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香港公务员的形象是廉洁、高效、亲和，但就在并不遥远的20世纪70年代，他们给人的印象却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是香港重要的转折期。
港督麦理浩无疑是这一转折当中的关键人物，他先后续任3次，是任期最长的港督。除了廉政公署，在麦理浩任内，香港推行了庞大的“10年建屋计划”，以及小学和初中的强迫义务教育等利民的公共政策，在极短时间内有效地大幅改善了香港市民的物质生活。
港督麦理浩（左）代表英女皇授予警察吴传忠荣绩勋章，摄于1979 年
香港作家陈冠中这样写道：“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麦理浩的“治港大纲”
麦理浩是香港的第25任总督。英国管治殖民地的官员是在英国本土招聘的，并由殖民地部负责培训和调派到不同殖民地任职；这支管治殖民地的英国官员队伍，并不属于英国本土公务员队伍，也不属于在殖民地当地的公务员队伍，而是属于自成系统的“英国殖民地公务员队伍”。1954年之后，称为“英国海外公务员队伍”。
在这支英国殖民地公务员队伍之内，再分成二三十个职系；不管是政务职系或其他专业职系的官员，都是构成管治殖民地的主要成员。1954年高峰期时，英国殖民地公务员总共约有18000名，其中约有2360名是属于政务职系。同一时期，香港共有47名政务官，当中只有一名是华裔政务官。
刚入职的英籍政务官在派往香港之前已经被要求学习广东话，并经考试合格，才获得正式聘用。殖民地的总督大多数出自这个系统，而麦理浩是个例外，他出身外交系统。麦理浩出生于苏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20世纪60年代，他一度官至英国外交大臣布朗的秘书。
1968年，一名小巴司机在香港观塘警察局前与警察发生劳资纠纷对峙
1967年，麦理浩犯了一个大错。他把英国首相威尔逊发给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一份机密电报带下班，不小心遗忘在了一家银行的柜台上。这份电报讨论越战的状况，是头等敏感的文件。幸亏，这家银行在外交部附近，另一个外交官也是这里的顾客，把电报捡了回来。英国政府大惊，因为美国人早就怀疑威尔逊的工党政府里有苏联的卧底，下令彻查麦理浩。但威尔逊和布朗都认为麦理浩是一位忠诚的人才，是因为工作太累才不小心丢失了机密文件。此后，麦理浩被调往越南、丹麦担任大使，1971年成为港督。
港督是肩负管治香港责任的灵魂人物，对于如何发展香港和具体政策的优先次序，想必每任港督都有所计划。但如果以全面性和影响程度而言，1971年港督麦理浩履新前所制定的“治港大纲”要远超前任和后来者。在麦理浩草拟的“治港大纲”中，已经初现其后十多年的雏形。无论是地铁建设、市区重建、住房问题、信心前途，乃至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巨细无遗。麦理浩是应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有关官员的要求，在等候接任港督的10个月期间，草拟这份“治港大纲”的，以之作为港督和英国政府对于治港政策的基本共识。
香港近年的解密资料称，1971年的这份文件有三个部分：长远规划、内部政策、香港与中国。长远规划部分是属于绝密文件，主要是淡化和避免香港前途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浮现，并同时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以增加英国未来与中国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因此，“内部政策”部分就列出要达到“长远规划”部分所订下的目标而采取的改善香港社会和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香港与中国部分”是阐述麦理浩到任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总的来说，麦理浩这份“治港大纲”所肩负的使命，就是为英国创造与中国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而其载体便是在最短时间内把香港各方面的发展远远抛离中国内地的水平。这种暗度陈仓的安排，既成功凝聚香港各阶层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也同时为英国创造了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布局可说是非常高明。
当然，如果没有当时香港社会普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共识，英国政府亦没有可能推行这一具战略意义的庞大社会和经济改革工程。
这份麦理浩“治港大纲”的解密和曝光，让人们了解到隐藏于社会改革和进步背后的，正是英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中英谈判所设定的战略和部署。不要说香港社会不知悉这份“治港大纲”，就连当时的香港政府官员都不知道有这份文件的存在，其保密程度可见一斑。
30年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动
“麦理浩时代”是殖民地政府回应来自民间的社会压力与自我完善的时代，也是香港经济迅速发展与扩展的时代。
麦理浩初任港督时，香港社会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容乐观。1973年，香港发生股灾，经济环境亦受到石油危机与经济衰退的影响。通货膨胀与失业均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1972—1975年的香港商情严重衰退，成为战后继禁运引起的商业萧条之后，又一次商业萧条的时期。市场不景气使市民就业情况自1973年起开始逆转，影响整个消费，也严重打击了中小工商业。
1973年底，《华侨日报》刊登了一篇以“艰苦的一年”为题的文章，形容1973年为“香港社会30年来空前未有之大变动，特别见诸经济生活方面”。该文忧虑“香港总有一天要变为英国，在不知不觉中衰败下去”。1975年上半年，香港的失业情况最为严重，估计全失业20万人，半失业也接近此数。
1974年5月，香港旺角宝生银行遭抢劫，罪犯挟持11名人质，与警方对峙
1974年初上映的电影《大乡里》中，有歌曲唱道：“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三餐茶饭惹人愁，日常费用不够用，酒家起价未说缘由，房租加到六百难以承受，因为入息有限痛心疾首??”这是很多普通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70年代初的香港社会尚未真正发展到富裕水平。虽然有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但以整个社会来说，多数家庭仍需为基本生活努力。70年代中后期，香港才形成了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
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也尚未解决，就算是幸运地已经入住公共屋邨的，居住环境仍然窘迫，设施简陋。市民到公共屋邨办事处交租，也会有一种踏足衙门的感觉，当年好些初级公务员接待市民的态度亦令人不舒服。
1973年，邵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剧照。该片再现了香港闹水荒，市民排队取水的场景
尽管基本教育逐渐普及，可是1971年仍有13万3千多名10—16岁的儿童及青少年没有入学，其中四分之三外出工作。
“香港是腐败最厉害的城市之一”
社会秩序是最基本的问题，贪污更是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其中以警队贪污最为严重。在街头目睹勒索、收黑钱、包庇外围赌档是很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暴力罪行和街头犯罪问题严重，当年的屋邨常有抢劫犯、吸毒者埋伏，帮派林立，黑帮械斗时有发生。后来由政府带头推行的“扑灭暴力罪行”、“清洁香港”等以社会为动员基础的运动，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1973年，在推动“扑灭暴力罪行”运动的过程中，麦理浩曾亲自发信给民政司陆鼎堂争取全力支持，并指出：“我毋需向你强调公众对暴力罪行的深切关注，或它对政府信誉的重要性。明显地，这要求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一次重要的合作，借此尝试并改变目前的趋势。”
1974年5月24日至25日，香港旺角上海街的宝生银行发生劫匪劫持人质大案，无线电视台（TVB）出动专门的采访小组，将摄影机架在银行大楼对面进行连续17小时的全程直播。5月26日，《华侨日报》报道该事件的文章标题是《生死关头情势危急团结力量发挥神勇全港市民齐喝彩》。可惜团结一致的是人质，至于在银行外面等候时机，见有人质跑出来后仍然犹豫不敢进去制服劫匪的警察，则成了香港民众经常挂在嘴边的笑话。
一份于1974年进行的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受访中没有犯罪记录的年轻人（12—20岁之间），百分之八十不同意“香港的法律公平和大部分警察是正当的人”，另有超过百分之六十同意“赚大钱不一定要有真材实料”。
1971年，抗议者在香港市政府抗议港督麦理浩
二战以后，香港警界的腐败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毫无顾忌的模式。高级警察充当“收规人”，安排下属与犯罪分子联络，收取服务报酬，收到的巨额金钱再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在下属和上司之间进行分配。作为回报，犯罪团伙和帮派头目答应平息帮派内部分歧，不去打扰普通百姓的生活。这种体制时常引起新来者的恐惧，二战后第一任警务处长惊呼“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这种体制受益群体庞大，使得任何可能的反腐行动都无从落实。1960年，贝纳奇在香港革新会演说时曾说：“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严重的腐败现象，但香港是世界上腐败最厉害的城市之一。”
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看来，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人与殖民地政府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同一时期，学生运动的出现给殖民地政府带来了政治的压力和挑战。民间抗争与动员的出现，源于对殖民地制度的不信任和反抗。面对一浪接一浪的抗议行动、社会运动，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开放参与决策的门路，依然封闭。而官僚对于异见，会有选择地进行打压，例如1972年仁义村居民到大会堂露宿抗议，结果居民与学生被拘控。
总之，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社会后来所发展出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尚未形成。1974年，成为新旧交替与转变的准备时期。廉政公署的成立后来成为“香港社会走向理性化与进步”的象征。然而在成立之初，普通市民对它并没有好感，市民大多认为它只能“打苍蝇”不敢“打老虎”，对于港英殖民地政府是否真心打击贪污，仍是半信半疑。
相反，1973—1974年，在民间最热烈讨论的是通货膨胀、白米价格暴涨、加价、加费、商户牟取暴利等问题。1974年4月香港成立的“消费者委员会”更受到市民的关注。虽然当时市民也不相信像“消费者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对平抑物价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但论民生的关注点，其关心通货膨胀要超过关心肃贪倡廉。
事后证明，无论是消费者委员会还是廉政公署，都为香港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吕大乐指出：“香港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影响深远的民意转向，一改过往对殖民政府的看法，对社会产生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时期正是社会上很多人视为香港走上安定繁荣之路的开始。”
今天，香港公务员的形象是廉洁、高效、亲和，但就在并不遥远的20世纪70年代，他们给人的印象却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是香港重要的转折期。
港督麦理浩无疑是这一转折当中的关键人物，他先后续任3次，是任期最长的港督。除了廉政公署，在麦理浩任内，香港推行了庞大的“10年建屋计划”，以及小学和初中的强迫义务教育等利民的公共政策，在极短时间内有效地大幅改善了香港市民的物质生活。
港督麦理浩（左）代表英女皇授予警察吴传忠荣绩勋章，摄于1979 年
香港作家陈冠中这样写道：“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麦理浩的“治港大纲”
麦理浩是香港的第25任总督。英国管治殖民地的官员是在英国本土招聘的，并由殖民地部负责培训和调派到不同殖民地任职；这支管治殖民地的英国官员队伍，并不属于英国本土公务员队伍，也不属于在殖民地当地的公务员队伍，而是属于自成系统的“英国殖民地公务员队伍”。1954年之后，称为“英国海外公务员队伍”。
在这支英国殖民地公务员队伍之内，再分成二三十个职系；不管是政务职系或其他专业职系的官员，都是构成管治殖民地的主要成员。1954年高峰期时，英国殖民地公务员总共约有18000名，其中约有2360名是属于政务职系。同一时期，香港共有47名政务官，当中只有一名是华裔政务官。
刚入职的英籍政务官在派往香港之前已经被要求学习广东话，并经考试合格，才获得正式聘用。殖民地的总督大多数出自这个系统，而麦理浩是个例外，他出身外交系统。麦理浩出生于苏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20世纪60年代，他一度官至英国外交大臣布朗的秘书。
1968年，一名小巴司机在香港观塘警察局前与警察发生劳资纠纷对峙
1967年，麦理浩犯了一个大错。他把英国首相威尔逊发给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一份机密电报带下班，不小心遗忘在了一家银行的柜台上。这份电报讨论越战的状况，是头等敏感的文件。幸亏，这家银行在外交部附近，另一个外交官也是这里的顾客，把电报捡了回来。英国政府大惊，因为美国人早就怀疑威尔逊的工党政府里有苏联的卧底，下令彻查麦理浩。但威尔逊和布朗都认为麦理浩是一位忠诚的人才，是因为工作太累才不小心丢失了机密文件。此后，麦理浩被调往越南、丹麦担任大使，1971年成为港督。
港督是肩负管治香港责任的灵魂人物，对于如何发展香港和具体政策的优先次序，想必每任港督都有所计划。但如果以全面性和影响程度而言，1971年港督麦理浩履新前所制定的“治港大纲”要远超前任和后来者。在麦理浩草拟的“治港大纲”中，已经初现其后十多年的雏形。无论是地铁建设、市区重建、住房问题、信心前途，乃至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巨细无遗。麦理浩是应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有关官员的要求，在等候接任港督的10个月期间，草拟这份“治港大纲”的，以之作为港督和英国政府对于治港政策的基本共识。
香港近年的解密资料称，1971年的这份文件有三个部分：长远规划、内部政策、香港与中国。长远规划部分是属于绝密文件，主要是淡化和避免香港前途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浮现，并同时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以增加英国未来与中国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因此，“内部政策”部分就列出要达到“长远规划”部分所订下的目标而采取的改善香港社会和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香港与中国部分”是阐述麦理浩到任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总的来说，麦理浩这份“治港大纲”所肩负的使命，就是为英国创造与中国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而其载体便是在最短时间内把香港各方面的发展远远抛离中国内地的水平。这种暗度陈仓的安排，既成功凝聚香港各阶层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也同时为英国创造了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布局可说是非常高明。
当然，如果没有当时香港社会普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共识，英国政府亦没有可能推行这一具战略意义的庞大社会和经济改革工程。
这份麦理浩“治港大纲”的解密和曝光，让人们了解到隐藏于社会改革和进步背后的，正是英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中英谈判所设定的战略和部署。不要说香港社会不知悉这份“治港大纲”，就连当时的香港政府官员都不知道有这份文件的存在，其保密程度可见一斑。
30年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动
“麦理浩时代”是殖民地政府回应来自民间的社会压力与自我完善的时代，也是香港经济迅速发展与扩展的时代。
麦理浩初任港督时，香港社会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容乐观。1973年，香港发生股灾，经济环境亦受到石油危机与经济衰退的影响。通货膨胀与失业均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1972—1975年的香港商情严重衰退，成为战后继禁运引起的商业萧条之后，又一次商业萧条的时期。市场不景气使市民就业情况自1973年起开始逆转，影响整个消费，也严重打击了中小工商业。
1973年底，《华侨日报》刊登了一篇以“艰苦的一年”为题的文章，形容1973年为“香港社会30年来空前未有之大变动，特别见诸经济生活方面”。该文忧虑“香港总有一天要变为英国，在不知不觉中衰败下去”。1975年上半年，香港的失业情况最为严重，估计全失业20万人，半失业也接近此数。
1974年5月，香港旺角宝生银行遭抢劫，罪犯挟持11名人质，与警方对峙
1974年初上映的电影《大乡里》中，有歌曲唱道：“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三餐茶饭惹人愁，日常费用不够用，酒家起价未说缘由，房租加到六百难以承受，因为入息有限痛心疾首??”这是很多普通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70年代初的香港社会尚未真正发展到富裕水平。虽然有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但以整个社会来说，多数家庭仍需为基本生活努力。70年代中后期，香港才形成了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
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也尚未解决，就算是幸运地已经入住公共屋邨的，居住环境仍然窘迫，设施简陋。市民到公共屋邨办事处交租，也会有一种踏足衙门的感觉，当年好些初级公务员接待市民的态度亦令人不舒服。
1973年，邵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剧照。该片再现了香港闹水荒，市民排队取水的场景
尽管基本教育逐渐普及，可是1971年仍有13万3千多名10—16岁的儿童及青少年没有入学，其中四分之三外出工作。
“香港是腐败最厉害的城市之一”
社会秩序是最基本的问题，贪污更是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其中以警队贪污最为严重。在街头目睹勒索、收黑钱、包庇外围赌档是很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暴力罪行和街头犯罪问题严重，当年的屋邨常有抢劫犯、吸毒者埋伏，帮派林立，黑帮械斗时有发生。后来由政府带头推行的“扑灭暴力罪行”、“清洁香港”等以社会为动员基础的运动，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1973年，在推动“扑灭暴力罪行”运动的过程中，麦理浩曾亲自发信给民政司陆鼎堂争取全力支持，并指出：“我毋需向你强调公众对暴力罪行的深切关注，或它对政府信誉的重要性。明显地，这要求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一次重要的合作，借此尝试并改变目前的趋势。”
1974年5月24日至25日，香港旺角上海街的宝生银行发生劫匪劫持人质大案，无线电视台（TVB）出动专门的采访小组，将摄影机架在银行大楼对面进行连续17小时的全程直播。5月26日，《华侨日报》报道该事件的文章标题是《生死关头情势危急团结力量发挥神勇全港市民齐喝彩》。可惜团结一致的是人质，至于在银行外面等候时机，见有人质跑出来后仍然犹豫不敢进去制服劫匪的警察，则成了香港民众经常挂在嘴边的笑话。
一份于1974年进行的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受访中没有犯罪记录的年轻人（12—20岁之间），百分之八十不同意“香港的法律公平和大部分警察是正当的人”，另有超过百分之六十同意“赚大钱不一定要有真材实料”。
1971年，抗议者在香港市政府抗议港督麦理浩
二战以后，香港警界的腐败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毫无顾忌的模式。高级警察充当“收规人”，安排下属与犯罪分子联络，收取服务报酬，收到的巨额金钱再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在下属和上司之间进行分配。作为回报，犯罪团伙和帮派头目答应平息帮派内部分歧，不去打扰普通百姓的生活。这种体制时常引起新来者的恐惧，二战后第一任警务处长惊呼“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这种体制受益群体庞大，使得任何可能的反腐行动都无从落实。1960年，贝纳奇在香港革新会演说时曾说：“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严重的腐败现象，但香港是世界上腐败最厉害的城市之一。”
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看来，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人与殖民地政府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同一时期，学生运动的出现给殖民地政府带来了政治的压力和挑战。民间抗争与动员的出现，源于对殖民地制度的不信任和反抗。面对一浪接一浪的抗议行动、社会运动，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开放参与决策的门路，依然封闭。而官僚对于异见，会有选择地进行打压，例如1972年仁义村居民到大会堂露宿抗议，结果居民与学生被拘控。
总之，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社会后来所发展出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尚未形成。1974年，成为新旧交替与转变的准备时期。廉政公署的成立后来成为“香港社会走向理性化与进步”的象征。然而在成立之初，普通市民对它并没有好感，市民大多认为它只能“打苍蝇”不敢“打老虎”，对于港英殖民地政府是否真心打击贪污，仍是半信半疑。
相反，1973—1974年，在民间最热烈讨论的是通货膨胀、白米价格暴涨、加价、加费、商户牟取暴利等问题。1974年4月香港成立的“消费者委员会”更受到市民的关注。虽然当时市民也不相信像“消费者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对平抑物价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但论民生的关注点，其关心通货膨胀要超过关心肃贪倡廉。
事后证明，无论是消费者委员会还是廉政公署，都为香港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吕大乐指出：“香港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影响深远的民意转向，一改过往对殖民政府的看法，对社会产生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时期正是社会上很多人视为香港走上安定繁荣之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