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使用资金流量表数据探讨了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以及居民储蓄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研究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增速最快，而在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且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同期水平；从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来看：居民储蓄始终是国民储蓄中最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居民储蓄倾向却增长明显，从而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的基本稳定。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特征事实；政策含义
JEL分类号：D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2－0014－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增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2年之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大都在60％以上，此后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在2000年以后表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2008年降至48.59％；由于政府的最终消费率在此期间内基本保持稳定，因此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所导致的。
与居民消费长期低迷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行为。几乎所有的研究均显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高储蓄、低消费的特点导致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始终都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之一，在政策层面上多次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并没有随着各类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而发生明显下降。而在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居民的高储蓄问题再次引起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本文将使用相关数据从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居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特征事实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探讨其中的政策含义。
一、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
根据定义，居民储蓄等于可支配收入与其消费支出的差额，而居民储蓄率则等于居民储蓄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因此本文使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相关数据分别计算了1978～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全体居民的储蓄率，并做出图1。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居民储蓄率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12.43％增加到2008年的25.69％，总体增幅达到1.07倍。
但是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同时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居民储蓄率表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1984年达到峰值20.93％；随后开始下降，并在1991年降至13.07％，基本上和1978年的水平持平；此后一直到1999年大约为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居民储蓄率的单边、快速上升，1999年达到26.03％，增幅接近一倍；200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内基本上保持稳定。期间最高和最低水平分别是2008年的25.69％和2005年的22.70％。波动幅度仅为3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中国目前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实现的，并且在2000年以后的将近十年内基本保持稳定。
从居民储蓄率的城乡差异来看：在1978～1991年的第一阶段，农村居民储蓄率大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1984年前后达到峰值。而城镇居民储蓄率的波动尽管非常明显，但是基本都保持在11％左右，总体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因此在此期间内，全体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情况主要受农村居民的影响。而在第二阶段，城镇和农村的居民储蓄率都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上升的幅度更大，因此全体居民储蓄率也开始快速上升；在2000年以后的第三阶段，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所下降，但城镇居民储蓄率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全体居民储蓄率基本保持稳定。
二、居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为了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水平做出准确的判断。本文还从国际视角出发，对中国与发达国家、转型经济国家的居民储蓄率进行比较研究。图2显示了1992～2008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
近二十年来，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储蓄率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1992年日本、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居民储蓄率大都处于12％～15％之间，此后除了德国总体保持稳定以外，其他国家均开始下降，到2008年普遍降至2％左右。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居民储蓄率在1992年就处于5％～7％之间，此后仍然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从总体情况来看，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除了德国)的居民储蓄率大都低于5％。
与此同时，中国的情况却完全相反：1992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为16.36％，仅略高于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水平。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却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在2000年以后基本保持在24％左右。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大约比发达国家高出20个百分点，是其5～6倍。
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步得以确立。随后我国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以及住房等领域内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图1也显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也正是在1992年以后才呈现出持续上升并在高位稳定的特点。为了比较市场化改革可能对居民储蓄率产生的影响，我们收集了东欧、俄罗斯等转型经济国家的相关数据，做出图3。
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基本上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图3显示：1992年以来，有些转型国家的居民储蓄率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例如匈牙利和波兰均从1995年的15％左右降至2008年不足5％；而捷克、奥地利和俄罗斯等国的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内经历了明显的波动，目前的水平基本上与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处于同一水平，其中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居民储蓄率近年来均在10％～15％之间。
以上转型国家的居民储蓄率总体上高于发达国家，但仍明显低于中国的同期水平。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大都采取的是诸如“休克疗法”等激进的方式，其中往往伴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相对于中国在保持社会稳定前提下的渐近式改革，激进式改革对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稳定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从而导致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内的下降或者明显波动。
三、居民储蓄与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
以上我们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情况并进行了相关的国际比较。但从部门结构来看，居民储蓄只是一个国家国民总储蓄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使用资金流量表数据，进一步研究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我国从1992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目前可以获得1992年～2008年共17年的数据。资金流量表分为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部分，其中实物交易部分列出了国民储蓄和分部门储蓄数据。在资金流量表中。所有的经济部门被分为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居民和国外等五个部门。考虑到国外储蓄所占的份额很小，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国内储蓄。
对于企业部门，本文首先将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合并为企业部门。对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来说，在其可支配收入中减去最终消费就可以得到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由于企业部门没有消费，因此全部可支配收入便是企业储蓄。显然，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和就构成了国内总储蓄。
我们首先计算了1992～2008年间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的份额，并做出了图4。从中可以发现：居民储蓄的份额由1992年的52.3％降至2008年的43％，总体降幅达9.3个百分点，其中居民储蓄的份额在1998年以前大都在50％以上，下降的趋势主要从1999年开始，并在2004年降至最低点39.7％，此后的几年基本保持在42％左右。尽管如此，在整个考察期内(除了2004年)，居民储蓄的份额一直高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始终是中国国民储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在最近几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政府储蓄的份额在1992～2008年之间基本保持稳定，17年间也仅上升了1.1个百分点。而企业储蓄的份额同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由1992年的33.1％增至2008年的41.3％，增幅达到8.2个百分点，近年来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份额已经非常接近居民储蓄了。
我们接下来分别计算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在式1中，I、S、SR分别表示收入、储蓄和储蓄率。i=1、2、3则代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
式(1)显示：每个部门的储蓄率等于该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乘以部门的平均储蓄倾向。因此，各部门储蓄率的变化就可以被分解为收入占比和部门储蓄倾向的变化。通过对资金流量表相关数据的处理，我们在表1中列出了1992-2008年各部门的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从中可以看出：
各部门收入占比的变化情况与图4中储蓄份额的变动比较相近。其中居民收入的份额在1992～2008年由0.6771降至0.5711，降幅达到0.106，其中下降速度在2002年以后明显加快；企业收入占比在1992～2003年之间基本上保持稳定，但2004年开始表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总体来看，企业收入的份额在17年中一共增加了0.0827；而政府收入的占比在此期间内总体保持稳定，虽然也存在小幅波动，但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也仅增加了0.0232。
而在储蓄倾向方面，由于企业部门不存在消费性支出，因此企业储蓄倾向始终为1。但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在1992～2008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两者在1992年都略高于0.31，在2008年又同处于0.39上下，因此总体增幅大约都在8个百分点左右。而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储蓄倾向在1992-2000年之间基本上保持稳定，明显上升的趋势主要出现在2000年以后；而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在1998年及以前大体上在0.3上下波动，但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中2001年的居民部门储蓄倾向比1992年下降了18.48％，但2002年至今一直保持快速上升的趋势，在2008年已经达到0.3938，不仅比2001年高出55.22％，而且在1992年的基础上增加了8.26个百分点。
根据式(1)，我们分别将三个部门的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相乘，就得到了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然后将三者加总从而得到国民总储蓄率，具体结果详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在1992～2002年之间大都在0.4上下波动，总体上基本保持稳定，但从2003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08年已经高达0.523，比1992年增长了大约12个百分点，增幅达到18.48％。
由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在1998年之前均保持稳定，所以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内也在0.2左右波动；而1999-2001年之间，不仅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其储蓄倾向的降幅更是明显，从而导致同期居民部门储蓄率的大幅降低；此后直到2008年，尽管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同期的居民储蓄倾向却开始明显上升，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居民部门储蓄率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回升的趋势，并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0.22左右，总体上与1992年的水平持平。
此外，政府储蓄率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在1992～2008年之间共增加了2.32个百分点。而企业储蓄率在2003年及以前大都在0.15左右波动，基本保持稳定，但从2004年至今却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五年时间内增加了6.13个百分点，在2008年已经达到0.216，已经非常接近居民储蓄率。
总体来看，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在1992～2008年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政府储蓄率水平小幅增加，而企业储蓄率的增幅最大，可以说是造成同期总储蓄率水平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居民储蓄率一直高于其他两个部门的储蓄率(2004年除外)，始终是中国国民储蓄当中最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并进行了相关的国际比较。在此基础上，使用资金流量表数据探讨了1992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以及居民储蓄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变化。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上世纪90年代是居民储蓄率增速最快的时期，而居民储蓄率在2000年以后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其次，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同期水平。第三。从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来看：政府储蓄率在1992～2008年之间略有增加，而企业储蓄率的增幅最大。可以说是造成同期总储蓄率水平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居民储蓄率一直高于以上两个部门的储蓄率(2004年除外)，始终是国民储蓄中最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居民储蓄倾向却开始明显上升，从而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的基本稳定。
自上世纪90年代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始终都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之一。但居民储蓄水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本文的结论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宏观政策含义。
一方面，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本文的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快速上升主要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过程与我国在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内的市场化改革基本是同步的。教育和医疗支出不仅挤占了居民用于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而且由于以上两项支出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居民不得不积累大量的预防性支出，并因此降低了即期的消费水平。而教育和医疗基本属于准公共产品甚至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各级政府应当承担起相应的供给职能。但近年来我国政府在以上两方面的公共支出始终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水平。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在教育、医疗方面的财政支出，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提高保障水平，在减轻居民家庭的教育和医疗支出负担的同时，降低对未来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预期，从而有效的提振居民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本文发现，近年来居民储蓄倾向的快速上升与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的明显下降是基本同步的。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因此我们建议，在初次分配中向居民部门倾斜，适度降低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努力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改善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继续实施并努力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并注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采取多种措施规范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取缔一些不合理甚至违法收入所得，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努力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针对高收入群体的新税种。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并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适时提高保障标准。
(责任编辑：姜天鹰)
摘要：本文使用资金流量表数据探讨了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以及居民储蓄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研究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增速最快，而在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且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同期水平；从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来看：居民储蓄始终是国民储蓄中最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居民储蓄倾向却增长明显，从而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的基本稳定。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特征事实；政策含义
JEL分类号：D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2－0014－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增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2年之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大都在60％以上，此后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在2000年以后表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2008年降至48.59％；由于政府的最终消费率在此期间内基本保持稳定，因此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所导致的。
与居民消费长期低迷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行为。几乎所有的研究均显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高储蓄、低消费的特点导致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始终都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之一，在政策层面上多次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并没有随着各类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而发生明显下降。而在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居民的高储蓄问题再次引起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本文将使用相关数据从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居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特征事实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探讨其中的政策含义。
一、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
根据定义，居民储蓄等于可支配收入与其消费支出的差额，而居民储蓄率则等于居民储蓄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因此本文使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相关数据分别计算了1978～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全体居民的储蓄率，并做出图1。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居民储蓄率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12.43％增加到2008年的25.69％，总体增幅达到1.07倍。
但是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同时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居民储蓄率表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1984年达到峰值20.93％；随后开始下降，并在1991年降至13.07％，基本上和1978年的水平持平；此后一直到1999年大约为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居民储蓄率的单边、快速上升，1999年达到26.03％，增幅接近一倍；200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内基本上保持稳定。期间最高和最低水平分别是2008年的25.69％和2005年的22.70％。波动幅度仅为3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中国目前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实现的，并且在2000年以后的将近十年内基本保持稳定。
从居民储蓄率的城乡差异来看：在1978～1991年的第一阶段，农村居民储蓄率大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1984年前后达到峰值。而城镇居民储蓄率的波动尽管非常明显，但是基本都保持在11％左右，总体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因此在此期间内，全体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情况主要受农村居民的影响。而在第二阶段，城镇和农村的居民储蓄率都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上升的幅度更大，因此全体居民储蓄率也开始快速上升；在2000年以后的第三阶段，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所下降，但城镇居民储蓄率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全体居民储蓄率基本保持稳定。
二、居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为了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水平做出准确的判断。本文还从国际视角出发，对中国与发达国家、转型经济国家的居民储蓄率进行比较研究。图2显示了1992～2008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
近二十年来，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储蓄率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1992年日本、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居民储蓄率大都处于12％～15％之间，此后除了德国总体保持稳定以外，其他国家均开始下降，到2008年普遍降至2％左右。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居民储蓄率在1992年就处于5％～7％之间，此后仍然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从总体情况来看，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除了德国)的居民储蓄率大都低于5％。
与此同时，中国的情况却完全相反：1992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为16.36％，仅略高于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水平。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却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在2000年以后基本保持在24％左右。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大约比发达国家高出20个百分点，是其5～6倍。
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步得以确立。随后我国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以及住房等领域内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图1也显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也正是在1992年以后才呈现出持续上升并在高位稳定的特点。为了比较市场化改革可能对居民储蓄率产生的影响，我们收集了东欧、俄罗斯等转型经济国家的相关数据，做出图3。
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基本上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图3显示：1992年以来，有些转型国家的居民储蓄率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例如匈牙利和波兰均从1995年的15％左右降至2008年不足5％；而捷克、奥地利和俄罗斯等国的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内经历了明显的波动，目前的水平基本上与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处于同一水平，其中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居民储蓄率近年来均在10％～15％之间。
以上转型国家的居民储蓄率总体上高于发达国家，但仍明显低于中国的同期水平。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大都采取的是诸如“休克疗法”等激进的方式，其中往往伴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相对于中国在保持社会稳定前提下的渐近式改革，激进式改革对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稳定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从而导致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内的下降或者明显波动。
三、居民储蓄与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
以上我们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情况并进行了相关的国际比较。但从部门结构来看，居民储蓄只是一个国家国民总储蓄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使用资金流量表数据，进一步研究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我国从1992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目前可以获得1992年～2008年共17年的数据。资金流量表分为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部分，其中实物交易部分列出了国民储蓄和分部门储蓄数据。在资金流量表中。所有的经济部门被分为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居民和国外等五个部门。考虑到国外储蓄所占的份额很小，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国内储蓄。
对于企业部门，本文首先将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合并为企业部门。对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来说，在其可支配收入中减去最终消费就可以得到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由于企业部门没有消费，因此全部可支配收入便是企业储蓄。显然，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和就构成了国内总储蓄。
我们首先计算了1992～2008年间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的份额，并做出了图4。从中可以发现：居民储蓄的份额由1992年的52.3％降至2008年的43％，总体降幅达9.3个百分点，其中居民储蓄的份额在1998年以前大都在50％以上，下降的趋势主要从1999年开始，并在2004年降至最低点39.7％，此后的几年基本保持在42％左右。尽管如此，在整个考察期内(除了2004年)，居民储蓄的份额一直高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始终是中国国民储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在最近几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政府储蓄的份额在1992～2008年之间基本保持稳定，17年间也仅上升了1.1个百分点。而企业储蓄的份额同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由1992年的33.1％增至2008年的41.3％，增幅达到8.2个百分点，近年来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份额已经非常接近居民储蓄了。
我们接下来分别计算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在式1中，I、S、SR分别表示收入、储蓄和储蓄率。i=1、2、3则代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
式(1)显示：每个部门的储蓄率等于该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乘以部门的平均储蓄倾向。因此，各部门储蓄率的变化就可以被分解为收入占比和部门储蓄倾向的变化。通过对资金流量表相关数据的处理，我们在表1中列出了1992-2008年各部门的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从中可以看出：
各部门收入占比的变化情况与图4中储蓄份额的变动比较相近。其中居民收入的份额在1992～2008年由0.6771降至0.5711，降幅达到0.106，其中下降速度在2002年以后明显加快；企业收入占比在1992～2003年之间基本上保持稳定，但2004年开始表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总体来看，企业收入的份额在17年中一共增加了0.0827；而政府收入的占比在此期间内总体保持稳定，虽然也存在小幅波动，但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也仅增加了0.0232。
而在储蓄倾向方面，由于企业部门不存在消费性支出，因此企业储蓄倾向始终为1。但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在1992～2008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两者在1992年都略高于0.31，在2008年又同处于0.39上下，因此总体增幅大约都在8个百分点左右。而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储蓄倾向在1992-2000年之间基本上保持稳定，明显上升的趋势主要出现在2000年以后；而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在1998年及以前大体上在0.3上下波动，但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中2001年的居民部门储蓄倾向比1992年下降了18.48％，但2002年至今一直保持快速上升的趋势，在2008年已经达到0.3938，不仅比2001年高出55.22％，而且在1992年的基础上增加了8.26个百分点。
根据式(1)，我们分别将三个部门的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相乘，就得到了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然后将三者加总从而得到国民总储蓄率，具体结果详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在1992～2002年之间大都在0.4上下波动，总体上基本保持稳定，但从2003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08年已经高达0.523，比1992年增长了大约12个百分点，增幅达到18.48％。
由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和储蓄倾向在1998年之前均保持稳定，所以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内也在0.2左右波动；而1999-2001年之间，不仅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其储蓄倾向的降幅更是明显，从而导致同期居民部门储蓄率的大幅降低；此后直到2008年，尽管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同期的居民储蓄倾向却开始明显上升，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居民部门储蓄率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回升的趋势，并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0.22左右，总体上与1992年的水平持平。
此外，政府储蓄率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在1992～2008年之间共增加了2.32个百分点。而企业储蓄率在2003年及以前大都在0.15左右波动，基本保持稳定，但从2004年至今却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五年时间内增加了6.13个百分点，在2008年已经达到0.216，已经非常接近居民储蓄率。
总体来看，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在1992～2008年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政府储蓄率水平小幅增加，而企业储蓄率的增幅最大，可以说是造成同期总储蓄率水平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居民储蓄率一直高于其他两个部门的储蓄率(2004年除外)，始终是中国国民储蓄当中最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并进行了相关的国际比较。在此基础上，使用资金流量表数据探讨了1992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以及居民储蓄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变化。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上世纪90年代是居民储蓄率增速最快的时期，而居民储蓄率在2000年以后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其次，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同期水平。第三。从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来看：政府储蓄率在1992～2008年之间略有增加，而企业储蓄率的增幅最大。可以说是造成同期总储蓄率水平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居民储蓄率一直高于以上两个部门的储蓄率(2004年除外)，始终是国民储蓄中最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居民储蓄倾向却开始明显上升，从而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的基本稳定。
自上世纪90年代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始终都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之一。但居民储蓄水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本文的结论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宏观政策含义。
一方面，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本文的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快速上升主要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过程与我国在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内的市场化改革基本是同步的。教育和医疗支出不仅挤占了居民用于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而且由于以上两项支出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居民不得不积累大量的预防性支出，并因此降低了即期的消费水平。而教育和医疗基本属于准公共产品甚至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各级政府应当承担起相应的供给职能。但近年来我国政府在以上两方面的公共支出始终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水平。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在教育、医疗方面的财政支出，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提高保障水平，在减轻居民家庭的教育和医疗支出负担的同时，降低对未来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预期，从而有效的提振居民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本文发现，近年来居民储蓄倾向的快速上升与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的明显下降是基本同步的。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因此我们建议，在初次分配中向居民部门倾斜，适度降低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努力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改善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继续实施并努力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并注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采取多种措施规范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取缔一些不合理甚至违法收入所得，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努力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针对高收入群体的新税种。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并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适时提高保障标准。
(责任编辑：姜天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