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的总体情况
汉初统治者在经济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政治上提倡黄老思想。汉初文学创作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吸取先秦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先秦文学的精华。国力增强之后，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限制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由于统治者要求，歌功颂德的文学盛行。
汉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
１、宗经，文学批评与经学相结合；
２、主“真美”，反对谶纬之学与虚妄之美； ３、尚“丽”； ４、以实际批评为多，重在作家作品评论。
第一节《毛诗序》
《毛诗序》——汉人对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汉武帝以后，因为“独尊儒术”，经学随之盛行，而《诗经》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汉
武帝立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诗》为其一。在经学极盛的情况下，儒生讲解、阐发《诗经》成风。汉代传《诗》的主要有四家：齐鲁韩毛
《毛诗》流传至今，《毛诗序》就是这一派为解释诗经所写的序。关于《毛诗序》
的作者，在历史上争议很大，但无定论。《毛诗序》不长，只有六七百字，但是它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诗》的看法，对诗歌的特征、它与政治的关系、它的社会作用以及它的艺术表现手法等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论述。
（一）关于诗歌的特质
《毛诗序》在总结先秦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诗歌的特质：诗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说诗是人的情志的延续。
1、诗言志
先秦人关于诗歌的特质，已有“言志”的说法，《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
依永，律和声。”但先秦人尚没有把情感这一表现对象从主观范畴中突出出来。而《毛诗序》前进了一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告诉人们，所谓“在心为志”的“志”，也就是情感。
2、诗的语言特点——咏叹
咏叹，是情感激荡所发出的呼声，它是抒情性语言的必然表现。故古代诗歌常有
“兮”。我们不妨说，“言事”的文和“言志”的诗，其区分正在咏叹上。任何诗句，只要它是真正的诗，它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叹”出来的，此《毛诗序》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二）诗歌的社会作用
《毛诗序》总结了先秦儒家对《诗》的看法，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其论云：“动
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首先指出诗歌对老百姓的作用，说诗可用来规范夫妇与父子之道，从而在社会上促成理想的人伦风化。
美与刺
《毛诗序》也论到诗歌对统治者自身的作用，那就是它的“美”和“刺”。所谓“美”，
即“美盛德之形容”，也就是对统治者“盛德”的歌颂；而“刺”，即“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即处在衰微之世、苛政之下的百姓可用诗对统
治者进行批评。但“刺”有严格的限度：第一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第二是“主文而谲谏”。从而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
（三）诗歌与政治
《毛诗序》指出，诗歌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反映政治的状况，诗是特定时
代政治的反映。《毛诗序》解释“风雅颂”：风，反映各个诸侯国的情况；雅，天下政事兴衰的规律；颂，歌颂统治者的盛德。“风雅颂”都是反映政治的。
有什么样的政治，也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歌产生于人们的生活遭际，而政治情况对人们的遭际有重要影响，故诗歌常常要刻上特定的时代政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诗序》的论述是合理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诗序》还能看到，诗歌虽然反映政治，但它不是直接的表
现政治，而是通过诗人个人的抒情言志曲折地反映政治。如《毛诗序》中解释“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序》发现了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感的性质，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通过个性来表现共性。
但《毛诗序》把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绝对化了，而忽视了社会生活对诗歌的影响。作
者出于当政者以政教来规范文学的要求，在对《诗经》的每一首诗的解释中，不顾诗的真实主旨，而一例牵强附会地扯到政治上去，从而扼杀了诗的生命，把一部《诗经》变成了统治者推行政教的方便工具。
（四）诗歌的表现手法
《毛诗序》把《诗经》中的诗分成六个范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
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月颂。”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六义”之说并不始于《毛诗序》，成书于《毛诗序》之前的《周礼‧春官‧大师》中就提到过古代以“风、赋、比、兴、雅、颂”这“六诗”来教学。《礼记‧乐记》和《荀子‧儒效》也都有同样的说法。
“风、赋、比、兴、雅、颂”的范畴
“六义”中的第一、第五、第六义，亦即“风、雅、颂”，是《诗经》中的诗在体裁上
的分类，即《诗》之三体；而第二、第三、第四义，即“赋、比、兴”，则是《诗经》中所采用的不同的表现手法，即《诗》之三用。唐人孔颖达说“赋比兴者，乃诗之所用；风雅颂者，乃诗之成形。”
“赋、比、兴”的含义
赋是直接铺陈描写的意思，比是比喻的意思，兴是影射暗指的意思。对“赋”的意见
基本统一，分歧主要集中于“比兴”。对于“比兴”，历史上主要有以下几种阐释：其一是汉代郑众的阐释，“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誉之”诗人之所以用比兴，是出于政治讽喻的需要。
其二是六朝时钟嵘的说法：“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他对比兴
的论述也是从韵味说出发的。第三种有特色的说法，是唐僧皎然的，他在《诗式》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他认为比和兴都是比喻，所不同的是，“比”是取事 物的外在形象来比喻。而“兴”是取内在精神来比喻。 第四种是宋人朱熹的说法：“比，以此物比彼物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也。”朱熹认为“兴”只是“起”的意思，要描写一件事，先以别的东西作为起兴，然后把本题引出来，起兴之于本题，或只在声韵上有引起之作用，并不一定有意义上 的联系。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前面
一句都只取声韵上的联系，而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朱熹对兴的解释，较符合民歌的
实际，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比兴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将比兴理解为一种表现手法，这是一致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人们开始自觉的认识文学的性质，系统的探讨文学创作理论，著名的《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和《诗品》等文学批评专著，广泛涉及到文学的创作论、批评论、文体论、风格论等领域，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学理论批评空前发展的原因
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空前的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原因：
汉朝末年的大动乱使得“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摧毁。曹魏以后，老庄思想逐渐抬头，后来玄学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也就给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思想创造了条件。这有利于人们客观的、深入的探索文学的规律和较自由的进行文学批评。
玄学：魏晋之际与儒教衰落的同时，玄学思想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魏晋南北朝的三四百年间得到广泛流行，其地位超多了儒教。 玄学思想是以老庄的面貌出现，但又不等于先秦老庄思想，是他的变种，是在不完
全“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的条件下，吸收了汉以来名家、法家的学说，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哲学思想”。它援道入儒，以道为本，以儒为末，提倡名教即自然， 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 玄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其主要内涵是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
以及各种事物名理的辨析，也关涉社会政治与伦理方面的问题。它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思想界最为风行的学说。
西汉以来，儒学独尊，文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当时的作家是没有地位的。而魏晋以后，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桎梏，越来越显示了自己的独立价值。人们对文学的观念也就越来越明晰、越来越自觉。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既刺激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也为全面而深刻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对象。
汉代实行乡举里选，发展到后汉末期，品评人物的风气甚为流行。尤其是曹魏的“九
品中正制”，更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这种风气扩展到了对文学的品评，由“藏否人物”而及“诋诃文章，掎摭利病”，这也是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其中的作家论、风格论得到深入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正面经验的总结，它也是与当时文坛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良倾向作斗争的产物。刘勰自叙写《文心雕龙》的动机，是为了纠正南朝的“浮诡”、“讹滥”的文风；而钟嵘的《诗品》，也是直接针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堆砌典故和刻意声律之风而作的。
文学理论也和文学创作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所以当时的文学批评者难免在
不同程度上为强大的时尚所移。比如陆机《文赋》在阐述文学的特征时着眼于外部的形式亦即词藻的华丽，与那时文学的浓厚的形式主义风气的影响分不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文”形上化、泛化，他的“六经皆文”的视角，也是梁代上层统治者“以翰墨为勋绩”和整个社会的文学过热的反映。
曹丕和《典论‧论文》
1、曹丕
曹丕，字子桓，沛国谯人，曹操之子。曹丕雅好文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魏
文帝集》十卷，后散佚。明人张溥辑为《魏文帝集》二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2、《典论‧论文》的贡献
《典论》广论众事，非只谈文。全书亡佚，剩下《论文》这一篇。曹丕第一次把文
学创作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来加以全面的探讨。他站在文学范畴的高度，讨论了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并开始讨论文学的一般性原则，从而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典论‧论文》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人们文学意识的自觉。
汉代文学的总体情况
汉初统治者在经济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政治上提倡黄老思想。汉初文学创作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吸取先秦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先秦文学的精华。国力增强之后，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限制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由于统治者要求，歌功颂德的文学盛行。
汉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
１、宗经，文学批评与经学相结合；
２、主“真美”，反对谶纬之学与虚妄之美； ３、尚“丽”； ４、以实际批评为多，重在作家作品评论。
第一节《毛诗序》
《毛诗序》——汉人对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汉武帝以后，因为“独尊儒术”，经学随之盛行，而《诗经》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汉
武帝立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诗》为其一。在经学极盛的情况下，儒生讲解、阐发《诗经》成风。汉代传《诗》的主要有四家：齐鲁韩毛
《毛诗》流传至今，《毛诗序》就是这一派为解释诗经所写的序。关于《毛诗序》
的作者，在历史上争议很大，但无定论。《毛诗序》不长，只有六七百字，但是它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诗》的看法，对诗歌的特征、它与政治的关系、它的社会作用以及它的艺术表现手法等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论述。
（一）关于诗歌的特质
《毛诗序》在总结先秦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诗歌的特质：诗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说诗是人的情志的延续。
1、诗言志
先秦人关于诗歌的特质，已有“言志”的说法，《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
依永，律和声。”但先秦人尚没有把情感这一表现对象从主观范畴中突出出来。而《毛诗序》前进了一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告诉人们，所谓“在心为志”的“志”，也就是情感。
2、诗的语言特点——咏叹
咏叹，是情感激荡所发出的呼声，它是抒情性语言的必然表现。故古代诗歌常有
“兮”。我们不妨说，“言事”的文和“言志”的诗，其区分正在咏叹上。任何诗句，只要它是真正的诗，它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叹”出来的，此《毛诗序》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二）诗歌的社会作用
《毛诗序》总结了先秦儒家对《诗》的看法，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其论云：“动
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首先指出诗歌对老百姓的作用，说诗可用来规范夫妇与父子之道，从而在社会上促成理想的人伦风化。
美与刺
《毛诗序》也论到诗歌对统治者自身的作用，那就是它的“美”和“刺”。所谓“美”，
即“美盛德之形容”，也就是对统治者“盛德”的歌颂；而“刺”，即“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即处在衰微之世、苛政之下的百姓可用诗对统
治者进行批评。但“刺”有严格的限度：第一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第二是“主文而谲谏”。从而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
（三）诗歌与政治
《毛诗序》指出，诗歌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反映政治的状况，诗是特定时
代政治的反映。《毛诗序》解释“风雅颂”：风，反映各个诸侯国的情况；雅，天下政事兴衰的规律；颂，歌颂统治者的盛德。“风雅颂”都是反映政治的。
有什么样的政治，也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歌产生于人们的生活遭际，而政治情况对人们的遭际有重要影响，故诗歌常常要刻上特定的时代政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诗序》的论述是合理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诗序》还能看到，诗歌虽然反映政治，但它不是直接的表
现政治，而是通过诗人个人的抒情言志曲折地反映政治。如《毛诗序》中解释“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序》发现了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感的性质，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通过个性来表现共性。
但《毛诗序》把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绝对化了，而忽视了社会生活对诗歌的影响。作
者出于当政者以政教来规范文学的要求，在对《诗经》的每一首诗的解释中，不顾诗的真实主旨，而一例牵强附会地扯到政治上去，从而扼杀了诗的生命，把一部《诗经》变成了统治者推行政教的方便工具。
（四）诗歌的表现手法
《毛诗序》把《诗经》中的诗分成六个范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
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月颂。”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六义”之说并不始于《毛诗序》，成书于《毛诗序》之前的《周礼‧春官‧大师》中就提到过古代以“风、赋、比、兴、雅、颂”这“六诗”来教学。《礼记‧乐记》和《荀子‧儒效》也都有同样的说法。
“风、赋、比、兴、雅、颂”的范畴
“六义”中的第一、第五、第六义，亦即“风、雅、颂”，是《诗经》中的诗在体裁上
的分类，即《诗》之三体；而第二、第三、第四义，即“赋、比、兴”，则是《诗经》中所采用的不同的表现手法，即《诗》之三用。唐人孔颖达说“赋比兴者，乃诗之所用；风雅颂者，乃诗之成形。”
“赋、比、兴”的含义
赋是直接铺陈描写的意思，比是比喻的意思，兴是影射暗指的意思。对“赋”的意见
基本统一，分歧主要集中于“比兴”。对于“比兴”，历史上主要有以下几种阐释：其一是汉代郑众的阐释，“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誉之”诗人之所以用比兴，是出于政治讽喻的需要。
其二是六朝时钟嵘的说法：“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他对比兴
的论述也是从韵味说出发的。第三种有特色的说法，是唐僧皎然的，他在《诗式》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他认为比和兴都是比喻，所不同的是，“比”是取事 物的外在形象来比喻。而“兴”是取内在精神来比喻。 第四种是宋人朱熹的说法：“比，以此物比彼物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也。”朱熹认为“兴”只是“起”的意思，要描写一件事，先以别的东西作为起兴，然后把本题引出来，起兴之于本题，或只在声韵上有引起之作用，并不一定有意义上 的联系。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前面
一句都只取声韵上的联系，而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朱熹对兴的解释，较符合民歌的
实际，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比兴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将比兴理解为一种表现手法，这是一致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人们开始自觉的认识文学的性质，系统的探讨文学创作理论，著名的《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和《诗品》等文学批评专著，广泛涉及到文学的创作论、批评论、文体论、风格论等领域，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学理论批评空前发展的原因
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空前的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原因：
汉朝末年的大动乱使得“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摧毁。曹魏以后，老庄思想逐渐抬头，后来玄学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也就给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思想创造了条件。这有利于人们客观的、深入的探索文学的规律和较自由的进行文学批评。
玄学：魏晋之际与儒教衰落的同时，玄学思想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魏晋南北朝的三四百年间得到广泛流行，其地位超多了儒教。 玄学思想是以老庄的面貌出现，但又不等于先秦老庄思想，是他的变种，是在不完
全“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的条件下，吸收了汉以来名家、法家的学说，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哲学思想”。它援道入儒，以道为本，以儒为末，提倡名教即自然， 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 玄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其主要内涵是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
以及各种事物名理的辨析，也关涉社会政治与伦理方面的问题。它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思想界最为风行的学说。
西汉以来，儒学独尊，文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当时的作家是没有地位的。而魏晋以后，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桎梏，越来越显示了自己的独立价值。人们对文学的观念也就越来越明晰、越来越自觉。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既刺激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也为全面而深刻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对象。
汉代实行乡举里选，发展到后汉末期，品评人物的风气甚为流行。尤其是曹魏的“九
品中正制”，更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这种风气扩展到了对文学的品评，由“藏否人物”而及“诋诃文章，掎摭利病”，这也是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其中的作家论、风格论得到深入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正面经验的总结，它也是与当时文坛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良倾向作斗争的产物。刘勰自叙写《文心雕龙》的动机，是为了纠正南朝的“浮诡”、“讹滥”的文风；而钟嵘的《诗品》，也是直接针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堆砌典故和刻意声律之风而作的。
文学理论也和文学创作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所以当时的文学批评者难免在
不同程度上为强大的时尚所移。比如陆机《文赋》在阐述文学的特征时着眼于外部的形式亦即词藻的华丽，与那时文学的浓厚的形式主义风气的影响分不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文”形上化、泛化，他的“六经皆文”的视角，也是梁代上层统治者“以翰墨为勋绩”和整个社会的文学过热的反映。
曹丕和《典论‧论文》
1、曹丕
曹丕，字子桓，沛国谯人，曹操之子。曹丕雅好文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魏
文帝集》十卷，后散佚。明人张溥辑为《魏文帝集》二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2、《典论‧论文》的贡献
《典论》广论众事，非只谈文。全书亡佚，剩下《论文》这一篇。曹丕第一次把文
学创作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来加以全面的探讨。他站在文学范畴的高度，讨论了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并开始讨论文学的一般性原则，从而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典论‧论文》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人们文学意识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