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物生态保护的角度看明清桂粤滇民族区域的亚洲象
黄明光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对桂粤滇民族区域存在野生亚洲象的现象进行了描述；认为大象、象牙作为“贡品”、朝廷宗教及皇帝登基等重大仪式、将野生或者驯象作为军事战争的武器加速了野生大象的毁灭；最后对明代傣族平民与贵族出于农业发展的需要，自发的饲养野生大象，及当代傣族农民、农场工人贯彻《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为保护亚洲大象做出的措施做了论述。
关键词：生态保护；桂粤滇民族区域；亚洲象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号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要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
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比5年前党的十七大报告相比，党的十八大报告直接提到“环境”或“生态”字眼的地方达28处。论述亚洲象的学术论文很多，但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分析桂粤滇民族区域野生动物的文章却比较少，因此，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明清桂粤滇民族区域的亚洲象的存在及被人为伤害现象进行论述，对进一步保护我国南方各省的生态环境，具有现代化的借鉴意义。
一、桂粤滇民族区域存在野生亚洲象
早在商代我国就有亚洲大象的记载，据民国董作宾等人编写的《殷墟文字乙编》中甲骨文史料记载，商代人把大象用于战争。此外，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说的是商王使用了象军镇压东夷少数民族。
根据部分专家的研究，到了汉代，大象活动的主要活动地域从江、淮流域向南转移到了我国五岭以南，即当今的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
广西、广东云南三省何时有野生大象，学者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汉代桂粤滇就有野生大象。据《汉书》的记录，岭南小邦向中原的朝廷进献大象、象牙的记载。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给“象”字作注释时，文中出现了大象是“南越之大兽”的字句。所谓“南越”，即秦末人赵佗乘秦朝危亡之机，兼并秦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而建立的南越国。[1]象郡，是秦朝在岭南所置郡，辖今广西西部一代。治所在今崇左。再，班固《汉书·地理志》文中有注云：“故秦象郡，元鼎六年开。”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第二种学术观点认为，亚洲大象是在唐代才出现在桂粤滇民族区域。据唐人史料载，在1050年左右以前，今广东部分地区存在不少野象，刘询《岭表录异》卷上称:“广之属郡潮、循州〔治所在今惠州市〕，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胭，尤堪作炙”。又，唐人段公路《北户录》卷2《象鼻炙》: “广之属城循州、雷州皆产黑象，牙小而红，堪为易裁，亦不下舶来者。土人捕之，争食其鼻，云:肥胞偏，堪为炙，滋味类小猪”。这些史料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十世纪初，在今广东省不少地区，野象是很多的。[2]第三种学术观点，主张唐代桂粤滇民族区域才有了野生亚洲象。学者杜锡建认为：史料对大象的较早记载，当属南宋范成大写的《桂海虞衡志·志兽篇》，范成大在该书中写到“兽莫巨十象，莫有用十马，皆南土所宜”。 范成大在书里把大象的特征，分布情况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杜锡建进一步认为，比《桂海虞衡志·志兽篇》更为详细记载广西大象的地方志当属明人陈琏景泰元年(1450)纂修的《桂林郡志》三十二卷，该志对大象的记载：“象，惟雄者一有两长牙。佛尝云白象，又云六牙，今无有。象头不可俯，颈不可回，口隐颐去十地尚远，运动以鼻为用，一驱之力皆在鼻，将行，先以鼻柱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十鼻也。”[3]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封建政府和土司贵族对南方大象的残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大象、象牙作为“贡品”对大象的残害
云南土司因为按照明代地方官员朝贡制度、反叛失败后，要求朝廷免罪的各种复杂原因，将大象、象牙及象牙制品作为朝贡“贡品”，在捕捉、宰杀大象及向京城运输大象的过程中，伤害了无数大象。根据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许再富于2000年依据史料的统计，云南土司各地区或部落向朝廷上贡的大象、象牙及象人工制品的次数，在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先后共有50次。其中洪武年间15次，把活象当做贡品的有11次，大象的数量每次进贡头数不等，少则2头，最多的一次为500头（洪武二十一年，景东土司进贡）。此外进贡象牙4次。洪武年间之外，万历年间进贡大象的次数也多，从万历三年（1575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车里、孟养、镇康等地土司分别向朝廷上贡活象1至100余头不等。到了清朝，云南土司进贡活象的次数比明代出现明显下降。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云南各地土司进贡给清朝廷大象的次数仅仅为7次，史料有明确数量记载的每次仅是2头。在云南地方土司中，向中原汉族王朝进贡象和象牙最多的是车里土司（今云南西双版）共27批次，占总数的13.3﹪，其次是木邦土司(18批次)和麓川土司中(17批次)。由于从万里之外的西南边睡送大象至京都，肯定象在路途中肯定有伤、死亡的，所以，云南地方土司上贡到封建朝廷损失、残害大象的数量，必定大大超过当代学者许再富根据史料记录统计的数量。[4] 云南土官贡品中较多者是象只。.当时的景东、元江府及麓川、车里、木邦、八百大甸、老挝、孟养、缅甸宣慰司等地均盛产大象，北方无象，贡至京都，朝廷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5]
（二）、朝廷宗教及皇帝登基等重大仪式对大象的损毁
根据汉人郑玄注释《周礼》卷8《夏官司马下》的记载，象在封建社会历朝各代均把大
象征作为盛世瑞兽，在朝廷的重大朝仪中的使用大象的做法也许开设于周代。[6]又据《明会典》卷228《锦衣卫·训象所》史料规定的明代朝仪制度，朝廷的朝会及重大节日，一定会使用经过专门驯服的大象列阵，为承担宗教祭祀礼仪以及驾拉托举重物之用。《明太祖实录》卷188中称“时朝廷大辂用象挽之，凡朝会亦用象陈列殿陛两墀及阙门之外”。 依据远古传说黄帝乘象车的说法，《明实录》中记载的大辂，就是明代皇帝乘坐的大象拉车，大辂一般由朝廷仪鸾司管理。象车高度、长度数据，这在《明太祖实录》卷86中有明确记载。大辂车厢极尽奢华，以彰显皇权威严。大辂用大象两只驾驭，往返于寝宫与大殿之间。登极仪是新皇帝即位时所举行的盛大礼仪，明太祖朱元璋，举行登基仪式的那一天，依据郭正域《皇明典礼制》卷1《登基仪》的描写：“拱卫司陈卤簿、列甲士于午门外，东西列旗仗于奉天门外，东西设五辂于奉天门外，玉辂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并丹挥左右陈布黄摩侍、仪舍二人，举表案人”。除皇帝登基仪式外，明清朝廷遇有重大节庆，如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都要举行庆典活动，以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使臣的朝贺。举行朝贺时，“典牧官陈仗马、犀、象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立仗时，驯象要严格根据朝廷授予其爵禄尊卑站位。此外，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也要使用象仪，如享太庙、郊祀等。《燕京杂记》载“朝廷有事于南北郊及祈谷霉祭大典，必使象驮祭器驾辖车以出”。
[7]
为了获得南方的野生大象，明代朝廷下令政府军队与土司地区的民众到原始森林捕捉
野生大象，进献给朝廷做象仪使用。以广西为例，洪武十九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令营阳侯杨通、靖宁侯叶升带兵入广西左江十万大山捕捉大象；同年十一月，命令思明府将野生大象活动地区的地图描画成图，上报朝廷；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太平、思明两府按照朝廷命令，将捕捉的大象送到京城；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命令田州、太平、思明等土司衙门官兵会同汉族军队入深山捕捉野生大象，然后加以驯服，当年三月将已驯化的大象送到京城。
[8]类似这样的捕捉野生大象，必然会造成大象的毁灭性打击。
（三）、将野生或者驯象作为军事战争武器加速了野生大象毁灭
用大象作为战争工具，早在商朝已经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代朝廷为对付麓川土司的象阵，命令南通侯率兵二万进入深山老林驱捕野生大象，并设立驯象卫于广西省。多次的象战必然加大对其野生种群捕养的强度，因此成为亚洲象濒危的另一重要原因。大象作为军事武器，明代政府军队或者民族区域的土司军队使用方法主要有：第一，冲阵法，即先用步兵出击，再使用大象进行冲击敌方；或者是把大象列于战车前而，先让大象冲击敌阵，为战车和步战创造有利条件。此战法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史料。这种冲阵法遗留到了明清两代。《明史·云南土司传》景东条记：“天启六年，贵州水西安邦彦反，率众二十万入滇境，至马龙后山，去会城三十里。总兵官调景东土舍陶明卿率兵伏路左。贼分道并至，官兵御之，贼拒战，势甚锐。明卿乃以象阵左翼冲出横击，贼溃，追奔十余里。”《清史稿·李定国传》：“有德率师出战，定国军中象阵略退，斩驭象者以徇，所部战甚力，驱象突阵，有德败绩，退保桂林。”第二种为骑象战法，人骑在大象背上，同时手拿兵器与敌人作战。例如，《明史·沐英传》载:“蛮驱百象，被甲荷栏后，左右夹大竹为筒，筒置标枪，锐甚。”破灭象阵的方法之一是火烧，这样对大象的毁灭更加严重。例如，明朝军队与云南土司军队的定边战役。明代人张洪在《南夷书》中对这场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洪武二十一年，百夷王思伦发派遣部下酋刀田郎攻打定边县，众十五万。西平候沐公率兵与之对战，土司军队驱象以战，明朝军队的战马惊走不得成列。最后前卫指挥张因命令火枪火箭一时俱发，象惊俱却走，自相蹂践，刀思郎大败。土司战象烧伤无数。 [9]
三、云南傣族民族区域保护野生大象的措施
明代傣族平民与贵族出于农业发展的需要，自发的饲养野生大象，为保护亚洲大象做出了贡献。
（一）明代傣族平民保护野生大象的措施
唐人樊绰撰《蛮书》，共十卷为记载南诏国史事的史书。又名《南蛮记》、《云南志》、《云南记》等名称。该书卷四名类第四记载“：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蛮书第七卷中云：开南已养象，大於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象，开南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刘询《岭表录异》记载民间养大象的用途时云:“询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10]
（二）傣族贵族酋长保护野生大象的措施
傣族平民养象外，傣族绝大部分部落的贵族酋长家中也大量喂养象。根据李拂一撰写的《泐史》的史料，一一八0年叭真使用暴力统一西双版钠各部落时，平民间有叭真家族养了 “白象九千条”的传说。到了明代，傣族的贵族头领主“召片领”曾在自己的领地开办养象场所，并派拥有主管权利的部下“八大卡贞”中一个名为“钠掌”的官员专门负责管理养象场所的具体事宜。为了更好地饲养傣族贵族领地里的大象，“召片领”还从自己部落的土地里划出部分良田分给傣族语言中称为“滚很召”的农民耕种。这些专门为饲养大象饲料的农田当时称作“养象田”。 让“滚很召”的农民提供养象的饲料及训象的劳动。在养象农民居住的村子，由傣族的贵族头领主“召片领”按照轮流值班的方式，去养象场所负责饲养大象。傣族贵族养象的目的，除了其他用途外，主要用途之一是供贵族外出乘坐，据明朝使者李思聪《百夷传》的记录，傣族的贵族头领主“以坐象为贵”。[11]
封建社会野生大象被人类伤害的历史已经过去。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
保护野生大象。以云南为例，在西双版纳农村部分地区及垦区十个国营农场中，例如大渡岗、黎明、勐满等几个国营农场经常有象群出入活动。在深山老林食物匮乏的情况下，部分野生大象下山来觅食，有时发生大象伤害农村、农场的农作物及人员的现象，给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经济建设造成不小的危害。尽管大象损物伤人，夺走了一些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农垦工人及西双版纳地区的农民仍然认真贯彻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从来不去主动去伤害野生大象。仅仅是在野生大象到农田、橡胶
林将要伤害财产和人员时，采用人工呐喊、敲锣鼓、燃烧爆竹等办法赶走大象，或者用放置野生大象喜爱吃得食物作为诱饵等办法把大象引回深林，决不伤害这些国家稀有珍贵的大象。同时，广大傣族农垦工人及农民运用投食喂象、站岗护象，冒险抢救受伤的象等各种方式对野生大象实施保护。[1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imal ecology protec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edian regional ethnic Asian elephant
Huang Mingguang
(Zhejiang Yuyin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
Abstract: the GUI Yuedian regional national existence of wild Asian elephants phenomena are described; think the elephant ivory, as " tribute", the religious and the emperor ascended the throne, and other major ceremony will be wild or tame as military weapons of war accelerated the wild elephants destruction; the last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nobility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eeds, spontaneous feeding wild elephants, and contemporary Dai farmers, farm workers to carry out " wild animal protection law " provis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sian elephant, the measur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UI Yuedian ethnic region; the Asian elephant
参考文献：
[1] 徐六符. 我国古代大象的踪迹[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178--180 .
[2] 文焕然。何业恒，江应樑，高耀亭. [J].思想战线，1979，（12）：43---57 .
[3] 杜锡建. 寻找失踪的广西大象和老虎[J].广西地方志，2012，（3）：59--62 .
[4] 许再富.历史上向天朝上贡对滇南犀牛灭绝和亚洲象濒危过程的影响[J].生物多样性，2000，（1）：112---119 .
[5]明刘文征等人纂修.滇志卷3，地理志·物产、卷6赋役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6] 郑玄注释.周礼卷8，夏官司马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据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影印，第2册，第6页.
[7] 刘祥学.明代训象卫考论[J].历史研究，2011，（1）:51---66 .
[8]明太祖实录卷179、193、226[M] .上海：上海书店，1990.
[9] 毛德昌.傣族与象，思茅师专学报[J].1994，（1）：64-65 .
[10] 唐刘询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10).
[11] 宝璠.说西双版纳的象[J].中国民族，1964，（5）：48.
[12]曾键. 大象伤物伤人农垦职工忍痛护象[J].中国农垦，1993，（2）:41.
作者简介：黄明光（1955---），男，汉族，广西桂林人，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学、文献学。手机[1**********].同意交纳版面费。邮箱[email protected]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4号大街 浙江育
英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邮政编码310018
从动物生态保护的角度看明清桂粤滇民族区域的亚洲象
黄明光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对桂粤滇民族区域存在野生亚洲象的现象进行了描述；认为大象、象牙作为“贡品”、朝廷宗教及皇帝登基等重大仪式、将野生或者驯象作为军事战争的武器加速了野生大象的毁灭；最后对明代傣族平民与贵族出于农业发展的需要，自发的饲养野生大象，及当代傣族农民、农场工人贯彻《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为保护亚洲大象做出的措施做了论述。
关键词：生态保护；桂粤滇民族区域；亚洲象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号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要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
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比5年前党的十七大报告相比，党的十八大报告直接提到“环境”或“生态”字眼的地方达28处。论述亚洲象的学术论文很多，但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分析桂粤滇民族区域野生动物的文章却比较少，因此，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明清桂粤滇民族区域的亚洲象的存在及被人为伤害现象进行论述，对进一步保护我国南方各省的生态环境，具有现代化的借鉴意义。
一、桂粤滇民族区域存在野生亚洲象
早在商代我国就有亚洲大象的记载，据民国董作宾等人编写的《殷墟文字乙编》中甲骨文史料记载，商代人把大象用于战争。此外，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说的是商王使用了象军镇压东夷少数民族。
根据部分专家的研究，到了汉代，大象活动的主要活动地域从江、淮流域向南转移到了我国五岭以南，即当今的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
广西、广东云南三省何时有野生大象，学者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汉代桂粤滇就有野生大象。据《汉书》的记录，岭南小邦向中原的朝廷进献大象、象牙的记载。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给“象”字作注释时，文中出现了大象是“南越之大兽”的字句。所谓“南越”，即秦末人赵佗乘秦朝危亡之机，兼并秦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而建立的南越国。[1]象郡，是秦朝在岭南所置郡，辖今广西西部一代。治所在今崇左。再，班固《汉书·地理志》文中有注云：“故秦象郡，元鼎六年开。”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第二种学术观点认为，亚洲大象是在唐代才出现在桂粤滇民族区域。据唐人史料载，在1050年左右以前，今广东部分地区存在不少野象，刘询《岭表录异》卷上称:“广之属郡潮、循州〔治所在今惠州市〕，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胭，尤堪作炙”。又，唐人段公路《北户录》卷2《象鼻炙》: “广之属城循州、雷州皆产黑象，牙小而红，堪为易裁，亦不下舶来者。土人捕之，争食其鼻，云:肥胞偏，堪为炙，滋味类小猪”。这些史料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十世纪初，在今广东省不少地区，野象是很多的。[2]第三种学术观点，主张唐代桂粤滇民族区域才有了野生亚洲象。学者杜锡建认为：史料对大象的较早记载，当属南宋范成大写的《桂海虞衡志·志兽篇》，范成大在该书中写到“兽莫巨十象，莫有用十马，皆南土所宜”。 范成大在书里把大象的特征，分布情况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杜锡建进一步认为，比《桂海虞衡志·志兽篇》更为详细记载广西大象的地方志当属明人陈琏景泰元年(1450)纂修的《桂林郡志》三十二卷，该志对大象的记载：“象，惟雄者一有两长牙。佛尝云白象，又云六牙，今无有。象头不可俯，颈不可回，口隐颐去十地尚远，运动以鼻为用，一驱之力皆在鼻，将行，先以鼻柱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十鼻也。”[3]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封建政府和土司贵族对南方大象的残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大象、象牙作为“贡品”对大象的残害
云南土司因为按照明代地方官员朝贡制度、反叛失败后，要求朝廷免罪的各种复杂原因，将大象、象牙及象牙制品作为朝贡“贡品”，在捕捉、宰杀大象及向京城运输大象的过程中，伤害了无数大象。根据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许再富于2000年依据史料的统计，云南土司各地区或部落向朝廷上贡的大象、象牙及象人工制品的次数，在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先后共有50次。其中洪武年间15次，把活象当做贡品的有11次，大象的数量每次进贡头数不等，少则2头，最多的一次为500头（洪武二十一年，景东土司进贡）。此外进贡象牙4次。洪武年间之外，万历年间进贡大象的次数也多，从万历三年（1575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车里、孟养、镇康等地土司分别向朝廷上贡活象1至100余头不等。到了清朝，云南土司进贡活象的次数比明代出现明显下降。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云南各地土司进贡给清朝廷大象的次数仅仅为7次，史料有明确数量记载的每次仅是2头。在云南地方土司中，向中原汉族王朝进贡象和象牙最多的是车里土司（今云南西双版）共27批次，占总数的13.3﹪，其次是木邦土司(18批次)和麓川土司中(17批次)。由于从万里之外的西南边睡送大象至京都，肯定象在路途中肯定有伤、死亡的，所以，云南地方土司上贡到封建朝廷损失、残害大象的数量，必定大大超过当代学者许再富根据史料记录统计的数量。[4] 云南土官贡品中较多者是象只。.当时的景东、元江府及麓川、车里、木邦、八百大甸、老挝、孟养、缅甸宣慰司等地均盛产大象，北方无象，贡至京都，朝廷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5]
（二）、朝廷宗教及皇帝登基等重大仪式对大象的损毁
根据汉人郑玄注释《周礼》卷8《夏官司马下》的记载，象在封建社会历朝各代均把大
象征作为盛世瑞兽，在朝廷的重大朝仪中的使用大象的做法也许开设于周代。[6]又据《明会典》卷228《锦衣卫·训象所》史料规定的明代朝仪制度，朝廷的朝会及重大节日，一定会使用经过专门驯服的大象列阵，为承担宗教祭祀礼仪以及驾拉托举重物之用。《明太祖实录》卷188中称“时朝廷大辂用象挽之，凡朝会亦用象陈列殿陛两墀及阙门之外”。 依据远古传说黄帝乘象车的说法，《明实录》中记载的大辂，就是明代皇帝乘坐的大象拉车，大辂一般由朝廷仪鸾司管理。象车高度、长度数据，这在《明太祖实录》卷86中有明确记载。大辂车厢极尽奢华，以彰显皇权威严。大辂用大象两只驾驭，往返于寝宫与大殿之间。登极仪是新皇帝即位时所举行的盛大礼仪，明太祖朱元璋，举行登基仪式的那一天，依据郭正域《皇明典礼制》卷1《登基仪》的描写：“拱卫司陈卤簿、列甲士于午门外，东西列旗仗于奉天门外，东西设五辂于奉天门外，玉辂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并丹挥左右陈布黄摩侍、仪舍二人，举表案人”。除皇帝登基仪式外，明清朝廷遇有重大节庆，如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都要举行庆典活动，以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使臣的朝贺。举行朝贺时，“典牧官陈仗马、犀、象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立仗时，驯象要严格根据朝廷授予其爵禄尊卑站位。此外，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也要使用象仪，如享太庙、郊祀等。《燕京杂记》载“朝廷有事于南北郊及祈谷霉祭大典，必使象驮祭器驾辖车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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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南方的野生大象，明代朝廷下令政府军队与土司地区的民众到原始森林捕捉
野生大象，进献给朝廷做象仪使用。以广西为例，洪武十九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令营阳侯杨通、靖宁侯叶升带兵入广西左江十万大山捕捉大象；同年十一月，命令思明府将野生大象活动地区的地图描画成图，上报朝廷；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太平、思明两府按照朝廷命令，将捕捉的大象送到京城；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命令田州、太平、思明等土司衙门官兵会同汉族军队入深山捕捉野生大象，然后加以驯服，当年三月将已驯化的大象送到京城。
[8]类似这样的捕捉野生大象，必然会造成大象的毁灭性打击。
（三）、将野生或者驯象作为军事战争武器加速了野生大象毁灭
用大象作为战争工具，早在商朝已经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代朝廷为对付麓川土司的象阵，命令南通侯率兵二万进入深山老林驱捕野生大象，并设立驯象卫于广西省。多次的象战必然加大对其野生种群捕养的强度，因此成为亚洲象濒危的另一重要原因。大象作为军事武器，明代政府军队或者民族区域的土司军队使用方法主要有：第一，冲阵法，即先用步兵出击，再使用大象进行冲击敌方；或者是把大象列于战车前而，先让大象冲击敌阵，为战车和步战创造有利条件。此战法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史料。这种冲阵法遗留到了明清两代。《明史·云南土司传》景东条记：“天启六年，贵州水西安邦彦反，率众二十万入滇境，至马龙后山，去会城三十里。总兵官调景东土舍陶明卿率兵伏路左。贼分道并至，官兵御之，贼拒战，势甚锐。明卿乃以象阵左翼冲出横击，贼溃，追奔十余里。”《清史稿·李定国传》：“有德率师出战，定国军中象阵略退，斩驭象者以徇，所部战甚力，驱象突阵，有德败绩，退保桂林。”第二种为骑象战法，人骑在大象背上，同时手拿兵器与敌人作战。例如，《明史·沐英传》载:“蛮驱百象，被甲荷栏后，左右夹大竹为筒，筒置标枪，锐甚。”破灭象阵的方法之一是火烧，这样对大象的毁灭更加严重。例如，明朝军队与云南土司军队的定边战役。明代人张洪在《南夷书》中对这场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洪武二十一年，百夷王思伦发派遣部下酋刀田郎攻打定边县，众十五万。西平候沐公率兵与之对战，土司军队驱象以战，明朝军队的战马惊走不得成列。最后前卫指挥张因命令火枪火箭一时俱发，象惊俱却走，自相蹂践，刀思郎大败。土司战象烧伤无数。 [9]
三、云南傣族民族区域保护野生大象的措施
明代傣族平民与贵族出于农业发展的需要，自发的饲养野生大象，为保护亚洲大象做出了贡献。
（一）明代傣族平民保护野生大象的措施
唐人樊绰撰《蛮书》，共十卷为记载南诏国史事的史书。又名《南蛮记》、《云南志》、《云南记》等名称。该书卷四名类第四记载“：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蛮书第七卷中云：开南已养象，大於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象，开南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刘询《岭表录异》记载民间养大象的用途时云:“询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10]
（二）傣族贵族酋长保护野生大象的措施
傣族平民养象外，傣族绝大部分部落的贵族酋长家中也大量喂养象。根据李拂一撰写的《泐史》的史料，一一八0年叭真使用暴力统一西双版钠各部落时，平民间有叭真家族养了 “白象九千条”的传说。到了明代，傣族的贵族头领主“召片领”曾在自己的领地开办养象场所，并派拥有主管权利的部下“八大卡贞”中一个名为“钠掌”的官员专门负责管理养象场所的具体事宜。为了更好地饲养傣族贵族领地里的大象，“召片领”还从自己部落的土地里划出部分良田分给傣族语言中称为“滚很召”的农民耕种。这些专门为饲养大象饲料的农田当时称作“养象田”。 让“滚很召”的农民提供养象的饲料及训象的劳动。在养象农民居住的村子，由傣族的贵族头领主“召片领”按照轮流值班的方式，去养象场所负责饲养大象。傣族贵族养象的目的，除了其他用途外，主要用途之一是供贵族外出乘坐，据明朝使者李思聪《百夷传》的记录，傣族的贵族头领主“以坐象为贵”。[11]
封建社会野生大象被人类伤害的历史已经过去。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
保护野生大象。以云南为例，在西双版纳农村部分地区及垦区十个国营农场中，例如大渡岗、黎明、勐满等几个国营农场经常有象群出入活动。在深山老林食物匮乏的情况下，部分野生大象下山来觅食，有时发生大象伤害农村、农场的农作物及人员的现象，给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经济建设造成不小的危害。尽管大象损物伤人，夺走了一些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农垦工人及西双版纳地区的农民仍然认真贯彻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从来不去主动去伤害野生大象。仅仅是在野生大象到农田、橡胶
林将要伤害财产和人员时，采用人工呐喊、敲锣鼓、燃烧爆竹等办法赶走大象，或者用放置野生大象喜爱吃得食物作为诱饵等办法把大象引回深林，决不伤害这些国家稀有珍贵的大象。同时，广大傣族农垦工人及农民运用投食喂象、站岗护象，冒险抢救受伤的象等各种方式对野生大象实施保护。[1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imal ecology protec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edian regional ethnic Asian elephant
Huang Mingguang
(Zhejiang Yuyin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
Abstract: the GUI Yuedian regional national existence of wild Asian elephants phenomena are described; think the elephant ivory, as " tribute", the religious and the emperor ascended the throne, and other major ceremony will be wild or tame as military weapons of war accelerated the wild elephants destruction; the last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nobility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eeds, spontaneous feeding wild elephants, and contemporary Dai farmers, farm workers to carry out " wild animal protection law " provis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sian elephant, the measur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UI Yuedian ethnic region; the Asian elephant
参考文献：
[1] 徐六符. 我国古代大象的踪迹[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178--180 .
[2] 文焕然。何业恒，江应樑，高耀亭. [J].思想战线，1979，（12）：43---57 .
[3] 杜锡建. 寻找失踪的广西大象和老虎[J].广西地方志，2012，（3）：59--62 .
[4] 许再富.历史上向天朝上贡对滇南犀牛灭绝和亚洲象濒危过程的影响[J].生物多样性，2000，（1）：112---119 .
[5]明刘文征等人纂修.滇志卷3，地理志·物产、卷6赋役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6] 郑玄注释.周礼卷8，夏官司马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据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影印，第2册，第6页.
[7] 刘祥学.明代训象卫考论[J].历史研究，2011，（1）:51---66 .
[8]明太祖实录卷179、193、226[M] .上海：上海书店，1990.
[9] 毛德昌.傣族与象，思茅师专学报[J].1994，（1）：64-65 .
[10] 唐刘询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10).
[11] 宝璠.说西双版纳的象[J].中国民族，1964，（5）：48.
[12]曾键. 大象伤物伤人农垦职工忍痛护象[J].中国农垦，1993，（2）:41.
作者简介：黄明光（1955---），男，汉族，广西桂林人，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学、文献学。手机[1**********].同意交纳版面费。邮箱[email protected]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4号大街 浙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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