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在她的剧作《娜拉出走以后》里构建了 一个全新的娜拉，从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戕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人物的剥削和压迫，以及 女性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三个层面解读当代女性生存境况，分析妇女受迫害的社会根源和 文化根源，对妇女解放道路和途径予以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耶利内克；《娜拉出走以后》；娜拉；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1521.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5—0113-05 “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在易性 的《玩偶之家》里，19世纪末的娜拉从对婚姻表面和谐 的幼稚陶醉中骤然觉醒而毅然出走，宣告了一个女性同 剥夺了做人的自由权的家庭的决裂。易卜生在这部剧 里向社会提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妇女解放的问题， 但从作品问世的1879年至今，“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 困惑仍然未解。一百年以来，它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问 号，引发世人思考，去探索妇女的社会出路。鲁迅在《娜 拉出走怎样》中说过，娜拉走出家庭到了社会，这好比一 只小鸟，关在“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 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不是同样不自 由吗？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尚未取得独立的经济权的娜 拉的生计问题，他因此得出结论：娜拉出走以后“也实在 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奥地利著名女作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2004 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的第一个剧本《娜拉出走以后， 又名“社会支柱”》（以下简称《娜拉出走以后》）完全印 证了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对娜拉出走以后命运的推测，揭 示了女性从家庭这一私人空间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后 的悲剧性结局。它创作于1977/1978年，正值西方妇女 运动如火如荼之期，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反对父权制社 会对女性压迫、试图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寻求妇女 解放之路的女性主义理论，而该剧完全是“属于那个时 代的作品，它唤醒希望，从任何角度讲都将想象空间扩 展到一个全新维度”。尽管它表达出的对妇女运动的怀 疑和悲观情绪，剧中带有“讥讽的毒刺”符合当时时 代的乐观精神。然而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部从多个方面 解读当代女性生存境况、探索女性命运的文本，它对女 性在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的分析显得更为现实、更为深 刻。作为一个极具政治意识和强烈批判精神及独特女 性主义立场的作家，耶利内克在这部剧里构建一个全新 的娜拉，通过对妇女受迫害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的分 析。对女性解放道路和途径予以了深刻的反思。 一 耶利内克完成《娜拉出走以后》后不久，1979年10 月希尔德克内希特（Kurt Josef Schildknecht）执导该剧在 奥地利格拉茨太剧院进行了首演，得到一致好评，剧院 上演这部剧时场场座无虚席。然而此后十几年（直到 1992年）一直未再上演。其原因如著名戏剧评论家乌 特·尼森所说，不是因为人们对女性剧作家的偏见，而 在于该剧对父权制社会秩序猛烈的“攻击性”。剧 中流露出来的毫不妥协的口吻，辛辣尖锐的冷嘲热讽， 使得主导舞台的男性导演们不惮于冒此风险。 耶利内克本人是女性运动的积极分子，她的创作在 很大程度上是女性运动的回声。在她看来，妇女不仅受 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度的奴役和压迫，而且深受资 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正是这两种体制的合力 造成了女性的悲剧命运。该剧以其对父权制度和资本 主义制度强烈的批判意识，而毫无疑问地具有了女权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于小说中的反资本主义色 彩，我们将主要在下一章里探讨。笔者认为，该剧首先 应该是一部关于女性主义的戏剧，它体现出了明确的女 性意识和女性主题，揭示出在男性统治社会形态中女性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受到的压抑和迫害。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遇到的头等大事是生存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女子是很难在 社会上立足的。娜拉因不甘于作丈夫的玩偶而舍弃孩 子，进入到她自以为注重女人头脑的社会，“想在工作上 把自己从客体发展为主体”，“希望人的尊严、人权、乃至 一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都得到尊重”。可是在男性 为中心的社会秩序里，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基本框架 使得男人超越家庭而享有社会利益，女人的功能则是 “内在性”，内化为家庭主妇和贤妻良母，狭小的家庭是 女人的所有世界；妇女的领域以及与该领域相关的特 性——“刺绣、编织”，“赡养和照料老人、体弱者、智障 者、病人还有孩子”，“温柔体贴”，“能歌善舞”，都遭 到漠视和贬低。父权制社会的家庭分工决定了职业领 域的性别分工，导致了女性在社会经济上的压抑地位。 我们从第一场里娜拉与纺织工厂人事经理的对话里，就 能看出她在职业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娜拉以前深居简 出，只顾料理家务，养育孩子，没有工作经验和工作技 能，即使有进入工作领域的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中也是 处于不利地位。在工厂里，除女秘书——唯一一个工作 环境和工资级别上比女工稍好的职业外，娜拉和处在最 底层的其他女工一样，工作上不能自由选择，只能从事 着没有创造性的、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报酬低的工作。 这样看来，女性进入职业领域，也无法实现自我，实 现“从客体发展为主体”，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对大多 数女性来说，加入劳动力大军更使得她们肩负双重责 任：在社会上为谋生而工作，回到家中还要继续无偿的 家务劳动。和娜拉一起在厂里干活的女工们，以女性柔 弱的身体，承受着家庭和职业的双重劳役。此时的女人 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她的“第二身份”压抑着“第 一身份”，其内心被分裂开来，处于一种自我的割裂、撕 碎的状态：“二十分钟后，我走进这扇大门，摘下考勤 牌——这是第二个我，这个我属于雇主。”（女工）肉 体和灵魂所受之苦使得娜拉很难摆脱附属于男人和家 庭的命运——这为她后来恢复到依附的地位埋下了 伏笔。 父权制社会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基本原则是男性至 上，女性是受排斥的对立面，是他者、非男人、一种有缺 陷（即无阳具）的人。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性别差异，被 男性利用来定义和贬抑女性的借口。弗洛伊德的“阉割 和阴茎羡慕说”、希特勒的“女性化说”、墨索里尼的“女 性剥夺男性尊严说”等男权话语再次在该剧中回响。在 菲勒斯作为超越的化身下，社会的审美体系由男性规 范，“女人的天性是满足男人”，“我们男人是女性美的接 受者”（魏冈）。女性不是被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 她被贬低到了生理的水平，她的价值只由自然属性来体 现，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存在，沦为男人性和色情的对 象。在男权伦理道德原则指导下，男人对女人的猎取、 玩弄、利用和抛弃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在男人眼里，“女 人是他性欲的对象。女人引诱男人，使男人的性欲在她 身上得到满足”（魏冈）。娜拉起初因为容貌姣好、身 段迷人又能歌善舞，能给男人消遣娱乐“找乐子”（魏 冈），成为了各色男人追逐的目标，最终靠肉体求生， 充当了男人性欲发泄工具和经济利益工具，甚至沦为性 虐待娟妓，直至年老色衰被抛弃。 值得注意的是，娜拉有着清醒的女性意识和独立意 识，满口女性主义理论的词句，能意识到“刺激和色情是 一种屠杀女人的行为”，也常道出女性处境的真谛： “女人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遭受残杀的历史！”而这 使得她在男人眼里变得“难看”。娜拉一开始思考就 立刻引起了工头的不悦：“女人嘴里说出的话可不像她 们手里做出的活儿那样招人喜欢。一个男权社会是 不允许一个女人在暗处思考的，他们要千方百计拒绝这 种思考的存在：“女人被砍了头，被切割开来。人们只许 她留下身体，把她的头砍下，是因为那里能够思考。”（娜 拉）这样男人就轻巧地将女性置于自己之下，使其非 但不能构成抗衡的力量，就连平等的对话也够不上，这 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最好的伎俩。 由此可见，在父权制的社会里，女性受到了男性在 经济上和思想意识上的性别歧视和压迫。在一个以男 性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里，当女性从 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她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只把 女性当作躯体的社会。在一个将女性的头脑与躯体分 离的社会，女人被抽空了精神和生命，成为了各种形式、 规格和价钱的“玫瑰色”肉体，而被“占有”、“享受”和 “摧毁”。追求爱情失败、愤怒抗争的艾娃最终变得歇斯 底里，精神分裂；林丹甘愿做海尔茂的保姆，扮演性施虐 狂的角色满足男主人，却还是免不了被海尔茂“转让”出 去，为他和一位出身上等阶层的年轻女子的婚姻扫清道 路；追求主体地位的娜拉非但没有“从客体发展为主 体”，反而失去了对自我身体的支配权，更加无法把握自 己的命运，甚至进一步陷落。 娜拉转了一圈，被迫又回到起点，没有任何进步。 耶利内克借娜拉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不再令人 喜欢，女人迈出了争取自由的第一步。对着隐蔽暴力构 建的金字塔底基狠狠地踢一脚。”（娜拉）然而对于根 深蒂固的“金字塔底座”来说，不会有丝毫触动和改变。 剧作家虚构情节，将自己对无所不在的男性霸权的愤懑 诉诸笔端，直戳一种以性别为支配基点的文化权力的弊 端，揭示女性在这种男权统治秩序下寻求自我解放和获 救的渺茫和无望。 迄今为止，在阐释耶利内克作品方面最权威的专家 玛丽思·扬茨指出，目前在耶利内克研究中遇到的困 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一直没有能判断清楚她 是一个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作家。“于是才常常错误地在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下评判她（耶利内克） 的女性主义和她的归属，忽略了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倾 向。虽然她在创作中部分采纳了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接近的手法，但至今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仍然 影响了她的创作。 笔者认为，扬茨的见解是中肯的。资料表明，政治 敏感的耶利内克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 生了明显的偏好，1973年加人奥地利共产党。耶利内 克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解释对她而 言，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仅表明她是“资本主义，这个蔑 视人的制度的敌人”。在她的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 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历史 的建构，她们代表的不是个人体验，而是某一阶级和特 定经济条件下广大妇女的共同遭遇。她把个人所受的 压迫放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基础”上来思考，从妇女 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揭露造成妇女深受压迫的社 会权力结构。我们注意到，女作家创作《娜拉出走以 后》，续写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的命运，正值妇女运动高涨 之时，耶利内克创作此剧的目的也是为了向当时某些女 性文学、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倾向作出回应。她认为， “当前女性文学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一味地抱怨 和诉苦，同时痛骂男人。她们应该在美学上找到适合自 己的手段，并且向前更进一步。”耶利内克这里所说的 “更进一步”就是要求作家或者理论家不能停留于表面， 而应该去揭示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制度上的原因。而对 于制度问题的关注也正是女作家创作的一个基本理念。 恩格斯曾经指出，允许女性进入公共生产领域是女 性解放的条件之一。然而，矛盾的是，女性极力想参与 的工业生产领域恰恰是异化劳动最盛行的世界，进入工 厂不仅没有解放自我，反而走向了进一步的异化。当女 性走出家庭进入生产领域，她作为劳动力和男人一样， 又受到了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 削和压迫。和男性工人一样，女工在劳动中得不到满 足，被剥夺了对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的参与，这使得她 们在劳动中感觉“怅然若失”。而与男工相比，女性显然 处于更不利的境地：“女人处在阶级统治的社会结构的 双重关系之中。这种双重性就在于：一方面绝大多数的 妇女做计件工，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另一方面很 多妇女因为依赖男性养家者的工资生活，受到男性的奴 役和压迫。”更何况她们被允许进人职场的前提是： 其劳动对父权制社会有利，而不是女性自己获得好处； 她们只是起到了劳动力后备军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 必然面临被解雇，因为“当投资兴趣开始降低，工业就开 始裁减变得昂贵的女性劳动力”（男士）。在这种处 境下，女性解放又从何谈起呢？ 《娜拉出走以后》又名《社会支柱》，耶利内克既叙写 了《玩偶之家》里娜拉的命运，又糅合了易卜生的另一部 戏剧《社会支柱》的主题内容。在《社会支柱》里，易卜生 揭露了那些所谓“社会支柱”表面道德高尚、为人正 派为公众谋福利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实际上是腐朽堕 落、倒卖地产和压榨百姓的卑鄙之徒。耶利内克在剧中 直接借用了《玩偶之家》里除阮克医生以外，几乎全部的 主要角色：娜拉、海尔茂、林丹女士、柯洛克斯泰和安娜， 并把《社会支柱》里以博尼克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虚伪、 冷酷的人物性格特征和贪婪、唯利是图的行为动机挪进 了她剧中的人物身上，从而将易卜生笔下娜拉所处的狭 小的枷锁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处境扩大到了一个更大 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处境里。 剧中有些人物没有自己的姓名，而用职业、官衔或 者性别来指称，如“女工”、“领班”、“男秘书”、“女秘 书”、“部长”和“男士”等。这种忽略人物具体特性、强调 共性、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指称，使得人物不是作为 某种性格的出现，而是语言的载体，其意在关注人物所 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社会现象显现 出来，呈现出其中的经济和政治的过程。在服膺马克思 主义的耶利内克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深深地渗 透到了社会文化层面，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统统 “物化”，并将其异化为赤裸裸的利己打算。在这种思想 指导下，利己主义成了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 人物的行为具有了极强的功利色彩。耶利内克对所有 社会群体的刻画，随着剧情的发展越加细致入微，直接 表现出社会地位和其经济地位的差别，从中我们看到的 是男秘书卑躬屈膝的表现，魏冈那饱满的、有诱惑力的 玩世不恭的态度（在第9场精彩的结尾，他还抢了娜拉 的话语），还有海尔茂那拘谨笨拙、趋炎附势的言行： “哦。亲爱的，尊敬的领事先生……”当商品意识渗 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将一切社会运作政治经济 化。对剧中几乎所有人来说，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 件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目标，更好的生活就是在自己所处 的社会等级上更上一层，在收入上获得比当下更多一些 的经济利益。林丹抛弃从前的恋人柯洛克斯泰，因为他 “在经济生活中根本没有地位”，对她“已经完全沉迷其 中的权力毫无影响力”。娜拉离家以后，林丹正好趁 虚而人，殷勤地照顾海尔茂的起居，不惜抛弃自尊扮演 性施虐狂的角色满足海尔茂隐秘的性嗜好，为的是当上 银行经理太太，过上富有的物质生活。海尔茂享受着林 丹免费的身体服务和家务劳动，却根本没打算娶她，一 旦他有了一个出身上层的年轻姑娘作为结婚对象，林丹 成了他新的婚姻的绊脚石。尽管海尔茂和娜拉曾为夫 妻，可前夫丝毫不念以往夫妻情分，就娜拉和柯洛克斯 泰达成交易：柯洛克斯泰除掉“情报间谍”娜拉，海尔茂 付给他的报酬是一份产业，并将林丹转手给他，为自己 未来的婚姻扫清路障。 在强权以各种隐秘形式弥散，经济利益统治一切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女人的身体、才艺和头脑都变成了有 利可图的资源。娜拉能歌善舞，她的漂亮和聪明增加了 她的资本，成为情色场中欲望的对象。娜拉一进工厂， 就被工头看中，他抛弃艾娃，转而追求娜拉，因为在他眼 里娜拉是他“当下能得到的最好的女人”。由于父权 制的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转以及社会生活的商品化 倾向，女性自身也被商品化了。男人是买家，女人是商 品。为了体现女人成为商品这一现实，耶利内克还特地 使用了诸如“质量”、“数量”、“品质”和“库存”等一系列 的经济术语来形容女性的地位。“对我来说，女人的质 量比数量更重要，因为她们是很容易变质的商品。”（魏 冈）——“看到您经常那么快地更换女人，补充这种库 存，也会想到有一定的数量。”（部长）女人的价值对 男人个体而言，不仅有作为性对象和家庭主妇的使用价 值，而且可以作为支付手段在男人之间具有交换价值。 娜拉依靠魏冈摆脱了工厂劳动，原本被资本家的经济剥 削转变成被魏冈经济和性剥削。魏冈对娜拉花言巧语 诉说爱情，其实只把她看作是可供消费的肉体、套取商 业情报和获得更多资本的工具。为得到一块能带来巨 大利润的地产项目，他不惜用娜拉作交易筹码，用她的 身体贿赂掌握着内幕消息的部长；他还劝说娜拉向前夫 海尔茂（那块地产所有者合资股份银行的经理之一）出 卖身体，扮作色情施虐狂打探经济情报。总而言之，如 他所言，他在娜拉身上的“投资”要取得巨额回报。 由于娜拉的介入，魏冈生意上全盘皆赢，海尔茂声 名狼藉，彻底破产。娜拉以为牺牲自己就能换来和魏冈 的“幸福婚姻”，结果不过是幻梦一场。当青春和美貌随 着岁月逝去，娜拉终遭抛弃，不愿沦为娼妓的她被迫接 受魏冈给她的一家小布料店——作为离开魏冈，并保守 那笔投机生意秘密的条件。最后，娜拉只得又回到小市 民“玩偶之家”，和前夫海尔茂依靠经营小店生活。 我们在《娜拉出走以后》里看到，当女性走出家庭进 入公共领域，她作为劳动力和男人一样，受到了资本主 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而对女性来说，她们以其赢弱之 躯，承受着双重的压迫和剥削，除了父权制的性别政治 压迫外，还受到了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剥削和压迫。耶利内克的这一看法也正是马克思女性 主义对女性所受压迫的观点。 耶利内克和其他女性主义作家不同，在展现女性真 实生存境况、深刻分析女性遭受压迫的社会制度时，也 表现出了个人独特的女性视角：将关注的目光继续投向 女性自身，观照、反思女性自身的行为。耶利内克对妇 女解放的理解，不再仅止于妇女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地 位，而是进一步指向女性独立人格、女性精神自由等层 面，即在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女性自身对自我命运 的思考、把握和争取。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制造夏娃时，就已经将 女性界定为男性的附庸和奴从。长期以来，在男性为中 心的父权制社会里，女性从来都是作为被动的客体而存 在。地位卑贱造成心理上的自卑，行为被动塑成了心理 上的依赖。其结果是，女性自身在思想深处缺乏自我意 识和主体意识，缺乏自尊、自立精神以及自身觉悟的主 体性。父权社会确定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和对女性的 定位要求，在人们特别是女性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 在男性意识为中心和男性价值为标准的秩序下，女性按 照男性的要求塑造自我，根源于内心深处男权至上的意 识，使得她们在心理和价值认可上认同父权制价值取 向：“把自个儿的身子给一个男人，这才是一个女人一生 里的顶点。”（女工）而对偏向男性的社会制度表现出 来的自律自觉行为和盲目奴从，使得女性在心理上对这 种不平等习以为常，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奴役的地位。 “伺候男人也好，干纺织女工也好，就是咱们女人的命。 咱们得把自己整个儿都耗干净了为止。”（女工） 在男性统治社会形态中，社会话语掌握在男性手 中，女性的能力局限于以往对女性的定义，即性、家庭、 生育。家庭生活和母性的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了女性，像 镣铐一样限制了她们的人生选择。受到传统道德观念 怂恿的女工们，对丈夫和家庭有着理想化的看法，渴望 回到家庭，渴望“有一双男人的大手”来帮她们一把，甚 至希望经济不稳定，这样她们就可以作为劳动后备军被 解雇而回归家庭，“那会儿生育重新又成了一种创造性 的活儿了”，而“母亲又会焕发出美丽的光彩来”。 我们从《娜拉出走以后》里看到，女性悲剧命运的根 源是一生被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因为经济上从属于男 人而遭受父权制度的压迫和剥削。然而，女性冲出家庭 私人领域，获得经济独立从而可能获得人身独立的唯一 希望——职业，却被女主人公放弃了。当然，仅仅通过 职业不可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正如前文所分析的 那样，女性在职业中依然受到了以父权为中心的资本主 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女性回到公共劳动领域，却 是她们获得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娜拉对家庭的追 求和对爱情的执迷，使她放弃自主的机会，把自己的命 运交给男性主宰，重蹈了以往的覆辙而扭曲了自身的 命运。 本来，娜拉进人工厂作纺织工，尽管工作辛苦，收入 微薄，但只要不放弃，仍能自食其力，不需要依附男人当 玩偶生活。然而，追求经济独立和抛弃孩子的矛盾，对 孩子的牵挂、愧疚之情构成了娜拉在工厂劳动期间的主 要心理活动之一。抛弃孩子的负疚感使她难以忍受，甚 至产生了要回到原来家庭的念头。然而一遇到经济巨 头和未来的工厂买主魏冈，渴望消费、安定的她立刻放 弃了回到孩子身边的念头，主动迎合接受魏冈的勾引， 将爱情、婚姻作为生存目标，扮演起被需要、被征服的角 色。她对自由独立生活的渴求就这样被扼杀在一场子 虚乌有的“浪漫爱情”里。从那时起，娜拉已背叛了离家 出走的初衷，完全丧失主动空间，丧失了摆脱对男性的 生存依附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成为了受男人操纵的玩 偶。对此耶利内克有着深刻的认识：“我要指出的是，如 果女人不是自己来掌握生活，而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男 人手里，那么就不会有其它结局。 需要指出的是，娜拉也曾一度期望联合女性姐妹， “女人应该团结一致而不该彼此嫉妒……因为她们天生 就拥有一种内在的、强有力的一致性”（娜拉），反抗 父权社会的强大压力。然而，同是女人，同是受权制资 本主义制度压榨的女工身份，却不能彼此心灵相通，娜 拉因为资产阶级出身而女工们被视为阶级敌人。在工 资劳动级别上比娜拉高一级的女秘书一句话——“把我 们联系在一起的最多也就是所谓的生育疼痛”，将娜 拉拒之千里。在众多女性人物中，艾娃是唯一一个对形 势有着清醒认识的人，可是痴迷爱情的她把娜拉视为情 敌。最后，娜拉试图与女工们、女秘书以及艾娃在性别 基础上达成联盟的努力只是徒然。没有共同的女性意 识，没有无产阶级因工作、切身利益而产生的共同责任 感，这使得一度试图反抗的娜拉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面 前显得单薄和孤立。耶利内克以此要表达的是，女性目 前的生存状况不光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 造成的，还与她们本身有关，麻木精神、愚昧思考也是导 致她们命运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女性的悲剧命运究其根源，一方面她们 受虐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即以男性为中心的父 权制度的压迫和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度 的剥削；另一方面受虐于自身的依附心理的局限，女性 自身思想深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缺乏，缺乏自尊、 自立精神，这就注定了女性永远摆脱不了悲剧命运。 鲁迅先生为娜拉推测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选 择性道路，在耶利内克的剧作中成了“先堕落，后回归”。 娜拉以为逃离了资本主义家庭，投身于广阔的社会生活 就能“把自己从客体发展为主体”，孰不知当她冲破了一 个狭小的束缚女性的家庭枷锁，却踏进了一个足以摧毁 女性的更大的社会牢笼。在强大的以父权制的资本主 义社会现实中，娜拉的行动不但没有接近自由解放的目 标，反而在遭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作为家庭伦理道 德母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和它们强大后盾的整 个资本主义和父权文化系统时，进一步沉陷了。娜拉的 “堕落”和“回归”是必然的。这样看来，耶利内克和鲁迅 的思考是相同的。 耶利内克称她的这部剧是一部“布莱希特式教育 剧”，为的是启人警醒，“唤醒人们对状况和事实的认 识”，使人们在女性解放这一问题上认清复杂形势。 从小市民的“玩偶之家”逃脱的娜拉最终又再次“落网”， 她清醒且主动投降的结局，似乎是剧作家给女性解放描 绘的一副颇为不妙的图景，但它更切合女性在现实社会 政治领域里的真实状况。在女性主义锋芒日盛的上世 纪80年代，耶利内克的思考无疑具有相当的深刻度和 前瞻性。如果说19世纪娜拉那“砰”的关门声在我们心 中引起的是震撼，那么，20世纪后回归家庭的娜拉留给 我们的是深长的思考，
[摘要]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在她的剧作《娜拉出走以后》里构建了 一个全新的娜拉，从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戕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人物的剥削和压迫，以及 女性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三个层面解读当代女性生存境况，分析妇女受迫害的社会根源和 文化根源，对妇女解放道路和途径予以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耶利内克；《娜拉出走以后》；娜拉；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1521.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5—0113-05 “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在易性 的《玩偶之家》里，19世纪末的娜拉从对婚姻表面和谐 的幼稚陶醉中骤然觉醒而毅然出走，宣告了一个女性同 剥夺了做人的自由权的家庭的决裂。易卜生在这部剧 里向社会提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妇女解放的问题， 但从作品问世的1879年至今，“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 困惑仍然未解。一百年以来，它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问 号，引发世人思考，去探索妇女的社会出路。鲁迅在《娜 拉出走怎样》中说过，娜拉走出家庭到了社会，这好比一 只小鸟，关在“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 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不是同样不自 由吗？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尚未取得独立的经济权的娜 拉的生计问题，他因此得出结论：娜拉出走以后“也实在 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奥地利著名女作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2004 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的第一个剧本《娜拉出走以后， 又名“社会支柱”》（以下简称《娜拉出走以后》）完全印 证了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对娜拉出走以后命运的推测，揭 示了女性从家庭这一私人空间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后 的悲剧性结局。它创作于1977/1978年，正值西方妇女 运动如火如荼之期，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反对父权制社 会对女性压迫、试图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寻求妇女 解放之路的女性主义理论，而该剧完全是“属于那个时 代的作品，它唤醒希望，从任何角度讲都将想象空间扩 展到一个全新维度”。尽管它表达出的对妇女运动的怀 疑和悲观情绪，剧中带有“讥讽的毒刺”符合当时时 代的乐观精神。然而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部从多个方面 解读当代女性生存境况、探索女性命运的文本，它对女 性在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的分析显得更为现实、更为深 刻。作为一个极具政治意识和强烈批判精神及独特女 性主义立场的作家，耶利内克在这部剧里构建一个全新 的娜拉，通过对妇女受迫害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的分 析。对女性解放道路和途径予以了深刻的反思。 一 耶利内克完成《娜拉出走以后》后不久，1979年10 月希尔德克内希特（Kurt Josef Schildknecht）执导该剧在 奥地利格拉茨太剧院进行了首演，得到一致好评，剧院 上演这部剧时场场座无虚席。然而此后十几年（直到 1992年）一直未再上演。其原因如著名戏剧评论家乌 特·尼森所说，不是因为人们对女性剧作家的偏见，而 在于该剧对父权制社会秩序猛烈的“攻击性”。剧 中流露出来的毫不妥协的口吻，辛辣尖锐的冷嘲热讽， 使得主导舞台的男性导演们不惮于冒此风险。 耶利内克本人是女性运动的积极分子，她的创作在 很大程度上是女性运动的回声。在她看来，妇女不仅受 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度的奴役和压迫，而且深受资 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正是这两种体制的合力 造成了女性的悲剧命运。该剧以其对父权制度和资本 主义制度强烈的批判意识，而毫无疑问地具有了女权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于小说中的反资本主义色 彩，我们将主要在下一章里探讨。笔者认为，该剧首先 应该是一部关于女性主义的戏剧，它体现出了明确的女 性意识和女性主题，揭示出在男性统治社会形态中女性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受到的压抑和迫害。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遇到的头等大事是生存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女子是很难在 社会上立足的。娜拉因不甘于作丈夫的玩偶而舍弃孩 子，进入到她自以为注重女人头脑的社会，“想在工作上 把自己从客体发展为主体”，“希望人的尊严、人权、乃至 一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都得到尊重”。可是在男性 为中心的社会秩序里，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基本框架 使得男人超越家庭而享有社会利益，女人的功能则是 “内在性”，内化为家庭主妇和贤妻良母，狭小的家庭是 女人的所有世界；妇女的领域以及与该领域相关的特 性——“刺绣、编织”，“赡养和照料老人、体弱者、智障 者、病人还有孩子”，“温柔体贴”，“能歌善舞”，都遭 到漠视和贬低。父权制社会的家庭分工决定了职业领 域的性别分工，导致了女性在社会经济上的压抑地位。 我们从第一场里娜拉与纺织工厂人事经理的对话里，就 能看出她在职业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娜拉以前深居简 出，只顾料理家务，养育孩子，没有工作经验和工作技 能，即使有进入工作领域的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中也是 处于不利地位。在工厂里，除女秘书——唯一一个工作 环境和工资级别上比女工稍好的职业外，娜拉和处在最 底层的其他女工一样，工作上不能自由选择，只能从事 着没有创造性的、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报酬低的工作。 这样看来，女性进入职业领域，也无法实现自我，实 现“从客体发展为主体”，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对大多 数女性来说，加入劳动力大军更使得她们肩负双重责 任：在社会上为谋生而工作，回到家中还要继续无偿的 家务劳动。和娜拉一起在厂里干活的女工们，以女性柔 弱的身体，承受着家庭和职业的双重劳役。此时的女人 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她的“第二身份”压抑着“第 一身份”，其内心被分裂开来，处于一种自我的割裂、撕 碎的状态：“二十分钟后，我走进这扇大门，摘下考勤 牌——这是第二个我，这个我属于雇主。”（女工）肉 体和灵魂所受之苦使得娜拉很难摆脱附属于男人和家 庭的命运——这为她后来恢复到依附的地位埋下了 伏笔。 父权制社会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基本原则是男性至 上，女性是受排斥的对立面，是他者、非男人、一种有缺 陷（即无阳具）的人。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性别差异，被 男性利用来定义和贬抑女性的借口。弗洛伊德的“阉割 和阴茎羡慕说”、希特勒的“女性化说”、墨索里尼的“女 性剥夺男性尊严说”等男权话语再次在该剧中回响。在 菲勒斯作为超越的化身下，社会的审美体系由男性规 范，“女人的天性是满足男人”，“我们男人是女性美的接 受者”（魏冈）。女性不是被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 她被贬低到了生理的水平，她的价值只由自然属性来体 现，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存在，沦为男人性和色情的对 象。在男权伦理道德原则指导下，男人对女人的猎取、 玩弄、利用和抛弃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在男人眼里，“女 人是他性欲的对象。女人引诱男人，使男人的性欲在她 身上得到满足”（魏冈）。娜拉起初因为容貌姣好、身 段迷人又能歌善舞，能给男人消遣娱乐“找乐子”（魏 冈），成为了各色男人追逐的目标，最终靠肉体求生， 充当了男人性欲发泄工具和经济利益工具，甚至沦为性 虐待娟妓，直至年老色衰被抛弃。 值得注意的是，娜拉有着清醒的女性意识和独立意 识，满口女性主义理论的词句，能意识到“刺激和色情是 一种屠杀女人的行为”，也常道出女性处境的真谛： “女人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遭受残杀的历史！”而这 使得她在男人眼里变得“难看”。娜拉一开始思考就 立刻引起了工头的不悦：“女人嘴里说出的话可不像她 们手里做出的活儿那样招人喜欢。一个男权社会是 不允许一个女人在暗处思考的，他们要千方百计拒绝这 种思考的存在：“女人被砍了头，被切割开来。人们只许 她留下身体，把她的头砍下，是因为那里能够思考。”（娜 拉）这样男人就轻巧地将女性置于自己之下，使其非 但不能构成抗衡的力量，就连平等的对话也够不上，这 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最好的伎俩。 由此可见，在父权制的社会里，女性受到了男性在 经济上和思想意识上的性别歧视和压迫。在一个以男 性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里，当女性从 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她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只把 女性当作躯体的社会。在一个将女性的头脑与躯体分 离的社会，女人被抽空了精神和生命，成为了各种形式、 规格和价钱的“玫瑰色”肉体，而被“占有”、“享受”和 “摧毁”。追求爱情失败、愤怒抗争的艾娃最终变得歇斯 底里，精神分裂；林丹甘愿做海尔茂的保姆，扮演性施虐 狂的角色满足男主人，却还是免不了被海尔茂“转让”出 去，为他和一位出身上等阶层的年轻女子的婚姻扫清道 路；追求主体地位的娜拉非但没有“从客体发展为主 体”，反而失去了对自我身体的支配权，更加无法把握自 己的命运，甚至进一步陷落。 娜拉转了一圈，被迫又回到起点，没有任何进步。 耶利内克借娜拉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不再令人 喜欢，女人迈出了争取自由的第一步。对着隐蔽暴力构 建的金字塔底基狠狠地踢一脚。”（娜拉）然而对于根 深蒂固的“金字塔底座”来说，不会有丝毫触动和改变。 剧作家虚构情节，将自己对无所不在的男性霸权的愤懑 诉诸笔端，直戳一种以性别为支配基点的文化权力的弊 端，揭示女性在这种男权统治秩序下寻求自我解放和获 救的渺茫和无望。 迄今为止，在阐释耶利内克作品方面最权威的专家 玛丽思·扬茨指出，目前在耶利内克研究中遇到的困 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一直没有能判断清楚她 是一个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作家。“于是才常常错误地在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下评判她（耶利内克） 的女性主义和她的归属，忽略了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倾 向。虽然她在创作中部分采纳了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接近的手法，但至今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仍然 影响了她的创作。 笔者认为，扬茨的见解是中肯的。资料表明，政治 敏感的耶利内克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 生了明显的偏好，1973年加人奥地利共产党。耶利内 克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解释对她而 言，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仅表明她是“资本主义，这个蔑 视人的制度的敌人”。在她的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 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历史 的建构，她们代表的不是个人体验，而是某一阶级和特 定经济条件下广大妇女的共同遭遇。她把个人所受的 压迫放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基础”上来思考，从妇女 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揭露造成妇女深受压迫的社 会权力结构。我们注意到，女作家创作《娜拉出走以 后》，续写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的命运，正值妇女运动高涨 之时，耶利内克创作此剧的目的也是为了向当时某些女 性文学、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倾向作出回应。她认为， “当前女性文学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一味地抱怨 和诉苦，同时痛骂男人。她们应该在美学上找到适合自 己的手段，并且向前更进一步。”耶利内克这里所说的 “更进一步”就是要求作家或者理论家不能停留于表面， 而应该去揭示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制度上的原因。而对 于制度问题的关注也正是女作家创作的一个基本理念。 恩格斯曾经指出，允许女性进入公共生产领域是女 性解放的条件之一。然而，矛盾的是，女性极力想参与 的工业生产领域恰恰是异化劳动最盛行的世界，进入工 厂不仅没有解放自我，反而走向了进一步的异化。当女 性走出家庭进入生产领域，她作为劳动力和男人一样， 又受到了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 削和压迫。和男性工人一样，女工在劳动中得不到满 足，被剥夺了对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的参与，这使得她 们在劳动中感觉“怅然若失”。而与男工相比，女性显然 处于更不利的境地：“女人处在阶级统治的社会结构的 双重关系之中。这种双重性就在于：一方面绝大多数的 妇女做计件工，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另一方面很 多妇女因为依赖男性养家者的工资生活，受到男性的奴 役和压迫。”更何况她们被允许进人职场的前提是： 其劳动对父权制社会有利，而不是女性自己获得好处； 她们只是起到了劳动力后备军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 必然面临被解雇，因为“当投资兴趣开始降低，工业就开 始裁减变得昂贵的女性劳动力”（男士）。在这种处 境下，女性解放又从何谈起呢？ 《娜拉出走以后》又名《社会支柱》，耶利内克既叙写 了《玩偶之家》里娜拉的命运，又糅合了易卜生的另一部 戏剧《社会支柱》的主题内容。在《社会支柱》里，易卜生 揭露了那些所谓“社会支柱”表面道德高尚、为人正 派为公众谋福利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实际上是腐朽堕 落、倒卖地产和压榨百姓的卑鄙之徒。耶利内克在剧中 直接借用了《玩偶之家》里除阮克医生以外，几乎全部的 主要角色：娜拉、海尔茂、林丹女士、柯洛克斯泰和安娜， 并把《社会支柱》里以博尼克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虚伪、 冷酷的人物性格特征和贪婪、唯利是图的行为动机挪进 了她剧中的人物身上，从而将易卜生笔下娜拉所处的狭 小的枷锁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处境扩大到了一个更大 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处境里。 剧中有些人物没有自己的姓名，而用职业、官衔或 者性别来指称，如“女工”、“领班”、“男秘书”、“女秘 书”、“部长”和“男士”等。这种忽略人物具体特性、强调 共性、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指称，使得人物不是作为 某种性格的出现，而是语言的载体，其意在关注人物所 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社会现象显现 出来，呈现出其中的经济和政治的过程。在服膺马克思 主义的耶利内克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深深地渗 透到了社会文化层面，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统统 “物化”，并将其异化为赤裸裸的利己打算。在这种思想 指导下，利己主义成了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 人物的行为具有了极强的功利色彩。耶利内克对所有 社会群体的刻画，随着剧情的发展越加细致入微，直接 表现出社会地位和其经济地位的差别，从中我们看到的 是男秘书卑躬屈膝的表现，魏冈那饱满的、有诱惑力的 玩世不恭的态度（在第9场精彩的结尾，他还抢了娜拉 的话语），还有海尔茂那拘谨笨拙、趋炎附势的言行： “哦。亲爱的，尊敬的领事先生……”当商品意识渗 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将一切社会运作政治经济 化。对剧中几乎所有人来说，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 件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目标，更好的生活就是在自己所处 的社会等级上更上一层，在收入上获得比当下更多一些 的经济利益。林丹抛弃从前的恋人柯洛克斯泰，因为他 “在经济生活中根本没有地位”，对她“已经完全沉迷其 中的权力毫无影响力”。娜拉离家以后，林丹正好趁 虚而人，殷勤地照顾海尔茂的起居，不惜抛弃自尊扮演 性施虐狂的角色满足海尔茂隐秘的性嗜好，为的是当上 银行经理太太，过上富有的物质生活。海尔茂享受着林 丹免费的身体服务和家务劳动，却根本没打算娶她，一 旦他有了一个出身上层的年轻姑娘作为结婚对象，林丹 成了他新的婚姻的绊脚石。尽管海尔茂和娜拉曾为夫 妻，可前夫丝毫不念以往夫妻情分，就娜拉和柯洛克斯 泰达成交易：柯洛克斯泰除掉“情报间谍”娜拉，海尔茂 付给他的报酬是一份产业，并将林丹转手给他，为自己 未来的婚姻扫清路障。 在强权以各种隐秘形式弥散，经济利益统治一切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女人的身体、才艺和头脑都变成了有 利可图的资源。娜拉能歌善舞，她的漂亮和聪明增加了 她的资本，成为情色场中欲望的对象。娜拉一进工厂， 就被工头看中，他抛弃艾娃，转而追求娜拉，因为在他眼 里娜拉是他“当下能得到的最好的女人”。由于父权 制的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转以及社会生活的商品化 倾向，女性自身也被商品化了。男人是买家，女人是商 品。为了体现女人成为商品这一现实，耶利内克还特地 使用了诸如“质量”、“数量”、“品质”和“库存”等一系列 的经济术语来形容女性的地位。“对我来说，女人的质 量比数量更重要，因为她们是很容易变质的商品。”（魏 冈）——“看到您经常那么快地更换女人，补充这种库 存，也会想到有一定的数量。”（部长）女人的价值对 男人个体而言，不仅有作为性对象和家庭主妇的使用价 值，而且可以作为支付手段在男人之间具有交换价值。 娜拉依靠魏冈摆脱了工厂劳动，原本被资本家的经济剥 削转变成被魏冈经济和性剥削。魏冈对娜拉花言巧语 诉说爱情，其实只把她看作是可供消费的肉体、套取商 业情报和获得更多资本的工具。为得到一块能带来巨 大利润的地产项目，他不惜用娜拉作交易筹码，用她的 身体贿赂掌握着内幕消息的部长；他还劝说娜拉向前夫 海尔茂（那块地产所有者合资股份银行的经理之一）出 卖身体，扮作色情施虐狂打探经济情报。总而言之，如 他所言，他在娜拉身上的“投资”要取得巨额回报。 由于娜拉的介入，魏冈生意上全盘皆赢，海尔茂声 名狼藉，彻底破产。娜拉以为牺牲自己就能换来和魏冈 的“幸福婚姻”，结果不过是幻梦一场。当青春和美貌随 着岁月逝去，娜拉终遭抛弃，不愿沦为娼妓的她被迫接 受魏冈给她的一家小布料店——作为离开魏冈，并保守 那笔投机生意秘密的条件。最后，娜拉只得又回到小市 民“玩偶之家”，和前夫海尔茂依靠经营小店生活。 我们在《娜拉出走以后》里看到，当女性走出家庭进 入公共领域，她作为劳动力和男人一样，受到了资本主 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而对女性来说，她们以其赢弱之 躯，承受着双重的压迫和剥削，除了父权制的性别政治 压迫外，还受到了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剥削和压迫。耶利内克的这一看法也正是马克思女性 主义对女性所受压迫的观点。 耶利内克和其他女性主义作家不同，在展现女性真 实生存境况、深刻分析女性遭受压迫的社会制度时，也 表现出了个人独特的女性视角：将关注的目光继续投向 女性自身，观照、反思女性自身的行为。耶利内克对妇 女解放的理解，不再仅止于妇女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地 位，而是进一步指向女性独立人格、女性精神自由等层 面，即在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女性自身对自我命运 的思考、把握和争取。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制造夏娃时，就已经将 女性界定为男性的附庸和奴从。长期以来，在男性为中 心的父权制社会里，女性从来都是作为被动的客体而存 在。地位卑贱造成心理上的自卑，行为被动塑成了心理 上的依赖。其结果是，女性自身在思想深处缺乏自我意 识和主体意识，缺乏自尊、自立精神以及自身觉悟的主 体性。父权社会确定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和对女性的 定位要求，在人们特别是女性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 在男性意识为中心和男性价值为标准的秩序下，女性按 照男性的要求塑造自我，根源于内心深处男权至上的意 识，使得她们在心理和价值认可上认同父权制价值取 向：“把自个儿的身子给一个男人，这才是一个女人一生 里的顶点。”（女工）而对偏向男性的社会制度表现出 来的自律自觉行为和盲目奴从，使得女性在心理上对这 种不平等习以为常，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奴役的地位。 “伺候男人也好，干纺织女工也好，就是咱们女人的命。 咱们得把自己整个儿都耗干净了为止。”（女工） 在男性统治社会形态中，社会话语掌握在男性手 中，女性的能力局限于以往对女性的定义，即性、家庭、 生育。家庭生活和母性的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了女性，像 镣铐一样限制了她们的人生选择。受到传统道德观念 怂恿的女工们，对丈夫和家庭有着理想化的看法，渴望 回到家庭，渴望“有一双男人的大手”来帮她们一把，甚 至希望经济不稳定，这样她们就可以作为劳动后备军被 解雇而回归家庭，“那会儿生育重新又成了一种创造性 的活儿了”，而“母亲又会焕发出美丽的光彩来”。 我们从《娜拉出走以后》里看到，女性悲剧命运的根 源是一生被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因为经济上从属于男 人而遭受父权制度的压迫和剥削。然而，女性冲出家庭 私人领域，获得经济独立从而可能获得人身独立的唯一 希望——职业，却被女主人公放弃了。当然，仅仅通过 职业不可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正如前文所分析的 那样，女性在职业中依然受到了以父权为中心的资本主 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女性回到公共劳动领域，却 是她们获得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娜拉对家庭的追 求和对爱情的执迷，使她放弃自主的机会，把自己的命 运交给男性主宰，重蹈了以往的覆辙而扭曲了自身的 命运。 本来，娜拉进人工厂作纺织工，尽管工作辛苦，收入 微薄，但只要不放弃，仍能自食其力，不需要依附男人当 玩偶生活。然而，追求经济独立和抛弃孩子的矛盾，对 孩子的牵挂、愧疚之情构成了娜拉在工厂劳动期间的主 要心理活动之一。抛弃孩子的负疚感使她难以忍受，甚 至产生了要回到原来家庭的念头。然而一遇到经济巨 头和未来的工厂买主魏冈，渴望消费、安定的她立刻放 弃了回到孩子身边的念头，主动迎合接受魏冈的勾引， 将爱情、婚姻作为生存目标，扮演起被需要、被征服的角 色。她对自由独立生活的渴求就这样被扼杀在一场子 虚乌有的“浪漫爱情”里。从那时起，娜拉已背叛了离家 出走的初衷，完全丧失主动空间，丧失了摆脱对男性的 生存依附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成为了受男人操纵的玩 偶。对此耶利内克有着深刻的认识：“我要指出的是，如 果女人不是自己来掌握生活，而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男 人手里，那么就不会有其它结局。 需要指出的是，娜拉也曾一度期望联合女性姐妹， “女人应该团结一致而不该彼此嫉妒……因为她们天生 就拥有一种内在的、强有力的一致性”（娜拉），反抗 父权社会的强大压力。然而，同是女人，同是受权制资 本主义制度压榨的女工身份，却不能彼此心灵相通，娜 拉因为资产阶级出身而女工们被视为阶级敌人。在工 资劳动级别上比娜拉高一级的女秘书一句话——“把我 们联系在一起的最多也就是所谓的生育疼痛”，将娜 拉拒之千里。在众多女性人物中，艾娃是唯一一个对形 势有着清醒认识的人，可是痴迷爱情的她把娜拉视为情 敌。最后，娜拉试图与女工们、女秘书以及艾娃在性别 基础上达成联盟的努力只是徒然。没有共同的女性意 识，没有无产阶级因工作、切身利益而产生的共同责任 感，这使得一度试图反抗的娜拉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面 前显得单薄和孤立。耶利内克以此要表达的是，女性目 前的生存状况不光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 造成的，还与她们本身有关，麻木精神、愚昧思考也是导 致她们命运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女性的悲剧命运究其根源，一方面她们 受虐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即以男性为中心的父 权制度的压迫和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度 的剥削；另一方面受虐于自身的依附心理的局限，女性 自身思想深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缺乏，缺乏自尊、 自立精神，这就注定了女性永远摆脱不了悲剧命运。 鲁迅先生为娜拉推测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选 择性道路，在耶利内克的剧作中成了“先堕落，后回归”。 娜拉以为逃离了资本主义家庭，投身于广阔的社会生活 就能“把自己从客体发展为主体”，孰不知当她冲破了一 个狭小的束缚女性的家庭枷锁，却踏进了一个足以摧毁 女性的更大的社会牢笼。在强大的以父权制的资本主 义社会现实中，娜拉的行动不但没有接近自由解放的目 标，反而在遭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作为家庭伦理道 德母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和它们强大后盾的整 个资本主义和父权文化系统时，进一步沉陷了。娜拉的 “堕落”和“回归”是必然的。这样看来，耶利内克和鲁迅 的思考是相同的。 耶利内克称她的这部剧是一部“布莱希特式教育 剧”，为的是启人警醒，“唤醒人们对状况和事实的认 识”，使人们在女性解放这一问题上认清复杂形势。 从小市民的“玩偶之家”逃脱的娜拉最终又再次“落网”， 她清醒且主动投降的结局，似乎是剧作家给女性解放描 绘的一副颇为不妙的图景，但它更切合女性在现实社会 政治领域里的真实状况。在女性主义锋芒日盛的上世 纪80年代，耶利内克的思考无疑具有相当的深刻度和 前瞻性。如果说19世纪娜拉那“砰”的关门声在我们心 中引起的是震撼，那么，20世纪后回归家庭的娜拉留给 我们的是深长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