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中：关键是要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 5月下旬中央领导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之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包括发改委加快了项目审批速度，央行三年来首次降息等，这些措施对于应对经济的短期波动来讲无疑是有作用的，但偏重刺激投资增速却有失偏颇。因为从有关数据来看，与其说当前投资增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不如说消费增速明显下降才是最大风险。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名义增速方面来看，2012年5月同比名义增长13.8%，而2011年5月是16.9%，也就是说，即使是同比名义增速，2012年5月也比2011年5月低3.1个百分点，而且比“十一五”期间18.1%的年平均增速还低4.3个百分点；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实际增速（即扣除价格因素）方面来看，2012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只增长了10.8%，这意味着比2011年5月实际增长11.4%的水平还低0.6个百分点；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环比增速方面来看，2月至5月逐月下降呈萎缩状态，2月比1月下降1.29个百分点，3月比2月下降1.21个百分点，4月比3月下降0.96个百分点，5月比4月下降0.84个百分点。 无疑，当前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是消费增速的明显下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仍然一味地把希望寄托在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出台抑制经济短期波动的政策时，固然需要刺激投资，但是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更为重要。 提振居民消费能力正急迫倒逼着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进度。一般来讲，居民的消费能力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居民所得过低必然会抑制消费。早在十年前，联合国就提倡“让服务惠及穷人”的理念，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抑制在财富格局的初次分配中过于“亲资本”的倾向，矫正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的现象。同时要采取有力的手段，严格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在这方面，沉迷在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之中十分有害，因为市场是不会自我矫正这种扭曲现象的。 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要着力改善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条件。在目前收入差距无法明显缩小的情况下，实施财政补贴，继续推动家电、汽车下乡以及推动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以旧换新，对于改善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条件是利好。尤其是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加快构筑家庭税收信息网络，对于与老人生活在一起的低收入子女予以减免其所得税收。对于为低收入者提供家庭服务、老年服务的企业给予减免税赋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中，应该注重扩大对低收入者的消费信贷。 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也要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随着我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我国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现在处于世界第二位，有关部门预计，到2015年，我国会成为世界上高档消费品最多、最大的国家。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居民在境外消费高档品的能量惊人，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游客一次访美平均每人消费3300美元。基本原因是因为手表、箱包、服装等20种高档消费品的境内外价差极大，所以国内居民每年花掉2000亿元人民币从境外购买名牌商品也就不足为奇。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调整限制消费进口高档商品的高关税政策，适当降低关税税率，引导此类商品的国外消费变为国内消费。这样不仅可以带动国内高档消费品的开发和生产，而且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最终依赖于社会的保障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对于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来讲，建立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尤为重要。舍此，“收入提高、消费下降”的状况很难得到缓解。例如，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这种收入水平，如果缺乏社会保障，当家庭或个人面临尿毒症＼肺癌等20类大病时就会倾家荡产。因为2011年我国1399家三级医院（包括881家三甲医院）住院病人的人均医药费用是10935.9元，而平均住院时间仅为10.5天。即使按照住院费用报销比例70%计算，个人负担约为3280.77元，这个数额相当于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7%。因此可以说，没有社会保障就很难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也会流于空谈。 左大培：不能仅仅迷信货币政策 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急剧的通货膨胀已经消失，但是通货膨胀本身依然存在，只是通货膨胀率在逐步下降，而经济增长率也在迅速降低，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已经降回到了它的“潜在产出”水平上，且有明显的迹象在滑向一次以中国尺度衡量的经济衰退。 2011年下半年中国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到今年3月为3.6% ，4月为3.4%，5月则为3%。以CPI的年上涨率看，中国的通货膨胀本身还没有消失，但是通货膨胀率确实在逐步下降；按这样的下降速度推算，到年底CPI的月同比上涨幅度可以降到零，而年平均的上涨率也有望下降到2%以下。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0.4%，更表明现在出现了完全消除通货膨胀的趋势。 能够这样遏止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并使其下降，是因为中国在2011年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降低到了10年来从未有过的低水平。2002年到2010年，中国M2的增长率除了在2004年降低到14.7%之外，其他年份没有一年的增长率低于16%，2009年甚至达到了27.7%的惊人增长。只是在2011年，中国的M2增长率才回落到13.6%，有些月份与上年同月相比的增长率更是低于13%。今年政府公布的M2增长率目标虽然为14%，但是到目前为止，各个月的M2与上年同月相比的增长率也都只在13%左右波动。这样低的M2增长率，是上个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经济比较萧条期间典型的M2增长率。从较高的M2增长率急剧地转向这样低的货币增长率，是中国能够很快地遏止通货膨胀的关键。 由于整个经济通常会遵循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行为，货币紧缩造成的名义总需求紧缩虽然会降低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但是它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率。 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总产出一直高于其“潜在产出”水平，最严重的年份2007年和2010年，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至少2%。正是由于经济过热造成总产出这样大大高于“潜在产出”，才造成了近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使通货膨胀率不断升高。鉴于中国的“潜在产出”每年的增长可能还比9%高一些，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即使降低到8%，中国的总产出也不过仅仅回落到其“潜在产出”的水平。这样，中国目前的低增长使整个经济的总产出回落到了不高于其“潜在产出”的水平，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才会迅速地下降。 以上的分析说明，2011年和2012年应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紧缩过程中会附带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但是只要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降低到8%以下，中国的总产出就不会明显地低于其“潜在产出”。 在市场经济中，总产出高于其“潜在产出”的经济过热总是由增长过快的名义总需求引起的，它在使总产出高于其“潜在产出”的同时，必定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而这种经济过热的持续则必定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在过热的经济下必定产生某些产业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扭曲，中国最近几年房价暴涨的房地产泡沫就造成了房地产投资过度的结构性扭曲。这样的经济结构扭曲，只有在消除经济过热的紧缩过程中才可能得到纠正。由于造成经济过热的名义总需求增长必定使不安全的金融“交易”剧增，因此，只有在消除经济过热的紧缩过程中才可能将这种不安全的金融“交易”降低到经济能够忍受的水平。 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类似于货币紧缩遏止了通货膨胀但是整个经济正在滑向经济衰退的情况。按现在经济运行的趋势，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明显地低于8%。而低于8%的经济增长率会造成就业不足和大量的企业倒闭、甚至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式的各种经济问题。但是为了避免这种前景而大幅度增加货币信贷，将使我们重蹈2009年的覆辙，也不可取。根据历史数据，从长远计，今后几年中国应当将M2的年增长率稳定在15%左右，不过单靠这样的货币信贷政策，恐怕很难制止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大幅度下滑。 恰恰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不能再迷信货币政策，以为靠一个适当的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就可以将201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恰好控制在8%，并在以后几年使中国的总产出总是维持在其“潜在产出”附近。我们需要让房地产泡沫破灭，以真正优化中国的资源配置；但是在西方经济萧条的国际环境下，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可能会面临每年总需求小于“潜在产出”至少2万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为了弥补总需求方面的这一缺口，最好由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管理部门筹措资金投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及产业上的适当投资。如果以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赶超世界最先进水平为目标来统筹计划这样的研发投入和投资，我们在今后20年将绝不会感到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需要的只是抛弃对“市场导向”和私有化的迷信，勇敢而理智地制订与执行全面的产业发展计划，利用和管理好国有部门的研发投入和投资。 （摘自6月21日《社会科学报》。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振中：关键是要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 5月下旬中央领导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之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包括发改委加快了项目审批速度，央行三年来首次降息等，这些措施对于应对经济的短期波动来讲无疑是有作用的，但偏重刺激投资增速却有失偏颇。因为从有关数据来看，与其说当前投资增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不如说消费增速明显下降才是最大风险。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名义增速方面来看，2012年5月同比名义增长13.8%，而2011年5月是16.9%，也就是说，即使是同比名义增速，2012年5月也比2011年5月低3.1个百分点，而且比“十一五”期间18.1%的年平均增速还低4.3个百分点；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实际增速（即扣除价格因素）方面来看，2012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只增长了10.8%，这意味着比2011年5月实际增长11.4%的水平还低0.6个百分点；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环比增速方面来看，2月至5月逐月下降呈萎缩状态，2月比1月下降1.29个百分点，3月比2月下降1.21个百分点，4月比3月下降0.96个百分点，5月比4月下降0.84个百分点。 无疑，当前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是消费增速的明显下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仍然一味地把希望寄托在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出台抑制经济短期波动的政策时，固然需要刺激投资，但是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更为重要。 提振居民消费能力正急迫倒逼着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进度。一般来讲，居民的消费能力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居民所得过低必然会抑制消费。早在十年前，联合国就提倡“让服务惠及穷人”的理念，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抑制在财富格局的初次分配中过于“亲资本”的倾向，矫正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的现象。同时要采取有力的手段，严格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在这方面，沉迷在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之中十分有害，因为市场是不会自我矫正这种扭曲现象的。 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要着力改善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条件。在目前收入差距无法明显缩小的情况下，实施财政补贴，继续推动家电、汽车下乡以及推动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以旧换新，对于改善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条件是利好。尤其是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加快构筑家庭税收信息网络，对于与老人生活在一起的低收入子女予以减免其所得税收。对于为低收入者提供家庭服务、老年服务的企业给予减免税赋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中，应该注重扩大对低收入者的消费信贷。 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也要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随着我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我国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现在处于世界第二位，有关部门预计，到2015年，我国会成为世界上高档消费品最多、最大的国家。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居民在境外消费高档品的能量惊人，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游客一次访美平均每人消费3300美元。基本原因是因为手表、箱包、服装等20种高档消费品的境内外价差极大，所以国内居民每年花掉2000亿元人民币从境外购买名牌商品也就不足为奇。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调整限制消费进口高档商品的高关税政策，适当降低关税税率，引导此类商品的国外消费变为国内消费。这样不仅可以带动国内高档消费品的开发和生产，而且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最终依赖于社会的保障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对于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来讲，建立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尤为重要。舍此，“收入提高、消费下降”的状况很难得到缓解。例如，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这种收入水平，如果缺乏社会保障，当家庭或个人面临尿毒症＼肺癌等20类大病时就会倾家荡产。因为2011年我国1399家三级医院（包括881家三甲医院）住院病人的人均医药费用是10935.9元，而平均住院时间仅为10.5天。即使按照住院费用报销比例70%计算，个人负担约为3280.77元，这个数额相当于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7%。因此可以说，没有社会保障就很难提振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也会流于空谈。 左大培：不能仅仅迷信货币政策 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急剧的通货膨胀已经消失，但是通货膨胀本身依然存在，只是通货膨胀率在逐步下降，而经济增长率也在迅速降低，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已经降回到了它的“潜在产出”水平上，且有明显的迹象在滑向一次以中国尺度衡量的经济衰退。 2011年下半年中国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到今年3月为3.6% ，4月为3.4%，5月则为3%。以CPI的年上涨率看，中国的通货膨胀本身还没有消失，但是通货膨胀率确实在逐步下降；按这样的下降速度推算，到年底CPI的月同比上涨幅度可以降到零，而年平均的上涨率也有望下降到2%以下。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0.4%，更表明现在出现了完全消除通货膨胀的趋势。 能够这样遏止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并使其下降，是因为中国在2011年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降低到了10年来从未有过的低水平。2002年到2010年，中国M2的增长率除了在2004年降低到14.7%之外，其他年份没有一年的增长率低于16%，2009年甚至达到了27.7%的惊人增长。只是在2011年，中国的M2增长率才回落到13.6%，有些月份与上年同月相比的增长率更是低于13%。今年政府公布的M2增长率目标虽然为14%，但是到目前为止，各个月的M2与上年同月相比的增长率也都只在13%左右波动。这样低的M2增长率，是上个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经济比较萧条期间典型的M2增长率。从较高的M2增长率急剧地转向这样低的货币增长率，是中国能够很快地遏止通货膨胀的关键。 由于整个经济通常会遵循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行为，货币紧缩造成的名义总需求紧缩虽然会降低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但是它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率。 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总产出一直高于其“潜在产出”水平，最严重的年份2007年和2010年，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至少2%。正是由于经济过热造成总产出这样大大高于“潜在产出”，才造成了近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使通货膨胀率不断升高。鉴于中国的“潜在产出”每年的增长可能还比9%高一些，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即使降低到8%，中国的总产出也不过仅仅回落到其“潜在产出”的水平。这样，中国目前的低增长使整个经济的总产出回落到了不高于其“潜在产出”的水平，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才会迅速地下降。 以上的分析说明，2011年和2012年应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紧缩过程中会附带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但是只要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降低到8%以下，中国的总产出就不会明显地低于其“潜在产出”。 在市场经济中，总产出高于其“潜在产出”的经济过热总是由增长过快的名义总需求引起的，它在使总产出高于其“潜在产出”的同时，必定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而这种经济过热的持续则必定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在过热的经济下必定产生某些产业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扭曲，中国最近几年房价暴涨的房地产泡沫就造成了房地产投资过度的结构性扭曲。这样的经济结构扭曲，只有在消除经济过热的紧缩过程中才可能得到纠正。由于造成经济过热的名义总需求增长必定使不安全的金融“交易”剧增，因此，只有在消除经济过热的紧缩过程中才可能将这种不安全的金融“交易”降低到经济能够忍受的水平。 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类似于货币紧缩遏止了通货膨胀但是整个经济正在滑向经济衰退的情况。按现在经济运行的趋势，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明显地低于8%。而低于8%的经济增长率会造成就业不足和大量的企业倒闭、甚至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式的各种经济问题。但是为了避免这种前景而大幅度增加货币信贷，将使我们重蹈2009年的覆辙，也不可取。根据历史数据，从长远计，今后几年中国应当将M2的年增长率稳定在15%左右，不过单靠这样的货币信贷政策，恐怕很难制止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大幅度下滑。 恰恰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不能再迷信货币政策，以为靠一个适当的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就可以将201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恰好控制在8%，并在以后几年使中国的总产出总是维持在其“潜在产出”附近。我们需要让房地产泡沫破灭，以真正优化中国的资源配置；但是在西方经济萧条的国际环境下，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可能会面临每年总需求小于“潜在产出”至少2万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为了弥补总需求方面的这一缺口，最好由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管理部门筹措资金投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及产业上的适当投资。如果以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赶超世界最先进水平为目标来统筹计划这样的研发投入和投资，我们在今后20年将绝不会感到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需要的只是抛弃对“市场导向”和私有化的迷信，勇敢而理智地制订与执行全面的产业发展计划，利用和管理好国有部门的研发投入和投资。 （摘自6月21日《社会科学报》。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