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马汉在《亚洲问题》中这样写道：“就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而言，近在咫尺的俄国远比任何海洋国家具有优势。”这样充满敌意的预测，对今天的中国人未免隔膜太甚。然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中俄真正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的时间只有不到1/3，却有更长的时间是处在敌视、对峙甚至军事冲突的情境下。 毋庸置疑，中俄关系的稳定对最近20余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不可低估的保障作用，但两国关系毕竟是一种互动，稳定能否持续不取决于当下某方的良好愿望。而两个陆上大国间关系的天然复杂性，以及因为领土和资源规模带来的地理政治潜力，都会对仅仅是基于情感或单一安全利益的“友情”产生挑战。
时势造就的伙伴
整个19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倾向是联美抑苏。苏东剧变并未直接带来中俄关系的密切化，叶利钦政府直到其第一任期将近结束、确认了短期内融入西方和欧洲已不可能之后，才转向东方与北京改善关系。不过这种“向东转”的成果之丰硕远远超出了双方领导人当初的估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到目前为止仍是共赢的选择。 对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而言，它的最主要和最迫切的安全压力全都来自北方，苏联军队经蒙古入侵的可能性不仅长期左右着中国的国防布局，对东北和华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明显负面影响。这种困境在中俄结成伙伴关系后有了根本性改善：中国不仅得以化解整个北方和西北陆上边境的安全焦虑，还利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大规模引进本国基础相对较差的工业技术。这一点在军工领域尤其突出：通过进口俄制武器和俄方几项重点技术，解放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最大的海空军装备有了突出进步。 另一项合作重点在能源领域。出于增加能源安全冗余度、避免进口来源单一化的考虑，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把俄罗斯当作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石油进口对象。尽管俄国原油在中国年均石油进口量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但中方对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陆上输油管道（泰纳线）在中国境内的支线一直兴趣颇浓。此项支线由西伯利亚安加尔斯克通往中国大庆，已经于2010年建成投产，每年对华输送石油达1500万吨。未来俄方仍将藉由对华能源输出换取开发远东地区所需的贷款，而陆上管道因为不易受国际局势及自然条件影响，会是一条稳定的输入路径。 在安全、经济和政治三大合作领域，俄罗斯本身更看重的仍是伙伴关系的政治象征。经历过1990年代初期被西方冷遇的羞辱，莫斯科在中国找到了对传统强国国际影响力的尊重。考虑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美国世界领导力的相对衰退，以及普京执政以来莫斯科与欧洲渐行渐远的现实，俄方对中俄关系抱有显然是过高的期待。莫斯科不止一次流露出中俄应牵头组建某种“非西方”国际联盟的倾向，这大大超出了中方对两国关系现阶段水平的期待。 莫斯科对传统均势观念的偏执，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安全争端中获得支持的概率（如莫斯科对日本的冷淡和在西藏、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必须给予适当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体现在远东经济开发中中方的投入，也可能体现在包括叙利亚问题等国际焦点问题上中俄态度的协调一致。这可能带来一种新型“搭车”—驾车者中国很大程度上为搭车者所制约。不仅如此，就东亚而言，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在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下自行确定利益基点的尝试。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原油管道方案在21世纪初的反复变更，折射出了莫斯科以油气资源为筹码、在东北亚国家间纵横捭阖的手腕，俄罗斯与越南日益扩大的军事合作则令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现阶段中俄关系的可观成果，大部分源自双方谨慎务实的态度，而非国际战略和相互利益的一致性。事实上，中俄伙伴关系在政治上的意义越是重大，它在经济特点和整体目标上的不协调越是突出。不妨把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做个比较：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性和能力上的差异“稀释”了冲突的概率，是故中美20余年来虽麻烦不断，韧性却依旧突出。而中俄两国不仅缺少与政治合作匹配的经济互补性，能力和利益也高度相似或重叠，势必降低合作的上限。历史一再证明，大陆强国间关系的脆弱程度远高过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
中亚的棋局与变局
几乎所有观察家都指出了中亚对未来中俄关系的意义。对中国而言，占全球原油储量近1/6的里海盆地是能源输入的又一安全阀，已经建成的中哈石油管道和中土天然气管道对北京具有极大现实意义。而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虽然在1990年代趋于衰弱，但经历过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和2008年的俄格战争，普京决意恢复莫斯科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一方面阻止美国和欧盟对前苏联西南部“破碎地带”的渗透，以防中亚国家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的搅局者，另一方面也警惕中亚极端主义分离势力侵入俄国本土。 相比在东亚，中俄在中亚的伙伴关系默契感更强。俄罗斯在许多时候默许中国经济力量在这一地区的延伸，中国则谨慎地将其中亚战略限制在经济领域。但这种状况就长期而言很难维持—美国自阿富汗全面撤军之后，推动中俄两国在中亚维持团结的一大主因已经消解，而中亚与北京之间经济关系的密切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政治接近，这会给中俄友情带来变数。最近两年来，不少中国问题研究者提出“西进”口号，倡导把北京领导下的欧亚大陆腹地政治经济整合作为未来10年对外战略的重心，以充当中美在亚洲大陆东部关系趋冷时的“战略对冲”。 这种“对冲”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被莫斯科察觉到了—2011年10月3日，普京在《消息报》发表文章，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同年11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计划到2015年正式建立“欧亚联盟”。这一联盟绝非单纯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而是对中国在中亚经济地位日趋上升的一种制衡，与2010年以来普京在其西部和南部邻国恢复控制力的举措是一以贯之的。在能源布局上，莫斯科“重返中亚”将限制中国从这一地区获得油气资源的自由度，进而在中俄能源博弈中占据主动；不仅如此，这一组织完全可能覆盖甚至取代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使中国在上合框架内已经取得的事实领导者地位被架空。 经历了叶利钦时代被欧洲拒绝、爆发车臣战争、国际影响力急剧衰落的冲击，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已经放弃了依托文化和“软实力”重建国际威望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倚重油气筹码和“硬实力”来投射存在感，对南部和西部国家的政治倾向尤其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莫斯科会放任中国全面进军中亚。 从历史上看，俄国这个“心脏地带”强国具有双重战略属性：一方面，作为“前哥伦布时代”草原民族的继承者，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对外扩张方面拥有先天便利，从而引来西方强国针对它组建的包围圈；另一方面，它很容易和外围海上强国联手，共同对抗“边缘地带”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强国。1815年，正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陆军与英国舰队一起埋葬了拿破仑帝国；1914年和1941年，俄国两次与海洋强国结盟，在对抗德国这个“边缘地带”国家的战争中担当中坚。今天的局面与之相当类似—中国这个海陆复合型强国已经对主导性海上国家（美国）构成了压力，而俄罗斯却丧失了恢复苏联陆上霸权的可能。当莫斯科感到来自东方的压力构成挑战时，它的自然倾向必是与海洋强国结盟。这样一组三角关系中，被抑制的对象将不是1970年代的“社会帝国主义”，而会是今日的“伙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征宇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1900年，马汉在《亚洲问题》中这样写道：“就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而言，近在咫尺的俄国远比任何海洋国家具有优势。”这样充满敌意的预测，对今天的中国人未免隔膜太甚。然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中俄真正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的时间只有不到1/3，却有更长的时间是处在敌视、对峙甚至军事冲突的情境下。 毋庸置疑，中俄关系的稳定对最近20余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不可低估的保障作用，但两国关系毕竟是一种互动，稳定能否持续不取决于当下某方的良好愿望。而两个陆上大国间关系的天然复杂性，以及因为领土和资源规模带来的地理政治潜力，都会对仅仅是基于情感或单一安全利益的“友情”产生挑战。
时势造就的伙伴
整个19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倾向是联美抑苏。苏东剧变并未直接带来中俄关系的密切化，叶利钦政府直到其第一任期将近结束、确认了短期内融入西方和欧洲已不可能之后，才转向东方与北京改善关系。不过这种“向东转”的成果之丰硕远远超出了双方领导人当初的估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到目前为止仍是共赢的选择。 对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而言，它的最主要和最迫切的安全压力全都来自北方，苏联军队经蒙古入侵的可能性不仅长期左右着中国的国防布局，对东北和华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明显负面影响。这种困境在中俄结成伙伴关系后有了根本性改善：中国不仅得以化解整个北方和西北陆上边境的安全焦虑，还利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大规模引进本国基础相对较差的工业技术。这一点在军工领域尤其突出：通过进口俄制武器和俄方几项重点技术，解放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最大的海空军装备有了突出进步。 另一项合作重点在能源领域。出于增加能源安全冗余度、避免进口来源单一化的考虑，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把俄罗斯当作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石油进口对象。尽管俄国原油在中国年均石油进口量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但中方对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陆上输油管道（泰纳线）在中国境内的支线一直兴趣颇浓。此项支线由西伯利亚安加尔斯克通往中国大庆，已经于2010年建成投产，每年对华输送石油达1500万吨。未来俄方仍将藉由对华能源输出换取开发远东地区所需的贷款，而陆上管道因为不易受国际局势及自然条件影响，会是一条稳定的输入路径。 在安全、经济和政治三大合作领域，俄罗斯本身更看重的仍是伙伴关系的政治象征。经历过1990年代初期被西方冷遇的羞辱，莫斯科在中国找到了对传统强国国际影响力的尊重。考虑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美国世界领导力的相对衰退，以及普京执政以来莫斯科与欧洲渐行渐远的现实，俄方对中俄关系抱有显然是过高的期待。莫斯科不止一次流露出中俄应牵头组建某种“非西方”国际联盟的倾向，这大大超出了中方对两国关系现阶段水平的期待。 莫斯科对传统均势观念的偏执，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安全争端中获得支持的概率（如莫斯科对日本的冷淡和在西藏、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必须给予适当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体现在远东经济开发中中方的投入，也可能体现在包括叙利亚问题等国际焦点问题上中俄态度的协调一致。这可能带来一种新型“搭车”—驾车者中国很大程度上为搭车者所制约。不仅如此，就东亚而言，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在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下自行确定利益基点的尝试。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原油管道方案在21世纪初的反复变更，折射出了莫斯科以油气资源为筹码、在东北亚国家间纵横捭阖的手腕，俄罗斯与越南日益扩大的军事合作则令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现阶段中俄关系的可观成果，大部分源自双方谨慎务实的态度，而非国际战略和相互利益的一致性。事实上，中俄伙伴关系在政治上的意义越是重大，它在经济特点和整体目标上的不协调越是突出。不妨把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做个比较：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性和能力上的差异“稀释”了冲突的概率，是故中美20余年来虽麻烦不断，韧性却依旧突出。而中俄两国不仅缺少与政治合作匹配的经济互补性，能力和利益也高度相似或重叠，势必降低合作的上限。历史一再证明，大陆强国间关系的脆弱程度远高过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
中亚的棋局与变局
几乎所有观察家都指出了中亚对未来中俄关系的意义。对中国而言，占全球原油储量近1/6的里海盆地是能源输入的又一安全阀，已经建成的中哈石油管道和中土天然气管道对北京具有极大现实意义。而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虽然在1990年代趋于衰弱，但经历过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和2008年的俄格战争，普京决意恢复莫斯科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一方面阻止美国和欧盟对前苏联西南部“破碎地带”的渗透，以防中亚国家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的搅局者，另一方面也警惕中亚极端主义分离势力侵入俄国本土。 相比在东亚，中俄在中亚的伙伴关系默契感更强。俄罗斯在许多时候默许中国经济力量在这一地区的延伸，中国则谨慎地将其中亚战略限制在经济领域。但这种状况就长期而言很难维持—美国自阿富汗全面撤军之后，推动中俄两国在中亚维持团结的一大主因已经消解，而中亚与北京之间经济关系的密切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政治接近，这会给中俄友情带来变数。最近两年来，不少中国问题研究者提出“西进”口号，倡导把北京领导下的欧亚大陆腹地政治经济整合作为未来10年对外战略的重心，以充当中美在亚洲大陆东部关系趋冷时的“战略对冲”。 这种“对冲”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被莫斯科察觉到了—2011年10月3日，普京在《消息报》发表文章，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同年11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计划到2015年正式建立“欧亚联盟”。这一联盟绝非单纯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而是对中国在中亚经济地位日趋上升的一种制衡，与2010年以来普京在其西部和南部邻国恢复控制力的举措是一以贯之的。在能源布局上，莫斯科“重返中亚”将限制中国从这一地区获得油气资源的自由度，进而在中俄能源博弈中占据主动；不仅如此，这一组织完全可能覆盖甚至取代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使中国在上合框架内已经取得的事实领导者地位被架空。 经历了叶利钦时代被欧洲拒绝、爆发车臣战争、国际影响力急剧衰落的冲击，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已经放弃了依托文化和“软实力”重建国际威望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倚重油气筹码和“硬实力”来投射存在感，对南部和西部国家的政治倾向尤其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莫斯科会放任中国全面进军中亚。 从历史上看，俄国这个“心脏地带”强国具有双重战略属性：一方面，作为“前哥伦布时代”草原民族的继承者，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对外扩张方面拥有先天便利，从而引来西方强国针对它组建的包围圈；另一方面，它很容易和外围海上强国联手，共同对抗“边缘地带”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强国。1815年，正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陆军与英国舰队一起埋葬了拿破仑帝国；1914年和1941年，俄国两次与海洋强国结盟，在对抗德国这个“边缘地带”国家的战争中担当中坚。今天的局面与之相当类似—中国这个海陆复合型强国已经对主导性海上国家（美国）构成了压力，而俄罗斯却丧失了恢复苏联陆上霸权的可能。当莫斯科感到来自东方的压力构成挑战时，它的自然倾向必是与海洋强国结盟。这样一组三角关系中，被抑制的对象将不是1970年代的“社会帝国主义”，而会是今日的“伙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征宇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