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于当前的金融海啸，想起一篇旧作，不妨贴过来）
倒啤酒会产生泡沫，倒得越快，泡沫越多。无意中从一位研究“泡沫”的工学博士那里获知，泡沫的消退除了依靠漫长的时间，还可以通过加入降低表面活性的物质，使泡沫的稳定性大为降低，从而消解之。
这恰与经济泡沫有相似之处———经济泡沫的产生与经济活动的规模有关，而其消除或曰破灭往往因为外界有了一些影响“活性”的因素。
那么，理解经济泡沫的关键是否就在于产生活力的新的经济变量以及降低稳定性的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前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对泡沫经济有一个权威定义，被收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即“泡沫状态这个名词，随便一点说，就是一种或一
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通常‘繁荣’的时间要比泡沫状态长些，价格、生产和利润的上升也比较温和一些。以后也许接着就是以暴跌(或恐慌)形式出现的危机，或者以繁荣的逐渐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
比起金德尔伯格的解释，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泡沫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明要简单得多，书中将泡沫定义为，“现实资产价格与实体资产价格的差”。1986年至1989年期间，日本土地与股票市值的增加额就等于或者超出了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这确实很难说不是泡沫。野口悠纪雄这本关于泡沫经济的专著更像是一本以日本为案例的经济史著作，这当然使这本书显得更有价值———尤其对于中国读者，因为比起荷兰郁金香事件、南海泡沫等历史上有名的泡沫案例，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显然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更是一种典型的泡沫经济，况且当时的日本经济与当今的中国经济有那么多的相似之：经济的高速增长，税收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外汇管制……
在所有的问题里，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泡沫是如何产生的。
经济学家徐滇庆近日发文指出中国要警惕房地产市场的道德风险，而香港房地产泡沫经济的主要教训就是道德风险。而野口悠纪雄在分析泡沫的原因时，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仅仅是伦理问题吗？”正如他所言，在巨额利益的可能性就在眼前时，要保持自我克制并不容易。
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巨额利益，这就是产生泡沫的“活性”成分。在一个资产价格迅速上涨的时期，人们通过辛勤劳作获得的流量收入往往跟不上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存量收入，那么人们必然更倾向于金融游戏而不是实体经济本身，这被野口悠纪雄称之为赌博经济。
赌博经济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与微观个人和企业组织相联，也能解释道德风险的恶化。笔者曾就日本经济十年停滞的原因，请教过一位在日本读书、工作多年的金融学家，他的答案恰恰不是投资过热、金融自由化、日元升值等，而是认为根本在于日本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
激励机制的变化，来自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巨额利益，也就是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又产生于激励机制的变化，这似乎又陷入到“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悖论中了。
曾经以成功预测东南亚金融危机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源自人们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恰恰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外部环境，对于日本而言，也不例外。野口悠纪雄将其主要归结为矫枉过正的“财政重建”。8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摆脱巨额财政赤字，削减国债，采取了一方面抑制开支，一方面增加国民税负的办法；同时，基于对日本出口产业冲击的顾虑，在“广场协议”之前采取了抑制日元升值的做法。国债的大规模削减导致了不动产贷款的异常增加，而汇率的僵硬政策将币值的本应的变化“倒逼”到资产的通货膨胀上来。两者一起促成了资产价格的飞涨。
殷鉴不远，而泡沫的幽灵似乎又在当今世界游荡，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卡尔弗里的新书《泡沫：从股市到楼市的繁荣幻象》明确指出，在欧洲和美国，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出现，而这一轮的房地产泡沫又是政府的宏观政策所致。作者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控制财政赤字，二是稳定通货膨胀率。这使低利率政策大行其道，但伴随高增长、低通胀的是资产价格的加速上涨。虽然避免了衰退，但却制造了泡沫。而美国的特点是把股市上的泡沫挤到了房地产市场，刚刚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约翰·卡尔弗里笔下成了知道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书中认为，房价上涨是格林斯潘为了避免股市泡沫破裂所采取措施的最严重的后果。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李泽厚先生一篇著名的文章，用“启蒙与救亡”的视角去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得出了“救亡压倒启蒙”是其主要的特征，并在上个世纪使“革命”成为主旋律，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注脚。对于尘嚣日上的经济“泡沫”之争，似乎也可以异曲同工的通过类似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稳步增长可以类似地被看作为“救亡”，“救亡”产生活力，却制造出泡沫，而经济的微观情况和宏观环境的改善才是真正的“启蒙”，但“启蒙”在“控制财政赤字”等目标下却往往显得有心无力。泡沫经济何尝不是“救亡压倒启蒙”？
(本力,《21世纪经济报道》)
（感慨于当前的金融海啸，想起一篇旧作，不妨贴过来）
倒啤酒会产生泡沫，倒得越快，泡沫越多。无意中从一位研究“泡沫”的工学博士那里获知，泡沫的消退除了依靠漫长的时间，还可以通过加入降低表面活性的物质，使泡沫的稳定性大为降低，从而消解之。
这恰与经济泡沫有相似之处———经济泡沫的产生与经济活动的规模有关，而其消除或曰破灭往往因为外界有了一些影响“活性”的因素。
那么，理解经济泡沫的关键是否就在于产生活力的新的经济变量以及降低稳定性的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前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对泡沫经济有一个权威定义，被收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即“泡沫状态这个名词，随便一点说，就是一种或一
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通常‘繁荣’的时间要比泡沫状态长些，价格、生产和利润的上升也比较温和一些。以后也许接着就是以暴跌(或恐慌)形式出现的危机，或者以繁荣的逐渐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
比起金德尔伯格的解释，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泡沫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明要简单得多，书中将泡沫定义为，“现实资产价格与实体资产价格的差”。1986年至1989年期间，日本土地与股票市值的增加额就等于或者超出了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这确实很难说不是泡沫。野口悠纪雄这本关于泡沫经济的专著更像是一本以日本为案例的经济史著作，这当然使这本书显得更有价值———尤其对于中国读者，因为比起荷兰郁金香事件、南海泡沫等历史上有名的泡沫案例，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显然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更是一种典型的泡沫经济，况且当时的日本经济与当今的中国经济有那么多的相似之：经济的高速增长，税收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外汇管制……
在所有的问题里，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泡沫是如何产生的。
经济学家徐滇庆近日发文指出中国要警惕房地产市场的道德风险，而香港房地产泡沫经济的主要教训就是道德风险。而野口悠纪雄在分析泡沫的原因时，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仅仅是伦理问题吗？”正如他所言，在巨额利益的可能性就在眼前时，要保持自我克制并不容易。
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巨额利益，这就是产生泡沫的“活性”成分。在一个资产价格迅速上涨的时期，人们通过辛勤劳作获得的流量收入往往跟不上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存量收入，那么人们必然更倾向于金融游戏而不是实体经济本身，这被野口悠纪雄称之为赌博经济。
赌博经济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与微观个人和企业组织相联，也能解释道德风险的恶化。笔者曾就日本经济十年停滞的原因，请教过一位在日本读书、工作多年的金融学家，他的答案恰恰不是投资过热、金融自由化、日元升值等，而是认为根本在于日本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
激励机制的变化，来自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巨额利益，也就是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又产生于激励机制的变化，这似乎又陷入到“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悖论中了。
曾经以成功预测东南亚金融危机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源自人们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恰恰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外部环境，对于日本而言，也不例外。野口悠纪雄将其主要归结为矫枉过正的“财政重建”。8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摆脱巨额财政赤字，削减国债，采取了一方面抑制开支，一方面增加国民税负的办法；同时，基于对日本出口产业冲击的顾虑，在“广场协议”之前采取了抑制日元升值的做法。国债的大规模削减导致了不动产贷款的异常增加，而汇率的僵硬政策将币值的本应的变化“倒逼”到资产的通货膨胀上来。两者一起促成了资产价格的飞涨。
殷鉴不远，而泡沫的幽灵似乎又在当今世界游荡，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卡尔弗里的新书《泡沫：从股市到楼市的繁荣幻象》明确指出，在欧洲和美国，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出现，而这一轮的房地产泡沫又是政府的宏观政策所致。作者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控制财政赤字，二是稳定通货膨胀率。这使低利率政策大行其道，但伴随高增长、低通胀的是资产价格的加速上涨。虽然避免了衰退，但却制造了泡沫。而美国的特点是把股市上的泡沫挤到了房地产市场，刚刚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约翰·卡尔弗里笔下成了知道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书中认为，房价上涨是格林斯潘为了避免股市泡沫破裂所采取措施的最严重的后果。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李泽厚先生一篇著名的文章，用“启蒙与救亡”的视角去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得出了“救亡压倒启蒙”是其主要的特征，并在上个世纪使“革命”成为主旋律，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注脚。对于尘嚣日上的经济“泡沫”之争，似乎也可以异曲同工的通过类似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稳步增长可以类似地被看作为“救亡”，“救亡”产生活力，却制造出泡沫，而经济的微观情况和宏观环境的改善才是真正的“启蒙”，但“启蒙”在“控制财政赤字”等目标下却往往显得有心无力。泡沫经济何尝不是“救亡压倒启蒙”？
(本力,《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