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加在IMF的投票权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格局,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10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双双落幕。继9月下旬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第三次金融峰会之后,此次接踵而来的年会格外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外界对IMF的改革充满憧憬。 在IMF的改革中,目前最重要的改革是治理结构的改革。而在治理结构改革中,份额改革又是核心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将把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IMF的投票权至少增加5%,提高相关国家的代表性,并将在2011年就投票权改革达成最终协议。 尽管这份共识是IMF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但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IMF份额和席位分配等细节将成为争论焦点。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加在IMF的投票权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格局,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转让份额达成共识 IMF现有180多个成员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目前投票权比例为57比43。不少国家认为,IMF所定份额与各国经济地位不匹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受到不公正压制,这一组织实际是欧美的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重大决策需获支持率至少85%,而美国所持份额为17%,意味着它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国。同时,依照“传统”,欧洲人把持总裁职位。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IMF日前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在作为新兴经济体典型代表的“金砖四国”中,中国经济在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8.5%和9.0%,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将达到5.4%和6.4%;而巴西和俄罗斯经济虽将在今年分别遭遇0.7%和7.5%的收缩,但明年却有望增长3.5%和1.5%。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因此,在9月25日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第三次金融峰会,与会领导人就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发表了《领导人声明》。声明称,领导人指定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二十国领导人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在IMF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随后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上,重申投票权公平分配和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表示将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春季会议前就投票权改革达成协议。 这份重申表明IMF各成员国对于转让份额已经达成共识,即西方发达国家在IMF至少5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将转移给新兴经济体。这有助于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同时也是G20致力于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信力、合法性和有效作用的核心部分。 份额和席位分配成为焦点 达成共识仅仅是IMF改革之路的第一步,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份额改革难点在于:既要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让至少5%的份额,又要满足从份额高估的国家向份额低估的国家转移,并且要求份额反映各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在G20匹兹堡峰会联合公报草案的酝酿过程中,各方对此就存在分歧乃至争论。据美国方面提出的方案,欧洲国家在组织中的投票权将减少至少5%,因为一些欧洲小国在IMF中的份额大得惊人。比如比利时,在IMF的投票权是2.16%,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非常不匹配。但英法表示,最应削减席位的是沙特和俄罗斯,因为它们的投票权占比超过了它们的经济总量占比。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上,这样的争论仍在继续。主要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出让份额至少7%,但是遭到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反对。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瑞典财政大臣博里警告说,欧洲一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力削弱,提供金融援助时可能出手不再大方。“要让我们的纳税人继续支持大笔出钱,充分参与基金的决策是先决条件。” 与投票权问题相比,IMF的执行董事会席位分配问题,显得更具挑战。目前,IMF的执行董事会有24个执行董事,其中五席出自固定国家(美、英、法、德、日),三席则“事实上”不轮换(中、俄、沙特),余下的席位代表其余各地区或选区。在这一问题上,不乏欧美之间的暗暗较劲。 目前,美国正在敦促将执董席位从24个减少到20个。但这一行动无疑会减少欧洲的席位比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因此受到了欧洲的抵制。 而改革最大的难点来自美国,由于IMF所有重大决策都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因此,拥有17%投票权的美国实际握有一票否决权。然而,对于美国而说,改变一票否决权是提高IMF合法性的必要举动,但这无异于要美国放弃自身在IMF这个组织中的影响力。 因此,要想真的打破目前的僵局,需要主要利益相关国的理性妥协:美国可考虑在“一票否决权”问题上作出明智的让步;欧盟则应通过协调统一自身的政策,在投票权和执董席位下调的情况下保持在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发达国家作出让步接纳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应以更积极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并加强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沟通。 对于具体的技术性细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将会进行磋商。结果将取决于各成员国力量的博弈。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IMF应该会继续保留其配额机制,而配额的分配必须能够反映其成员在环球经济的相对影响力。而且按照IMF的计划,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定于明年4月24日春季会议期间评估改革进展,争取2011年1月以前获成员国一致同意,调整的份额届时有待部分成员国立法机构批准。 争取更多话语权道路漫长 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是IMF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的投票权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体系格局。争取更多话语权,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问题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一直希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都能有各50%的平等投票权。目前,发达国家在IMF和世行分别持有57%和56%的表决权。如果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份额增加至少5%的话,将与发达国家的表决权接近,但依然还有最多2个百分点的差距。而且5%的份额具体分到相关国家后,各国所得份额会相当小。如果美国仍然占有17%左右的份额,就依然拥有唯一的一票否决权,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可以预测,美欧等发达国家会在这次改革中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不要寄希望于会有很大的让步。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取得国际话语权,还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什么都谈不上。只有先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才能真正地争取到话语权。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规模迅速壮大,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无论是IMF的改革,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都在向中国决策者的视野和能力提出挑战,也为中国在未来国际经济体系中重新定位提供机会。有人说,今天中国增加在包括IMF在内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内的影响力,已经水到渠成,“挡都挡不住”,此时更需要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自己。只要我们承认IMF这类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共性”,就应当承认在这类机构及相关问题中,知识与智慧,想象力与思辨力,往往比投票权更为重要。 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提高之后,如何相应地提升干预能力,从而做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加在IMF的投票权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格局,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10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双双落幕。继9月下旬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第三次金融峰会之后,此次接踵而来的年会格外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外界对IMF的改革充满憧憬。 在IMF的改革中,目前最重要的改革是治理结构的改革。而在治理结构改革中,份额改革又是核心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对此达成的共识是,将把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IMF的投票权至少增加5%,提高相关国家的代表性,并将在2011年就投票权改革达成最终协议。 尽管这份共识是IMF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但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IMF份额和席位分配等细节将成为争论焦点。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加在IMF的投票权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格局,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转让份额达成共识 IMF现有180多个成员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目前投票权比例为57比43。不少国家认为,IMF所定份额与各国经济地位不匹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受到不公正压制,这一组织实际是欧美的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重大决策需获支持率至少85%,而美国所持份额为17%,意味着它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国。同时,依照“传统”,欧洲人把持总裁职位。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IMF日前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在作为新兴经济体典型代表的“金砖四国”中,中国经济在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8.5%和9.0%,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将达到5.4%和6.4%;而巴西和俄罗斯经济虽将在今年分别遭遇0.7%和7.5%的收缩,但明年却有望增长3.5%和1.5%。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因此,在9月25日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第三次金融峰会,与会领导人就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发表了《领导人声明》。声明称,领导人指定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二十国领导人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在IMF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随后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上,重申投票权公平分配和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表示将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春季会议前就投票权改革达成协议。 这份重申表明IMF各成员国对于转让份额已经达成共识,即西方发达国家在IMF至少5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将转移给新兴经济体。这有助于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同时也是G20致力于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信力、合法性和有效作用的核心部分。 份额和席位分配成为焦点 达成共识仅仅是IMF改革之路的第一步,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份额改革难点在于:既要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让至少5%的份额,又要满足从份额高估的国家向份额低估的国家转移,并且要求份额反映各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在G20匹兹堡峰会联合公报草案的酝酿过程中,各方对此就存在分歧乃至争论。据美国方面提出的方案,欧洲国家在组织中的投票权将减少至少5%,因为一些欧洲小国在IMF中的份额大得惊人。比如比利时,在IMF的投票权是2.16%,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非常不匹配。但英法表示,最应削减席位的是沙特和俄罗斯,因为它们的投票权占比超过了它们的经济总量占比。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与世界银行年会上,这样的争论仍在继续。主要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出让份额至少7%,但是遭到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反对。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瑞典财政大臣博里警告说,欧洲一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力削弱,提供金融援助时可能出手不再大方。“要让我们的纳税人继续支持大笔出钱,充分参与基金的决策是先决条件。” 与投票权问题相比,IMF的执行董事会席位分配问题,显得更具挑战。目前,IMF的执行董事会有24个执行董事,其中五席出自固定国家(美、英、法、德、日),三席则“事实上”不轮换(中、俄、沙特),余下的席位代表其余各地区或选区。在这一问题上,不乏欧美之间的暗暗较劲。 目前,美国正在敦促将执董席位从24个减少到20个。但这一行动无疑会减少欧洲的席位比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因此受到了欧洲的抵制。 而改革最大的难点来自美国,由于IMF所有重大决策都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因此,拥有17%投票权的美国实际握有一票否决权。然而,对于美国而说,改变一票否决权是提高IMF合法性的必要举动,但这无异于要美国放弃自身在IMF这个组织中的影响力。 因此,要想真的打破目前的僵局,需要主要利益相关国的理性妥协:美国可考虑在“一票否决权”问题上作出明智的让步;欧盟则应通过协调统一自身的政策,在投票权和执董席位下调的情况下保持在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发达国家作出让步接纳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应以更积极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并加强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沟通。 对于具体的技术性细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将会进行磋商。结果将取决于各成员国力量的博弈。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IMF应该会继续保留其配额机制,而配额的分配必须能够反映其成员在环球经济的相对影响力。而且按照IMF的计划,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定于明年4月24日春季会议期间评估改革进展,争取2011年1月以前获成员国一致同意,调整的份额届时有待部分成员国立法机构批准。 争取更多话语权道路漫长 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是IMF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的投票权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体系格局。争取更多话语权,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问题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一直希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都能有各50%的平等投票权。目前,发达国家在IMF和世行分别持有57%和56%的表决权。如果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份额增加至少5%的话,将与发达国家的表决权接近,但依然还有最多2个百分点的差距。而且5%的份额具体分到相关国家后,各国所得份额会相当小。如果美国仍然占有17%左右的份额,就依然拥有唯一的一票否决权,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可以预测,美欧等发达国家会在这次改革中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不要寄希望于会有很大的让步。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取得国际话语权,还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什么都谈不上。只有先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才能真正地争取到话语权。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规模迅速壮大,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无论是IMF的改革,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都在向中国决策者的视野和能力提出挑战,也为中国在未来国际经济体系中重新定位提供机会。有人说,今天中国增加在包括IMF在内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内的影响力,已经水到渠成,“挡都挡不住”,此时更需要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自己。只要我们承认IMF这类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共性”,就应当承认在这类机构及相关问题中,知识与智慧,想象力与思辨力,往往比投票权更为重要。 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提高之后,如何相应地提升干预能力,从而做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