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至今依然不减其耀眼的艺术魅力。但与对男性英雄崇敬赞扬形成鲜明对照，作品对女性形象描写表现出贬低与歧视的态度。在作者笔下，无论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抑或是不守妇道的出墙“淫妇”，都逃脱不了悲惨命运。这既反映了施耐庵在孔孟之道、朱程理学影响下落后的妇女观，也是一种对妇女缺失人文关怀的历史反动。
关键词：《水浒传》；女性形象；贬低；歧视；落后妇女观；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30-02
《水浒传》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但基本上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形象。与对男性英雄崇敬赞扬形成鲜明对照，作品对女性形象描写表现出贬低与歧视的态度。在作者笔下，无论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抑或是不守妇道的出墙“淫妇”，都逃脱不了悲惨命运。这既反映了施耐庵在孔孟之道、朱程理学影响下落后的妇女观，也是一种对妇女缺失人文关怀的历史反动。
一、暗淡无光的女英雄
《水浒传》可以说是一部男性英雄的传奇，女性――即使是女英雄也只是陪衬角色。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的座次被排在末位。孙二娘外号“母夜叉”， 顾大嫂外号“母大虫”，从她们绰号中即可清楚看出作者对她们的鄙视不敬态度。她们形象丑陋、性格暴戾：孙是“横眉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还专门做开黑店卖人肉馒头的勾当，令人恐怖。顾大嫂是“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个时兴钏镯”，是粗鲁蛮横的波妇角色。“一丈青”扈三娘，倒是一个貌似海棠、武艺高强，才（艺）貌双全的女将。但她却命运不济，上梁山后被宋江当作礼物赐给了面目丑陋、贪财好色的矮脚虎王英。这种美丑搭配是作者有意安排。扈三娘最终死于征方腊的战斗中，结局悲惨。可见在作者笔下，三位梁山女英雄中外貌丑陋者是“丑”与“恶”的统一，外貌美丽者是“善”与“恶”的对立。在众多闪闪发亮的男性英雄中，女英雄的命运只能是充当黯淡无光的陪衬。
二、难逃厄运的良家妇女
林娘子、金翠莲是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却难逃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林娘子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结发妻子，是一位美丽、温柔、贞洁的小女人。然而，正是她的貌若天仙才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高衙内垂涎于林娘子的美貌，处心积虑地要将她占为己有。仗着有位高权重的义父高俅撑腰，他于是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林娘子百般调戏，林冲奋力护卫妻子，却遭到残酷迫害，差一点命丧黄泉。而林娘子为了抗拒高衙内逼婚，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最终只能选择自缢。而另一位被损害受侮辱的女性金翠莲在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郑关西》中对其容貌虽有赞美之辞，但也写出了她的胆小与无助。她一家流落此间，身子被郑屠强占，还要还虚钱实契的三千贯钱，每天只好在酒店卖唱，赚的钱大部分要给郑屠，心中哀哭万分却投诉无门。不过幸好有鲁智深为其出气，却不料三拳打死了郑关西，使其不得不从此东奔西跑的躲避官司。由此看来，这些当时社会的貌美女性，即使她们遵从传统道德，心地善良纯正，也往往无法逃脱被调戏、被欺辱的遭遇。而那些帮助她们的人往往也会为红颜惹上祸水。
三、不守妇道的出墙“淫妇”
最能表现《水浒传》妇女观的，是对所谓“淫妇”的仇视、鄙夷的态度。综观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人，莫不如此。
潘金莲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也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她有着普通人的生理、心理需求，渴望美满的爱情生活，然而 “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身不满五尺”的丈夫武大郎却无法予以满足，这本身就是值得同情的。此时当她遭到潘、驴、邓、小、闲五件俱全的西门大官人精心设置的圈套，如何能够抗拒得了引诱？到后来竟至鬼魅附身，越陷越深，毒杀了武大郎，最终落个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客观地说，她伙同西门庆、王婆“毒杀亲夫”固然罪不可恕，但她被西门庆、王婆设套陷害，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令人同情和惋惜，不应当留下千古骂名。
阎婆惜因感谢宋江的葬父之恩而对宋江以身相许。但岂料宋江只是个爱使枪学棒好汉，对女色并不上心,这让正处豆蔻年华的阎婆惜又如何会喜欢“黑三郎”!于是小白脸张文远便与她干柴烈火打得火热。宋江认为“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如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什么”，所以他根本没有把这女人放在心上。只是阎婆惜不该以梁山贼人晁盖的书信为要挟，力逼宋江给她一百两黄金，否则就要告官。宋江出于自保，也出于维护其平日忠义宽厚的品格，情急之下一时怒起杀了婆惜;所以是阎婆惜得寸进尺,欺人太甚,自取其祸,死得活该。――这是施耐庵的逻辑。可是话说回来，阎婆惜虽社会地位很低,但也有要求正常爱情生活的权力。可宋江一没把她平等相看,二没给她爱情,仅使她保持衣食无缺的生活。显然，作者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两人之间的关系的,这对做了刀下鬼的阎婆惜是极不公平的。
杨雄之妻潘巧云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她命运多舛，前夫早亡，于是嫁于杨雄，而杨雄公务繁忙，很少回家。嫁得这样一个丈夫，潘巧云心里的冤屈可想而知。在这样生理、心理饥渴的情况下，禁不住违背佛门清规戒律的风骚和尚裴如海的勾引，终于“红杏出墙”，犯下天条。然而，潘巧云的背叛行为，虽然有悖道德，有违妇道，但罪不当诛，而且死得比较冤。因为从书中的描述来看，潘巧云受此不过是石秀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杨雄能弥补当初对石秀的怀疑而已。潘巧云在他们眼中仅仅是用来证明兄弟情义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作者用潘巧云的惨死表达了他对“红杏出墙”“不守妇道”者的厌恶。在那封建礼教的重重罗网中，男人掌握着女人的命运。她们不能有自己的爱情，不能追求自己的婚姻幸福，一旦违背妇道，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四、女性的命运安排反映了施耐庵落后的妇女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紧紧套在女性的脖子上。她们承受着无比深重的压迫和摧残，她们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们没有人身自由，要么甘心认命，让青春和生命在煎熬中一天天流逝。要么冲破枷锁，追求幸福，像祝英台、杜丽娘、白素贞等人。但这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实乃谈何容易！稍有不慎，“淫妇”“荡妇”这类的恶名就会压在头上，更严重的，则会香消玉殒，性命难保。
受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的影响，《水浒传》的作者对女性采取了一种歧视、贬低乃至丑化的态度。在小说中，男性英雄人物都是因女性而受难。他们不关心女人,不谈恋爱,形成英雄本色与儿女情长截然对立。这些英雄也不会怜香惜玉,他们宁愿与同性交往,也不愿贪恋女色。在封建社会,“女人是祸水”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愈是美丽的女子,对社会的危害愈烈,伴随倾国倾城之貌而来的是丧家亡国。如《封神演义》中殷商的灭亡不是纣王昏淫无道造成的,而是由妲己的美貌所导致,成了一个祸害商朝的狐狸精。《东周列国志》中周的灭亡来自褒姒的嫣然一笑,《长恨歌》中唐朝的衰乱起因于杨贵妃。美丽的女子成了败家亡国的罪魁祸首而任人责骂,荒淫的商纣王、周幽王、唐明皇这些男性皇帝却逃脱了世人的责罚。但值得一提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在著名的长诗《长恨歌》中写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的描述,让人产生夫妻思念的真切感受,批判了“女人是祸水”这一观念,表现了尊重女性的人文情怀。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把自己相逢的一个歌女视作红尘知己,这是男女感情平等的见证。从这样的对比中不难看出,施耐庵在程朱理学的影响和落后妇女观观念支配下,给女性安排了悲剧的命运，这既是对女性的歧视，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金圣叹点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
[3]吴璇.从《水浒传》女性人物形象看作者的女性观[J].惠州学院学报,2008（1）.
摘要：《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至今依然不减其耀眼的艺术魅力。但与对男性英雄崇敬赞扬形成鲜明对照，作品对女性形象描写表现出贬低与歧视的态度。在作者笔下，无论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抑或是不守妇道的出墙“淫妇”，都逃脱不了悲惨命运。这既反映了施耐庵在孔孟之道、朱程理学影响下落后的妇女观，也是一种对妇女缺失人文关怀的历史反动。
关键词：《水浒传》；女性形象；贬低；歧视；落后妇女观；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30-02
《水浒传》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但基本上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形象。与对男性英雄崇敬赞扬形成鲜明对照，作品对女性形象描写表现出贬低与歧视的态度。在作者笔下，无论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抑或是不守妇道的出墙“淫妇”，都逃脱不了悲惨命运。这既反映了施耐庵在孔孟之道、朱程理学影响下落后的妇女观，也是一种对妇女缺失人文关怀的历史反动。
一、暗淡无光的女英雄
《水浒传》可以说是一部男性英雄的传奇，女性――即使是女英雄也只是陪衬角色。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的座次被排在末位。孙二娘外号“母夜叉”， 顾大嫂外号“母大虫”，从她们绰号中即可清楚看出作者对她们的鄙视不敬态度。她们形象丑陋、性格暴戾：孙是“横眉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还专门做开黑店卖人肉馒头的勾当，令人恐怖。顾大嫂是“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个时兴钏镯”，是粗鲁蛮横的波妇角色。“一丈青”扈三娘，倒是一个貌似海棠、武艺高强，才（艺）貌双全的女将。但她却命运不济，上梁山后被宋江当作礼物赐给了面目丑陋、贪财好色的矮脚虎王英。这种美丑搭配是作者有意安排。扈三娘最终死于征方腊的战斗中，结局悲惨。可见在作者笔下，三位梁山女英雄中外貌丑陋者是“丑”与“恶”的统一，外貌美丽者是“善”与“恶”的对立。在众多闪闪发亮的男性英雄中，女英雄的命运只能是充当黯淡无光的陪衬。
二、难逃厄运的良家妇女
林娘子、金翠莲是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却难逃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林娘子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结发妻子，是一位美丽、温柔、贞洁的小女人。然而，正是她的貌若天仙才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高衙内垂涎于林娘子的美貌，处心积虑地要将她占为己有。仗着有位高权重的义父高俅撑腰，他于是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林娘子百般调戏，林冲奋力护卫妻子，却遭到残酷迫害，差一点命丧黄泉。而林娘子为了抗拒高衙内逼婚，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最终只能选择自缢。而另一位被损害受侮辱的女性金翠莲在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郑关西》中对其容貌虽有赞美之辞，但也写出了她的胆小与无助。她一家流落此间，身子被郑屠强占，还要还虚钱实契的三千贯钱，每天只好在酒店卖唱，赚的钱大部分要给郑屠，心中哀哭万分却投诉无门。不过幸好有鲁智深为其出气，却不料三拳打死了郑关西，使其不得不从此东奔西跑的躲避官司。由此看来，这些当时社会的貌美女性，即使她们遵从传统道德，心地善良纯正，也往往无法逃脱被调戏、被欺辱的遭遇。而那些帮助她们的人往往也会为红颜惹上祸水。
三、不守妇道的出墙“淫妇”
最能表现《水浒传》妇女观的，是对所谓“淫妇”的仇视、鄙夷的态度。综观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人，莫不如此。
潘金莲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也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她有着普通人的生理、心理需求，渴望美满的爱情生活，然而 “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身不满五尺”的丈夫武大郎却无法予以满足，这本身就是值得同情的。此时当她遭到潘、驴、邓、小、闲五件俱全的西门大官人精心设置的圈套，如何能够抗拒得了引诱？到后来竟至鬼魅附身，越陷越深，毒杀了武大郎，最终落个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客观地说，她伙同西门庆、王婆“毒杀亲夫”固然罪不可恕，但她被西门庆、王婆设套陷害，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令人同情和惋惜，不应当留下千古骂名。
阎婆惜因感谢宋江的葬父之恩而对宋江以身相许。但岂料宋江只是个爱使枪学棒好汉，对女色并不上心,这让正处豆蔻年华的阎婆惜又如何会喜欢“黑三郎”!于是小白脸张文远便与她干柴烈火打得火热。宋江认为“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如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什么”，所以他根本没有把这女人放在心上。只是阎婆惜不该以梁山贼人晁盖的书信为要挟，力逼宋江给她一百两黄金，否则就要告官。宋江出于自保，也出于维护其平日忠义宽厚的品格，情急之下一时怒起杀了婆惜;所以是阎婆惜得寸进尺,欺人太甚,自取其祸,死得活该。――这是施耐庵的逻辑。可是话说回来，阎婆惜虽社会地位很低,但也有要求正常爱情生活的权力。可宋江一没把她平等相看,二没给她爱情,仅使她保持衣食无缺的生活。显然，作者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两人之间的关系的,这对做了刀下鬼的阎婆惜是极不公平的。
杨雄之妻潘巧云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她命运多舛，前夫早亡，于是嫁于杨雄，而杨雄公务繁忙，很少回家。嫁得这样一个丈夫，潘巧云心里的冤屈可想而知。在这样生理、心理饥渴的情况下，禁不住违背佛门清规戒律的风骚和尚裴如海的勾引，终于“红杏出墙”，犯下天条。然而，潘巧云的背叛行为，虽然有悖道德，有违妇道，但罪不当诛，而且死得比较冤。因为从书中的描述来看，潘巧云受此不过是石秀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杨雄能弥补当初对石秀的怀疑而已。潘巧云在他们眼中仅仅是用来证明兄弟情义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作者用潘巧云的惨死表达了他对“红杏出墙”“不守妇道”者的厌恶。在那封建礼教的重重罗网中，男人掌握着女人的命运。她们不能有自己的爱情，不能追求自己的婚姻幸福，一旦违背妇道，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四、女性的命运安排反映了施耐庵落后的妇女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紧紧套在女性的脖子上。她们承受着无比深重的压迫和摧残，她们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们没有人身自由，要么甘心认命，让青春和生命在煎熬中一天天流逝。要么冲破枷锁，追求幸福，像祝英台、杜丽娘、白素贞等人。但这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实乃谈何容易！稍有不慎，“淫妇”“荡妇”这类的恶名就会压在头上，更严重的，则会香消玉殒，性命难保。
受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的影响，《水浒传》的作者对女性采取了一种歧视、贬低乃至丑化的态度。在小说中，男性英雄人物都是因女性而受难。他们不关心女人,不谈恋爱,形成英雄本色与儿女情长截然对立。这些英雄也不会怜香惜玉,他们宁愿与同性交往,也不愿贪恋女色。在封建社会,“女人是祸水”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愈是美丽的女子,对社会的危害愈烈,伴随倾国倾城之貌而来的是丧家亡国。如《封神演义》中殷商的灭亡不是纣王昏淫无道造成的,而是由妲己的美貌所导致,成了一个祸害商朝的狐狸精。《东周列国志》中周的灭亡来自褒姒的嫣然一笑,《长恨歌》中唐朝的衰乱起因于杨贵妃。美丽的女子成了败家亡国的罪魁祸首而任人责骂,荒淫的商纣王、周幽王、唐明皇这些男性皇帝却逃脱了世人的责罚。但值得一提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在著名的长诗《长恨歌》中写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的描述,让人产生夫妻思念的真切感受,批判了“女人是祸水”这一观念,表现了尊重女性的人文情怀。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把自己相逢的一个歌女视作红尘知己,这是男女感情平等的见证。从这样的对比中不难看出,施耐庵在程朱理学的影响和落后妇女观观念支配下,给女性安排了悲剧的命运，这既是对女性的歧视，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金圣叹点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
[3]吴璇.从《水浒传》女性人物形象看作者的女性观[J].惠州学院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