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吉克斯坦踏访乾隆平定叛乱纪功碑
姜燕
本报记者 姜燕
8月4日，复旦大学考察队前往阿利楚帕米尔雅什库里湖畔，寻找“乾隆纪功碑”
遗迹。它是清军平定回疆大小和卓叛乱后在当地树立的一块碑，碑上用满、汉与维吾尔三种文字详细记述了这次战争的过程。因在清代疆域极西处，可称为“中国西极之碑”。它虽然身处人迹罕至的高原，可命途多舛。
“绿湖”畔的纪功碑
上午，考察队一行10人从昨晚的驻地布伦库里湖畔一家home stay(当地常见的一种家庭旅馆)启程，经过一番周折后于中午抵达雅什库里湖边。雅什库里湖位于阿利楚帕米尔的西端，在突厥语里，雅什是“绿”的意思，库里是“湖”。这座美丽的绿湖果然如一块碧绿的宝石，镶嵌在广袤的高原之上。身形细长的阿利楚河自东向西漫流而来，汇入湖中。
1890年10月，酷爱中国文化的英国著名探险家荣赫鹏在帕米尔探险时，从远处的一个吉尔吉斯人村庄巴什拱拜孜（拱拜孜在突厥语里意为坟墓）骑马走了一整天来到阿利楚河入湖口。他在《大陆的心脏》(《The Heart of a Continent》)一书中写道：“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它的名字还不为欧洲人所知，它就是苏满塔什（Somantash）。”
他提到一个名叫奈伊·艾利斯的英国探险家曾经到过这里，虽然此人的大部分行程从未被公之于众，但他曾经听到过一个关于一块刻着碑文的石头竖立在雅什库里湖边的故事。荣赫鹏在书中说，“我的吉尔吉斯朋友证实了这些传说，于是我和朋友马戛特尼骑马去找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就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乾隆纪功碑”，在西方被称为“苏满塔什”。“苏满”是当地的地名，突厥语意为“文字”，“塔什”是“石头”。除荣赫鹏外，19世纪著名的欧洲探险家邓莫尔伯爵、斯文·赫定、斯坦因、寇松等人都在著作中提到过这块碑，并到过这里。
吸引他们来到此地的原因不言而喻。而对考察队中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者来说，此行的意义更加非同寻常。
石碑后的悲凉传说
中国史书中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天山以南的回疆统治者大小和卓发动叛乱，次年，乾隆发兵征讨回疆。1759年，清军穷追不舍翻越帕米尔高原，直至今天阿富汗东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东部的巴达克山国与瓦罕国，最终逼迫巴达克山国交出了大小和卓的首级。从此，清朝的疆域也到达巴达克山与瓦罕以东，占领大部分帕米尔。光绪年间在其上设立了11个哨卡，其中10个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境内。 在征讨大小和卓最后一役的发生地雅什库里湖畔，清朝政府树立了一块石碑，用满、汉与维吾尔三种文字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战役的经过，称为“乾隆纪功碑”。 到过此地的欧洲探险家们，还在他们的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凄凉的传说。19世纪的英国探险家T.E.戈登写道：“大小和卓迫使他部族的妇孺骑着骆驼和马投入湖中，以免落入敌手。今天在这一带的柯尔克孜人中还流传着这个悲恸的传说，常常有人听见湖边传来的人和动物的呼喊声，那是对死亡的恐惧。”
知道这个血腥的故事之后，再次回望这个宁静的湖泊，只觉得它不再美丽。
海英地图帮了大忙
根据欧洲探险家们的著述、军用地图、事先定位的坐标以及中国清代光绪年间海英考察队的手绘地图，考察队大致确认了“乾隆纪功碑”的位置。站在阿利楚湖入湖口东边数公里的一处高地北望，可见对面山坡上两处遗迹，从镜头里看，其中一处拱拜孜的遗迹与欧洲探险家斯坦因《Innermost Asia》一书中的一张照片一致。
海英地图以中国山水画的形式绘就，线条简练的山上，有一处天然形成的乱石崖，一座碑亭悄立其上。而此刻，考察队面对的山坡上，正有一处乱石堆成的悬崖。最后的考察结果证明，这张图对精确定位乾隆纪功碑的位置起了重要作用。
海英曾在光绪年间担任过喀什噶尔的地方官员。当时英俄两国开始私下划分帕米尔各地，严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加强新疆西南部的军事实力，组织人员查勘新疆南部边境地区，海英和李源炳二人受命率队勘查帕米尔地区，耗时两年。
《新疆图志》记载，海英率考察队于1892年1月到达乾隆纪功碑，发现仅存碑座一方，在当地寻获断碑3块，上存83个汉字。海英忠实地记录下这残留的83个字，重树一块新碑，并绘制了一幅考察地图。
这张纸质发黄的地图，复旦大学考察队得来纯属偶然。它原件收藏于清宫档案，民国时期被复制出版，当年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史地所”）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收集了此图。在考察队出发前一个多月，曾经参加过境内帕米尔考察的史地所副教授徐建平在整理旧图时意外发现了它。
旧碑新碑均命途多舛
这块象征着中国在帕米尔高原主权的珍贵文物，无论是原碑还是新碑，早已不在原地，从史料上看，海英考察队很可能是在当地见过它的最后一批中国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著名的欧洲探险家，还曾有幸一睹过它的真容。
1890年10月，荣赫鹏在湖边挨过又冷又饿的一晚后，在第二天早上找到了它，这个收获让他异常兴奋。“它已经断裂了，但还有一大块在基座上。这块碑距阿利楚河水面约30米高，离入湖口数公里之遥。碑文明确地记载1759年清军驱逐大小和卓，一直追击到巴达克山。”
荣赫鹏提到，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曾在1892年6月发生过一场军事冲突，在俄国人和阿富汗人之间。就在这场冲突过去几个星期之后，英国探险家邓莫尔伯爵到了这里，在碑的周围发现了阿富汗人的遗体。俄国人后来将这块碑带走并放到了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博物馆。
不过，荣赫鹏可能记错了，邓莫尔伯爵本人在他1893年出版的著作《The Pamirs》一书中提到，他是1892年11月11日到达苏满塔什的，距离这场军事冲突已有几个月，他在当地并未看到士兵遗体，而是发现了从阿富汗士兵身上剥下的血迹斑斑
的棉衣。他到这里时，连海英近两年之前立的新碑也没见到，“关于这块碑的历史，我们的向导什么也告诉不了我们，他只知道这块碑在那场冲突后被俄国人用马驮走了”。
骑马过河发现碑坑
令人兴奋的是，邓莫尔伯爵马上又写：“我后来在塔什干博物馆见到了这块碑，拿到了碑文的译本，它是这样写的：在山顶上，有一万个人举手投降，中国士兵从四个方向过来，如入无人之境，两个首领看到抵抗毫无意义，便率众逃跑。中国军队就像虎豹在追逐野兔和狐狸那样，我们的士兵„„”从文字中判断，邓莫尔伯爵看到的就是海英所立的新碑，因为旧碑早就断裂、破碎，不可能看到如此完整的碑文。 碑座的命运同样辗转。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15年8月到这里时，曾看到过碑座。后来一位俄国军队测量师拍到残存碑座的照片。曾在帕米尔高原生活过15年的瑞士学者罗伯特·米德尔顿在他所著的《塔吉克斯坦》一书中详细记述了碑座的命运。他说，20世纪60年代早期，碑座还在原地，后来被运到霍罗格，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时被埋在博物馆门前列宁大道的地下。2004年街道拓宽时被挖出，后可能存于霍罗格博物馆，也有人说被送到了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考察队于8月2日来到霍罗格博物馆，但得知这块“中国石头”保存在库房里，不公开展出。
8月4日这天，阿利楚河挡住了考察队的去路，河面有二十多米宽，河水又深又急。队员们向上下游各走了两三公里，都找不到任何一处狭窄的地方可涉水通过。热心的驾驶员们徒步到上游一个村庄寻找马匹，却被告知只有一匹马可以过河，不巧的是这匹马当天出门去了，而驴难当重任。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正在队员们望河兴叹，沮丧地准备离去时，一个头戴白帽的吉尔吉斯老人突然骑着一匹枣红马从东边沿河缓缓而来，简直如神驹从天而降，令人大喜过望。不过，由于河水太冷，老人爱惜马匹，只同意带一个人过一次河。史地所的侯杨方教授涉险前往，他将摄像机等设备装在密封袋里，架起双腿骑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地从水浅处曲折过河。
队员们注视着侯杨方在对岸山崖上的一举一动，当他攀上乱石岗，站在碑亭的残壁上兴奋地向大家喊，此处正是乾隆纪功碑的碑坑所在，极目所见与100年前俄国的旧照片完全一样。他用GPS精确定位，记录下这一重要考察结果。史地所杨伟兵副教授在那一刻眼里噙满泪花，他说：“作为历史工作者，得以亲临此境，无憾矣！”
在塔吉克斯坦踏访乾隆平定叛乱纪功碑
姜燕
本报记者 姜燕
8月4日，复旦大学考察队前往阿利楚帕米尔雅什库里湖畔，寻找“乾隆纪功碑”
遗迹。它是清军平定回疆大小和卓叛乱后在当地树立的一块碑，碑上用满、汉与维吾尔三种文字详细记述了这次战争的过程。因在清代疆域极西处，可称为“中国西极之碑”。它虽然身处人迹罕至的高原，可命途多舛。
“绿湖”畔的纪功碑
上午，考察队一行10人从昨晚的驻地布伦库里湖畔一家home stay(当地常见的一种家庭旅馆)启程，经过一番周折后于中午抵达雅什库里湖边。雅什库里湖位于阿利楚帕米尔的西端，在突厥语里，雅什是“绿”的意思，库里是“湖”。这座美丽的绿湖果然如一块碧绿的宝石，镶嵌在广袤的高原之上。身形细长的阿利楚河自东向西漫流而来，汇入湖中。
1890年10月，酷爱中国文化的英国著名探险家荣赫鹏在帕米尔探险时，从远处的一个吉尔吉斯人村庄巴什拱拜孜（拱拜孜在突厥语里意为坟墓）骑马走了一整天来到阿利楚河入湖口。他在《大陆的心脏》(《The Heart of a Continent》)一书中写道：“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它的名字还不为欧洲人所知，它就是苏满塔什（Somantash）。”
他提到一个名叫奈伊·艾利斯的英国探险家曾经到过这里，虽然此人的大部分行程从未被公之于众，但他曾经听到过一个关于一块刻着碑文的石头竖立在雅什库里湖边的故事。荣赫鹏在书中说，“我的吉尔吉斯朋友证实了这些传说，于是我和朋友马戛特尼骑马去找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就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乾隆纪功碑”，在西方被称为“苏满塔什”。“苏满”是当地的地名，突厥语意为“文字”，“塔什”是“石头”。除荣赫鹏外，19世纪著名的欧洲探险家邓莫尔伯爵、斯文·赫定、斯坦因、寇松等人都在著作中提到过这块碑，并到过这里。
吸引他们来到此地的原因不言而喻。而对考察队中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者来说，此行的意义更加非同寻常。
石碑后的悲凉传说
中国史书中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天山以南的回疆统治者大小和卓发动叛乱，次年，乾隆发兵征讨回疆。1759年，清军穷追不舍翻越帕米尔高原，直至今天阿富汗东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东部的巴达克山国与瓦罕国，最终逼迫巴达克山国交出了大小和卓的首级。从此，清朝的疆域也到达巴达克山与瓦罕以东，占领大部分帕米尔。光绪年间在其上设立了11个哨卡，其中10个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境内。 在征讨大小和卓最后一役的发生地雅什库里湖畔，清朝政府树立了一块石碑，用满、汉与维吾尔三种文字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战役的经过，称为“乾隆纪功碑”。 到过此地的欧洲探险家们，还在他们的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凄凉的传说。19世纪的英国探险家T.E.戈登写道：“大小和卓迫使他部族的妇孺骑着骆驼和马投入湖中，以免落入敌手。今天在这一带的柯尔克孜人中还流传着这个悲恸的传说，常常有人听见湖边传来的人和动物的呼喊声，那是对死亡的恐惧。”
知道这个血腥的故事之后，再次回望这个宁静的湖泊，只觉得它不再美丽。
海英地图帮了大忙
根据欧洲探险家们的著述、军用地图、事先定位的坐标以及中国清代光绪年间海英考察队的手绘地图，考察队大致确认了“乾隆纪功碑”的位置。站在阿利楚湖入湖口东边数公里的一处高地北望，可见对面山坡上两处遗迹，从镜头里看，其中一处拱拜孜的遗迹与欧洲探险家斯坦因《Innermost Asia》一书中的一张照片一致。
海英地图以中国山水画的形式绘就，线条简练的山上，有一处天然形成的乱石崖，一座碑亭悄立其上。而此刻，考察队面对的山坡上，正有一处乱石堆成的悬崖。最后的考察结果证明，这张图对精确定位乾隆纪功碑的位置起了重要作用。
海英曾在光绪年间担任过喀什噶尔的地方官员。当时英俄两国开始私下划分帕米尔各地，严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加强新疆西南部的军事实力，组织人员查勘新疆南部边境地区，海英和李源炳二人受命率队勘查帕米尔地区，耗时两年。
《新疆图志》记载，海英率考察队于1892年1月到达乾隆纪功碑，发现仅存碑座一方，在当地寻获断碑3块，上存83个汉字。海英忠实地记录下这残留的83个字，重树一块新碑，并绘制了一幅考察地图。
这张纸质发黄的地图，复旦大学考察队得来纯属偶然。它原件收藏于清宫档案，民国时期被复制出版，当年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史地所”）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收集了此图。在考察队出发前一个多月，曾经参加过境内帕米尔考察的史地所副教授徐建平在整理旧图时意外发现了它。
旧碑新碑均命途多舛
这块象征着中国在帕米尔高原主权的珍贵文物，无论是原碑还是新碑，早已不在原地，从史料上看，海英考察队很可能是在当地见过它的最后一批中国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著名的欧洲探险家，还曾有幸一睹过它的真容。
1890年10月，荣赫鹏在湖边挨过又冷又饿的一晚后，在第二天早上找到了它，这个收获让他异常兴奋。“它已经断裂了，但还有一大块在基座上。这块碑距阿利楚河水面约30米高，离入湖口数公里之遥。碑文明确地记载1759年清军驱逐大小和卓，一直追击到巴达克山。”
荣赫鹏提到，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曾在1892年6月发生过一场军事冲突，在俄国人和阿富汗人之间。就在这场冲突过去几个星期之后，英国探险家邓莫尔伯爵到了这里，在碑的周围发现了阿富汗人的遗体。俄国人后来将这块碑带走并放到了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博物馆。
不过，荣赫鹏可能记错了，邓莫尔伯爵本人在他1893年出版的著作《The Pamirs》一书中提到，他是1892年11月11日到达苏满塔什的，距离这场军事冲突已有几个月，他在当地并未看到士兵遗体，而是发现了从阿富汗士兵身上剥下的血迹斑斑
的棉衣。他到这里时，连海英近两年之前立的新碑也没见到，“关于这块碑的历史，我们的向导什么也告诉不了我们，他只知道这块碑在那场冲突后被俄国人用马驮走了”。
骑马过河发现碑坑
令人兴奋的是，邓莫尔伯爵马上又写：“我后来在塔什干博物馆见到了这块碑，拿到了碑文的译本，它是这样写的：在山顶上，有一万个人举手投降，中国士兵从四个方向过来，如入无人之境，两个首领看到抵抗毫无意义，便率众逃跑。中国军队就像虎豹在追逐野兔和狐狸那样，我们的士兵„„”从文字中判断，邓莫尔伯爵看到的就是海英所立的新碑，因为旧碑早就断裂、破碎，不可能看到如此完整的碑文。 碑座的命运同样辗转。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15年8月到这里时，曾看到过碑座。后来一位俄国军队测量师拍到残存碑座的照片。曾在帕米尔高原生活过15年的瑞士学者罗伯特·米德尔顿在他所著的《塔吉克斯坦》一书中详细记述了碑座的命运。他说，20世纪60年代早期，碑座还在原地，后来被运到霍罗格，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时被埋在博物馆门前列宁大道的地下。2004年街道拓宽时被挖出，后可能存于霍罗格博物馆，也有人说被送到了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考察队于8月2日来到霍罗格博物馆，但得知这块“中国石头”保存在库房里，不公开展出。
8月4日这天，阿利楚河挡住了考察队的去路，河面有二十多米宽，河水又深又急。队员们向上下游各走了两三公里，都找不到任何一处狭窄的地方可涉水通过。热心的驾驶员们徒步到上游一个村庄寻找马匹，却被告知只有一匹马可以过河，不巧的是这匹马当天出门去了，而驴难当重任。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正在队员们望河兴叹，沮丧地准备离去时，一个头戴白帽的吉尔吉斯老人突然骑着一匹枣红马从东边沿河缓缓而来，简直如神驹从天而降，令人大喜过望。不过，由于河水太冷，老人爱惜马匹，只同意带一个人过一次河。史地所的侯杨方教授涉险前往，他将摄像机等设备装在密封袋里，架起双腿骑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地从水浅处曲折过河。
队员们注视着侯杨方在对岸山崖上的一举一动，当他攀上乱石岗，站在碑亭的残壁上兴奋地向大家喊，此处正是乾隆纪功碑的碑坑所在，极目所见与100年前俄国的旧照片完全一样。他用GPS精确定位，记录下这一重要考察结果。史地所杨伟兵副教授在那一刻眼里噙满泪花，他说：“作为历史工作者，得以亲临此境，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