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 ・ 奥逖兹 ・ 考弗尔（Judith Ortiz Cofer），1952年出生于波多黎各，祖上是十六世纪时迁居波多黎各的第一代西班牙人。考弗尔出生后不久，她父亲便加入了美国海军，随后全家移居美国新泽西州。环境的改变对考弗尔的母亲产生极大冲击，全新的异域文化让她感到茫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所以每当考弗尔的父亲驻军海外时，她便带着孩子们搬回波多黎各，如此两地往返的情形持续了数年，穿梭在两种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考弗尔吸纳着两种文明的精髓，同时又独立于它们，这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提供给她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考弗尔被誉为是用英语创作的最著名的波多黎各作家。1989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线》（The Line of Sun）由乔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以往的波多黎各文学圈多聚集在纽约、芝加哥等城市，这部作品的发表被评论界认为是一座里程碑，标志着波多黎各文学终于迈向了更为广博的天地，使更多的人开始认识波多黎各文学；该书甚至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小说奖提名。1990年，考弗尔摘得手推车奖桂冠，1993年，又赢得艾丽斯菲尔德-沃尔夫图书奖。不过，考弗尔更大的成就还是来自于她的诗歌和短篇小说。 考弗尔的作品观照的是美国文化影响下的波多黎各人的生活，承担着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深受波多黎各和美国读者的喜爱。她还擅长描写美国西班牙后裔尤其是妇女在今天的社会中对于人生、爱情、家庭责任的态度。《女巫的丈夫》创作于1993年，虽然是一则短小的故事，发表之后却在美国产生很大影响，并引发了一场已婚女性对爱情、责任、社会地位等态度的大讨论。 编者 外公又安错名字了。他正费劲地从大脑里万花筒般的图像中寻找我的名字，脸上像一个刚刚想起功课的孩子一样露出了笑容，他指着我却喊着我母亲的名字，我笑着吻了他的面颊。他能记起谁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他越来越糊涂，记忆力日渐减退。今天他忘了自己已经子孙满堂，明天又变成了向外婆吟诗求爱的青年，几个月之后，他居然开始管她叫妈妈。 我按母亲的要求回到了波多黎各帮她解决两位老人的问题。外公身体硬朗，但他的老年痴呆症却很严重。外婆的心脏又在胸腔里发出异常声音，但她坚持留在家里亲自照顾外公。医生警告她，如果不进行适当的监听，即家庭护理或亲人的照顾，她的心脏随时可能会在睡眠时发生衰竭，但她依然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她的回答典型地表现了她出了名的固执。“成呀，”她说，“我就死在自己的床上。” 此时我坐在她家里等机会和她谈“正事”。作为美国的一位大学教师，我的话应该具有逻辑性；我被叫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说服老太太，这位家族里骄傲的女家长，让她屈尊就驾 ――允许孩子们照顾她，别让家务活要了她的命。我小时候在她家里住过好几年，而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住在美国。我早已学会热爱并尊敬这个坚强的女人，她在养育自己五个孩子的同时，还尽力帮很多人照顾他们的孩子。她因为收养儿童最多而成为波多黎各一个传奇人物。我曾经听母亲的同龄人告诉我说，他们在紧急或困难时期曾经在外婆家里住过一年的时间。一个女人能心甘情愿地承担这种义务似乎是超凡的。而且坦率地说，我有点害怕地想到了波多黎各女人的 “牺牲情结”，那种认为女人的自我牺牲是她的命运和特权的观念：一个好女人是由她一生中承受苦难与尽职的多少来定义的。外婆在我的眼里永远是优胜者：她将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别人。大萧条时期她将两个儿子与三个女儿抚养成人，随后的战争夺走了一个儿子的生命。她并不满足于此，所以她一直为别人分忧解难。多年来一直如此，只有一个例外，即她曾经在纽约住过一年，那时还很年轻的外婆显然是在接受对心脏的某种治疗。母亲那年只有五六岁，她前面还有三个孩子，他们全都交给外婆的妹妹黛丽娅来照顾。那一年两姐妹互换了位置，外婆住到了纽约妹妹的家里，而妹妹则到了波多黎各姐姐的家里，担负起外婆的所有职责。那段时间里，外公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母亲很少提起那年发生的事情，只是说她母亲病了，离开家好多个月。外公也似乎不见了，因为他总在工作。虽然他们很想念外婆，但被照顾得还不错。 此时我坐在外婆家的门廊上的一把摇椅里。她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吊床上，那还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亲手制作的。外婆在吊床上摇过母亲，也摇过我，而当我将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带回外婆家时，外婆用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胳膊抱着我那瓷娃娃般的粉宝宝，把她也放进这张吊床，摇摆着她进入了静静的梦乡。 外婆微笑着坐在那里，十一月里，热带的微风送来了玫瑰与药草的香气。花园是外婆的骄傲，她在房前种满了鲜花和葱绿蔓延的植物，还在房后芒果树阴下面开了一个药草园。就是这片看上去像野草一样的植物，医治了童年时代我所有的疾病，从嗓子疼到痛经，外婆对孩子们患的每一种疾病都可以对症下药，亲手采来带着泥土芳香的草药送到你床前。一时间和她这样舒服地处着，我感到十分满足。她现在声如洪钟，这位小骨架褐色皮肤的大地母亲有着一颗宽容的心和与之相配的性情。外公走过来站在了遮帘门前。他忘记了怎样开门闩，便拉着把手，轻声嘟哝着，弄出嘎嘎的声音。外婆费了些力气从吊床上下来，打开门，轻轻地将外公领到了阳台那端的椅子上。外公坐在那里，开始重新寻找他要表达的词汇，他试了几种组合，但听上去根本不成句子。外婆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向我示意随她进屋，我们坐在了沙发的两端。 她就像为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向我道歉。 “他会安静下来的，”她说道，“他不愿意被人忽视。” 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向外婆开始我的长篇大论。是时候了，我该告诉她，像她这个年龄必须放弃继续打理这个家和照顾别人的念头。她的一个女儿准备接她过去。外公要被送到护理院。我还没张口，外婆说：“宝贝，想听故事吗？” 我笑了，很惊奇她会主动为我讲故事。在我还是孩子时，外婆用这几个字就可以当场让我安静下来，甚至是在我大发脾气的时候。外婆的故事总是让我着迷，我点点头，是的，我的说教可以稍等一等，我心想。 “我给你讲一个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听过的很老很老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男人，当他发现每天晚上妻子会从床上消失很长的时间时，就开始忧心忡忡，对妻子产生了怀疑。为了在与她对质前弄明白她作了些什么事情，男人决定晚上装睡来观察动静。好几个小时里他半睁着眼睛，耳朵像驴子一样竖着，监视着妻子的一举一动。夜半时分，外面一片漆黑，他感觉妻子溜下了床，走到衣柜前，拿出了一个瓶子和一把小油漆刷子，然后一丝不挂地站在窗前。当教堂的钟敲响十二点钟时，她开始把刷子浸到瓶子里，将全身涂满了油漆。钟敲完了，她低声说道：我不信奉教会，不信奉上帝，不信奉处女马利亚。说完，她就像小鸟一样，离开地面，飞进了夜空中。 “男人吃惊非小，决定第二天对妻子缄口不提此事，但要弄清楚妻子到底去了哪里。到了第二天晚上，男人继续装睡，等到她再次完成那个小仪式飞走后，他准确无误地重复了她的动作，不久，就发现自己在跟着她飞。快接近一个宫殿时，他看到许多女人都在房顶上盘旋，轮流从烟囱飞下去。等最后一个女人下去后，他顺着黑洞滑了下去，来到了城堡里放葡萄酒和食物的储藏室里。他藏在酒桶后面，看着女人们互相打着招呼。原来这是些女巫，她们都是邻居和朋友们的妻子，但一开始他没一下子认出她们，因为和他妻子一样，她们都一丝不挂。只见她们兴高采烈地取下储藏室的椽上挂着的肉和奶酪，然后摆好举行宴会的桌子。女人们像酒吧里的男人一样直接对着瓶子喝上好的酒，然后随着无形的乐器演奏的音乐疯狂地跳舞。她们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交谈，那些词听上去像猫被踩了尾巴后发出的声音。
“虽然她们的语言阴森恐怖，但她们准备的食物却飘着香味。男人小心翼翼地在一个女巫的阴影里坐下，伸出手要一个盘子。他拿到的是一盘热气腾腾的炖舌头。他饥不择食咬了一口，舌头肉一点味道都没有。其他的女巫显然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因为她们让一个年轻的女巫去找一点盐来。当年轻的女巫手里拿着盐罐回来时，男人忘乎所以地喊了一声，‘感谢上帝，盐来了’。 一听到上帝的名字，所有的女巫瞬间逃得无影无踪，漆黑的地窖里只剩下了这个男人。他试着用带他来这里的咒语飞走，可咒语不灵了。 “已经过了午夜，而且很显然那也不是飞上烟囱的魔咒。整晚他想尽办法要逃出这个被女巫们弄得杯盘狼藉的地方，但大门就像天堂之门对罪人一样，紧紧地关闭着。最后，他筋疲力尽地睡了过去，一直到黎明时分，突然他听到正在走近的脚步声。他看到那扇沉重的大门被推开了，于是藏到了一个酒桶后面。 “一个衣着华丽的男人走了进来，几个仆人跟在身后，全副武装，手执沉重的木棒，杀气腾腾。那个男人点着了火把，看到一片杯盘狼藉的景象，地上到处是摔碎的酒瓶和没吃完的肉和奶酪，他大声怒喝，那声音吓得藏在酒桶后的男人闭上双眼，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城堡的主人命令仆人搜查整个地窖，一寸一寸地搜，一定要查出盗贼是怎么进来的。没过几分钟他们就发现了女巫的丈夫，像只迷路的狗蜷缩在那里，更糟糕的是，他全身涂着吸血蝙蝠的颜色，一丝不挂。他们把他拖到了屋子中间，用木棒狠狠地打他。可怜的人觉得自己骨头都被捣碎了，就要被倒进坟墓了。城堡的主人说他觉得这个可怜虫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教训，仆人们这才把赤身裸体的他扔在了大路上。男人疼痛难忍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昏睡过去，浑然不觉过往行人对他的围观和侮辱。半夜他醒了，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肮脏不堪，浑身是血，离家数英里，马上便立地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在半夜跟踪妻子了。” “鲜艳的颜色，红颜色，”外婆拍了三下手，唱着结束故事的韵律。“故事讲完了，”她微笑着看着我，换了下坐在沙发上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看到在门廊那儿自言自语的外公。我还记得小时候外婆看我的那种眼神，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她的视线，就像几年前天主教很流行的圣母的那些肖像画一样――你无法躲开那令人着迷的注视。“能告诉我你在纽约那年的事情吗，外婆？”我自己都吃惊会问起这个问题。但我突然间想知道外婆离家的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应该又是一个好听的故事。 她在回答我之前凝视了我片刻，她的眼睛和我的一模一样，一样的深褐色、杏仁眼，有些下垂的眼睑，是那种被某些人称为“含情脉脉”的眼睛，但在其他人看来，它们透着一种狡黠的性格。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想离家出走，”她平静地说道，似乎一直在等着我问她这个问题。 “你是说扔下你的家庭？”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是的，孩子，就是这个意思。扔下他们。永远不再回来。” “为什么？” “我累了，那时我年轻漂亮，有朝气，有梦想。” 站在门廊那儿的外公突然唱起了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外婆笑了。一个抱着孩子过路的女人在向他招手，外公的歌声更响了，歌词大意是一个男人因为他爱的女人拒绝了他，准备远走他乡。他用一个长长的音符结束了歌曲，继续站在倾斜的门廊中间，像是在倾听掌声。他鞠了一个躬 。 外婆摇了摇头，笑了笑，像是被他的滑稽动作给逗乐了，然后她继续说道：“没有休息，无聊的生活。四个孩子和丈夫都越来越多地苛求我。” “所以你把孩子交给了你的妹妹，去了纽约？”我说着，尽量掩饰着我声音中的复杂情感。我看着眼前这个安详的老太太，不敢相信她曾经扔下四个孩子和一个可爱的丈夫，自己住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在那之前我已经离开他一次了，但是他找到了我。我回了家，条件是他永远不能再跟着我到任何地方去。我告诉他，下一次我就不再回来了。”她闭上嘴，陷入沉思之中。 “你根本没有病。”我说。尽管有些担心她不会再继续讲她的故事，但我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女人， 我以前一直以为她的生活没有任何秘密。 “我有病，是心病，他也知道。”她说，眼睛始终看着像一尊大理石像一样站在门廊里的外公，他好像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 “纽约的那一年是他的主意，他看到我很不开心。他知道我需要品尝自由。他花钱请我妹妹来照看孩子。他还为我租下了她的房子，这样他不得不再做一份工作。他给我钱，让我走。” “那一年你在纽约做了些什么？” 我对外婆的袒露既吃惊又好奇。 “我在一家花俏的服装店做裁缝，而且……一手绝活，孩子。”她对我微笑着，似乎有些事不用说我就该知道一样，“ 我真正地活着。” “那你为什么回来呢？”我问。 “因为我爱他，” 她说，“我也想念孩子们。” 外公在抓门，像个孩子似的循着外婆的声音来找她。她轻轻地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来，让他舒服地躺在他最喜欢的摇椅上。他开始打瞌睡，马上就会沉睡过去，她的亲近让他放松，熟悉的环境给了他安全感。我知道不要多久他就会回到那种婴儿状态，医生说他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很多年，但他的记忆力，语言能力和生理功能的控制能力会急剧恶化。他可能会卧床不起，也许会昏迷不醒。我看着这位英俊温柔的老人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眼泪涌了出来。我对他的那种宽容精神肃然起敬，他可以给予所爱的女人一年的自由，却不知晓她将来能否回到自己身边。外婆看到了我的眼泪，从沙发上坐到了我的身边。她伸出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腰，将我拉近她的身体。她吻了我沾湿的面颊，然后在我耳边柔声细雨地说：“渐渐的，那个丈夫要么是开始忘记自己曾经亲眼见过妻子变成了女巫，要么就会相信他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她捧着我的脸：“我要照顾你的外公，直到我们其中一个死去。我回来的时候向他发过誓，永远不会再离开家，除非他要我走：他从没让我走，也从没问过任何问题。” 我听到母亲的车进了车行道，她会在那里等我。我得承认没有完成使命。我还要替祖母讲话，为她保守秘密。大家都知道她离家是为了疗养心疾。这一点在故事的两个版本中都是属实的。 在门口她用传统的方式祝福我，并给我使了个眼色。“鲜艳的颜色，红颜色，”外公听到她的声音，在睡梦中露出了微笑。
朱迪斯 ・ 奥逖兹 ・ 考弗尔（Judith Ortiz Cofer），1952年出生于波多黎各，祖上是十六世纪时迁居波多黎各的第一代西班牙人。考弗尔出生后不久，她父亲便加入了美国海军，随后全家移居美国新泽西州。环境的改变对考弗尔的母亲产生极大冲击，全新的异域文化让她感到茫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所以每当考弗尔的父亲驻军海外时，她便带着孩子们搬回波多黎各，如此两地往返的情形持续了数年，穿梭在两种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考弗尔吸纳着两种文明的精髓，同时又独立于它们，这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提供给她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考弗尔被誉为是用英语创作的最著名的波多黎各作家。1989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线》（The Line of Sun）由乔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以往的波多黎各文学圈多聚集在纽约、芝加哥等城市，这部作品的发表被评论界认为是一座里程碑，标志着波多黎各文学终于迈向了更为广博的天地，使更多的人开始认识波多黎各文学；该书甚至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小说奖提名。1990年，考弗尔摘得手推车奖桂冠，1993年，又赢得艾丽斯菲尔德-沃尔夫图书奖。不过，考弗尔更大的成就还是来自于她的诗歌和短篇小说。 考弗尔的作品观照的是美国文化影响下的波多黎各人的生活，承担着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深受波多黎各和美国读者的喜爱。她还擅长描写美国西班牙后裔尤其是妇女在今天的社会中对于人生、爱情、家庭责任的态度。《女巫的丈夫》创作于1993年，虽然是一则短小的故事，发表之后却在美国产生很大影响，并引发了一场已婚女性对爱情、责任、社会地位等态度的大讨论。 编者 外公又安错名字了。他正费劲地从大脑里万花筒般的图像中寻找我的名字，脸上像一个刚刚想起功课的孩子一样露出了笑容，他指着我却喊着我母亲的名字，我笑着吻了他的面颊。他能记起谁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他越来越糊涂，记忆力日渐减退。今天他忘了自己已经子孙满堂，明天又变成了向外婆吟诗求爱的青年，几个月之后，他居然开始管她叫妈妈。 我按母亲的要求回到了波多黎各帮她解决两位老人的问题。外公身体硬朗，但他的老年痴呆症却很严重。外婆的心脏又在胸腔里发出异常声音，但她坚持留在家里亲自照顾外公。医生警告她，如果不进行适当的监听，即家庭护理或亲人的照顾，她的心脏随时可能会在睡眠时发生衰竭，但她依然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她的回答典型地表现了她出了名的固执。“成呀，”她说，“我就死在自己的床上。” 此时我坐在她家里等机会和她谈“正事”。作为美国的一位大学教师，我的话应该具有逻辑性；我被叫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说服老太太，这位家族里骄傲的女家长，让她屈尊就驾 ――允许孩子们照顾她，别让家务活要了她的命。我小时候在她家里住过好几年，而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住在美国。我早已学会热爱并尊敬这个坚强的女人，她在养育自己五个孩子的同时，还尽力帮很多人照顾他们的孩子。她因为收养儿童最多而成为波多黎各一个传奇人物。我曾经听母亲的同龄人告诉我说，他们在紧急或困难时期曾经在外婆家里住过一年的时间。一个女人能心甘情愿地承担这种义务似乎是超凡的。而且坦率地说，我有点害怕地想到了波多黎各女人的 “牺牲情结”，那种认为女人的自我牺牲是她的命运和特权的观念：一个好女人是由她一生中承受苦难与尽职的多少来定义的。外婆在我的眼里永远是优胜者：她将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别人。大萧条时期她将两个儿子与三个女儿抚养成人，随后的战争夺走了一个儿子的生命。她并不满足于此，所以她一直为别人分忧解难。多年来一直如此，只有一个例外，即她曾经在纽约住过一年，那时还很年轻的外婆显然是在接受对心脏的某种治疗。母亲那年只有五六岁，她前面还有三个孩子，他们全都交给外婆的妹妹黛丽娅来照顾。那一年两姐妹互换了位置，外婆住到了纽约妹妹的家里，而妹妹则到了波多黎各姐姐的家里，担负起外婆的所有职责。那段时间里，外公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母亲很少提起那年发生的事情，只是说她母亲病了，离开家好多个月。外公也似乎不见了，因为他总在工作。虽然他们很想念外婆，但被照顾得还不错。 此时我坐在外婆家的门廊上的一把摇椅里。她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吊床上，那还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亲手制作的。外婆在吊床上摇过母亲，也摇过我，而当我将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带回外婆家时，外婆用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胳膊抱着我那瓷娃娃般的粉宝宝，把她也放进这张吊床，摇摆着她进入了静静的梦乡。 外婆微笑着坐在那里，十一月里，热带的微风送来了玫瑰与药草的香气。花园是外婆的骄傲，她在房前种满了鲜花和葱绿蔓延的植物，还在房后芒果树阴下面开了一个药草园。就是这片看上去像野草一样的植物，医治了童年时代我所有的疾病，从嗓子疼到痛经，外婆对孩子们患的每一种疾病都可以对症下药，亲手采来带着泥土芳香的草药送到你床前。一时间和她这样舒服地处着，我感到十分满足。她现在声如洪钟，这位小骨架褐色皮肤的大地母亲有着一颗宽容的心和与之相配的性情。外公走过来站在了遮帘门前。他忘记了怎样开门闩，便拉着把手，轻声嘟哝着，弄出嘎嘎的声音。外婆费了些力气从吊床上下来，打开门，轻轻地将外公领到了阳台那端的椅子上。外公坐在那里，开始重新寻找他要表达的词汇，他试了几种组合，但听上去根本不成句子。外婆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向我示意随她进屋，我们坐在了沙发的两端。 她就像为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向我道歉。 “他会安静下来的，”她说道，“他不愿意被人忽视。” 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向外婆开始我的长篇大论。是时候了，我该告诉她，像她这个年龄必须放弃继续打理这个家和照顾别人的念头。她的一个女儿准备接她过去。外公要被送到护理院。我还没张口，外婆说：“宝贝，想听故事吗？” 我笑了，很惊奇她会主动为我讲故事。在我还是孩子时，外婆用这几个字就可以当场让我安静下来，甚至是在我大发脾气的时候。外婆的故事总是让我着迷，我点点头，是的，我的说教可以稍等一等，我心想。 “我给你讲一个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听过的很老很老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男人，当他发现每天晚上妻子会从床上消失很长的时间时，就开始忧心忡忡，对妻子产生了怀疑。为了在与她对质前弄明白她作了些什么事情，男人决定晚上装睡来观察动静。好几个小时里他半睁着眼睛，耳朵像驴子一样竖着，监视着妻子的一举一动。夜半时分，外面一片漆黑，他感觉妻子溜下了床，走到衣柜前，拿出了一个瓶子和一把小油漆刷子，然后一丝不挂地站在窗前。当教堂的钟敲响十二点钟时，她开始把刷子浸到瓶子里，将全身涂满了油漆。钟敲完了，她低声说道：我不信奉教会，不信奉上帝，不信奉处女马利亚。说完，她就像小鸟一样，离开地面，飞进了夜空中。 “男人吃惊非小，决定第二天对妻子缄口不提此事，但要弄清楚妻子到底去了哪里。到了第二天晚上，男人继续装睡，等到她再次完成那个小仪式飞走后，他准确无误地重复了她的动作，不久，就发现自己在跟着她飞。快接近一个宫殿时，他看到许多女人都在房顶上盘旋，轮流从烟囱飞下去。等最后一个女人下去后，他顺着黑洞滑了下去，来到了城堡里放葡萄酒和食物的储藏室里。他藏在酒桶后面，看着女人们互相打着招呼。原来这是些女巫，她们都是邻居和朋友们的妻子，但一开始他没一下子认出她们，因为和他妻子一样，她们都一丝不挂。只见她们兴高采烈地取下储藏室的椽上挂着的肉和奶酪，然后摆好举行宴会的桌子。女人们像酒吧里的男人一样直接对着瓶子喝上好的酒，然后随着无形的乐器演奏的音乐疯狂地跳舞。她们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交谈，那些词听上去像猫被踩了尾巴后发出的声音。
“虽然她们的语言阴森恐怖，但她们准备的食物却飘着香味。男人小心翼翼地在一个女巫的阴影里坐下，伸出手要一个盘子。他拿到的是一盘热气腾腾的炖舌头。他饥不择食咬了一口，舌头肉一点味道都没有。其他的女巫显然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因为她们让一个年轻的女巫去找一点盐来。当年轻的女巫手里拿着盐罐回来时，男人忘乎所以地喊了一声，‘感谢上帝，盐来了’。 一听到上帝的名字，所有的女巫瞬间逃得无影无踪，漆黑的地窖里只剩下了这个男人。他试着用带他来这里的咒语飞走，可咒语不灵了。 “已经过了午夜，而且很显然那也不是飞上烟囱的魔咒。整晚他想尽办法要逃出这个被女巫们弄得杯盘狼藉的地方，但大门就像天堂之门对罪人一样，紧紧地关闭着。最后，他筋疲力尽地睡了过去，一直到黎明时分，突然他听到正在走近的脚步声。他看到那扇沉重的大门被推开了，于是藏到了一个酒桶后面。 “一个衣着华丽的男人走了进来，几个仆人跟在身后，全副武装，手执沉重的木棒，杀气腾腾。那个男人点着了火把，看到一片杯盘狼藉的景象，地上到处是摔碎的酒瓶和没吃完的肉和奶酪，他大声怒喝，那声音吓得藏在酒桶后的男人闭上双眼，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城堡的主人命令仆人搜查整个地窖，一寸一寸地搜，一定要查出盗贼是怎么进来的。没过几分钟他们就发现了女巫的丈夫，像只迷路的狗蜷缩在那里，更糟糕的是，他全身涂着吸血蝙蝠的颜色，一丝不挂。他们把他拖到了屋子中间，用木棒狠狠地打他。可怜的人觉得自己骨头都被捣碎了，就要被倒进坟墓了。城堡的主人说他觉得这个可怜虫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教训，仆人们这才把赤身裸体的他扔在了大路上。男人疼痛难忍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昏睡过去，浑然不觉过往行人对他的围观和侮辱。半夜他醒了，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肮脏不堪，浑身是血，离家数英里，马上便立地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在半夜跟踪妻子了。” “鲜艳的颜色，红颜色，”外婆拍了三下手，唱着结束故事的韵律。“故事讲完了，”她微笑着看着我，换了下坐在沙发上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看到在门廊那儿自言自语的外公。我还记得小时候外婆看我的那种眼神，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她的视线，就像几年前天主教很流行的圣母的那些肖像画一样――你无法躲开那令人着迷的注视。“能告诉我你在纽约那年的事情吗，外婆？”我自己都吃惊会问起这个问题。但我突然间想知道外婆离家的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应该又是一个好听的故事。 她在回答我之前凝视了我片刻，她的眼睛和我的一模一样，一样的深褐色、杏仁眼，有些下垂的眼睑，是那种被某些人称为“含情脉脉”的眼睛，但在其他人看来，它们透着一种狡黠的性格。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想离家出走，”她平静地说道，似乎一直在等着我问她这个问题。 “你是说扔下你的家庭？”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是的，孩子，就是这个意思。扔下他们。永远不再回来。” “为什么？” “我累了，那时我年轻漂亮，有朝气，有梦想。” 站在门廊那儿的外公突然唱起了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外婆笑了。一个抱着孩子过路的女人在向他招手，外公的歌声更响了，歌词大意是一个男人因为他爱的女人拒绝了他，准备远走他乡。他用一个长长的音符结束了歌曲，继续站在倾斜的门廊中间，像是在倾听掌声。他鞠了一个躬 。 外婆摇了摇头，笑了笑，像是被他的滑稽动作给逗乐了，然后她继续说道：“没有休息，无聊的生活。四个孩子和丈夫都越来越多地苛求我。” “所以你把孩子交给了你的妹妹，去了纽约？”我说着，尽量掩饰着我声音中的复杂情感。我看着眼前这个安详的老太太，不敢相信她曾经扔下四个孩子和一个可爱的丈夫，自己住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在那之前我已经离开他一次了，但是他找到了我。我回了家，条件是他永远不能再跟着我到任何地方去。我告诉他，下一次我就不再回来了。”她闭上嘴，陷入沉思之中。 “你根本没有病。”我说。尽管有些担心她不会再继续讲她的故事，但我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女人， 我以前一直以为她的生活没有任何秘密。 “我有病，是心病，他也知道。”她说，眼睛始终看着像一尊大理石像一样站在门廊里的外公，他好像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 “纽约的那一年是他的主意，他看到我很不开心。他知道我需要品尝自由。他花钱请我妹妹来照看孩子。他还为我租下了她的房子，这样他不得不再做一份工作。他给我钱，让我走。” “那一年你在纽约做了些什么？” 我对外婆的袒露既吃惊又好奇。 “我在一家花俏的服装店做裁缝，而且……一手绝活，孩子。”她对我微笑着，似乎有些事不用说我就该知道一样，“ 我真正地活着。” “那你为什么回来呢？”我问。 “因为我爱他，” 她说，“我也想念孩子们。” 外公在抓门，像个孩子似的循着外婆的声音来找她。她轻轻地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来，让他舒服地躺在他最喜欢的摇椅上。他开始打瞌睡，马上就会沉睡过去，她的亲近让他放松，熟悉的环境给了他安全感。我知道不要多久他就会回到那种婴儿状态，医生说他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很多年，但他的记忆力，语言能力和生理功能的控制能力会急剧恶化。他可能会卧床不起，也许会昏迷不醒。我看着这位英俊温柔的老人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眼泪涌了出来。我对他的那种宽容精神肃然起敬，他可以给予所爱的女人一年的自由，却不知晓她将来能否回到自己身边。外婆看到了我的眼泪，从沙发上坐到了我的身边。她伸出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腰，将我拉近她的身体。她吻了我沾湿的面颊，然后在我耳边柔声细雨地说：“渐渐的，那个丈夫要么是开始忘记自己曾经亲眼见过妻子变成了女巫，要么就会相信他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她捧着我的脸：“我要照顾你的外公，直到我们其中一个死去。我回来的时候向他发过誓，永远不会再离开家，除非他要我走：他从没让我走，也从没问过任何问题。” 我听到母亲的车进了车行道，她会在那里等我。我得承认没有完成使命。我还要替祖母讲话，为她保守秘密。大家都知道她离家是为了疗养心疾。这一点在故事的两个版本中都是属实的。 在门口她用传统的方式祝福我，并给我使了个眼色。“鲜艳的颜色，红颜色，”外公听到她的声音，在睡梦中露出了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