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2015年7月1日，是顾准先生诞辰百年，很多网站和公号推出了百年纪念专题，使我们得以重温这位思想大家的诸多细节。
他是一位经济学家，被称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预见和启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模式；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希腊城邦制度》探究古希腊的政治制度，见解独到，关照现实；他也是一位思想家，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历史学著作中，都闪耀着个人深刻的思考。
顾准1974年在北京去世后20年，1994年，在胞弟陈敏之的努力下，《顾准文集》出版，顾准的思想逐渐为世人所知。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顾准文集》出版，使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地狱里”进行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呈现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前。
然而，1997年出版的《顾准日记》却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
学者林贤治是“两个顾准”争论的重要参与者，他的《两个顾准》和《再说两个顾准》曾引起学术界很多争论。活页获林贤治先生授权，在顾准诞辰百年之际再次刊发《两个顾准》和《再说两个顾准》，借用林先生的话：对于思想者，我想更不必“为贤者讳”。阅读他，思考他，批判地接受他，——这才是对于死者的最好的纪念。
两个顾准
文 | 林贤治
《顾准文集》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一时间竟成了畅销书，这实在算得上是近年来读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当今时世，思想这东西尚未完全失去它的“期待值”，于此可获证明。
每读《顾准文集》，都为作者顽强的求索精神所感动。其中，题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长篇笔记，疑云密布，火光四射，特别富于思想批判的力量。虽然，论中未脱唯心唯物一类思维模式的羁限，或者一样囿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特定的社会学视角；但是，思想的激情已经焚毁了预设的种种栅栏。在一个黑暗而沉默的年代，敢于让自己发出声音，这是极难得的。为此，国外有人称顾准为中国五十年代以来唯一的思想家。这大抵是合适的。虽然，换作思想者的称谓会更加恰切。
《顾准文集》顾准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及至翻开《顾准日记》，却吃惊地发现，这里竟然存在另一个顾准——完全不同的顾准！
这个顾准，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的所谓“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他这样描述共和国的艰难历程：“开国以来的二十二年间，历经除旧布新，涤荡污浊，吐故纳新，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得如此彻底，从此以后，将是精神变物质的时期……”。他几次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社会进程充满信心：“文教战线上的问题早晚要提到议程上来，这时就会出现一次文艺复兴”；“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1975年前五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则是十分可以肯定的……”像这样的判断句式，日记中随处可见。这个顾准，同样重视经济问题，与当时许多“一心干革命”的人们毕竟有所区别；但是，他心目中的经济，已经是以“大寨、大庆、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是“在‘革命加拼命’的干劲的推动下”，而不复是收作《文集》开篇中所探讨的具有市场竞争机制的经济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是个人崇拜运动。这时，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宣传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革命路线”等，都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容纳的许多被称为“左”的成分，甚至可以视作它的代名词。对此，顾准不加分析，只是一味地赞颂。他曾经记下这样一个“触及灵魂”的细节：“看炉子，坐炉旁，考虑我应该从运动中吸收什么教益，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曾经想写一些重读主席哲学著作，清算自己反动哲学思想核心的笔记，因不成熟，迄未动手。”如果套用当时的封号，就算得上“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输出“革命”，自诩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顾准深受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新时代，“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亚洲是世界中心，唯有中国才能担当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一个侧面”。他指望中国成为工业居主位的经济大国，以使经济实力和革命中心的地位相一致。于是，以数学方式推算我国的钢铁石油化肥以至产业工人人数是如何成倍地增长，臆想世界将如何“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不仅英国，而且美苏日本都将沦为瑞典，这些地区的开发，将不可避免地要由部分中国移民来进行……对于未来世界的格局，他作了一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描绘：“批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用他的语言来说，确实很有一些“狂热的气概”。
对于一个“右派分子”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带有双重的惩罚性质。五十年代末，顾准对此有过思想上的抵制；但是这时，他把此前的种种腹诽或异议，都看作“稀奇古怪的变化”而彻底抛弃了。他清楚表明，他是愈来愈明确地否定“劳动惩罚论”，把劳动改造同世界观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这是他历十余年几次“下乡”所没有的。他写道，他的“最大收获是从此要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既然衷心认识这一点，此后自当切实做到，也必能切实做到也。”又说，“从此以后，我要以罪人和敌人的赎罪心情，继续革命下去。这一点觉悟十分重要，此后决心始终不悔。”正因为怀有这种认识与心情，所以能够在日记中津津乐道于“脱坯”一类活计之“贡献”，陶醉于改造的快乐之中；且以戴罪之身，幸获参加批判他者的大会而深为感奋，讨论时发言多次，称赞“专案审查和群众审查结合，会议开得极好”。在日记中，还不断有着关于他本人在劳动改造方面如何“精神焕发”、“连续奋战”、“愈战愈强”一类记载。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校——作为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集中地——一度被称为“新生事物”。顾准的评价，与当时的官方标准是一致的。他认为，五七干校一方面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广中心”，另一方面，则是培养“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的基地。他深信，五七干校最重大的目标还是“炼人”。这同“夹紧尾巴做人”的说法一样，意在努力改造，这是没有疑问的。
《顾准日记》顾准 著 陈敏之 丁东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顾准日记》中的这个顾准，其立论，显然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之远，简直不可思议。
《日记》共分三部分，依次为“商城日记”（1959.10－1960.1）、“息县日记”（1969.10－1971.9）、“北京日记”（1972.10－1974.10）。以上引述，均属“息县日记”。最早的“商城日记”，已包含许多富有锋芒的思想内容。在五十年代，除了张中晓，几乎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有识力的文字。“北京日记”虽然简略，却也勾勒了一个思想者晚期的紧张思考的轨迹。两头高，中间低，顾准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马鞍形”。到底是什么因素蒙蔽了这位敏锐的思想者？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去蔽”的？缺乏一个良好的中介和过渡，那么前后两部分思想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生命最后阶段的飞跃又如何成为可能？难道这就叫“否定之否定”？
整部《顾准文集》，基本内容是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至于从史学方面对“史官文化”的批判，以及从哲学方面对一元主义、决定论的批判，都是辅助的。在有关民主的论述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很少涉及个人权利和自由问题。日记中，他记读《天演论》，说书中反对“民主个人主义”而崇“舍己为群”，即“集体英雄主义”，便赞为“此义极精”，结论是：“阶级斗争不可废”。把两者连结起来便成了一条小径，通过它，或许可以走出“两个顾准”的迷宫的罢？
我们肯定顾准的思想贡献，并非要把他当成空地里的英雄去膜拜，而是让我们继续他的思考，超越他的思考。我们指摘其缺失，批判与《文集》相悖的另外的思想成分，也并非意在狮子身上寻虱子。努力恢复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思想的完整性，不但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必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性的工作，将有助于我们对环绕思想者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更深入的认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顾准这个自称“‘倾心’西方文明的人”身上，我们可以汲取许多宝贵的思想；与此同时，也可以辨识和除掉一些传统的污浊。对知识分子来说，启蒙和批判是不是已成过去？是不是只是表现为一种道德姿态而已？这是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启蒙主义只是对传统社会的批判才富有“历史能动性”，而无力应付市场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说到顾准，他是很看重知识分子的启蒙——批判意识的。他很赞赏杜威、罗素都强调过的话：“哲学的任务在于批判。”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总是在促进社会的进步。西方资本主义所以还有生命力的原因，根据他的分析，也都因为“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任何集团和个人，都应当同样“用批判的眼光”来打量。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获得免受批判的豁免权。
对顾准当亦如此。我们固然不必粉饰偶像，对于思想者，我想更不必“为贤者讳”。阅读他，思考他，批判地接受他，——这才是对于死者的最好的纪念。
再说两个顾准
文 | 林贤治
拙作《两个顾准》发表后，赞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自然也有反对的意见。李慎之先生在报上(《文汇读书周报》)著文，就断言“只有一个顾准”。理由是我所据的息县日记，是“伪日记”，虽然从中也“看到一些真话”云。
顾准到底是不是在日记中“完全编假话”？李先生言之凿凿，办法无非是现身说法，然后推己及人，不足为据；至于援引同顾准一起下放息县诸人有关顾准无“异常”的结论，也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确证的。倘要论人，尤其对知识者，其实最有说服力的，莫如本人的白纸黑字的“文本”。对于顾准，套用一个说法，便是回到顾准那里去。
“伪日记”之说，最早来源于沙叶新先生的一段推测之辞；“……这是一本伪日记，只有在他记述他对自杀的妻子的深深怀念时，才使人感觉是真情，其他全是伪饰。”不解的是，对于这“真情”，他为什么非倾吐不可，而又不加伪饰？对于一个努力求得“新生”的人来说，表同情于一个自杀——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自绝于人民”——的人，难道他不知道是犯忌的吗？日记又说自己“充其量不过是死人”，“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着而已。”这里分明流露了一种对“继续革命”的消极对抗情绪，为什么还要保留下来呢？在“大好形势”的感染之下，他记道：“‘神武景气’将见于我国”；但是，一个月后又改说：“短期内难望神武景气。”说明活在日记中的顾准，一直是有探索，有怀疑，有批判，有修正的。
李先生还说顾准议论国际政治是为了与个人习惯和身份相切合，其意仍属伪饰。以如此戴罪之身去关心政治(“帝修反”)，岂不是多出了一重“妄图变天”的嫌疑吗？在相关的日记中，其实还有些议论都是颇不同于当时的官方话语，很富于个人色彩的。比如，他说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已成“不治之病”，“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超平衡的发展”，而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终究还能起一种动员资源投入生产的作用，在苏联，则因为那个笨拙、窒息的体制，连这种作用也起不了”。“这种笨拙窒息的体制的关键是中央集权。”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后息县”时期写作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脉相承。这是典型的顾准式思想。只是在当时的霸权话语的影响之下，类似的思想，在息县日记中的含量太少罢了。
顾准和母亲,妻子,儿女在一起,摄于上世纪50年代
关于《顾准日记》的作伪问题，李先生强调说，这是同“文化大革命”的“漫天盖地的恐怖”有关的。他说，“反右斗争”的逻辑和恐怖与“文化大革命”并无不同，但是还算是“有领导地”进行的。我不知道有“领导”抑或没有“领导”为优，只是觉得，恰恰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无领导地”进行，所以使中国社会多出了一个为“十七年”所没有的体制外的空间。在“文化大革命”中，强制与放任并存，上帝与撒旦同在。就大的趋势而言，前后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它所呈现的复杂性，不是五十年代“反右”时期可以比拟的。对于一个批判的思想者，一贯反对苏联体制(“文化大革命”即是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发动和进行的)，对集权主义－特权主义十分敏感的顾准来说，环境的变化也必将使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活跃，除了使原来的某些结论得以深化之外，其中也不排除在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刺激之下，产生轻信和幻想。这就是我所说的“另一个顾准”。
虽然，我有可能夸大了他思想中的盲从成分，但是作为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凹陷”现象，无疑是客观存在的。1971年2月，《日记》载有关于自我认识的两次“收获”，一点“觉悟”的记录。我们不妨把这看成一处重要的标记，标志着顾准在作着自我调整，正是这种不断的调整，使顾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来。类似的记录，此后还有两处，一处记云：“然而我要放弃那种轻信态度，要深思，要分析了。”另一处记云：“幻想消除了。”“轻信”过，“幻想”过，——这是一个顾准；“放弃”“轻信”，“消除”“幻想”，——是又一个顾准。而这两者的斗争，以及其间的起伏消长，都由顾准本人在同一个“无法隐蔽”的恐怖的地方，明明白白地暴露在被称为“伪日记”的息县日记上。
为了进一步证明顾准所写为“伪日记”，李先生还设想了一个“两套息县日记”的情节，“认定所谓《新生日记》就是他的‘思想汇报’或‘改造收获’的底本”。有关此事，我曾特意在电话里向《顾准日记》编者丁东君作了查询，得到的答复是：只有一套日记。出版后所见的《日记》列为“两套”者，乃是编者所为，仅为读者阅读方便而已。
息县日记同其他日记一样，对于顾准，都是思想的真实记录。自然，更为真实的部分，已经被记录者扯掉了，这就是我们在《日记》中看到的数处关于“缺页”的记录。最为真实因而也最为危险的部分，则没有被记录下来。唯其如此(而非作伪)，我们才清楚地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施之于顾准——“这一个”知识者——身上的“恐怖”的遗痕。的确，“文化大革命”在极大程度上剥夺了公民的“隐私权”，但手段无论如何博辣，总还未至于消灭一切隐私。就拿日记来说，则无论如何恐怖，也只能强迫你不记什么，而无法强迫你记下什么。因此，我们还是不能把记日记、写信诸项，同当时“公众宗教”中集体进行的表忠仪式等同起来，把作伪看成是无处不在，根本无法回避的事。
我说的“两个顾准”，无非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借以区分两种不同的思想成分。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体，一个是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立体，两个顾准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存在。通过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结果后一个顾准战胜了前一个顾准——而这，也即是在恢复五十年代后期“故我”的基础上，升华为1972年以后“新我”的顾准，为我们后来所发现，所认同，所称颂的顾准。
但是，这一个顾准显然不是李先生所称的那一个顾准。李先生笔下的顾准，是一个据说在五十年代思想即已成熟定型的凝固的思想者，一个唯以伪装（日记被解释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虚假的）才得以掩盖和保存固有思想的两面人——还是两个顾准！不仅因为前后思想的差异，而是思想与人格的割裂，其实这样的顾准倒更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即便是错误的思想——是一名思想战士最起码的品质，自然也是最可贵的品质。
最后说一点既是题内又是题外的话。
即使我们同意李先生关于顾准写“伪日记”的结论，那么我们是否同意如李先生辩护的那样，在特定的情境中，作伪便必然是合符情理，天经地义的呢？作为知识分子，当我们把错误都推到某一个环境或别样的事物上去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因为作伪，说“普遍的假话”，而长期遭受良心的折磨？诚然，我们可以做到不出卖别人，但因作伪而出卖了自己，背叛了“精神”，我们是否觉得对几代人的道德和精神下降负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称为“极左”的政治暴力和思想暴力所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畅通无阻，不正是因为政治社会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依次的“不抵抗主义”行动造成的吗？至今，如果我们认为可以逃离历史现场，对个体人格乃至集体人格的丧失毫无痛感和耻感，坚持作伪的全部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始终可以肆无忌惮地压制和阉割我们的政治思想势力便简直无权谴责！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达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对由我们——作为重要的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一段“没有控制的历史”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我认为，有理由期望达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作者
▼
林贤治
编辑、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代表作还有《旷代的忧伤》、《娜拉：出走或归来》、《人间鲁迅》等。主编有“曼陀罗译丛”、“曼陀罗文丛”、“流亡者丛书”等丛书、丛刊。
林贤治
2015年7月1日，是顾准先生诞辰百年，很多网站和公号推出了百年纪念专题，使我们得以重温这位思想大家的诸多细节。
他是一位经济学家，被称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预见和启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模式；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希腊城邦制度》探究古希腊的政治制度，见解独到，关照现实；他也是一位思想家，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历史学著作中，都闪耀着个人深刻的思考。
顾准1974年在北京去世后20年，1994年，在胞弟陈敏之的努力下，《顾准文集》出版，顾准的思想逐渐为世人所知。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顾准文集》出版，使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地狱里”进行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呈现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前。
然而，1997年出版的《顾准日记》却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
学者林贤治是“两个顾准”争论的重要参与者，他的《两个顾准》和《再说两个顾准》曾引起学术界很多争论。活页获林贤治先生授权，在顾准诞辰百年之际再次刊发《两个顾准》和《再说两个顾准》，借用林先生的话：对于思想者，我想更不必“为贤者讳”。阅读他，思考他，批判地接受他，——这才是对于死者的最好的纪念。
两个顾准
文 | 林贤治
《顾准文集》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一时间竟成了畅销书，这实在算得上是近年来读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当今时世，思想这东西尚未完全失去它的“期待值”，于此可获证明。
每读《顾准文集》，都为作者顽强的求索精神所感动。其中，题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长篇笔记，疑云密布，火光四射，特别富于思想批判的力量。虽然，论中未脱唯心唯物一类思维模式的羁限，或者一样囿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特定的社会学视角；但是，思想的激情已经焚毁了预设的种种栅栏。在一个黑暗而沉默的年代，敢于让自己发出声音，这是极难得的。为此，国外有人称顾准为中国五十年代以来唯一的思想家。这大抵是合适的。虽然，换作思想者的称谓会更加恰切。
《顾准文集》顾准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及至翻开《顾准日记》，却吃惊地发现，这里竟然存在另一个顾准——完全不同的顾准！
这个顾准，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的所谓“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他这样描述共和国的艰难历程：“开国以来的二十二年间，历经除旧布新，涤荡污浊，吐故纳新，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得如此彻底，从此以后，将是精神变物质的时期……”。他几次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社会进程充满信心：“文教战线上的问题早晚要提到议程上来，这时就会出现一次文艺复兴”；“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1975年前五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则是十分可以肯定的……”像这样的判断句式，日记中随处可见。这个顾准，同样重视经济问题，与当时许多“一心干革命”的人们毕竟有所区别；但是，他心目中的经济，已经是以“大寨、大庆、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是“在‘革命加拼命’的干劲的推动下”，而不复是收作《文集》开篇中所探讨的具有市场竞争机制的经济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是个人崇拜运动。这时，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宣传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革命路线”等，都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容纳的许多被称为“左”的成分，甚至可以视作它的代名词。对此，顾准不加分析，只是一味地赞颂。他曾经记下这样一个“触及灵魂”的细节：“看炉子，坐炉旁，考虑我应该从运动中吸收什么教益，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曾经想写一些重读主席哲学著作，清算自己反动哲学思想核心的笔记，因不成熟，迄未动手。”如果套用当时的封号，就算得上“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输出“革命”，自诩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顾准深受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新时代，“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亚洲是世界中心，唯有中国才能担当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一个侧面”。他指望中国成为工业居主位的经济大国，以使经济实力和革命中心的地位相一致。于是，以数学方式推算我国的钢铁石油化肥以至产业工人人数是如何成倍地增长，臆想世界将如何“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不仅英国，而且美苏日本都将沦为瑞典，这些地区的开发，将不可避免地要由部分中国移民来进行……对于未来世界的格局，他作了一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描绘：“批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用他的语言来说，确实很有一些“狂热的气概”。
对于一个“右派分子”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带有双重的惩罚性质。五十年代末，顾准对此有过思想上的抵制；但是这时，他把此前的种种腹诽或异议，都看作“稀奇古怪的变化”而彻底抛弃了。他清楚表明，他是愈来愈明确地否定“劳动惩罚论”，把劳动改造同世界观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这是他历十余年几次“下乡”所没有的。他写道，他的“最大收获是从此要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既然衷心认识这一点，此后自当切实做到，也必能切实做到也。”又说，“从此以后，我要以罪人和敌人的赎罪心情，继续革命下去。这一点觉悟十分重要，此后决心始终不悔。”正因为怀有这种认识与心情，所以能够在日记中津津乐道于“脱坯”一类活计之“贡献”，陶醉于改造的快乐之中；且以戴罪之身，幸获参加批判他者的大会而深为感奋，讨论时发言多次，称赞“专案审查和群众审查结合，会议开得极好”。在日记中，还不断有着关于他本人在劳动改造方面如何“精神焕发”、“连续奋战”、“愈战愈强”一类记载。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校——作为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集中地——一度被称为“新生事物”。顾准的评价，与当时的官方标准是一致的。他认为，五七干校一方面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广中心”，另一方面，则是培养“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的基地。他深信，五七干校最重大的目标还是“炼人”。这同“夹紧尾巴做人”的说法一样，意在努力改造，这是没有疑问的。
《顾准日记》顾准 著 陈敏之 丁东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顾准日记》中的这个顾准，其立论，显然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之远，简直不可思议。
《日记》共分三部分，依次为“商城日记”（1959.10－1960.1）、“息县日记”（1969.10－1971.9）、“北京日记”（1972.10－1974.10）。以上引述，均属“息县日记”。最早的“商城日记”，已包含许多富有锋芒的思想内容。在五十年代，除了张中晓，几乎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有识力的文字。“北京日记”虽然简略，却也勾勒了一个思想者晚期的紧张思考的轨迹。两头高，中间低，顾准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马鞍形”。到底是什么因素蒙蔽了这位敏锐的思想者？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去蔽”的？缺乏一个良好的中介和过渡，那么前后两部分思想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生命最后阶段的飞跃又如何成为可能？难道这就叫“否定之否定”？
整部《顾准文集》，基本内容是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至于从史学方面对“史官文化”的批判，以及从哲学方面对一元主义、决定论的批判，都是辅助的。在有关民主的论述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很少涉及个人权利和自由问题。日记中，他记读《天演论》，说书中反对“民主个人主义”而崇“舍己为群”，即“集体英雄主义”，便赞为“此义极精”，结论是：“阶级斗争不可废”。把两者连结起来便成了一条小径，通过它，或许可以走出“两个顾准”的迷宫的罢？
我们肯定顾准的思想贡献，并非要把他当成空地里的英雄去膜拜，而是让我们继续他的思考，超越他的思考。我们指摘其缺失，批判与《文集》相悖的另外的思想成分，也并非意在狮子身上寻虱子。努力恢复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思想的完整性，不但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必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性的工作，将有助于我们对环绕思想者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更深入的认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顾准这个自称“‘倾心’西方文明的人”身上，我们可以汲取许多宝贵的思想；与此同时，也可以辨识和除掉一些传统的污浊。对知识分子来说，启蒙和批判是不是已成过去？是不是只是表现为一种道德姿态而已？这是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启蒙主义只是对传统社会的批判才富有“历史能动性”，而无力应付市场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说到顾准，他是很看重知识分子的启蒙——批判意识的。他很赞赏杜威、罗素都强调过的话：“哲学的任务在于批判。”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总是在促进社会的进步。西方资本主义所以还有生命力的原因，根据他的分析，也都因为“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任何集团和个人，都应当同样“用批判的眼光”来打量。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获得免受批判的豁免权。
对顾准当亦如此。我们固然不必粉饰偶像，对于思想者，我想更不必“为贤者讳”。阅读他，思考他，批判地接受他，——这才是对于死者的最好的纪念。
再说两个顾准
文 | 林贤治
拙作《两个顾准》发表后，赞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自然也有反对的意见。李慎之先生在报上(《文汇读书周报》)著文，就断言“只有一个顾准”。理由是我所据的息县日记，是“伪日记”，虽然从中也“看到一些真话”云。
顾准到底是不是在日记中“完全编假话”？李先生言之凿凿，办法无非是现身说法，然后推己及人，不足为据；至于援引同顾准一起下放息县诸人有关顾准无“异常”的结论，也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确证的。倘要论人，尤其对知识者，其实最有说服力的，莫如本人的白纸黑字的“文本”。对于顾准，套用一个说法，便是回到顾准那里去。
“伪日记”之说，最早来源于沙叶新先生的一段推测之辞；“……这是一本伪日记，只有在他记述他对自杀的妻子的深深怀念时，才使人感觉是真情，其他全是伪饰。”不解的是，对于这“真情”，他为什么非倾吐不可，而又不加伪饰？对于一个努力求得“新生”的人来说，表同情于一个自杀——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自绝于人民”——的人，难道他不知道是犯忌的吗？日记又说自己“充其量不过是死人”，“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着而已。”这里分明流露了一种对“继续革命”的消极对抗情绪，为什么还要保留下来呢？在“大好形势”的感染之下，他记道：“‘神武景气’将见于我国”；但是，一个月后又改说：“短期内难望神武景气。”说明活在日记中的顾准，一直是有探索，有怀疑，有批判，有修正的。
李先生还说顾准议论国际政治是为了与个人习惯和身份相切合，其意仍属伪饰。以如此戴罪之身去关心政治(“帝修反”)，岂不是多出了一重“妄图变天”的嫌疑吗？在相关的日记中，其实还有些议论都是颇不同于当时的官方话语，很富于个人色彩的。比如，他说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已成“不治之病”，“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超平衡的发展”，而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终究还能起一种动员资源投入生产的作用，在苏联，则因为那个笨拙、窒息的体制，连这种作用也起不了”。“这种笨拙窒息的体制的关键是中央集权。”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后息县”时期写作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脉相承。这是典型的顾准式思想。只是在当时的霸权话语的影响之下，类似的思想，在息县日记中的含量太少罢了。
顾准和母亲,妻子,儿女在一起,摄于上世纪50年代
关于《顾准日记》的作伪问题，李先生强调说，这是同“文化大革命”的“漫天盖地的恐怖”有关的。他说，“反右斗争”的逻辑和恐怖与“文化大革命”并无不同，但是还算是“有领导地”进行的。我不知道有“领导”抑或没有“领导”为优，只是觉得，恰恰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无领导地”进行，所以使中国社会多出了一个为“十七年”所没有的体制外的空间。在“文化大革命”中，强制与放任并存，上帝与撒旦同在。就大的趋势而言，前后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它所呈现的复杂性，不是五十年代“反右”时期可以比拟的。对于一个批判的思想者，一贯反对苏联体制(“文化大革命”即是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发动和进行的)，对集权主义－特权主义十分敏感的顾准来说，环境的变化也必将使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活跃，除了使原来的某些结论得以深化之外，其中也不排除在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刺激之下，产生轻信和幻想。这就是我所说的“另一个顾准”。
虽然，我有可能夸大了他思想中的盲从成分，但是作为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凹陷”现象，无疑是客观存在的。1971年2月，《日记》载有关于自我认识的两次“收获”，一点“觉悟”的记录。我们不妨把这看成一处重要的标记，标志着顾准在作着自我调整，正是这种不断的调整，使顾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来。类似的记录，此后还有两处，一处记云：“然而我要放弃那种轻信态度，要深思，要分析了。”另一处记云：“幻想消除了。”“轻信”过，“幻想”过，——这是一个顾准；“放弃”“轻信”，“消除”“幻想”，——是又一个顾准。而这两者的斗争，以及其间的起伏消长，都由顾准本人在同一个“无法隐蔽”的恐怖的地方，明明白白地暴露在被称为“伪日记”的息县日记上。
为了进一步证明顾准所写为“伪日记”，李先生还设想了一个“两套息县日记”的情节，“认定所谓《新生日记》就是他的‘思想汇报’或‘改造收获’的底本”。有关此事，我曾特意在电话里向《顾准日记》编者丁东君作了查询，得到的答复是：只有一套日记。出版后所见的《日记》列为“两套”者，乃是编者所为，仅为读者阅读方便而已。
息县日记同其他日记一样，对于顾准，都是思想的真实记录。自然，更为真实的部分，已经被记录者扯掉了，这就是我们在《日记》中看到的数处关于“缺页”的记录。最为真实因而也最为危险的部分，则没有被记录下来。唯其如此(而非作伪)，我们才清楚地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施之于顾准——“这一个”知识者——身上的“恐怖”的遗痕。的确，“文化大革命”在极大程度上剥夺了公民的“隐私权”，但手段无论如何博辣，总还未至于消灭一切隐私。就拿日记来说，则无论如何恐怖，也只能强迫你不记什么，而无法强迫你记下什么。因此，我们还是不能把记日记、写信诸项，同当时“公众宗教”中集体进行的表忠仪式等同起来，把作伪看成是无处不在，根本无法回避的事。
我说的“两个顾准”，无非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借以区分两种不同的思想成分。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体，一个是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立体，两个顾准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存在。通过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结果后一个顾准战胜了前一个顾准——而这，也即是在恢复五十年代后期“故我”的基础上，升华为1972年以后“新我”的顾准，为我们后来所发现，所认同，所称颂的顾准。
但是，这一个顾准显然不是李先生所称的那一个顾准。李先生笔下的顾准，是一个据说在五十年代思想即已成熟定型的凝固的思想者，一个唯以伪装（日记被解释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虚假的）才得以掩盖和保存固有思想的两面人——还是两个顾准！不仅因为前后思想的差异，而是思想与人格的割裂，其实这样的顾准倒更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即便是错误的思想——是一名思想战士最起码的品质，自然也是最可贵的品质。
最后说一点既是题内又是题外的话。
即使我们同意李先生关于顾准写“伪日记”的结论，那么我们是否同意如李先生辩护的那样，在特定的情境中，作伪便必然是合符情理，天经地义的呢？作为知识分子，当我们把错误都推到某一个环境或别样的事物上去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因为作伪，说“普遍的假话”，而长期遭受良心的折磨？诚然，我们可以做到不出卖别人，但因作伪而出卖了自己，背叛了“精神”，我们是否觉得对几代人的道德和精神下降负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称为“极左”的政治暴力和思想暴力所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畅通无阻，不正是因为政治社会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依次的“不抵抗主义”行动造成的吗？至今，如果我们认为可以逃离历史现场，对个体人格乃至集体人格的丧失毫无痛感和耻感，坚持作伪的全部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始终可以肆无忌惮地压制和阉割我们的政治思想势力便简直无权谴责！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达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对由我们——作为重要的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一段“没有控制的历史”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我认为，有理由期望达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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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编辑、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代表作还有《旷代的忧伤》、《娜拉：出走或归来》、《人间鲁迅》等。主编有“曼陀罗译丛”、“曼陀罗文丛”、“流亡者丛书”等丛书、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