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歷史學刊
民國92年
第六期，頁143-151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黃俊文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博士班
摘要
劉知幾《史通》是中國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劉氏撰寫《史通》是闡明其史學思想，〈書志〉是討論紀傳史中書志問題。本文即根據〈書志〉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的史學思想；從正文中可以歸納為一、客觀實證的精神；二、編著精省的態度；三、經世致用的觀念等三大內容。從文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劉氏史學思想有繼承傳統的一面，也有開創新見的發展，對後世的史學發展有其重要地位與貢獻。
關鍵詞：劉知幾、《史通》、〈書志〉、客觀實證、編著精省、經世
致用
144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一、前言：
劉知幾(661~721A.D.)所著《史通》總結唐初以前史籍撰述及史學理論，被視為中國首部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史通》按照先秦、漢、晉撰寫子書的傳統習慣，分為內、外篇。內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早已亡佚。內文與目錄共有四十九篇。今日所見《史通》即據以此四十九篇輯成的。第一部分〈內篇〉共有十卷，三十六篇，泛論歷來歷史著述評論史書的結構形成(例如六家、二體、載言、本紀等) ，第二部分〈外篇〉共有十卷，十三篇，表達歷史見識的論述，兼及歷史編纂與歷史文學等，根據學者的研究《史通》並非一時之作，而是長時間的撰寫，似乎還是沒有十分的充裕。而《史通》的完成是劉氏對於古代史書批評，探尋正確史書理想的記錄；也是劉氏對當時史書編纂方法與史家態度給予激烈批判的著作。1
劉知幾寫《史通》，當然是要闡明史學，同時，他也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說：「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
《史通》雖然本史學著作，君子，時有觀焉。」2這是一簡要的自我評價，
對於史書編撰原則、體裁綱要等有所論述，但內容卻貫通「王道。人倫」，涵括各種社會現象。書中所表達的意見，所討論的問題、所闡明的論點也很多。在書中非議前代哲人、前人的錯誤，得罪於當代社會是固然的。在本書中呈現強烈批判的精神。 1 邱添生，〈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師大歷史學報》，9期(1982年6月) ，頁56-57。 2 劉知幾原著，姚松、姚恒夫譯，《史通》(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 ，卷十〈自敍〉，頁61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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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志〉篇的內容概述：
司馬遷首先在《史記》中創立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八《書》，記載各代的典章制度。其後《漢書》為避免和全書之名發生衝突，把這一類的名稱改作〈志〉，為以後各代史書所繼承，遂成為紀傳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類目也就被合稱為〈書志〉。根據學者的研判，《史通‧書志》篇的成書可能在西元705~708年（唐中宗神龍元年～景龍元年）春之間，最遲在709~710年（景龍三年～四年）成書。3
本篇的內容就是討論紀傳史中的書志問題。全篇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總序，在這裡劉知幾論述了書志的起源、作用、名稱的各種變化以及以前史書的書志中所存在的問題。第二部分討論〈天文志〉問題，第三部分〈藝文志〉，第四部分是討論〈五行志〉，劉氏對此部分批判最多。第五部分他提出應增加三種志，即〈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及其原因。本文即以〈書志〉篇的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之史學思想。
三、客觀實證的精神
劉氏客觀實證的史學思想是建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他反對災異解釋的虛妄性與迷信，尤其是對班固、董仲舒、劉向等人對自然災異的解釋，犯了附會鑿解、類例不全的弊病，提出強烈的批判。〈書志篇〉云：
「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草強草，鶖著青
色，負蠜非中國之蟲，鸜鵒為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以惑3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 ，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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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董仲舒) 、京(京房) 之說，前後相反；向(劉向) 、歆(劉歆) 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
者哉？」4
劉氏批評像有關各種之流派，論定各種事物屬於荒誕不實的地方，班固竟然對這些內容進行編排，沒有考察選擇就編為〈五行志〉，不是太糊塗了嗎？而且，經常敘述同一災害、怪異，董仲舒、京房的說法，前後相反；劉向、劉歆的解釋父子不同。沒有作個標準或評判就一起載入史籍，弄得更為複雜。劉氏以為如果天象之兆，不能在人事上「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5，則應從〈志〉中去除才為適當。根據他所堅持的客觀實證精神，在書志之中，主張〈天文〉、〈藝文〉、〈五行〉中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6部分應予刪除。
劉氏把論〈天文〉、〈五行〉志中混雜在志書的不適當，提昇到史籍記載神話傳奇的強烈質疑。他在〈採撰〉篇云：「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語》、《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孔子) 所不語。」7從這些論述，顯示出劉氏客觀實證的一貫精神。
對於災異迷信批判最為激烈，徹底者是在〈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兩篇，劉氏對於災異、祥瑞、迷信之激烈批判，與當時武則天時代「造神運動」密切相關。8劉氏修書時期，正值武后當權，她假借天命、符瑞以神化皇權，劉知幾久任史職，熟悉史實具有強烈批判，客觀實證精神，深知這些神學作用，經由文化批判而對政治的批判。9就其內在因素而言，劉氏批判精神是長期蓄養而成，尤其《論衡》、《風俗通》、4
5 《史通‧書志》。 《史通‧書志》。
6 《史通‧書志》。
7 《史通‧採撰》。
8 雷家驥，《武則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頁268-286。 9 白壽彝，〈劉知幾〉，收錄《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學生書局，1990年) ，頁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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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等書，對於其史學批判精神、方法有很大的啟示或影響。10
四、編著精省的態度
劉氏編著精省的態度在〈天文志〉、〈藝文志〉、〈五行志〉等表現最為明顯。他認為三志都只記載當代史實與人事有關即可，不用繁冗重複記載。
他主張刪除〈天文志〉是因為天文變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變更，故天文志可刪，如必欲作志，則只當載當代之日月之蝕、星宿移動，而不必重複天體的概論。劉知幾說：「夫雨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古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刊於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11他主張刪除藝文志，是因為同一書目「前志已錄，而後
12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繁互出。」主張刪除五行志，是因為多載「虛說」、
「浮詞」等如欲為志，則只記載當代災異，不應追證前事，曲加附會。「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則知吉凶遞代，如贏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未鐘，思智不能知，誨明莫知測也。然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書其休咎，詳其美惡也。」13
精省的態度與主張在史著〈敍事〉篇也有詳細的論述。劉氏指出：「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為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開端發凡) ，《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14他認為敍事要除去煩字冗句，使史著論述明白清楚，即所謂「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花) 逝而實存，滓去10
11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 ，頁695。 《史通‧書志》。
12 《史通‧書志》。
13 《史通‧書志》。
14 《史通‧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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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瀋(汁) 在矣。」15
五、經世致用觀念
客觀實證的精神是劉知幾的基本史學思想。他同時還強調歷史敘述必須有益於現實人生的寫法。劉氏主張凡事應據實而書，尤其時代政治、社會的黑暗面，都可以秉筆直書；而迷信神怪，荒誕不經之事，則不可入文，例如天文、五行、符瑞等，應當避免採用；16所選材者，宜符合「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等八目。17劉氏認為史學也應當能夠產生經世致用，歷史訓誡的功能，如〈直書〉篇云：
「況史之為務，申以勸戒，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
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遊 彰於一朝，惡名被以千
載，言之若是， 可畏乎！」18
另於〈曲筆〉篇又云：
「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19
因此劉知幾主張史書應該增加〈都邑〉〈方物〉〈氏族〉三志。〈書志〉：「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士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世取則。」「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爰及魏晉，迄於周隨，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石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15
16 《史通‧敍事》。 《史通‧書志》。
17 《史通‧直書》。
18 《史通‧直書》。
19 《史通‧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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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宮之下。」20
在劉氏來看，三志之中又以〈氏族〉志最為重視，在〈采撰篇〉云： 「夫郡國之記，謙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
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俊」(薛兼、紀
瞻、閔鴻、顧榮、賀循等五人) 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東漢穎川荀淑八子) ，出於《荀子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
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是非？」21
又在〈雜述〉篇云：
「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父子。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
系歷》。此之謂之家史者也。……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
薪構己亡，則斯文亦喪者矣。」22
在劉氏史觀中，《都邑》不僅可以留下歷代建築史料，可且可以藉由宮室建築的奢儉來檢視政權的興替，以為歷史的殷鑑作用。〈方物〉這是要把各地物產、內外貿易及貢賦等都記載在〈方物〉志。從方志氏記載貢獻之多寡、物品之輕重，可以看出一個朝代政權的興衰、版圖之大小。〈氏族〉可以「品藻土庶」、「甄別華夷」，反映社會地位升降黜陟、氏(士) 族的興衰。劉氏生於士族盛行的唐代，本身也出身士族，個人也編著《姓族系錄》、《劉氏家乘》、《劉氏譜考》等書，足以顯示他提倡〈氏族〉志的社會背景。劉氏提出三新志設置的立意，除了反映經世致用的觀念之外，也是基於一種演化，發展且進步的歷史意識。23
此外，三志資料原本就很豐富，歷代皆有本應記載而缺乏，因此刊 《史通‧書志》。
《史通‧采撰》。
22 《史通‧雜述》。
23 林時民，《劉知幾史通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頁68。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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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史，可補舊志之不足，也有助於了解當代社會經濟之全貌，以達歷史教化之功能。杜佑《通典》不列天文、五行，《新唐書》列〈地理志〉記載兩京並載各地物產。在〈宰相世系表〉列出世家大族源流發展。後世鄭樵所編《通志》在二十設立〈氏族略〉、〈都邑略〉，便是受到劉知幾的影響。
六、結論
劉知幾《史通》，透過批評史著而批評史家，透過史家而至批評制度與時代，以褒貶歷史人事，建立史學理論和思想體系，經由批判建立理論，結束了司馬遷以降中古史學階段，下啟近古階段的發展。對於史學突破、貢獻有其崇高的地位。24劉知幾對於〈書志〉頗為稱讚，他認為書志源於古代《三禮》，可以收錄紀傳以外的史料。〈書志〉說：「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校《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被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25對於劉氏所主張增加三新志，相當符合史學發展與需要，主張廢除〈五行〉、〈天文〉兩志，後世學者的看法則普遍認同、肯定。雖然後世學者對〈書志〉內容提出不少質疑或校正26，但其史學基本精神並未受到影響。從〈書志〉中可以看出劉氏史學思想中客觀實證，編著精省、經世致用的精神。 24
25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頁702-703。 《史通‧書志》
26 參考趙呂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 。浦起龍，《史通通釋》(台北：里仁書局，1993年) 。林時民，《劉知幾史通之研究》，頁15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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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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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毅，〈關於劉知幾的史觀之考察〉，《中正歷史學刊》，2期 ，199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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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2年。
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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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驥，《武則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趙呂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
《中正歷史學刊》
稿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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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註釋：隨頁腳註。註釋格式如下：
（一）第一次出現時：
1. 專 著：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年份），頁碼。
例如：徐松、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臺北：世界書
局，1963年），卷四，頁7。
2. 論 文 集：作者，〈論文名〉，收於編者，《書名》（出版地：
出版者，年份），頁碼。
例如：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收於
張珣、江燦騰合編，《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
（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頁427-428。
3.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刊物名》，卷期（年月），頁碼。
例如：陳秋坤，〈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
（1710-1890）〉，《臺灣史研究》，9卷2期（2002
年12月），頁760
（二）再次出現時：作者，〈篇名〉或《書名》，頁碼。
（三）西文格式：人名、篇名、出版者、卷期、頁數及年代採
正體。書名、期刊名採斜體。
1.專書：
C. P.Fitzgerald, The Empress Wu (Taipei: Rainbow-Bridge Book Co., 1974), pp.5-10.
2.論文：
G .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 ”, History and Theory, 1962, No.2, p.8。
七、表、圖均須編號，並加標題置於表之上、圖之下，14號字標楷
體。相關說明文字，則均置於表、圖之下，10號字新細明體。
八、論文之後，均需附參考書目。排列以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
中、日文按作者姓名筆劃排列，西文按字母順序排列。格式如下：
一、專書
吳育臻，《臺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
獻會，1996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局部編，《臺灣產業調查錄》，東京：金
城書院，1896年。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
資料報告》，東京：三秀舍，1905年。
Ho, Samuel P.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二、論文（含期刊論文、學位論文、論文著作集） 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收於張珣、江燦
騰合編，《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
2001年。
陳秋坤，〈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
《臺灣史研究》，9卷2期，2002年12月。
陳淼川，〈縣綜合發展計畫財源籌措及運用之研究—以台北縣
為例〉，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
中正歷史學刊
民國92年
第六期，頁143-151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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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幾《史通》是中國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劉氏撰寫《史通》是闡明其史學思想，〈書志〉是討論紀傳史中書志問題。本文即根據〈書志〉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的史學思想；從正文中可以歸納為一、客觀實證的精神；二、編著精省的態度；三、經世致用的觀念等三大內容。從文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劉氏史學思想有繼承傳統的一面，也有開創新見的發展，對後世的史學發展有其重要地位與貢獻。
關鍵詞：劉知幾、《史通》、〈書志〉、客觀實證、編著精省、經世
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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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劉知幾(661~721A.D.)所著《史通》總結唐初以前史籍撰述及史學理論，被視為中國首部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史通》按照先秦、漢、晉撰寫子書的傳統習慣，分為內、外篇。內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早已亡佚。內文與目錄共有四十九篇。今日所見《史通》即據以此四十九篇輯成的。第一部分〈內篇〉共有十卷，三十六篇，泛論歷來歷史著述評論史書的結構形成(例如六家、二體、載言、本紀等) ，第二部分〈外篇〉共有十卷，十三篇，表達歷史見識的論述，兼及歷史編纂與歷史文學等，根據學者的研究《史通》並非一時之作，而是長時間的撰寫，似乎還是沒有十分的充裕。而《史通》的完成是劉氏對於古代史書批評，探尋正確史書理想的記錄；也是劉氏對當時史書編纂方法與史家態度給予激烈批判的著作。1
劉知幾寫《史通》，當然是要闡明史學，同時，他也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說：「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
《史通》雖然本史學著作，君子，時有觀焉。」2這是一簡要的自我評價，
對於史書編撰原則、體裁綱要等有所論述，但內容卻貫通「王道。人倫」，涵括各種社會現象。書中所表達的意見，所討論的問題、所闡明的論點也很多。在書中非議前代哲人、前人的錯誤，得罪於當代社會是固然的。在本書中呈現強烈批判的精神。 1 邱添生，〈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師大歷史學報》，9期(1982年6月) ，頁56-57。 2 劉知幾原著，姚松、姚恒夫譯，《史通》(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 ，卷十〈自敍〉，頁619-620。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145
二、〈書志〉篇的內容概述：
司馬遷首先在《史記》中創立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八《書》，記載各代的典章制度。其後《漢書》為避免和全書之名發生衝突，把這一類的名稱改作〈志〉，為以後各代史書所繼承，遂成為紀傳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類目也就被合稱為〈書志〉。根據學者的研判，《史通‧書志》篇的成書可能在西元705~708年（唐中宗神龍元年～景龍元年）春之間，最遲在709~710年（景龍三年～四年）成書。3
本篇的內容就是討論紀傳史中的書志問題。全篇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總序，在這裡劉知幾論述了書志的起源、作用、名稱的各種變化以及以前史書的書志中所存在的問題。第二部分討論〈天文志〉問題，第三部分〈藝文志〉，第四部分是討論〈五行志〉，劉氏對此部分批判最多。第五部分他提出應增加三種志，即〈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及其原因。本文即以〈書志〉篇的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之史學思想。
三、客觀實證的精神
劉氏客觀實證的史學思想是建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他反對災異解釋的虛妄性與迷信，尤其是對班固、董仲舒、劉向等人對自然災異的解釋，犯了附會鑿解、類例不全的弊病，提出強烈的批判。〈書志篇〉云：
「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草強草，鶖著青
色，負蠜非中國之蟲，鸜鵒為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以惑3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 ，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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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董仲舒) 、京(京房) 之說，前後相反；向(劉向) 、歆(劉歆) 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
者哉？」4
劉氏批評像有關各種之流派，論定各種事物屬於荒誕不實的地方，班固竟然對這些內容進行編排，沒有考察選擇就編為〈五行志〉，不是太糊塗了嗎？而且，經常敘述同一災害、怪異，董仲舒、京房的說法，前後相反；劉向、劉歆的解釋父子不同。沒有作個標準或評判就一起載入史籍，弄得更為複雜。劉氏以為如果天象之兆，不能在人事上「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5，則應從〈志〉中去除才為適當。根據他所堅持的客觀實證精神，在書志之中，主張〈天文〉、〈藝文〉、〈五行〉中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6部分應予刪除。
劉氏把論〈天文〉、〈五行〉志中混雜在志書的不適當，提昇到史籍記載神話傳奇的強烈質疑。他在〈採撰〉篇云：「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語》、《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孔子) 所不語。」7從這些論述，顯示出劉氏客觀實證的一貫精神。
對於災異迷信批判最為激烈，徹底者是在〈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兩篇，劉氏對於災異、祥瑞、迷信之激烈批判，與當時武則天時代「造神運動」密切相關。8劉氏修書時期，正值武后當權，她假借天命、符瑞以神化皇權，劉知幾久任史職，熟悉史實具有強烈批判，客觀實證精神，深知這些神學作用，經由文化批判而對政治的批判。9就其內在因素而言，劉氏批判精神是長期蓄養而成，尤其《論衡》、《風俗通》、4
5 《史通‧書志》。 《史通‧書志》。
6 《史通‧書志》。
7 《史通‧採撰》。
8 雷家驥，《武則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頁268-286。 9 白壽彝，〈劉知幾〉，收錄《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學生書局，1990年) ，頁695。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147
《文心雕龍》等書，對於其史學批判精神、方法有很大的啟示或影響。10
四、編著精省的態度
劉氏編著精省的態度在〈天文志〉、〈藝文志〉、〈五行志〉等表現最為明顯。他認為三志都只記載當代史實與人事有關即可，不用繁冗重複記載。
他主張刪除〈天文志〉是因為天文變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變更，故天文志可刪，如必欲作志，則只當載當代之日月之蝕、星宿移動，而不必重複天體的概論。劉知幾說：「夫雨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古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刊於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11他主張刪除藝文志，是因為同一書目「前志已錄，而後
12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繁互出。」主張刪除五行志，是因為多載「虛說」、
「浮詞」等如欲為志，則只記載當代災異，不應追證前事，曲加附會。「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則知吉凶遞代，如贏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未鐘，思智不能知，誨明莫知測也。然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書其休咎，詳其美惡也。」13
精省的態度與主張在史著〈敍事〉篇也有詳細的論述。劉氏指出：「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為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開端發凡) ，《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14他認為敍事要除去煩字冗句，使史著論述明白清楚，即所謂「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花) 逝而實存，滓去10
11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 ，頁695。 《史通‧書志》。
12 《史通‧書志》。
13 《史通‧書志》。
14 《史通‧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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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瀋(汁) 在矣。」15
五、經世致用觀念
客觀實證的精神是劉知幾的基本史學思想。他同時還強調歷史敘述必須有益於現實人生的寫法。劉氏主張凡事應據實而書，尤其時代政治、社會的黑暗面，都可以秉筆直書；而迷信神怪，荒誕不經之事，則不可入文，例如天文、五行、符瑞等，應當避免採用；16所選材者，宜符合「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等八目。17劉氏認為史學也應當能夠產生經世致用，歷史訓誡的功能，如〈直書〉篇云：
「況史之為務，申以勸戒，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
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遊 彰於一朝，惡名被以千
載，言之若是， 可畏乎！」18
另於〈曲筆〉篇又云：
「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19
因此劉知幾主張史書應該增加〈都邑〉〈方物〉〈氏族〉三志。〈書志〉：「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士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世取則。」「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爰及魏晉，迄於周隨，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石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15
16 《史通‧敍事》。 《史通‧書志》。
17 《史通‧直書》。
18 《史通‧直書》。
19 《史通‧曲筆》。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149
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宮之下。」20
在劉氏來看，三志之中又以〈氏族〉志最為重視，在〈采撰篇〉云： 「夫郡國之記，謙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
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俊」(薛兼、紀
瞻、閔鴻、顧榮、賀循等五人) 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東漢穎川荀淑八子) ，出於《荀子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
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是非？」21
又在〈雜述〉篇云：
「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父子。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
系歷》。此之謂之家史者也。……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
薪構己亡，則斯文亦喪者矣。」22
在劉氏史觀中，《都邑》不僅可以留下歷代建築史料，可且可以藉由宮室建築的奢儉來檢視政權的興替，以為歷史的殷鑑作用。〈方物〉這是要把各地物產、內外貿易及貢賦等都記載在〈方物〉志。從方志氏記載貢獻之多寡、物品之輕重，可以看出一個朝代政權的興衰、版圖之大小。〈氏族〉可以「品藻土庶」、「甄別華夷」，反映社會地位升降黜陟、氏(士) 族的興衰。劉氏生於士族盛行的唐代，本身也出身士族，個人也編著《姓族系錄》、《劉氏家乘》、《劉氏譜考》等書，足以顯示他提倡〈氏族〉志的社會背景。劉氏提出三新志設置的立意，除了反映經世致用的觀念之外，也是基於一種演化，發展且進步的歷史意識。23
此外，三志資料原本就很豐富，歷代皆有本應記載而缺乏，因此刊 《史通‧書志》。
《史通‧采撰》。
22 《史通‧雜述》。
23 林時民，《劉知幾史通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頁68。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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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史，可補舊志之不足，也有助於了解當代社會經濟之全貌，以達歷史教化之功能。杜佑《通典》不列天文、五行，《新唐書》列〈地理志〉記載兩京並載各地物產。在〈宰相世系表〉列出世家大族源流發展。後世鄭樵所編《通志》在二十設立〈氏族略〉、〈都邑略〉，便是受到劉知幾的影響。
六、結論
劉知幾《史通》，透過批評史著而批評史家，透過史家而至批評制度與時代，以褒貶歷史人事，建立史學理論和思想體系，經由批判建立理論，結束了司馬遷以降中古史學階段，下啟近古階段的發展。對於史學突破、貢獻有其崇高的地位。24劉知幾對於〈書志〉頗為稱讚，他認為書志源於古代《三禮》，可以收錄紀傳以外的史料。〈書志〉說：「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校《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被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25對於劉氏所主張增加三新志，相當符合史學發展與需要，主張廢除〈五行〉、〈天文〉兩志，後世學者的看法則普遍認同、肯定。雖然後世學者對〈書志〉內容提出不少質疑或校正26，但其史學基本精神並未受到影響。從〈書志〉中可以看出劉氏史學思想中客觀實證，編著精省、經世致用的精神。 24
25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頁702-703。 《史通‧書志》
26 參考趙呂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 。浦起龍，《史通通釋》(台北：里仁書局，1993年) 。林時民，《劉知幾史通之研究》，頁15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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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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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歷史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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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 文 集：作者，〈論文名〉，收於編者，《書名》（出版地：
出版者，年份），頁碼。
例如：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收於
張珣、江燦騰合編，《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
（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頁427-428。
3.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刊物名》，卷期（年月），頁碼。
例如：陳秋坤，〈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
（1710-1890）〉，《臺灣史研究》，9卷2期（2002
年12月），頁760
（二）再次出現時：作者，〈篇名〉或《書名》，頁碼。
（三）西文格式：人名、篇名、出版者、卷期、頁數及年代採
正體。書名、期刊名採斜體。
1.專書：
C. P.Fitzgerald, The Empress Wu (Taipei: Rainbow-Bridge Book Co., 1974), pp.5-10.
2.論文：
G .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 ”, History and Theory, 1962, No.2, p.8。
七、表、圖均須編號，並加標題置於表之上、圖之下，14號字標楷
體。相關說明文字，則均置於表、圖之下，10號字新細明體。
八、論文之後，均需附參考書目。排列以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
中、日文按作者姓名筆劃排列，西文按字母順序排列。格式如下：
一、專書
吳育臻，《臺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
獻會，1996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局部編，《臺灣產業調查錄》，東京：金
城書院，1896年。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
資料報告》，東京：三秀舍，1905年。
Ho, Samuel P.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二、論文（含期刊論文、學位論文、論文著作集） 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收於張珣、江燦
騰合編，《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
2001年。
陳秋坤，〈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
《臺灣史研究》，9卷2期，2002年12月。
陳淼川，〈縣綜合發展計畫財源籌措及運用之研究—以台北縣
為例〉，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