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一些人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应趋而奉之，不会说“不”了。这就不免使人有些神秘感。更有趣的是，有的人一面把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内容说成是“普世价值”，一面又把所谓“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叫人摸不着头脑。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分析讨论。 一 为了深入地认识问题，阐明我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为什么在历史领域不应侈谈“普世价值”，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进行分析和讨论。 为此，我们要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分析批判。 杜林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为了鼓吹人类历史领域也存在“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先确定了他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认为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而且不容许“对这些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如果用今天有的人的语言，这些原则显然也就是“普世价值”了。对这种“永恒道德”论，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首先，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因历史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更。就拿道德领域被认为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恶来说，其对立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因此，不存在超历史的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善恶观念。 其次，恩格斯指出，在阶级产生以后，道德又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不存在超阶级的、对各阶级都“绝对适用”的道德。与此同时，恩格斯还分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论中的某种共性和不同社会形态中某种共同的道德戒律的问题，指出由于“有共同的历史背景”，不同阶级的道德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但归根到底，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所以各个阶级“都各有自己特殊的道德”。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或限制，不同的社会里也会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论，但这绝不意味着“永恒道德”的存在。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但是，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从而“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如果有人把“切勿偷盗”宣布为道德原则，就只会遭到嘲笑了。 所以，恩格斯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他指出，在历史发展中，道德方面“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之所以较多地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剖析，是因为这里直接涉及对所谓存在具有“绝对适用性”的道德原则的评析。杜林鼓吹“永恒道德”论的借口，就是认为存在着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即类似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和道德领域里的“普世价值”。因此可以认为，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深入剖析，实际上也为我们今天看待“普世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由此，也可以进而形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1.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的。 既然前面的剖析已经说明，不存在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和“永恒道德”，其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个领域并不存在“普世价值”。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价值观与道德观具有同一的一面，相互贯通、相互制约，因而价值观如同道德观一样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历史发展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何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而没有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人性”，又何来作为这种“普遍人性”的价值取向和观念表现的“普世价值”呢？ 诚然，当年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首领，在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提出的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的价值观，不仅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也代表当时劳动阶级的利益。这种状况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资产阶级在当时处于历史发展中进步阶级的地位造成的。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同自己的对立物的矛盾冲突和不同的价值诉求就存在了。所以，“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更表明了其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被宣布为主要的人权之一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2.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这是承认价值观、道德观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它的实质，给予其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评价。我们以民主问题为例。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形式。不能只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而忘却了事物的本质。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谓“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用来掩盖民主的阶级性质、借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 所以，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一面指出，在发扬民主方面我们在“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要把发扬民主作为“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一面又指出，要看到“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他告诫：“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其根本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政治法律制度保证。这里鲜明地体现了在民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并非所谓追求“普世价值”。
当下，“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一些人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应趋而奉之，不会说“不”了。这就不免使人有些神秘感。更有趣的是，有的人一面把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内容说成是“普世价值”，一面又把所谓“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叫人摸不着头脑。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分析讨论。 一 为了深入地认识问题，阐明我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为什么在历史领域不应侈谈“普世价值”，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进行分析和讨论。 为此，我们要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分析批判。 杜林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为了鼓吹人类历史领域也存在“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先确定了他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认为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而且不容许“对这些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如果用今天有的人的语言，这些原则显然也就是“普世价值”了。对这种“永恒道德”论，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首先，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因历史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更。就拿道德领域被认为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恶来说，其对立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因此，不存在超历史的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善恶观念。 其次，恩格斯指出，在阶级产生以后，道德又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不存在超阶级的、对各阶级都“绝对适用”的道德。与此同时，恩格斯还分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论中的某种共性和不同社会形态中某种共同的道德戒律的问题，指出由于“有共同的历史背景”，不同阶级的道德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但归根到底，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所以各个阶级“都各有自己特殊的道德”。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或限制，不同的社会里也会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论，但这绝不意味着“永恒道德”的存在。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但是，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从而“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如果有人把“切勿偷盗”宣布为道德原则，就只会遭到嘲笑了。 所以，恩格斯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他指出，在历史发展中，道德方面“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之所以较多地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剖析，是因为这里直接涉及对所谓存在具有“绝对适用性”的道德原则的评析。杜林鼓吹“永恒道德”论的借口，就是认为存在着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即类似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和道德领域里的“普世价值”。因此可以认为，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深入剖析，实际上也为我们今天看待“普世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由此，也可以进而形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1.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的。 既然前面的剖析已经说明，不存在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和“永恒道德”，其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个领域并不存在“普世价值”。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价值观与道德观具有同一的一面，相互贯通、相互制约，因而价值观如同道德观一样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历史发展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何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而没有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人性”，又何来作为这种“普遍人性”的价值取向和观念表现的“普世价值”呢？ 诚然，当年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首领，在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提出的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的价值观，不仅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也代表当时劳动阶级的利益。这种状况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资产阶级在当时处于历史发展中进步阶级的地位造成的。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同自己的对立物的矛盾冲突和不同的价值诉求就存在了。所以，“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更表明了其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被宣布为主要的人权之一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2.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这是承认价值观、道德观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它的实质，给予其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评价。我们以民主问题为例。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形式。不能只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而忘却了事物的本质。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谓“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用来掩盖民主的阶级性质、借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 所以，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一面指出，在发扬民主方面我们在“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要把发扬民主作为“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一面又指出，要看到“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他告诫：“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其根本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政治法律制度保证。这里鲜明地体现了在民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并非所谓追求“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