这次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政策所经历的最重要的调整, 这不是单纯为应付客观形势变化而采取的应急措施, 而是在总结建国以来对外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对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最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有更深刻的认识后, 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也不是一次短期的、策略性的调整, 而是长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调整。① 总体来看, 学者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意义都作出了积极评价。一方面, 外交政策调整后, 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一个非常主动的地位, 有了一个可以全力投入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 有可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有可能与世界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关系。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 其幅度更无法与70年代初的调整相比, 但深刻程度却绝不比上一次逊色。
对于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容和特点，在外交战略方面，曲星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政策调整不仅包括具体对外关系和国别政策的调整, 而且首先在于外交战略指导思想的调整。在调整中, 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转变; 对外交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过渡; 中国对怎样处理大国关系、怎样利用国际矛盾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在外交的具体形态方面，
对于变化的原因，朱立群认为主要源自中国国内的深刻变化。它首先开始于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 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世界观的转变。观念的转变改变了中国的国内国外议程, 推动了中国对自身利益和身份的重新认知。其中, 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是重要干预变量, 它使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始终坚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观念、利益、身份和国内政治的交叉互动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新发展, 是中国外交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因此, “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变化”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外交变化动力的解释模式。②
①
② 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朱立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