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论与周期律
孩子怕黑暗情有可原，人生真正的悲剧是成人惧怕光明。
——柏拉图
一．改良革命论
改良还是革命。
先知先觉先行的人们思考良久，苦苦求索。
然后，希望与信仰激荡，杀戮与刀光横行。
一切随着岁月流淌，铅华洗尽，我们痛定思痛。
古斯塔夫·勒庞用马基雅维利式的笔锋写到：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名称与制度的能力，毫无疑问，以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本质依然如故。
人类无法一夜之间与传统断绝，历史也无机会在短期跨越，即使是同过去最坚决的决裂，依然无法撼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什么捷径，路终究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通。
历史的确公平的可怕。
试图从根本上，在短期内采用激进的方式推动某项极其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一场充满狂欢的冒险。即使是这幅蓝图从原则上多么富于正义性，从理论上多么完备与出色。最终会导致旧的过早陷于毁灭，新的早产处于危险。破容易，立却难。
人的理性终究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理性的过分扩张最终让唯意志论大行其道，我们陷入这个美好的陷阱难以自拔。
而终究，自由得不到宽恕，博爱变成屠杀。
顾准在其文章《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中写道：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是的溃决，100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一天等于20年，要求每天都等于20年，是要闹笑话的。这种笑话我们经历得够了。
唯有这无垠的秩序与这无限的时间才拥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这足以使我深感人类渺小而生敬畏之心。
而这人世间，却没有什么上帝。
永远不要忘记尼采那句简单的话：总想着走捷径的人，最容易走弯路。
二．历史周期律
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易中天先生概括到：过去人类全部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凭借与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化依仗力量，调整支配方案的历史。
此可谓一语中的。
而由于政治权力是进行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攫取国家政权成为执政集团，并且永久保持获得国家税收的权力，则是执政集团的最高利益。
著名学者史云贵教授在其论文《中国历史周期率如何破解？一个基于利益的解释》中，着重使用奥尔森的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理论指出：执政集团在执政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执政日益流失。当执政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变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权合法性就完全丧失，为更具共容利益的代表集团所代
替。这是对历史周期律一个很准确的诠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传统的国家理论中，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即国家被视作某种利益阶级及其联合的代表，因而国家的决策不过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体现。
但是近年的一些重要研究与理论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具有相对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即国家具有其独立的目标与利益，而执政集团也拥有其特定目标与自身利益。
这是观察与解读传统帝制中国历史的一个维度。
在把握好这点的基础上，我们观察到：在制度框架内的实际运作中，作为公共性自居的政府。本质仍然是拥有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由此将政府塑造为一对矛盾的结合体，即法理上的公共性与现实中的经济性的双重矛盾体。
而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本质上便是：
执政集团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最终无法摆脱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路径依赖，逐步导致共容利益狭隘化直到完全丧失，从而彻底丧失合法性，为另一个更具有共容利益的代表集团所取代。
这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种视角。
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继续总结道：实际上对于如何支配资源，分配财富，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探索了许多方案。根据武力强弱、资金多少与权力大小来决定相互关系与各自配额。这就形成三种社会类型：武力社会、权力社会、财力社会。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作成本的降低，是社会的进步。
从武力力夺取到权力角逐再到契约协商，这一次次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进步。
因此，如何平衡好政治人与经济人，公利性与自利性，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这三对贯穿根本的矛盾，是决定利益集团持续执政与王朝是否更替的核心命题。而一旦这种矛盾平衡机制失效于惯性的路径依赖，强大的张力将导致体制的毁灭与权力的重新洗牌。
学者吴思在其著作《血酬定律》中写道：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对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官场均衡体系的取代，就有了王朝更替与治乱兴衰。而王朝更替是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由此衍生出绵延传统中国官场的奇观：明镜高悬，贪污遍地。规则被束之高阁，潜规则大行其道。儒家入圣的理想追求与肮脏丑陋的现实落差。而由此表现出的：贪腐满地、官僚膨胀、党争再起、军备废弛、国库空虚、思想萎靡这些积重难返的王朝末年之兆。
盛衰兴亡尽附谈笑之间。
规则不再蒙灰，政治才有可能重见天日。
个人不再渺小，国家才有可能富强久安。
我们又听到到胡适的呐喊：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三．改革多面观
如何观察当前的改革，观察的维度有很多，根据我平时的积累和不成
熟的看法大概整理出三个维度：
从总体性社会到分化性社会、
从修补式变法到突破式变法、
从后极权社会到前威权社会、
1、从总体性社会到分化性社会
根据孙立平等教授研究分析，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自治性的社会不复存在。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总体性社会。而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邓小平改革，则是标志以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因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从总体性社会到分化性社会。
依赖于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广泛的群众基础、优秀的动员组织能力。通过领袖领导政党、政党控制国家、国家渗透社会的三级联动整合模式，共产党最终比国民党更成功的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整合机制失效带来总体性危机。然而进入总体性社会之后，这种整合机制的负担日益明显，由于社会整合实际上被边缘化，导致政治整合的负担大为增加，而这种整合方式又相当僵硬，而且必须以抑制社会分化为前提，而这种分化恰恰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抑制分化的稳定需求与创新多元的发展需求。成为一对日益难以统一的矛盾与难题。从总体性到分化性社会，是中国改革最关键的背景之一。
2、从修补式变法到突破式变法
根据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对中国历代改革的梳理，他认为改革，
本质上是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利益分配的调整。修补式改革是存量改革，即以利益分配调整为主，资源配置优化为辅。突破式改革是增量改革，即以资源配置优化为主，利益分配调整为辅。前者局限于如何分蛋糕，后者着眼于怎样做蛋糕。
许小年先生提出：改革成败的关键与否在于改革是否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出或者总财富，即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是否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水平。
因此，整理出一个更可能获得成功的改革特点在于：
顶层设计与开放并举
基层实践与创新并重
官僚与新生阶层参与
突破与修补主次互补
相对稳定的内外局势
3、从后极权社会到前威权社会
这是最富有争议的一种观察视角，事实如何，人心自知。 笔者不再弄拙，以一对历史的经典对话作为诠释。
文彦博言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对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神宗喟然长叹。
而今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改革论与周期律
孩子怕黑暗情有可原，人生真正的悲剧是成人惧怕光明。
——柏拉图
一．改良革命论
改良还是革命。
先知先觉先行的人们思考良久，苦苦求索。
然后，希望与信仰激荡，杀戮与刀光横行。
一切随着岁月流淌，铅华洗尽，我们痛定思痛。
古斯塔夫·勒庞用马基雅维利式的笔锋写到：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名称与制度的能力，毫无疑问，以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本质依然如故。
人类无法一夜之间与传统断绝，历史也无机会在短期跨越，即使是同过去最坚决的决裂，依然无法撼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什么捷径，路终究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通。
历史的确公平的可怕。
试图从根本上，在短期内采用激进的方式推动某项极其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一场充满狂欢的冒险。即使是这幅蓝图从原则上多么富于正义性，从理论上多么完备与出色。最终会导致旧的过早陷于毁灭，新的早产处于危险。破容易，立却难。
人的理性终究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理性的过分扩张最终让唯意志论大行其道，我们陷入这个美好的陷阱难以自拔。
而终究，自由得不到宽恕，博爱变成屠杀。
顾准在其文章《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中写道：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是的溃决，100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一天等于20年，要求每天都等于20年，是要闹笑话的。这种笑话我们经历得够了。
唯有这无垠的秩序与这无限的时间才拥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这足以使我深感人类渺小而生敬畏之心。
而这人世间，却没有什么上帝。
永远不要忘记尼采那句简单的话：总想着走捷径的人，最容易走弯路。
二．历史周期律
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易中天先生概括到：过去人类全部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凭借与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化依仗力量，调整支配方案的历史。
此可谓一语中的。
而由于政治权力是进行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攫取国家政权成为执政集团，并且永久保持获得国家税收的权力，则是执政集团的最高利益。
著名学者史云贵教授在其论文《中国历史周期率如何破解？一个基于利益的解释》中，着重使用奥尔森的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理论指出：执政集团在执政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执政日益流失。当执政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变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权合法性就完全丧失，为更具共容利益的代表集团所代
替。这是对历史周期律一个很准确的诠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传统的国家理论中，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即国家被视作某种利益阶级及其联合的代表，因而国家的决策不过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体现。
但是近年的一些重要研究与理论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具有相对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即国家具有其独立的目标与利益，而执政集团也拥有其特定目标与自身利益。
这是观察与解读传统帝制中国历史的一个维度。
在把握好这点的基础上，我们观察到：在制度框架内的实际运作中，作为公共性自居的政府。本质仍然是拥有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由此将政府塑造为一对矛盾的结合体，即法理上的公共性与现实中的经济性的双重矛盾体。
而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本质上便是：
执政集团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最终无法摆脱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路径依赖，逐步导致共容利益狭隘化直到完全丧失，从而彻底丧失合法性，为另一个更具有共容利益的代表集团所取代。
这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种视角。
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继续总结道：实际上对于如何支配资源，分配财富，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探索了许多方案。根据武力强弱、资金多少与权力大小来决定相互关系与各自配额。这就形成三种社会类型：武力社会、权力社会、财力社会。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作成本的降低，是社会的进步。
从武力力夺取到权力角逐再到契约协商，这一次次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进步。
因此，如何平衡好政治人与经济人，公利性与自利性，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这三对贯穿根本的矛盾，是决定利益集团持续执政与王朝是否更替的核心命题。而一旦这种矛盾平衡机制失效于惯性的路径依赖，强大的张力将导致体制的毁灭与权力的重新洗牌。
学者吴思在其著作《血酬定律》中写道：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对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官场均衡体系的取代，就有了王朝更替与治乱兴衰。而王朝更替是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由此衍生出绵延传统中国官场的奇观：明镜高悬，贪污遍地。规则被束之高阁，潜规则大行其道。儒家入圣的理想追求与肮脏丑陋的现实落差。而由此表现出的：贪腐满地、官僚膨胀、党争再起、军备废弛、国库空虚、思想萎靡这些积重难返的王朝末年之兆。
盛衰兴亡尽附谈笑之间。
规则不再蒙灰，政治才有可能重见天日。
个人不再渺小，国家才有可能富强久安。
我们又听到到胡适的呐喊：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三．改革多面观
如何观察当前的改革，观察的维度有很多，根据我平时的积累和不成
熟的看法大概整理出三个维度：
从总体性社会到分化性社会、
从修补式变法到突破式变法、
从后极权社会到前威权社会、
1、从总体性社会到分化性社会
根据孙立平等教授研究分析，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自治性的社会不复存在。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总体性社会。而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邓小平改革，则是标志以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因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从总体性社会到分化性社会。
依赖于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广泛的群众基础、优秀的动员组织能力。通过领袖领导政党、政党控制国家、国家渗透社会的三级联动整合模式，共产党最终比国民党更成功的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整合机制失效带来总体性危机。然而进入总体性社会之后，这种整合机制的负担日益明显，由于社会整合实际上被边缘化，导致政治整合的负担大为增加，而这种整合方式又相当僵硬，而且必须以抑制社会分化为前提，而这种分化恰恰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抑制分化的稳定需求与创新多元的发展需求。成为一对日益难以统一的矛盾与难题。从总体性到分化性社会，是中国改革最关键的背景之一。
2、从修补式变法到突破式变法
根据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对中国历代改革的梳理，他认为改革，
本质上是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利益分配的调整。修补式改革是存量改革，即以利益分配调整为主，资源配置优化为辅。突破式改革是增量改革，即以资源配置优化为主，利益分配调整为辅。前者局限于如何分蛋糕，后者着眼于怎样做蛋糕。
许小年先生提出：改革成败的关键与否在于改革是否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出或者总财富，即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是否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水平。
因此，整理出一个更可能获得成功的改革特点在于：
顶层设计与开放并举
基层实践与创新并重
官僚与新生阶层参与
突破与修补主次互补
相对稳定的内外局势
3、从后极权社会到前威权社会
这是最富有争议的一种观察视角，事实如何，人心自知。 笔者不再弄拙，以一对历史的经典对话作为诠释。
文彦博言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对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神宗喟然长叹。
而今日之将夕，悲风骤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