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 人物性格分析。
诸葛亮——完美主义人格的悲哀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完人。他集智慧、忠恕、正直、谦洁于一身，是世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可惜，诸葛亮人格中有相当的完美主义品质，这使得他在处事务求尽善尽美，不容马虎，凡事放心不下，终而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情结表现出来。
一、效忠以死情结
依照陈寿之《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章武三年春，先生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白帝城托弧是中国代君臣关系的一出绝戏，这前一半戏是由刘备唱的，因为他巧言托孤，给人诸葛亮以无限的信任和尊重；而这后一半戏则是由诸葛亮唱的，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在刘备病榻前的誓言。
换言之，刘备的一番临终之言使诸葛扣上 “效忠以死情结”。它使得诸葛亮凡事必言不负先帝之托，不辱先帝之望。所以诸葛亮可以心甘情愿地夙兴夜寐，日现万机，意尤嫌不足。而当他听说司马懿评论他“食少事烦，岂能长久？”时，泣曰道：“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可见诸葛亮“效忠以死情结”有多深。
由此，诸葛亮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度外，只要是能做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就报效这对先帝的一片忠心。如此算来，诸葛亮死在五丈原绝非偶然，他要以自己的死来实现两个目的：一是报答主公对他的无限信任，二是为后人树立一个榜样，激励他们去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 诸葛亮的聪明，也在体现在对死的态度上。
二、克复中原情结
诸葛亮受刘备托孤之重，视克复中原为已之大任，经年用兵不断，虽皆无功而退，却仍矢志不渝。诸葛亮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追求克复中原之大计，也在于他怀有“克复中原情结”。
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好为梁父吟，以管仲、乐毅自许。诸葛亮虽在隆中躬耕陇田，却尽晓天下大事，他在寻找可以使自己施展抱负的主子，而这个人一事实上要性刘。而当时刘姓权势人物只有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此二人皆无大器之像。所以诸葛亮其实早已注意到了刘皇叔的存在，使其三顾而相见不过是想吊吊他的胃口，试一试他的诚心。一旦刘备表现出了其诚意，诸葛亮即以三分天下之大计指点刘备，使其顿有如鱼得水之感。于是一代君臣相依的楷模即这样出现了。其实诸葛亮期盼刘备之心一点不亚于刘备期盼孔明之心。
诸葛亮辅佐刘备，志在匡扶汉室，一统天下。可惜刘备中道故去，于是克复中原的重任就全落在诸葛亮一人身。诸葛亮日夜图报答先帝之恩，经年在外作战，不能督教后主刘禅及自己的儿子诸葛瞻，使他们成为贪图安逸，纸上谈兵之徒。但在诸葛亮心中，中原一日不克，他一日就不心安。诸葛亮“克复中原情结”之深可谓到了强迫意念的地步。
可惜诸葛亮每次出兵都要绕道祁山，先攻长安而后望洛阳。而人们稍稍看看三国时地图便知，祁山一带不光山高路险，而且尽是不毛之地，周旋起来十分不便，根本不宜做长久打算。但诸葛亮还是不辞劳苦，八年间六出祁山，结果将自己的性命也答了进去。其实，若是刘备在世，也未必会有六祁山之举。诸葛亮出山是为了克复中原，匡扶汉室，病殁也是在克复中原途中。其“克复中原情结”之深，令人泣下。
相比之下，东吴君臣，虽国势强过蜀汉，又据有荆州之战略要地，却从不言克复中原之事，而是随遇而安。由此，在东吴做臣子比在蜀国轻松得多。难怪诸葛瑾会有机会好好调教诸葛恪，结果父子皆成为东吴之权臣。诸葛瑾并不比乃弟功勋卓越，但其子诸葛恪对东吴政坛怕产生的影响绝不是乃侄诸葛瞻所能相比的。也不知诸葛瑾、亮两兄弟九泉之下怎样讨论这件事情。
三、云长—文长情结
诸葛亮死不瞑目之事是未能克复中原，而克复中原未成的根源之一在于关羽失荆州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所以诸葛亮对关云长有一股说不出的失望感。
云长性格逞强要胜，刚愎自负，傲上而不凌弱，终误大事。然而蜀营中却有一人从像貌到性格
都神似云长，这就是魏文长。《三国演义》第53回中介绍魏延出场时描写他“面如重枣，目若朗星，”这与其第1回介绍云长出场之“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有雷同之处。而《三国志》卷40《魏延传》中介绍魏延曰：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所以，魏延之为人与关习几近相似，加上文，云二字在古汉语中发音亦很相近，所以喊文长很容易使人想起云长。此外，诸葛亮平生办事以谨慎为本，最忌讳见那种口出妄言之人。关习贵为主公二弟，是名震华夏的大将，诸葛亮不得不敬他三分。而魏文长是后来之人，诸葛亮断无敬他之理。所以诸葛亮有机会就打压魏文长的气焰，潜意识中是在宣泄对关文长的怨恨。
关云长不贯彻诸葛亮之“东各孙权”的策略，使之腹背受敌，失了荆州，使刘备、诸葛亮之克复中原，匡扶汉室之大计受挫。云长人之已死，不可追究，可文长说话办事有如云长复生，能不使诸葛亮心生厌感吗？特别是诸葛亮每每出川，都要远涉祁山月余才能抵达渭水一带，而如荆州不失，蜀军由水道出川，不过十数日。可文长又偏偏不识相，屡屡提出要孤军奋入，且不谈其胜算把握如何就是其粮草供济也难保障，这岂不又是关公当初动不动言以五百小校而取大城池之狂妄吗？想到这里，诸葛亮能不烦恼吗？
诸葛亮之云长一文长情结就是这般形成的，其天长日久必然对魏延产生一股说不出的厌感来。所以诸葛亮打压魏文长，其实也是在打击关云长当初的自傲气焰。诸葛亮明知蜀军除了自己当数魏延最有智谋，却在临死故意举魏延的敌对头杨仪做主帅，这分明是在逼魏延造反！
想来这都是诸葛亮之云长一文长情结怕酿下的祸根。
诸葛亮完美主义人格的心理分析
千百年来，诸葛亮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完美化身。但在诸葛亮的完美形象背后，业邮他几多难言的无奈。诸葛亮自知人寿有数，只能靠自己的行动来感化后人去继承他的遗志，这当是他最大的无奈。
诸葛亮的完美主义人格使他做事务求尽善尽美，不容出半点差错，也不敢承担任何风险。他宁肯自己劳累致死，也不愿有一丝放松，更不敢大胆的放权于属下。这一切给诸葛亮创造了几多辉煌，却也使他蒙受了一些不该有的损失，丧失了一些大好的机会。
可惜人们看诸葛亮只看其人格完美不看其人格缺陷。诸葛亮不是一个完人，这正如陈寿评论时所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内容提要】 千百年来，由于《三国演义》的流行，曹操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对其形象的评判从古至今褒贬不一，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使小说把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奸雄。曹操在性格上的繁复、能力的全面、正邪的杂糅等诸方面，显出其最难被人盖棺论定的丰富和庞杂。我们努力从历史的和艺术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曹操。
【关键词】 曹操 性格 奸雄
曹操的性格是由高能核心人才素质与封建政治家权谋品行对应组成的性格，而且是互补的结构形态。前者可以概括为“雄”，后者可以概括为“奸”。奸雄统一在一起，即雄中有奸，奸中有雄。究竟雄的性格素质在什么情境下占主导地位，奸的性格素质在什么情境下占主导地位，一般来说是随着影响其性格构成的历史现实的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首先是宏观时空。宦官集团是东汉末年一切腐朽势力的代表，曹操虽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大官僚大地主的豪强士族，而他一踏入政界却反宦官、反专制、反董卓，不仅符合历史的大潮流，而且展现其高能核心人才素质：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意识；广揽人才，扩大政治势力，发挥群体优势，以弱克强。特别是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显示出曹操性格的不同凡俗、英明卓识和雄才大略。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中“雄”的一面。但这一切毕竟是在具体空间中展示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按照艺术的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奸雄的典型形象，不仅他的言语、行为已经偏离历史的真实，而且浸透了作家的审美感情。其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的奸雄的形象，他有奸诈、自私、残忍、多疑的性格侧面，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统治
者所具有的全部特点：笼络人心而又嫉贤妒才，刚愎自用而有机谋权变；刻薄暴虐而又豪爽多智；坦诚中总带几分虚诈，大度中常含几成小气。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到“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曹操高能核心人才的素质是“雄”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意识。
曹操乘东汉末年各地豪强拥兵割据之机起兵，改编青州黄巾军为青州兵，独立发展武装，在南北征战中雄距一方，成为魏、蜀、吴鼎足之势中的主导力量。曹操博采兵、法、儒、道等诸家思想，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摘要》，又注《孙武》十三篇，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战，皆以新书从事”。①其著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其军事思想。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是吴王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②，“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除暴乱维护汉室而举义兵；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税，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著名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他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在治军方面，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认为“礼不可治兵”③，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政失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④。他“揽申、商之法术”⑤，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为保证法规的实行，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⑥。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爵”。⑦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他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中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⑧在谋略思想方面，曹操说：“欲攻敌，必先谋”。⑨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是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⑩他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⑴从而将其谋略思想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正法的基础上，显示出求实、尚变两大特点。他强调“兵无常行”，“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致胜，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等情况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在这方面曹操确是运筹帷幄、鞭挞宇内的一代豪杰。
2) 广揽人才，扩大政治势力
在封建社会，凡有王霸之士的豪强，如果手下没有一批忠实而智勇双全的人才，那么 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必然走向失败。在把聚揽人才，扩充自己的实力，看作是事业的根本、竞争胜败的决定因素这一点上，曹操诚属最早富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军事家。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曹操的用人政策里才能是大于德的。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截取《三国演义》中的章节来说明问题，而是看曹操所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诸葛亮曾经说过：“曹操比于袁绍，则各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胜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认为“将贤则国安”⑵，“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因此主张“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⑶，唯才是举。他拔于禁、乐进等于行阵之间，擢张辽、张合、徐晃等于俘虏营内，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曹操
陈留起兵时，“先发矫诏，驰报各道，然后招集义兵，竖起招兵白旗一面，上书“忠义”两字，不数日间，应募之士，如雨骈集”。乐进、李典、夏侯淳、夏侯渊、曹仁、曹洪都是那时来的，成为曹氏的基本骨干力量。就《三国演义》而言，罗贯中对曹操爱惜人才极为肯定，极为赞赏。他运用对比的手法，将曹操与袁绍作了鲜明的对照，取得了绝妙的表达效果。三国时代最初唯一能与曹操势力抗衡的袁绍，很快被曹操所灭。任意排挤和践踏人才是导致袁绍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许攸是袁绍的谋士，袁绍对他不仅言不听、计不从，反而怒骂其为“滥行匹夫”其逼至欲拔剑自刎的地步。而曹操对许攸确是另一番情形。《三国演义》中是这样描述的：许攸径投曹宅，军士忙报入寨”。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罗贯中以精练的语言把曹操丰富而朴实、热烈而真诚的思想感情充分展示出来，把曹操对许攸这个降将友好、亲近、厚爱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极其生动感人，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曹操这个伟大政治家的宽大胸怀、礼贤下士的良德美操，还有待人的精明和高超。曹操的感情投入，换取了许攸的信赖，许攸当即献出大烧袁绍乌巢粮仓之计，曹操依计而行，袁绍惨败，最终为曹操所灭。一个古代政治家，能密切关注部下将士的情绪，能懂得民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能认识到人心相向的极端重要，毕竟是明达过人的。
3) 发挥群体优势，以弱克强。
曹操特别善于发挥曹氏集团的群体优势，这是统帅人物的优秀品格，也是一个集团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那些大大小小的豪强集团无一不附有智囊人物，为什么有的不断走向胜利？有的日渐衰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主能不能发挥群体的智慧，借用“智囊”决策，选择最佳方案，争取最佳效果。每个豪强集团是一个人才群结构，它表现为不同年龄、不同素质、不同才能、不同地位的集合体。由于不同的个体智能结构的差异，或情感、利益的不同，即使同一豪强集团的谋士对同一问题也会见解分歧，各执己见。当此关头，就特别需要主帅鼓励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而后利弊相较，从中选优。曹操的多谋善断正表现在这上面。在曹操的帐下集中了很多的谋臣武将，其人数之多，能力之强，都远远超过了刘备与孙权。其中有名的有许攸、郭嘉、刘晔、程昱、董昭、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等人。这些人都终生为他效力，无一反叛者。曹操在他的《短歌行》中写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曹操渴望贤才的急切心情，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上面，我们主要分析了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性格中的高能核心人才素质的表现，而且这一性格与曹操政治处于上升时期相联系，成为曹操这一历史阶段性格中的主导因素。与这一主导性格相伴随的另一面——兼处于非主导地位。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罗贯中扭曲化、艺术典型化，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有原因的。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都城设在北方的朝代，就会以直接继承曹魏的西晋司马炎的晋朝为正统。而定都在南方的就会以刘备的蜀国为正统。明朝定都南京，罗贯中于是就取了刘备做正统。另外，封建王朝一直认为不是同姓人篡位的就是乱臣贼子，曹丕废汉称魏，所以曹操也就背了另外一个骂名。在《三国演义》开篇没多久，作者就用一个名叫许韶的人物来评价他：“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也就是说，作者尽管对他抱有偏见，却还在对他的能力认同。
《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狠毒残忍的行为的描写，确能激起人们对曹操的切肤之恨，无疑也成为曹操被唾骂为奸雄的一个重要根据之一，曹操不仅镇压敌人手段残酷，而且对下属持法严厉，甚至错杀不少无辜。一面行文天下即使不忠不孝也要“唯才是举”，一面却又诬以不孝的罪名，杀了才华横溢的孔北海，且又“很有本事”地略使小计不露声色地谋杀了弥衡和杨修。在捕杀阴谋除掉他的帝后势力——董承集团时，曹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干，亦愈发残暴。他发现御医吉平下药要毒害自己时，便处其酷刑，削其指，割其舌，打得皮开肉裂，令人目不刃睹；仅衣带诏之事，就一举杀害七百余人。这固是曹操狠毒残忍性格的暴露，却也是时势促使的结果。曹操曾说：“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政治斗争从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他不得不狠很地打击腐败的政治势力。否则，他将被这种势力吃掉。《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徐州屠城、水淹邺城、华佗被害、近侍被杀、
出于恐惧和猜忌杀吕伯奢一家、为引诱吕布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等第，确是曹操凶残性格的大暴露。罗贯中借助这一艺术形象严正地抨击了剥削阶级英雄的残忍，深刻揭示了曹操这类政治人物固有的谋功逐利，不择手段的阶级本质。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确实奸诈，俗话说不奸不诈不为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为成为“治世之能臣”和“安天下之人”，竟使自己成为一个玩弄权力的能手，他曾施“二虎竟食”和“驱虎吞狼”之计，离间刘备与吕布的关系以削弱敌方势力；曾以割发代首来震服军心、严明军纪；曾礼葬关羽首级以便在蜀吴打起来的时候从中渔利，如此等等，哪一件事不是出于他勃勃雄心的需要。的确，曹操奸邪诡诈、灵活机变而赢得的功利和成效是令人瞩目的。尽管未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意愿，却结束了东汉末年长期豪族混战的局面，对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对推动历史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实，曹操的奸邪诡诈已成为其性格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这一个艺术形象的重要标志之一。罗贯中笔下的曹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英雄人物。倘若曹操玩弄权术应该抨击的话，那么受人颂扬的诸葛亮该如何说法：在许多方面他玩弄权术的本领比曹操实有过之。有作为的政治家哪个不玩弄权术？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应该同评价历史的曹操一样依据其历史贡献的大小，而不应依据其个人抽象的道德和情操的优势。总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成功的塑造了曹操这一个性格独特而形象鲜明生动而伟大的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统一北部中国的奸雄英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Ⅰ ⑪⑫⑮⑯⑰⑱⑶《三国志·武帝纪》陈寿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Ⅱ ⑬⑲⑵《孙子注》孙武撰 曹操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Ⅲ ⑭《三国志·郭嘉传》陈寿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Ⅳ ⑳ 《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 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三国演义》 人物性格分析。
诸葛亮——完美主义人格的悲哀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完人。他集智慧、忠恕、正直、谦洁于一身，是世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可惜，诸葛亮人格中有相当的完美主义品质，这使得他在处事务求尽善尽美，不容马虎，凡事放心不下，终而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情结表现出来。
一、效忠以死情结
依照陈寿之《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章武三年春，先生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白帝城托弧是中国代君臣关系的一出绝戏，这前一半戏是由刘备唱的，因为他巧言托孤，给人诸葛亮以无限的信任和尊重；而这后一半戏则是由诸葛亮唱的，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在刘备病榻前的誓言。
换言之，刘备的一番临终之言使诸葛扣上 “效忠以死情结”。它使得诸葛亮凡事必言不负先帝之托，不辱先帝之望。所以诸葛亮可以心甘情愿地夙兴夜寐，日现万机，意尤嫌不足。而当他听说司马懿评论他“食少事烦，岂能长久？”时，泣曰道：“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可见诸葛亮“效忠以死情结”有多深。
由此，诸葛亮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度外，只要是能做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就报效这对先帝的一片忠心。如此算来，诸葛亮死在五丈原绝非偶然，他要以自己的死来实现两个目的：一是报答主公对他的无限信任，二是为后人树立一个榜样，激励他们去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 诸葛亮的聪明，也在体现在对死的态度上。
二、克复中原情结
诸葛亮受刘备托孤之重，视克复中原为已之大任，经年用兵不断，虽皆无功而退，却仍矢志不渝。诸葛亮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追求克复中原之大计，也在于他怀有“克复中原情结”。
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好为梁父吟，以管仲、乐毅自许。诸葛亮虽在隆中躬耕陇田，却尽晓天下大事，他在寻找可以使自己施展抱负的主子，而这个人一事实上要性刘。而当时刘姓权势人物只有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此二人皆无大器之像。所以诸葛亮其实早已注意到了刘皇叔的存在，使其三顾而相见不过是想吊吊他的胃口，试一试他的诚心。一旦刘备表现出了其诚意，诸葛亮即以三分天下之大计指点刘备，使其顿有如鱼得水之感。于是一代君臣相依的楷模即这样出现了。其实诸葛亮期盼刘备之心一点不亚于刘备期盼孔明之心。
诸葛亮辅佐刘备，志在匡扶汉室，一统天下。可惜刘备中道故去，于是克复中原的重任就全落在诸葛亮一人身。诸葛亮日夜图报答先帝之恩，经年在外作战，不能督教后主刘禅及自己的儿子诸葛瞻，使他们成为贪图安逸，纸上谈兵之徒。但在诸葛亮心中，中原一日不克，他一日就不心安。诸葛亮“克复中原情结”之深可谓到了强迫意念的地步。
可惜诸葛亮每次出兵都要绕道祁山，先攻长安而后望洛阳。而人们稍稍看看三国时地图便知，祁山一带不光山高路险，而且尽是不毛之地，周旋起来十分不便，根本不宜做长久打算。但诸葛亮还是不辞劳苦，八年间六出祁山，结果将自己的性命也答了进去。其实，若是刘备在世，也未必会有六祁山之举。诸葛亮出山是为了克复中原，匡扶汉室，病殁也是在克复中原途中。其“克复中原情结”之深，令人泣下。
相比之下，东吴君臣，虽国势强过蜀汉，又据有荆州之战略要地，却从不言克复中原之事，而是随遇而安。由此，在东吴做臣子比在蜀国轻松得多。难怪诸葛瑾会有机会好好调教诸葛恪，结果父子皆成为东吴之权臣。诸葛瑾并不比乃弟功勋卓越，但其子诸葛恪对东吴政坛怕产生的影响绝不是乃侄诸葛瞻所能相比的。也不知诸葛瑾、亮两兄弟九泉之下怎样讨论这件事情。
三、云长—文长情结
诸葛亮死不瞑目之事是未能克复中原，而克复中原未成的根源之一在于关羽失荆州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所以诸葛亮对关云长有一股说不出的失望感。
云长性格逞强要胜，刚愎自负，傲上而不凌弱，终误大事。然而蜀营中却有一人从像貌到性格
都神似云长，这就是魏文长。《三国演义》第53回中介绍魏延出场时描写他“面如重枣，目若朗星，”这与其第1回介绍云长出场之“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有雷同之处。而《三国志》卷40《魏延传》中介绍魏延曰：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所以，魏延之为人与关习几近相似，加上文，云二字在古汉语中发音亦很相近，所以喊文长很容易使人想起云长。此外，诸葛亮平生办事以谨慎为本，最忌讳见那种口出妄言之人。关习贵为主公二弟，是名震华夏的大将，诸葛亮不得不敬他三分。而魏文长是后来之人，诸葛亮断无敬他之理。所以诸葛亮有机会就打压魏文长的气焰，潜意识中是在宣泄对关文长的怨恨。
关云长不贯彻诸葛亮之“东各孙权”的策略，使之腹背受敌，失了荆州，使刘备、诸葛亮之克复中原，匡扶汉室之大计受挫。云长人之已死，不可追究，可文长说话办事有如云长复生，能不使诸葛亮心生厌感吗？特别是诸葛亮每每出川，都要远涉祁山月余才能抵达渭水一带，而如荆州不失，蜀军由水道出川，不过十数日。可文长又偏偏不识相，屡屡提出要孤军奋入，且不谈其胜算把握如何就是其粮草供济也难保障，这岂不又是关公当初动不动言以五百小校而取大城池之狂妄吗？想到这里，诸葛亮能不烦恼吗？
诸葛亮之云长一文长情结就是这般形成的，其天长日久必然对魏延产生一股说不出的厌感来。所以诸葛亮打压魏文长，其实也是在打击关云长当初的自傲气焰。诸葛亮明知蜀军除了自己当数魏延最有智谋，却在临死故意举魏延的敌对头杨仪做主帅，这分明是在逼魏延造反！
想来这都是诸葛亮之云长一文长情结怕酿下的祸根。
诸葛亮完美主义人格的心理分析
千百年来，诸葛亮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完美化身。但在诸葛亮的完美形象背后，业邮他几多难言的无奈。诸葛亮自知人寿有数，只能靠自己的行动来感化后人去继承他的遗志，这当是他最大的无奈。
诸葛亮的完美主义人格使他做事务求尽善尽美，不容出半点差错，也不敢承担任何风险。他宁肯自己劳累致死，也不愿有一丝放松，更不敢大胆的放权于属下。这一切给诸葛亮创造了几多辉煌，却也使他蒙受了一些不该有的损失，丧失了一些大好的机会。
可惜人们看诸葛亮只看其人格完美不看其人格缺陷。诸葛亮不是一个完人，这正如陈寿评论时所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内容提要】 千百年来，由于《三国演义》的流行，曹操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对其形象的评判从古至今褒贬不一，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使小说把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奸雄。曹操在性格上的繁复、能力的全面、正邪的杂糅等诸方面，显出其最难被人盖棺论定的丰富和庞杂。我们努力从历史的和艺术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曹操。
【关键词】 曹操 性格 奸雄
曹操的性格是由高能核心人才素质与封建政治家权谋品行对应组成的性格，而且是互补的结构形态。前者可以概括为“雄”，后者可以概括为“奸”。奸雄统一在一起，即雄中有奸，奸中有雄。究竟雄的性格素质在什么情境下占主导地位，奸的性格素质在什么情境下占主导地位，一般来说是随着影响其性格构成的历史现实的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首先是宏观时空。宦官集团是东汉末年一切腐朽势力的代表，曹操虽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大官僚大地主的豪强士族，而他一踏入政界却反宦官、反专制、反董卓，不仅符合历史的大潮流，而且展现其高能核心人才素质：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意识；广揽人才，扩大政治势力，发挥群体优势，以弱克强。特别是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显示出曹操性格的不同凡俗、英明卓识和雄才大略。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中“雄”的一面。但这一切毕竟是在具体空间中展示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按照艺术的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奸雄的典型形象，不仅他的言语、行为已经偏离历史的真实，而且浸透了作家的审美感情。其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的奸雄的形象，他有奸诈、自私、残忍、多疑的性格侧面，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统治
者所具有的全部特点：笼络人心而又嫉贤妒才，刚愎自用而有机谋权变；刻薄暴虐而又豪爽多智；坦诚中总带几分虚诈，大度中常含几成小气。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到“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曹操高能核心人才的素质是“雄”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意识。
曹操乘东汉末年各地豪强拥兵割据之机起兵，改编青州黄巾军为青州兵，独立发展武装，在南北征战中雄距一方，成为魏、蜀、吴鼎足之势中的主导力量。曹操博采兵、法、儒、道等诸家思想，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摘要》，又注《孙武》十三篇，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战，皆以新书从事”。①其著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其军事思想。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是吴王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②，“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除暴乱维护汉室而举义兵；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税，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著名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他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在治军方面，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认为“礼不可治兵”③，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政失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④。他“揽申、商之法术”⑤，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为保证法规的实行，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⑥。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爵”。⑦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他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中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⑧在谋略思想方面，曹操说：“欲攻敌，必先谋”。⑨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是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⑩他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⑴从而将其谋略思想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正法的基础上，显示出求实、尚变两大特点。他强调“兵无常行”，“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致胜，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等情况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在这方面曹操确是运筹帷幄、鞭挞宇内的一代豪杰。
2) 广揽人才，扩大政治势力
在封建社会，凡有王霸之士的豪强，如果手下没有一批忠实而智勇双全的人才，那么 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必然走向失败。在把聚揽人才，扩充自己的实力，看作是事业的根本、竞争胜败的决定因素这一点上，曹操诚属最早富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军事家。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曹操的用人政策里才能是大于德的。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截取《三国演义》中的章节来说明问题，而是看曹操所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诸葛亮曾经说过：“曹操比于袁绍，则各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胜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认为“将贤则国安”⑵，“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因此主张“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⑶，唯才是举。他拔于禁、乐进等于行阵之间，擢张辽、张合、徐晃等于俘虏营内，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曹操
陈留起兵时，“先发矫诏，驰报各道，然后招集义兵，竖起招兵白旗一面，上书“忠义”两字，不数日间，应募之士，如雨骈集”。乐进、李典、夏侯淳、夏侯渊、曹仁、曹洪都是那时来的，成为曹氏的基本骨干力量。就《三国演义》而言，罗贯中对曹操爱惜人才极为肯定，极为赞赏。他运用对比的手法，将曹操与袁绍作了鲜明的对照，取得了绝妙的表达效果。三国时代最初唯一能与曹操势力抗衡的袁绍，很快被曹操所灭。任意排挤和践踏人才是导致袁绍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许攸是袁绍的谋士，袁绍对他不仅言不听、计不从，反而怒骂其为“滥行匹夫”其逼至欲拔剑自刎的地步。而曹操对许攸确是另一番情形。《三国演义》中是这样描述的：许攸径投曹宅，军士忙报入寨”。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罗贯中以精练的语言把曹操丰富而朴实、热烈而真诚的思想感情充分展示出来，把曹操对许攸这个降将友好、亲近、厚爱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极其生动感人，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曹操这个伟大政治家的宽大胸怀、礼贤下士的良德美操，还有待人的精明和高超。曹操的感情投入，换取了许攸的信赖，许攸当即献出大烧袁绍乌巢粮仓之计，曹操依计而行，袁绍惨败，最终为曹操所灭。一个古代政治家，能密切关注部下将士的情绪，能懂得民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能认识到人心相向的极端重要，毕竟是明达过人的。
3) 发挥群体优势，以弱克强。
曹操特别善于发挥曹氏集团的群体优势，这是统帅人物的优秀品格，也是一个集团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那些大大小小的豪强集团无一不附有智囊人物，为什么有的不断走向胜利？有的日渐衰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主能不能发挥群体的智慧，借用“智囊”决策，选择最佳方案，争取最佳效果。每个豪强集团是一个人才群结构，它表现为不同年龄、不同素质、不同才能、不同地位的集合体。由于不同的个体智能结构的差异，或情感、利益的不同，即使同一豪强集团的谋士对同一问题也会见解分歧，各执己见。当此关头，就特别需要主帅鼓励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而后利弊相较，从中选优。曹操的多谋善断正表现在这上面。在曹操的帐下集中了很多的谋臣武将，其人数之多，能力之强，都远远超过了刘备与孙权。其中有名的有许攸、郭嘉、刘晔、程昱、董昭、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等人。这些人都终生为他效力，无一反叛者。曹操在他的《短歌行》中写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曹操渴望贤才的急切心情，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上面，我们主要分析了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性格中的高能核心人才素质的表现，而且这一性格与曹操政治处于上升时期相联系，成为曹操这一历史阶段性格中的主导因素。与这一主导性格相伴随的另一面——兼处于非主导地位。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罗贯中扭曲化、艺术典型化，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有原因的。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都城设在北方的朝代，就会以直接继承曹魏的西晋司马炎的晋朝为正统。而定都在南方的就会以刘备的蜀国为正统。明朝定都南京，罗贯中于是就取了刘备做正统。另外，封建王朝一直认为不是同姓人篡位的就是乱臣贼子，曹丕废汉称魏，所以曹操也就背了另外一个骂名。在《三国演义》开篇没多久，作者就用一个名叫许韶的人物来评价他：“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也就是说，作者尽管对他抱有偏见，却还在对他的能力认同。
《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狠毒残忍的行为的描写，确能激起人们对曹操的切肤之恨，无疑也成为曹操被唾骂为奸雄的一个重要根据之一，曹操不仅镇压敌人手段残酷，而且对下属持法严厉，甚至错杀不少无辜。一面行文天下即使不忠不孝也要“唯才是举”，一面却又诬以不孝的罪名，杀了才华横溢的孔北海，且又“很有本事”地略使小计不露声色地谋杀了弥衡和杨修。在捕杀阴谋除掉他的帝后势力——董承集团时，曹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干，亦愈发残暴。他发现御医吉平下药要毒害自己时，便处其酷刑，削其指，割其舌，打得皮开肉裂，令人目不刃睹；仅衣带诏之事，就一举杀害七百余人。这固是曹操狠毒残忍性格的暴露，却也是时势促使的结果。曹操曾说：“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政治斗争从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他不得不狠很地打击腐败的政治势力。否则，他将被这种势力吃掉。《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徐州屠城、水淹邺城、华佗被害、近侍被杀、
出于恐惧和猜忌杀吕伯奢一家、为引诱吕布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等第，确是曹操凶残性格的大暴露。罗贯中借助这一艺术形象严正地抨击了剥削阶级英雄的残忍，深刻揭示了曹操这类政治人物固有的谋功逐利，不择手段的阶级本质。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确实奸诈，俗话说不奸不诈不为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为成为“治世之能臣”和“安天下之人”，竟使自己成为一个玩弄权力的能手，他曾施“二虎竟食”和“驱虎吞狼”之计，离间刘备与吕布的关系以削弱敌方势力；曾以割发代首来震服军心、严明军纪；曾礼葬关羽首级以便在蜀吴打起来的时候从中渔利，如此等等，哪一件事不是出于他勃勃雄心的需要。的确，曹操奸邪诡诈、灵活机变而赢得的功利和成效是令人瞩目的。尽管未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意愿，却结束了东汉末年长期豪族混战的局面，对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对推动历史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实，曹操的奸邪诡诈已成为其性格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这一个艺术形象的重要标志之一。罗贯中笔下的曹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英雄人物。倘若曹操玩弄权术应该抨击的话，那么受人颂扬的诸葛亮该如何说法：在许多方面他玩弄权术的本领比曹操实有过之。有作为的政治家哪个不玩弄权术？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应该同评价历史的曹操一样依据其历史贡献的大小，而不应依据其个人抽象的道德和情操的优势。总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成功的塑造了曹操这一个性格独特而形象鲜明生动而伟大的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统一北部中国的奸雄英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Ⅰ ⑪⑫⑮⑯⑰⑱⑶《三国志·武帝纪》陈寿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Ⅱ ⑬⑲⑵《孙子注》孙武撰 曹操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Ⅲ ⑭《三国志·郭嘉传》陈寿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Ⅳ ⑳ 《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 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