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玉捷
河南社会科学 1997年06期
摘要 文章认为整合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社会整合机制一般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社区整合是社会整合的必然选择。社区整合的重点在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建立社区归属感必须经过两个过程：第一过程是社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第二过程是社区的服务过程。
关键词 社会学 社区整合 社会整合
一、整合：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社会各因素融为一体，统一、协调地运行。一个没有整合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整合可以说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否取决于社会的整合程度。当然，两者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整合程度很高并不意味着社会具有先进的社会发展水准。但是，社会整合程度很低并整合程度日趋下降则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走向瓦解。每一个社会在自身的长期运作过程中都形成了富有个性的社会整合机制，社会各因素在这个机制中相互识别、认同，最后融为一体，推动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机制一般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这三个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它们分别从社会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对社会进行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的轨道。功能性整合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加以整合。社会化分工越深入，各专业之间的依赖性就越强。在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下，各专业之间将达成一种有机的联系，形成一种有机的整体。认同性整合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它通过社会化的学习过程，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避免因主流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的行为紧张和冲突，达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协调一致。
社会整合机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制度性整合来看，强制性和契约性是制度性整合的基本特征，它不允许朝令夕改。从功能性整合来看，功能性整合是在市场导引下的自发过程，它导引着专业化大生产的社会组合从机械性团结逐渐走向有机的团结。这种生产的非阻隔性维持着功能性整合的高度稳定。从认同性整合来看，思想的认同往往来自于历史的思想积淀，以及个人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化过程中，因此它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然而，当社会面临着大变革的时候，社会整合的这种相对的稳定性将会被打破。一般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一）.体制的转型； （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两个因素还将带来一个副产品，那就是：由于物质世界组合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个人价值观的变化，造成对旧的社会认同的瓦解。这三个因素的发生对社会整合机制来说都是致命的。如果社会整合机制由于时代的久远而失去了创立初期所具有的弹性和创新机制的话，那么，它就很难跟上社会因素的变化脚步将其及时有效地整合，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将会迅速下降，社会也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二、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必然选择
社区是社会的一部分，它指的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区位的差异将社会划分为若干个社区，这些社区具有社会的同一规律性，但又因为区位不同而具有丰富个性。
社会学观察社会的最初视角也往往在社区上。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在30年代就认为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1 〕社会学扛鼎之作《江村经济》就是一本以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社区研究著作。这也说明“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取得的重要成果。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在宏观的制度性整合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微观的社会整合往往从社区开始。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发达国家在着手社会整合时就是如此考虑的。日本国民生活评议会196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依靠个人力量难以应付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应当恢复社区生活中的人性。美国、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制定了社区发展计划，通过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达到社区整合乃至社会整合之目的。
我国也是如此。近来，我国开展了城市文明小区建设，就是从社区入手，将社区作为社会整合的微观切入点。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选择社区整合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基本上处于重合状态，社会乃至社区都没有自主的活动空间。在城市中单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分配渠道，它几乎占据了社会劳动和个人生活的全部空间。在农村中人民公社是社会资源的唯一分配渠道，集体劳动和统一的工分制分配制度改变了传统农村社区的格局，只在家庭生活中保留了一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维系度，农村社区只具有微弱的整合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一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被打破，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城市中，非国有制企业迅速增长，单位（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机关）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农村中，人民公社被撤销，农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化出来，流向城市和小城镇。小城镇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基本转化地迅速大批量地建立起来。这一巨大历史性变革带来了一个根本性成果：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了。并且还创造了更多的诸如小城镇等新的社会空间。
这一根本性转变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整合模式。
变化之一：在城市中，单位已不再是社会整合的唯一渠道。过去，单位不仅是社会成员的工作场所，而且还承担着全部的社会职能，员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担。员工与单位的关系已不是一般科层制管理关系，单位对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起到了必要的整合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制经济单位大批出现，这种新单位已不具备所有的社会职能，许多企业甚至根本不具备社会职能，它们只是社会劳动的场所。员工的业余生活和社会劳动生活已有了明显的分界。社会整合的空间也已有了明显的分界。由于社会资源分配渠道增多，单位之外的可替代性社会资源增多，单位的吸引力已大大减弱，单位的整合能力下降。
变化之二：城市社区成为新的社会整合地。过去的居民街道按户籍档案划片管理，如有邻里矛盾冲突，由街道居民委员会会同派出所和人员所在单位共同解决。现在单位处理类似问题的能力已经减弱，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加重。同时，由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且他们流动性很大，按原有户籍管理的方式进行外来人口的管理已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大批新建的小城镇中，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原本就没有几家单位（原有意义的）的小城镇从一开始就缺乏单位的整合力量，加之大批由农民转化而成的城镇居民之间不仅缺乏专业化的整合过程，而且缺乏制度和认同性的整合过程，在这些职业选择自由度较大的城镇新居民面前整合过程的切入点除了生活社区之外似乎并无他处。
变化之三：今天的中国城市面临着一个世界性问题，那就是城市居民关系冷漠。首先，这种冷漠与城市居民住宅格局的改变有关系。城市居民住宅由开放式的平房大杂院转向林立高楼里的独门独户的格局，由此将过去邻里之间的许多共同利益关系转变为独立的个人利益关系。居民完全不用因为共用厨房、卫生间之类基本生活设施而发生每天高达几小时的生活内容的互动，乃至相互关照之类的互动。独立的居住环境保持了个人或家庭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生活空间，居民之间极少走动，也极少相互关心。有的住户与邻居在一个门道里共同生活了几年相互之间都有可能不认识。其次，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加剧了城市居民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心理的压抑使之与人交往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再次，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促使了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劳动的专业越来越多，各专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越来越重要。由于专业化的功能性整合使得人际之间主要的而且最重要的关系转变为业缘关系。城市居民比以前增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际交往量，人们并没有更多的心理能量来维持每一种热烈的人际关系，因此许多的人际交往内容可能是空洞的，或者是表面的、短暂的，给人一种表面热情而实际冷漠的印象。
变化之四：认同性整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往往采取急风暴雨式的批判式的意识形态领域整合方式，以单位为基础对不良倾向进行大批判——运动式的认同性整合，社会成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有许多的不妥之处，也非常容易被心术不正之人所利用，造成人整人的局面，导致党和国家的混乱。党和国家今后将不再采取这种整合方式。
因此，社会的变革开创了社区整合的新领域，它将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让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单位，而让生活社区承担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特别是认同性整合功能。
三、社区整合的重点在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
在社区整合中，认同性整合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社会整合选择在社区进行的出发点。专业化功能性整合在宏观的社会区域中可以很顺利地展开并达到很好的效果；制度性整合也可以在宏观的社会大区域中展开，但它仍然需要通过社区的微观认同来树立它应有的权威性。因此社区的认同性整合是社区全部工作的重点。
那么，社区认同性整合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社区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将成为对付冷漠的人际关系的一剂良药。1973年，日本政府就在社区建设政策纲要中指出：“创造理想的生活首先必须整治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使居民们对自己所在的地区产生亲近感。”通过社区人群亲和力的增强可以达到社区整合之目的。
从发达国家和我国上海、天津等地的经验来看，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必须经过两个过程。
第一过程：社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社区归属感的因果关系是：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为社区成员提供了社区满意度的概念，而社区满意度恰恰是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基础。满意是人们产生喜爱和依恋情感的最低标准，也是归属感产生的起点。从人的需求层次来说，对物质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和最原始的。社会成员对社区的满意度评价往往从物质生活条件开始。从社会整合的意义来看，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的满意程度也往往可以通过社区满意度体现出来。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否保证社区成员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存安全；二是社区内的公共物品建设是否能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公共物品是指那些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社会成员不用付费就能使用的物品。它主要是指道路、城市绿地等基础建设设施。尽管人们在使用公共物品时没有付费，但是公共物品的投资是社会成员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社会成员有权享用。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人们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公共物品的建设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所以如何让社区成员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感到满意，又不让政府为难，这是社区建设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社区建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过程：社区的服务过程。这个过程是社区整合的优化阶段。它通过社区物质和精神服务的形式着重加强社区成员的人际交往，密切邻里关系。任何一种服务无论有偿还是无偿都存在着需求和供给的关系问题，但是社区服务毕竟为社区的人际交往提供了一种机会。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的机会为户籍不同的社区成员相互之间提供了了解与认同的机会，增加了管理的可能性。同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它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聚合和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党和国家倡导某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主流价值观时，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是可能的。
社区整合对社会整合的促进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环境良好的新加坡政府在社区建设初始就规定：每600～1000 户居民组成一个住宅小区，内设居民集会场地、体育运动和儿童游戏设施。每3000～7000户组成一个邻里中心，内设商店、市场、摊贩中心，以及政府经营的医务所、托儿所、房屋维修和管理机构。每3～5万户组成新城镇，即社区中心，其必须拥有商业中心地带、百货公司、超级市场、银行、图书馆、电影院、室外运动场、游泳池、专科学校和医院。政府对这些硬件的规定实际上是强制性地推动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在基础设施基本健全之后，社区建设搞得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转入社区服务工作。我国在社会化服务程度不高，社区基础设施不太健全的情况下，上海、天津等地一边健全社区的基础设施，一边在社区成员中开展社区的物质和精神互动。社区成员相互之间可以得到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邻里关系更加和谐，由此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治安状况和社会环境都大有好转。
注释：
〔1〕费孝通、 王同惠著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导言（吴文藻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作者：黄玉捷
河南社会科学 1997年06期
摘要 文章认为整合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社会整合机制一般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社区整合是社会整合的必然选择。社区整合的重点在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建立社区归属感必须经过两个过程：第一过程是社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第二过程是社区的服务过程。
关键词 社会学 社区整合 社会整合
一、整合：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社会各因素融为一体，统一、协调地运行。一个没有整合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整合可以说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否取决于社会的整合程度。当然，两者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整合程度很高并不意味着社会具有先进的社会发展水准。但是，社会整合程度很低并整合程度日趋下降则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走向瓦解。每一个社会在自身的长期运作过程中都形成了富有个性的社会整合机制，社会各因素在这个机制中相互识别、认同，最后融为一体，推动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机制一般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这三个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它们分别从社会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对社会进行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的轨道。功能性整合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加以整合。社会化分工越深入，各专业之间的依赖性就越强。在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下，各专业之间将达成一种有机的联系，形成一种有机的整体。认同性整合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它通过社会化的学习过程，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避免因主流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的行为紧张和冲突，达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协调一致。
社会整合机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制度性整合来看，强制性和契约性是制度性整合的基本特征，它不允许朝令夕改。从功能性整合来看，功能性整合是在市场导引下的自发过程，它导引着专业化大生产的社会组合从机械性团结逐渐走向有机的团结。这种生产的非阻隔性维持着功能性整合的高度稳定。从认同性整合来看，思想的认同往往来自于历史的思想积淀，以及个人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化过程中，因此它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然而，当社会面临着大变革的时候，社会整合的这种相对的稳定性将会被打破。一般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一）.体制的转型； （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两个因素还将带来一个副产品，那就是：由于物质世界组合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个人价值观的变化，造成对旧的社会认同的瓦解。这三个因素的发生对社会整合机制来说都是致命的。如果社会整合机制由于时代的久远而失去了创立初期所具有的弹性和创新机制的话，那么，它就很难跟上社会因素的变化脚步将其及时有效地整合，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将会迅速下降，社会也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二、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必然选择
社区是社会的一部分，它指的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区位的差异将社会划分为若干个社区，这些社区具有社会的同一规律性，但又因为区位不同而具有丰富个性。
社会学观察社会的最初视角也往往在社区上。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在30年代就认为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1 〕社会学扛鼎之作《江村经济》就是一本以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社区研究著作。这也说明“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取得的重要成果。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在宏观的制度性整合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微观的社会整合往往从社区开始。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发达国家在着手社会整合时就是如此考虑的。日本国民生活评议会196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依靠个人力量难以应付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应当恢复社区生活中的人性。美国、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制定了社区发展计划，通过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达到社区整合乃至社会整合之目的。
我国也是如此。近来，我国开展了城市文明小区建设，就是从社区入手，将社区作为社会整合的微观切入点。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选择社区整合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基本上处于重合状态，社会乃至社区都没有自主的活动空间。在城市中单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分配渠道，它几乎占据了社会劳动和个人生活的全部空间。在农村中人民公社是社会资源的唯一分配渠道，集体劳动和统一的工分制分配制度改变了传统农村社区的格局，只在家庭生活中保留了一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维系度，农村社区只具有微弱的整合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一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被打破，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城市中，非国有制企业迅速增长，单位（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机关）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农村中，人民公社被撤销，农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化出来，流向城市和小城镇。小城镇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基本转化地迅速大批量地建立起来。这一巨大历史性变革带来了一个根本性成果：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了。并且还创造了更多的诸如小城镇等新的社会空间。
这一根本性转变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整合模式。
变化之一：在城市中，单位已不再是社会整合的唯一渠道。过去，单位不仅是社会成员的工作场所，而且还承担着全部的社会职能，员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担。员工与单位的关系已不是一般科层制管理关系，单位对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起到了必要的整合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制经济单位大批出现，这种新单位已不具备所有的社会职能，许多企业甚至根本不具备社会职能，它们只是社会劳动的场所。员工的业余生活和社会劳动生活已有了明显的分界。社会整合的空间也已有了明显的分界。由于社会资源分配渠道增多，单位之外的可替代性社会资源增多，单位的吸引力已大大减弱，单位的整合能力下降。
变化之二：城市社区成为新的社会整合地。过去的居民街道按户籍档案划片管理，如有邻里矛盾冲突，由街道居民委员会会同派出所和人员所在单位共同解决。现在单位处理类似问题的能力已经减弱，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加重。同时，由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且他们流动性很大，按原有户籍管理的方式进行外来人口的管理已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大批新建的小城镇中，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原本就没有几家单位（原有意义的）的小城镇从一开始就缺乏单位的整合力量，加之大批由农民转化而成的城镇居民之间不仅缺乏专业化的整合过程，而且缺乏制度和认同性的整合过程，在这些职业选择自由度较大的城镇新居民面前整合过程的切入点除了生活社区之外似乎并无他处。
变化之三：今天的中国城市面临着一个世界性问题，那就是城市居民关系冷漠。首先，这种冷漠与城市居民住宅格局的改变有关系。城市居民住宅由开放式的平房大杂院转向林立高楼里的独门独户的格局，由此将过去邻里之间的许多共同利益关系转变为独立的个人利益关系。居民完全不用因为共用厨房、卫生间之类基本生活设施而发生每天高达几小时的生活内容的互动，乃至相互关照之类的互动。独立的居住环境保持了个人或家庭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生活空间，居民之间极少走动，也极少相互关心。有的住户与邻居在一个门道里共同生活了几年相互之间都有可能不认识。其次，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加剧了城市居民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心理的压抑使之与人交往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再次，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促使了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劳动的专业越来越多，各专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越来越重要。由于专业化的功能性整合使得人际之间主要的而且最重要的关系转变为业缘关系。城市居民比以前增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际交往量，人们并没有更多的心理能量来维持每一种热烈的人际关系，因此许多的人际交往内容可能是空洞的，或者是表面的、短暂的，给人一种表面热情而实际冷漠的印象。
变化之四：认同性整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往往采取急风暴雨式的批判式的意识形态领域整合方式，以单位为基础对不良倾向进行大批判——运动式的认同性整合，社会成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有许多的不妥之处，也非常容易被心术不正之人所利用，造成人整人的局面，导致党和国家的混乱。党和国家今后将不再采取这种整合方式。
因此，社会的变革开创了社区整合的新领域，它将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让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单位，而让生活社区承担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特别是认同性整合功能。
三、社区整合的重点在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
在社区整合中，认同性整合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社会整合选择在社区进行的出发点。专业化功能性整合在宏观的社会区域中可以很顺利地展开并达到很好的效果；制度性整合也可以在宏观的社会大区域中展开，但它仍然需要通过社区的微观认同来树立它应有的权威性。因此社区的认同性整合是社区全部工作的重点。
那么，社区认同性整合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社区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将成为对付冷漠的人际关系的一剂良药。1973年，日本政府就在社区建设政策纲要中指出：“创造理想的生活首先必须整治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使居民们对自己所在的地区产生亲近感。”通过社区人群亲和力的增强可以达到社区整合之目的。
从发达国家和我国上海、天津等地的经验来看，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必须经过两个过程。
第一过程：社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社区归属感的因果关系是：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为社区成员提供了社区满意度的概念，而社区满意度恰恰是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基础。满意是人们产生喜爱和依恋情感的最低标准，也是归属感产生的起点。从人的需求层次来说，对物质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和最原始的。社会成员对社区的满意度评价往往从物质生活条件开始。从社会整合的意义来看，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的满意程度也往往可以通过社区满意度体现出来。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否保证社区成员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存安全；二是社区内的公共物品建设是否能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公共物品是指那些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社会成员不用付费就能使用的物品。它主要是指道路、城市绿地等基础建设设施。尽管人们在使用公共物品时没有付费，但是公共物品的投资是社会成员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社会成员有权享用。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人们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公共物品的建设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所以如何让社区成员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感到满意，又不让政府为难，这是社区建设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社区建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过程：社区的服务过程。这个过程是社区整合的优化阶段。它通过社区物质和精神服务的形式着重加强社区成员的人际交往，密切邻里关系。任何一种服务无论有偿还是无偿都存在着需求和供给的关系问题，但是社区服务毕竟为社区的人际交往提供了一种机会。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的机会为户籍不同的社区成员相互之间提供了了解与认同的机会，增加了管理的可能性。同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它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聚合和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党和国家倡导某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主流价值观时，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是可能的。
社区整合对社会整合的促进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环境良好的新加坡政府在社区建设初始就规定：每600～1000 户居民组成一个住宅小区，内设居民集会场地、体育运动和儿童游戏设施。每3000～7000户组成一个邻里中心，内设商店、市场、摊贩中心，以及政府经营的医务所、托儿所、房屋维修和管理机构。每3～5万户组成新城镇，即社区中心，其必须拥有商业中心地带、百货公司、超级市场、银行、图书馆、电影院、室外运动场、游泳池、专科学校和医院。政府对这些硬件的规定实际上是强制性地推动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在基础设施基本健全之后，社区建设搞得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转入社区服务工作。我国在社会化服务程度不高，社区基础设施不太健全的情况下，上海、天津等地一边健全社区的基础设施，一边在社区成员中开展社区的物质和精神互动。社区成员相互之间可以得到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邻里关系更加和谐，由此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治安状况和社会环境都大有好转。
注释：
〔1〕费孝通、 王同惠著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导言（吴文藻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