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当年路漫漫，中原到处暗如盘。烽烟北望山河碎，兵气南来手足残。
妥协难消民意盛，救亡偏有众心坚。乾坤一角弦歌地，私点明灯照夜寒。
这是著名作家姚雪垠（1910年～19９9年）写于1982年5月的一首诗。诗中的“风雨”应该是一语双关：一是指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日寇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二是指他在抗战爆发后与河南大学师生共同创办、后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的抗日救亡杂志――《风雨》周刊。
临危受命：以笔作刀枪，为抗战呐喊
姚雪垠生于1910年，原名姚冠三，字汉英，河南邓县人。因为家贫，只读了3年小学，上初中一学期未读完，被土匪队伍抓走，在土匪队伍中生活了近100天，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1931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到北平以投稿、教书为生。曾在《文学季刊》、《晨报》、《大公报》、《申报》等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论文多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雪垠被日本人在北平办的日文报纸点了名，说他是北平文艺界的抗日青年，说他曾写文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主张抗日等。为了逃避日本人的逮捕，姚雪垠留下胡子，化装后乘乱逃出北平。先坐火车去天津，然后乘轮船打算从济南再去上海，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可到了济南后，一看报，才知道8月13日日军已进攻上海，并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姚雪垠只好改变计划，立即从济南乘火车到开封，决定投笔从戎，到延安去，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
回到开封，姚雪垠去看望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老师，巧遇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王阑西教授。他们两位当时正酝酿创办抗日救亡刊物，而姚雪垠在当时的文艺界已小有名气，他回来得正是时候，两位老师就劝他留下来一起办杂志。这也符合姚雪垠的“不管在哪里，都必须用笔作刀枪，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想法，所以他当即表示同意。于是，由姚雪垠、嵇文甫、王阑西主编的《风雨》周刊，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于1937年9月12日创刊了。杂志定名为“风雨”，取“风雨同舟”之意。《风雨》一出版，便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最多发行到1万份，并流传到大后方兰州、重庆等地，有人在延安也见过《风雨》。
《风雨》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除刊登文艺作品、抗日救亡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外，还刊登了大量的报告文学、通讯等新闻作品，及时报道八路军在前线奋勇杀敌的消息，旗帜鲜明、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宣传部长刘子久、秘书长危拱之等经常为该刊撰文；许多著名作家、戏剧家、音乐家都先后应约撰稿，及时地反映了抗战初期我国许多地区救亡运动的不同侧面。作家沈起予的报告文学《前线归来记》，碧野反映华北农村生活的作品《流亡途中》、《在行唐――前线速写》，刘白羽的通讯《海上》、《弟弟走了以后》等，都真实地反映了国难当头时中国人悲惨的处境以及不当亡国奴、拼死抵抗的大无畏精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鼓舞了更多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人民战争，使开封的救亡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一身数职：采写编评，全力以赴
《风雨》周刊广受欢迎，姚雪垠备受鼓舞。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刊物的编辑工作。他既是主编之一，住在编辑部，分管内部编辑室工作，又要外出采访，为刊物撰写文章，一身数职，全力以赴，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因为那时他的肺结核病还未痊愈，常常咳嗽，有时痰中仍带血丝，但他拼命坚持着，从未向人提起，也从未吃过药，因为根本没钱买药。他们办《风雨》不但没有工资，甚至有时还得贴钱。“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如果在今天，我们会感到饭菜粗恶，不堪下咽。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如今办任何刊物都需要很多人，那时编辑工作只有我和阑西两人。阑西在外边的活动多，我以坐在社中为主。两个人编一份周刊，按期出版。每到看清样的时候，我同阑西都到排字房中，工作到深夜”。①
在《风雨》创刊号上，发表了姚雪垠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撰写的“社谈”：《给他们救国的工作》，这其实是对国民政府当局发出的呼吁。文章指出：
平津失陷之后，几万的大中学生和几千优秀的文化工作者从敌人的刀下辗转地逃了出来，他们所受的迫害，所遭的颠沛流离之苦，实在很难用文字形容。但他们的逃回内地，不仅是为着自身的生存，同时也是为着整个民族的生存。他们是有训练有经验的救亡战士，每个人都情愿死在抗战的火线上，不肯束手就戮于敌人的后方。……过去国家曾经给了他们良好的教育，培养得他们有胆量，有知识，有能力，不怕死，不怕苦，既可上前线，又可下乡下，什么工作都能做。如今正是要他们特别出力的时候，我们愿意帮助他们高呼出那唯一的要求：“给他们救国的工作！”
姚雪垠喊出了许许多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的心声。风雨社也因此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热血青年。他们积极宣传全民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形成了当时开封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流。还有许多热血青年经风雨社介绍奔赴延安，时在大同中学读书的穆青就是在姚雪垠的关怀鼓励下，拿着风雨社的介绍信去了山西，参加了八路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了办好《风雨》，姚雪垠经常深入生活，积极投身全民抗战的洪流，置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报道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并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救亡生活的文学作品。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姚雪垠即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由开封赶赴徐州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安徽宿县，到了抗日将领于学忠将军的军部，同抗日游击队员们进行座谈……之后，他风尘仆仆地赶往武汉，在极度亢奋的情绪下，写出了当时被茅盾赞扬为“有的是典型的事，以及典型的人物”的书信体报告文学集《战地书简》。作品反映了抗日游击队深入群众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组织抗日群众武装、军民携手共同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此书经汉口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1938年5月汉口出版的《自由中国》上还发表了他创作的取材于真实事件、反映一位空军英雄英勇抗日的小说《白龙港》。作品描写的是中国空军战士驾驶残机与日舰相撞，以身殉国，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战斗的胜利。作品弥漫着刚劲悲壮的气氛，高扬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中国军民顽强奋战，与日寇血战到底。
与此同时，凭着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姚雪垠写出了评论界赞誉纷起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在由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1卷3期上发表。作品以通俗的语言、艺术的细节，成功地描绘了一个农民觉醒的过程。茅盾称这篇作品“是目前抗战文艺的优秀作品”，郭沫若也高兴地指出：“新作家姚雪垠的出现和他的《差半车麦秸》，是值得我们提起的。”这篇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性的小说，很快被译为英、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成为投放在文坛的一枚“炸弹”，在抗战文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有的评论者誉其为抗战小说的“里程碑”，有的认为是划时代之作。现代文学史认为，《差半车麦秸》是姚雪垠的成名作。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姚雪垠以惊人的勤奋和杰出的才能，依托《风雨》周刊，社论、报告文学、文艺论文、小说等多种体裁全方位出击，为抗日救亡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
在武汉期间，姚雪垠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来他还被选为这个协会的理事，并担任研究部副部长。从此，他活动的舞台更大、天地更宽。虽然他没再回风雨社，《风雨》周刊也在他离开不久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但是《风雨》周刊在抗战初期为抗日救亡所作的呐喊、姚雪垠在《风雨》周刊的工作实绩，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注释：
①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新文学史料》，1981（1）。
（作者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校：张红玲
风雨当年路漫漫，中原到处暗如盘。烽烟北望山河碎，兵气南来手足残。
妥协难消民意盛，救亡偏有众心坚。乾坤一角弦歌地，私点明灯照夜寒。
这是著名作家姚雪垠（1910年～19９9年）写于1982年5月的一首诗。诗中的“风雨”应该是一语双关：一是指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日寇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二是指他在抗战爆发后与河南大学师生共同创办、后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的抗日救亡杂志――《风雨》周刊。
临危受命：以笔作刀枪，为抗战呐喊
姚雪垠生于1910年，原名姚冠三，字汉英，河南邓县人。因为家贫，只读了3年小学，上初中一学期未读完，被土匪队伍抓走，在土匪队伍中生活了近100天，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1931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到北平以投稿、教书为生。曾在《文学季刊》、《晨报》、《大公报》、《申报》等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论文多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雪垠被日本人在北平办的日文报纸点了名，说他是北平文艺界的抗日青年，说他曾写文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主张抗日等。为了逃避日本人的逮捕，姚雪垠留下胡子，化装后乘乱逃出北平。先坐火车去天津，然后乘轮船打算从济南再去上海，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可到了济南后，一看报，才知道8月13日日军已进攻上海，并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姚雪垠只好改变计划，立即从济南乘火车到开封，决定投笔从戎，到延安去，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
回到开封，姚雪垠去看望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老师，巧遇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王阑西教授。他们两位当时正酝酿创办抗日救亡刊物，而姚雪垠在当时的文艺界已小有名气，他回来得正是时候，两位老师就劝他留下来一起办杂志。这也符合姚雪垠的“不管在哪里，都必须用笔作刀枪，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想法，所以他当即表示同意。于是，由姚雪垠、嵇文甫、王阑西主编的《风雨》周刊，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于1937年9月12日创刊了。杂志定名为“风雨”，取“风雨同舟”之意。《风雨》一出版，便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最多发行到1万份，并流传到大后方兰州、重庆等地，有人在延安也见过《风雨》。
《风雨》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除刊登文艺作品、抗日救亡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外，还刊登了大量的报告文学、通讯等新闻作品，及时报道八路军在前线奋勇杀敌的消息，旗帜鲜明、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宣传部长刘子久、秘书长危拱之等经常为该刊撰文；许多著名作家、戏剧家、音乐家都先后应约撰稿，及时地反映了抗战初期我国许多地区救亡运动的不同侧面。作家沈起予的报告文学《前线归来记》，碧野反映华北农村生活的作品《流亡途中》、《在行唐――前线速写》，刘白羽的通讯《海上》、《弟弟走了以后》等，都真实地反映了国难当头时中国人悲惨的处境以及不当亡国奴、拼死抵抗的大无畏精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鼓舞了更多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人民战争，使开封的救亡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一身数职：采写编评，全力以赴
《风雨》周刊广受欢迎，姚雪垠备受鼓舞。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刊物的编辑工作。他既是主编之一，住在编辑部，分管内部编辑室工作，又要外出采访，为刊物撰写文章，一身数职，全力以赴，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因为那时他的肺结核病还未痊愈，常常咳嗽，有时痰中仍带血丝，但他拼命坚持着，从未向人提起，也从未吃过药，因为根本没钱买药。他们办《风雨》不但没有工资，甚至有时还得贴钱。“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如果在今天，我们会感到饭菜粗恶，不堪下咽。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如今办任何刊物都需要很多人，那时编辑工作只有我和阑西两人。阑西在外边的活动多，我以坐在社中为主。两个人编一份周刊，按期出版。每到看清样的时候，我同阑西都到排字房中，工作到深夜”。①
在《风雨》创刊号上，发表了姚雪垠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撰写的“社谈”：《给他们救国的工作》，这其实是对国民政府当局发出的呼吁。文章指出：
平津失陷之后，几万的大中学生和几千优秀的文化工作者从敌人的刀下辗转地逃了出来，他们所受的迫害，所遭的颠沛流离之苦，实在很难用文字形容。但他们的逃回内地，不仅是为着自身的生存，同时也是为着整个民族的生存。他们是有训练有经验的救亡战士，每个人都情愿死在抗战的火线上，不肯束手就戮于敌人的后方。……过去国家曾经给了他们良好的教育，培养得他们有胆量，有知识，有能力，不怕死，不怕苦，既可上前线，又可下乡下，什么工作都能做。如今正是要他们特别出力的时候，我们愿意帮助他们高呼出那唯一的要求：“给他们救国的工作！”
姚雪垠喊出了许许多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的心声。风雨社也因此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热血青年。他们积极宣传全民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形成了当时开封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流。还有许多热血青年经风雨社介绍奔赴延安，时在大同中学读书的穆青就是在姚雪垠的关怀鼓励下，拿着风雨社的介绍信去了山西，参加了八路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了办好《风雨》，姚雪垠经常深入生活，积极投身全民抗战的洪流，置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报道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并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救亡生活的文学作品。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姚雪垠即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由开封赶赴徐州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安徽宿县，到了抗日将领于学忠将军的军部，同抗日游击队员们进行座谈……之后，他风尘仆仆地赶往武汉，在极度亢奋的情绪下，写出了当时被茅盾赞扬为“有的是典型的事，以及典型的人物”的书信体报告文学集《战地书简》。作品反映了抗日游击队深入群众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组织抗日群众武装、军民携手共同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此书经汉口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1938年5月汉口出版的《自由中国》上还发表了他创作的取材于真实事件、反映一位空军英雄英勇抗日的小说《白龙港》。作品描写的是中国空军战士驾驶残机与日舰相撞，以身殉国，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战斗的胜利。作品弥漫着刚劲悲壮的气氛，高扬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中国军民顽强奋战，与日寇血战到底。
与此同时，凭着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姚雪垠写出了评论界赞誉纷起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在由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1卷3期上发表。作品以通俗的语言、艺术的细节，成功地描绘了一个农民觉醒的过程。茅盾称这篇作品“是目前抗战文艺的优秀作品”，郭沫若也高兴地指出：“新作家姚雪垠的出现和他的《差半车麦秸》，是值得我们提起的。”这篇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性的小说，很快被译为英、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成为投放在文坛的一枚“炸弹”，在抗战文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有的评论者誉其为抗战小说的“里程碑”，有的认为是划时代之作。现代文学史认为，《差半车麦秸》是姚雪垠的成名作。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姚雪垠以惊人的勤奋和杰出的才能，依托《风雨》周刊，社论、报告文学、文艺论文、小说等多种体裁全方位出击，为抗日救亡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
在武汉期间，姚雪垠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来他还被选为这个协会的理事，并担任研究部副部长。从此，他活动的舞台更大、天地更宽。虽然他没再回风雨社，《风雨》周刊也在他离开不久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但是《风雨》周刊在抗战初期为抗日救亡所作的呐喊、姚雪垠在《风雨》周刊的工作实绩，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注释：
①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新文学史料》，1981（1）。
（作者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