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力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以外延发展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各种矛盾，诸如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问题，愈来愈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方面的矛盾在1979年以前就已经凸显，近三十年愈来愈普遍地片面追求GDP，使得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原本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就有待提高，一个时期以来又遭到冲击和削弱；特别是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后，过多地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对西方技术和世界市场的依存度过高，在相当程度上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必然使新增利润财富被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剥削和掠夺过多，而企业和国民经济总体盈利的能力偏低。在经济基础方面，一方面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巩固了国民经济基础，总体上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部门和企业的渗透和控制迅速发展，与外资大肆收购明显有关的各部门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极为活跃，民族经济被侵蚀挤压，而地方上私有化浪潮在社会表面上波澜不惊，暗地里相当汹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整个国民经济和共和国大厦的公有制基础迅速收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改革中的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实际上产生了一个以何种生产关系为社会主导生产关系来引导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社会生产力本身没有政治性，但是生产力与何种生产关系相结合，例如与国际垄断资本的生产关系相结合，为其所利用；又如与现实中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进行破坏生态环境的和压迫、剥削劳动的生产；再如与前几年揭露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黑砖窑”生产，都可能会与民族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这就产生了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所以，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需要深化，不是任何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的；对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制造就都是“中国制造”之类的提法，在理论上大有商榷的余地，在实践上已经产生不少弊端。按照这种说法，旧中国不应当说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也不必发展什么民族经济，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都是“民族企业”。以此类推，就会得出“越是殖民地化，就越是现代化”等等极其荒谬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笔者有幸在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经济改革理论，师门五年，受益终身。1990年先生已乘黄鹤去，而经历了90年代激烈震荡的我则积累了满脑子困惑和郁闷，一次梦里请教先生，先生说：“经济改革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可惜十岁时就死了。”“十岁”，不正是1989年吗！我顿时“惊回千里梦，已三更。”（111）（（南宋）《岳飞·小重山》。岳飞的这首词，与他的《满江红》，同样壮怀激烈，充满精忠报国的情怀，但艺术手法不同，后者激烈高昂，这首凄怆沉郁，但同样脍炙人口，能引起共鸣。兹抄录如下。
小重山 岳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街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小姑娘”是否真的“死了”，可以有不同看法，况且这是托梦的话，先生又有诗人气质，喜欢比兴，故当不得真，但是足以启发思想。无独有偶。海外华人学者郑永年认为，90年代的中国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一些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没有实行也不敢实行的政策，如大规模国有企业的下岗洪水、房改、医改和教改等等，在中国大行其道。据说，这些政策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也没有实行，叶利钦敢于宣布共产党非法，敢于培植七个资本主义寡头瓜分国民财富，却不敢动老百姓的福利。所以，西方一些学者称叶利钦成立的是“资本主义流氓国家”。（112）（（澳）大卫·麦特斯：《全体人民的国家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5届论坛论文集，第13页）无论如何，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如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反腐败和抵制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健康力量，这一时期的发展和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例如一百多家中央直属企业基本上得以幸存，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反对西化、分化、美国化，坚持中华民族立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仍然强大；2000年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反对国际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特别是在包括广大干部在内的人民群众中，一方面对国家的迅速发展、国力强大和国际地位提高感到振奋；同时对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日益严重的消极倾向的不满情绪也在普遍迅速地滋长，特别是党内的腐败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在一些地方激起民怨沸腾，地方上各种社会冲突事件频繁发生。诸如此类，都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表现，由于其中多有国外敌对势力插手，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上层建筑的斗争，有各种不同背景的国际组织渗透和操纵，从而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中央所洞察，也为党的十六大以后的重大政策调整创造了政治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某些政策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仍在加剧，特别是，主要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引起的社会成员财产占有关系的巨大变化，正如刘国光同志所分析的：“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不同经济主体的收入获得是与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相联系的，尤其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参与分配，在个人拥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差异逐渐扩大，少数人财产性收入不断叠加累积的情况下，初次分配的结果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出现分配的不公平现象。”（114）（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分配不公与两极分化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主要是政策不周带来的问题；后者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或说是资本积累规律产生的必然结果：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趋势；此即两极分化。按照刘国光同志的判断，在资本积累的一端，“新资产阶级（已经）是客观存在”，按照逻辑和理论推断，另一端贫困的积累必然应当是贫困化趋势。至于说是否概括为“两极分化”，理论上和政治上存在一个障碍：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换言之，改革没有失败，就不能说出现两极分化。所以，这里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也是一个难点，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实事求是。
导致社会分配矛盾激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停滞。工资水平低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平等交换在劳动力价格上的表现，虽然也与资本有机构成低有关，但是决定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有学者提出，富士康“十三连跳”导致国内工资大幅上升标志着“刘易斯拐点”到来。长期以来，学术界久已习惯于现象描述而回避生产关系研究。刘易斯的“二元理论”被弗兰克称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分析”，“站不住脚”。（115）（（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著，高铦、高戈译：《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低工资作为一种不等价交换，在计划经济时代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剩余和部分必要劳动转化为社会积累即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不转化为私人资本积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非公有制企业，低工资提高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转化为国内外私人资本积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如果只用要素分配论来解释低工资，便成庸俗经济学。贝特尔海姆说：“‘不平等交换’不能只用‘要素报酬率’来解释，因为这（要素——引者）只是一个客观基础，而且是重要之点。帝国主义剥削同时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进被统治国并且联系到资本运动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激发的结构变化这一重要事实。正是穷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和性质构成了某些被统治国‘贫困’的客观基础，这也解释了由此导致的低工资和‘不平等交换’。为了肯定地逃脱‘不平等交换’，除了转变这种客观基础并从而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别无他法。”（116）（转引自上书，第114-115页）换言之，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帝国主义剥削”所攫取的超额利润，一方面（通过再分配）在发达国家造成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结构变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和性质”亦即依附经济的性质，成为其“贫困的客观基础”和低工资、不平等交换的原因。所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国内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同时发生作用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系中，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并进而有效地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方向，逐步摆脱不平等交换带来的，从根本上说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中华复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负面影响，使其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实现其战略利益，至关重要。这既是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也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或者放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世界经济体系主导的生产关系，由于其在现实中还有强大的作用，由于经济规律具有必然性，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其结果也是难以坚持得住的；而实现中华复兴伟业，也将俟河清于无日。
不平等交换表现在宏观经济上，则是国内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交换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不平等交换关系，包括“中美国”所包含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是由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也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所决定的。长期以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利益不均衡。利益不均衡，原因是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产物。这种不平等交换大有利于美国，但这不是美国的目的，而只是美国力图造成“中美国”的依附关系，并极力深化这种依附的手段。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条件下，不可能有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国际阶级斗争，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性矛盾，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对此存有任何模糊认识和侥幸心态，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理论上正确才能保证政治上正确和坚定；另一方面，在当前中美相互深度依赖的所谓“金融恐怖平衡”条件下，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中美之间完全平等，目前是不现实的。但是，其中不平等的程度，却是并不确定的，它取决于相互博弈的强度，其中可以有不小的差别。
经济领域如此，上层建筑领域亦然。在上层建筑领域，目前最突出的危险之一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通过特定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引发颜色革命，试图重复前苏联故事。对上述这些问题如何判断，实际上涉及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各种矛盾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分析和判断。这些重大问题都非个人研究能力所及，这里只能浅尝辄止了。
（节选自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章“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基本矛盾分析》第三节“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分析”的第三目）
在生产力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以外延发展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各种矛盾，诸如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问题，愈来愈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方面的矛盾在1979年以前就已经凸显，近三十年愈来愈普遍地片面追求GDP，使得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原本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就有待提高，一个时期以来又遭到冲击和削弱；特别是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后，过多地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对西方技术和世界市场的依存度过高，在相当程度上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必然使新增利润财富被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剥削和掠夺过多，而企业和国民经济总体盈利的能力偏低。在经济基础方面，一方面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巩固了国民经济基础，总体上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部门和企业的渗透和控制迅速发展，与外资大肆收购明显有关的各部门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极为活跃，民族经济被侵蚀挤压，而地方上私有化浪潮在社会表面上波澜不惊，暗地里相当汹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整个国民经济和共和国大厦的公有制基础迅速收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改革中的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实际上产生了一个以何种生产关系为社会主导生产关系来引导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社会生产力本身没有政治性，但是生产力与何种生产关系相结合，例如与国际垄断资本的生产关系相结合，为其所利用；又如与现实中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进行破坏生态环境的和压迫、剥削劳动的生产；再如与前几年揭露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黑砖窑”生产，都可能会与民族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这就产生了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所以，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需要深化，不是任何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的；对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制造就都是“中国制造”之类的提法，在理论上大有商榷的余地，在实践上已经产生不少弊端。按照这种说法，旧中国不应当说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也不必发展什么民族经济，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都是“民族企业”。以此类推，就会得出“越是殖民地化，就越是现代化”等等极其荒谬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笔者有幸在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经济改革理论，师门五年，受益终身。1990年先生已乘黄鹤去，而经历了90年代激烈震荡的我则积累了满脑子困惑和郁闷，一次梦里请教先生，先生说：“经济改革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可惜十岁时就死了。”“十岁”，不正是1989年吗！我顿时“惊回千里梦，已三更。”（111）（（南宋）《岳飞·小重山》。岳飞的这首词，与他的《满江红》，同样壮怀激烈，充满精忠报国的情怀，但艺术手法不同，后者激烈高昂，这首凄怆沉郁，但同样脍炙人口，能引起共鸣。兹抄录如下。
小重山 岳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街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小姑娘”是否真的“死了”，可以有不同看法，况且这是托梦的话，先生又有诗人气质，喜欢比兴，故当不得真，但是足以启发思想。无独有偶。海外华人学者郑永年认为，90年代的中国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一些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没有实行也不敢实行的政策，如大规模国有企业的下岗洪水、房改、医改和教改等等，在中国大行其道。据说，这些政策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也没有实行，叶利钦敢于宣布共产党非法，敢于培植七个资本主义寡头瓜分国民财富，却不敢动老百姓的福利。所以，西方一些学者称叶利钦成立的是“资本主义流氓国家”。（112）（（澳）大卫·麦特斯：《全体人民的国家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5届论坛论文集，第13页）无论如何，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如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反腐败和抵制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健康力量，这一时期的发展和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例如一百多家中央直属企业基本上得以幸存，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反对西化、分化、美国化，坚持中华民族立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仍然强大；2000年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反对国际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特别是在包括广大干部在内的人民群众中，一方面对国家的迅速发展、国力强大和国际地位提高感到振奋；同时对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日益严重的消极倾向的不满情绪也在普遍迅速地滋长，特别是党内的腐败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在一些地方激起民怨沸腾，地方上各种社会冲突事件频繁发生。诸如此类，都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表现，由于其中多有国外敌对势力插手，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上层建筑的斗争，有各种不同背景的国际组织渗透和操纵，从而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中央所洞察，也为党的十六大以后的重大政策调整创造了政治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某些政策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仍在加剧，特别是，主要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引起的社会成员财产占有关系的巨大变化，正如刘国光同志所分析的：“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不同经济主体的收入获得是与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相联系的，尤其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参与分配，在个人拥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差异逐渐扩大，少数人财产性收入不断叠加累积的情况下，初次分配的结果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出现分配的不公平现象。”（114）（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分配不公与两极分化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主要是政策不周带来的问题；后者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或说是资本积累规律产生的必然结果：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趋势；此即两极分化。按照刘国光同志的判断，在资本积累的一端，“新资产阶级（已经）是客观存在”，按照逻辑和理论推断，另一端贫困的积累必然应当是贫困化趋势。至于说是否概括为“两极分化”，理论上和政治上存在一个障碍：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换言之，改革没有失败，就不能说出现两极分化。所以，这里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也是一个难点，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实事求是。
导致社会分配矛盾激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停滞。工资水平低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平等交换在劳动力价格上的表现，虽然也与资本有机构成低有关，但是决定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有学者提出，富士康“十三连跳”导致国内工资大幅上升标志着“刘易斯拐点”到来。长期以来，学术界久已习惯于现象描述而回避生产关系研究。刘易斯的“二元理论”被弗兰克称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分析”，“站不住脚”。（115）（（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著，高铦、高戈译：《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低工资作为一种不等价交换，在计划经济时代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剩余和部分必要劳动转化为社会积累即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不转化为私人资本积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非公有制企业，低工资提高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转化为国内外私人资本积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如果只用要素分配论来解释低工资，便成庸俗经济学。贝特尔海姆说：“‘不平等交换’不能只用‘要素报酬率’来解释，因为这（要素——引者）只是一个客观基础，而且是重要之点。帝国主义剥削同时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进被统治国并且联系到资本运动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激发的结构变化这一重要事实。正是穷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和性质构成了某些被统治国‘贫困’的客观基础，这也解释了由此导致的低工资和‘不平等交换’。为了肯定地逃脱‘不平等交换’，除了转变这种客观基础并从而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别无他法。”（116）（转引自上书，第114-115页）换言之，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帝国主义剥削”所攫取的超额利润，一方面（通过再分配）在发达国家造成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结构变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和性质”亦即依附经济的性质，成为其“贫困的客观基础”和低工资、不平等交换的原因。所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国内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同时发生作用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系中，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并进而有效地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方向，逐步摆脱不平等交换带来的，从根本上说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中华复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负面影响，使其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实现其战略利益，至关重要。这既是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也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或者放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世界经济体系主导的生产关系，由于其在现实中还有强大的作用，由于经济规律具有必然性，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其结果也是难以坚持得住的；而实现中华复兴伟业，也将俟河清于无日。
不平等交换表现在宏观经济上，则是国内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交换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不平等交换关系，包括“中美国”所包含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是由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也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所决定的。长期以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利益不均衡。利益不均衡，原因是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产物。这种不平等交换大有利于美国，但这不是美国的目的，而只是美国力图造成“中美国”的依附关系，并极力深化这种依附的手段。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条件下，不可能有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国际阶级斗争，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性矛盾，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对此存有任何模糊认识和侥幸心态，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理论上正确才能保证政治上正确和坚定；另一方面，在当前中美相互深度依赖的所谓“金融恐怖平衡”条件下，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中美之间完全平等，目前是不现实的。但是，其中不平等的程度，却是并不确定的，它取决于相互博弈的强度，其中可以有不小的差别。
经济领域如此，上层建筑领域亦然。在上层建筑领域，目前最突出的危险之一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通过特定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引发颜色革命，试图重复前苏联故事。对上述这些问题如何判断，实际上涉及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各种矛盾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分析和判断。这些重大问题都非个人研究能力所及，这里只能浅尝辄止了。
（节选自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章“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基本矛盾分析》第三节“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分析”的第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