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国家正在酝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新闻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但与官员们一致肯定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大部分老百姓却对这一听上去很美的计划最终能否让自己得到真正的实惠表示怀疑。
“中国的GDP增速现在在8％以上，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访谈中明确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5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
如今苏所长口中所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乃是借鉴了日本当年的叫法。事实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提高两个“比重”：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首次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一个提案上交全国人大。而在苏海南看来，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通胀与工资齐飞?
国民收入倍增，听上去应该是一个令所有国民都怦然心动向往不已的梦想，然而这一消息出炉后，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虽然大家都觉得政府酝酿这一计划的初衷是对的，但大部分人却对这一计划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感到怀疑。
其中最大的担忧就在于“通胀与工资齐飞”。有网友调侃道：“收入翻番，物价翻番，双赢!”还有人说：“一套房子压垮两代人，同样翻番，工资从2000元涨到4000元，房价从100万元涨到200万元，收入翻番有用吗?要看实际购买力啊!”
不仅老百姓已经被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通胀给吓坏了，经济学家同样对此表示担忧。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收入倍增’从哪来啊?改革30多年来，收入增加10倍了，我看再有20年，增加5到10倍还是有可能的。但有用吗?你不看物价涨得更厉害吗?是现在的1000元值钱还是30年前的100元值钱被?这不明摆着的吗?”
“倍增”还是“被增”?
令更多的人担心的是，如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真的实施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但自己的财富可能因为通胀而原地踏步，甚至可能因为“收入倍增”对象和增幅的不公平而导致自己的收入“被增长”，进而导致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的实际购买力相比于社会整体财富而言反而退步了。
经济学家赵晓指出，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一批先富阶层，如果他们和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一起翻倍，那结果只会形成“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比如说年薪2万元的富士康一线作业员工资每年增长15％，年薪6000万元的马明哲也增长15％。由于基数差距太大，富士康员工所增长的收入绝对值只是马明哲收入的九牛一毛，结果可能出现社会平均工资的确增长了15％，但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了。这样的工资倍增还不如不增。
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具体落实表示担心，因为在竞争性行业中，政府无法强行要求企业为员工增加工资。从经济学上说，一味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反而会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长期看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至于迟福林在提案中所建议的实施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和工资定期增长制度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也很难落实。又如，“职工持股计划”也存在政策性的难题，如企业改制上市，就要取消职工持股。而作为非上市企业来说，如果企业效益不佳，职工持股还会造成收入减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政府不能命令企业涨工资。”因此他认为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并带动企业等社会阶层向政府部门看齐。
然而，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另一种担忧――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行业，如电力、石油、烟草等职工的平均收入，2008年时就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还有公务员阶层的实际收入也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这些人的工资显然不需要再涨了。然而，由于这一计划由政府主导，而政府能够直接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的又是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可能会变成“国家干部、公务员收入倍增计划”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收入倍增计划”。结果真正需要工资“倍增”的中低收入的普通企业职工的收入没有增加多少，而那些收入本来就高的国家干部、公务员、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倒是轻而易举地“倍增”了。其结果同样没有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而是恰恰相反。
缩小贫富差距是关键
事实上，如果只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国民收入倍增还只是在谈论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更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
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7，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严重不均，二次分配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
正如苏海南所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既是为了增加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更是为了缩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因此“倍增”的主要对象应当集中在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以及离退休人员等弱势群体中。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政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了在账面上达到“倍增”的效果而不择手段“倍增”的话，就像中央政府为了保住GDP而拼命印钱刺激经济，地方政府为了保住GDP而拼命进行低效且重复的基建投资一样，结果可能国民收入总量增加了，但通胀也水涨船高了。而且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腐蚀和扭曲，随着总量的增加，贫富差距反而更大了。
更何况，日本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并非百利无一害。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的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
化等问题也愈益严重。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虽然大幅提高了日本国民收入总量，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的问题。
避免好心办坏事
从历史上看，类似的政府好心办坏事的案例并不鲜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不需要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政府对市场的每次干预都出于善意，看起来都合情合理，但是在大多时候，干预都加剧了市场扭曲。
吴庆认为，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和城市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成了中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优势，长期以来，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抑制了工资上涨的速度，农民工报酬的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质量反而是下降的。加上户籍藩篱，异地就业者迟迟享受不到医疗、养老等基本服务，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减弱。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到来，如今中国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如今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接近“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去年珠三角的民工荒和富士康跳楼事件导致的连锁加薪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政府不应该也无法强制要求企业增加目前正在加速上升的劳动报酬。
如果说体制外的收入分配受市场调节，政府干预很可能会导致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体制内的收入分配则完全是政府的职能和权力。问题是体制内的分配不公现象同样是日趋严重，原因在于权力自肥和权力寻租，这就牵涉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无法在制度上解决现在资源和公权大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局面，即使出台并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也只能成为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分赃和利益再平衡，分配不公现象依然无法消除。
改革需要协同推进
从根本上说，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也不是光靠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可以实现的。收入倍增不是孤立的计划，而是一系列改革中的一环。例如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伴随着国民福利保险制度的建立(国民健康保险，厚生年金保险)，政府还大力建设廉租房――住宅公团，还鼓励企业建设社宅，改善国民的住房条件，减少国民的住房负担。同时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快速淘汰落后产能，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还大刀阔斧进行减税……
显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事关长远的重大决策，在没有相关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进之前，单兵突进可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公。
短评 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紧迫
文 本刊记者 邢 力
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果劳动者报酬没有随经济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只有让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道理很简单，中国消费长期不足的根源就是由于老百姓手里的钱太少，更准确地说是在CDP大蛋糕的分割上，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留给老百姓的太少――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7倍，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只增长了2.7倍和2.0倍。
可见，我国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蛋糕还太小不够分的问题，而是蛋糕分得不公平以及如果不把蛋糕分公平，蛋糕就没办法继续做大的问题。因此对政府来说，眼下分好蛋糕比继续做大蛋糕更紧迫也更重要。
GDP蛋糕就那么大，要增加老百姓的份额，势必就要减少政府和企业的份额。民营企业由于身处竞争性行业中，不可能说让员工报酬倍增就倍增。富士康近日连续两次给员工大幅加薪的举动已使得鸿海股价大幅下挫。对政府来说，强行要求企业加薪还不如通过减税给企业减负，进而使得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可以给员工加薪。
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更多地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一方面要提高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限制甚至减少干部、公务员、垄断国有企业领导的薪酬；另一方面要把这些省下来的钱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加速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增加普通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等渠道转移给普通百姓。
资料链接 基尼系数
由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制定，为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这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界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0.5。
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资料链接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日本新上台的首相池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定下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在该计划下，池田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垮率。敢府增加了公共投资，从60年代初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再者，政府也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的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
这一场消费者革命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日本至1968年就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
最近一则国家正在酝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新闻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但与官员们一致肯定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大部分老百姓却对这一听上去很美的计划最终能否让自己得到真正的实惠表示怀疑。
“中国的GDP增速现在在8％以上，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访谈中明确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5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
如今苏所长口中所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乃是借鉴了日本当年的叫法。事实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提高两个“比重”：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首次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一个提案上交全国人大。而在苏海南看来，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通胀与工资齐飞?
国民收入倍增，听上去应该是一个令所有国民都怦然心动向往不已的梦想，然而这一消息出炉后，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虽然大家都觉得政府酝酿这一计划的初衷是对的，但大部分人却对这一计划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感到怀疑。
其中最大的担忧就在于“通胀与工资齐飞”。有网友调侃道：“收入翻番，物价翻番，双赢!”还有人说：“一套房子压垮两代人，同样翻番，工资从2000元涨到4000元，房价从100万元涨到200万元，收入翻番有用吗?要看实际购买力啊!”
不仅老百姓已经被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通胀给吓坏了，经济学家同样对此表示担忧。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收入倍增’从哪来啊?改革30多年来，收入增加10倍了，我看再有20年，增加5到10倍还是有可能的。但有用吗?你不看物价涨得更厉害吗?是现在的1000元值钱还是30年前的100元值钱被?这不明摆着的吗?”
“倍增”还是“被增”?
令更多的人担心的是，如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真的实施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但自己的财富可能因为通胀而原地踏步，甚至可能因为“收入倍增”对象和增幅的不公平而导致自己的收入“被增长”，进而导致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的实际购买力相比于社会整体财富而言反而退步了。
经济学家赵晓指出，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一批先富阶层，如果他们和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一起翻倍，那结果只会形成“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比如说年薪2万元的富士康一线作业员工资每年增长15％，年薪6000万元的马明哲也增长15％。由于基数差距太大，富士康员工所增长的收入绝对值只是马明哲收入的九牛一毛，结果可能出现社会平均工资的确增长了15％，但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了。这样的工资倍增还不如不增。
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具体落实表示担心，因为在竞争性行业中，政府无法强行要求企业为员工增加工资。从经济学上说，一味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反而会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长期看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至于迟福林在提案中所建议的实施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和工资定期增长制度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也很难落实。又如，“职工持股计划”也存在政策性的难题，如企业改制上市，就要取消职工持股。而作为非上市企业来说，如果企业效益不佳，职工持股还会造成收入减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政府不能命令企业涨工资。”因此他认为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并带动企业等社会阶层向政府部门看齐。
然而，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另一种担忧――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行业，如电力、石油、烟草等职工的平均收入，2008年时就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还有公务员阶层的实际收入也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这些人的工资显然不需要再涨了。然而，由于这一计划由政府主导，而政府能够直接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的又是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可能会变成“国家干部、公务员收入倍增计划”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收入倍增计划”。结果真正需要工资“倍增”的中低收入的普通企业职工的收入没有增加多少，而那些收入本来就高的国家干部、公务员、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倒是轻而易举地“倍增”了。其结果同样没有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而是恰恰相反。
缩小贫富差距是关键
事实上，如果只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国民收入倍增还只是在谈论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更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
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7，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严重不均，二次分配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
正如苏海南所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既是为了增加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更是为了缩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因此“倍增”的主要对象应当集中在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以及离退休人员等弱势群体中。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政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了在账面上达到“倍增”的效果而不择手段“倍增”的话，就像中央政府为了保住GDP而拼命印钱刺激经济，地方政府为了保住GDP而拼命进行低效且重复的基建投资一样，结果可能国民收入总量增加了，但通胀也水涨船高了。而且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腐蚀和扭曲，随着总量的增加，贫富差距反而更大了。
更何况，日本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并非百利无一害。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的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
化等问题也愈益严重。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虽然大幅提高了日本国民收入总量，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的问题。
避免好心办坏事
从历史上看，类似的政府好心办坏事的案例并不鲜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不需要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政府对市场的每次干预都出于善意，看起来都合情合理，但是在大多时候，干预都加剧了市场扭曲。
吴庆认为，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和城市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成了中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优势，长期以来，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抑制了工资上涨的速度，农民工报酬的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质量反而是下降的。加上户籍藩篱，异地就业者迟迟享受不到医疗、养老等基本服务，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减弱。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到来，如今中国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如今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接近“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去年珠三角的民工荒和富士康跳楼事件导致的连锁加薪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政府不应该也无法强制要求企业增加目前正在加速上升的劳动报酬。
如果说体制外的收入分配受市场调节，政府干预很可能会导致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体制内的收入分配则完全是政府的职能和权力。问题是体制内的分配不公现象同样是日趋严重，原因在于权力自肥和权力寻租，这就牵涉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无法在制度上解决现在资源和公权大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局面，即使出台并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也只能成为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分赃和利益再平衡，分配不公现象依然无法消除。
改革需要协同推进
从根本上说，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也不是光靠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可以实现的。收入倍增不是孤立的计划，而是一系列改革中的一环。例如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伴随着国民福利保险制度的建立(国民健康保险，厚生年金保险)，政府还大力建设廉租房――住宅公团，还鼓励企业建设社宅，改善国民的住房条件，减少国民的住房负担。同时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快速淘汰落后产能，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还大刀阔斧进行减税……
显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事关长远的重大决策，在没有相关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进之前，单兵突进可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公。
短评 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紧迫
文 本刊记者 邢 力
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果劳动者报酬没有随经济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只有让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道理很简单，中国消费长期不足的根源就是由于老百姓手里的钱太少，更准确地说是在CDP大蛋糕的分割上，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留给老百姓的太少――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7倍，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只增长了2.7倍和2.0倍。
可见，我国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蛋糕还太小不够分的问题，而是蛋糕分得不公平以及如果不把蛋糕分公平，蛋糕就没办法继续做大的问题。因此对政府来说，眼下分好蛋糕比继续做大蛋糕更紧迫也更重要。
GDP蛋糕就那么大，要增加老百姓的份额，势必就要减少政府和企业的份额。民营企业由于身处竞争性行业中，不可能说让员工报酬倍增就倍增。富士康近日连续两次给员工大幅加薪的举动已使得鸿海股价大幅下挫。对政府来说，强行要求企业加薪还不如通过减税给企业减负，进而使得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可以给员工加薪。
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更多地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一方面要提高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限制甚至减少干部、公务员、垄断国有企业领导的薪酬；另一方面要把这些省下来的钱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加速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增加普通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等渠道转移给普通百姓。
资料链接 基尼系数
由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制定，为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这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界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0.5。
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资料链接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日本新上台的首相池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定下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在该计划下，池田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垮率。敢府增加了公共投资，从60年代初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再者，政府也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的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
这一场消费者革命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日本至1968年就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