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头的枪声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燃遍长城内外，万里长征的雪山草地使人民武装百炼成钢。抗倭寇､胜蒋匪，红旗插遍了全中国。如今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解放军军旗的诞生所经历的一番曲折历程却鲜为人知。 陕北杨家沟的决策 1947年3月，蒋介石令胡宗南进犯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3月29日，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会议决定党中央一分为二，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前委继续留在陕北。不久，又成立了中央后委。1947年下半年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全国战局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48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迹象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点就连敌人都毫不怀疑，然而此时全军仍然没有统一的军旗。为此，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让所有部队统一标志已经刻不容缓。在时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指示电，并于1948年2月21日发往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征求对设计统一军旗､军徽､军帽和臂章的意见，提出“在我军大规模地进行外线作战､发展新区的情况下，做一正式规定已感到有此需要”，请各单位研拟具体样式报中央审议。为了交通的方便，各单位上报的设计图样可送到驻在河北省西柏坡的中央工作委员会。 西柏坡决议 1948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相继到达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党中央来到西柏坡后，周恩来便将军旗､军徽､帽章､臂章样式的汇集､评选､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了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时任作战部部长的李涛和作战部一局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第二室副主任张明商议后，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作战部二科科长江右书具体负责，所需助手，可从一局工作人员中随时调用。 在西柏坡，周恩来针对各地商人仿制我军部队军帽上的红五星随意出售，严重影响我军形象的情况，请李涛拟写电报，指示各部队不要自制和在市场出上售红五星。5月15日以军委通令形式发出，通令指出:新区人民对我军军容极为重视，军委现正收集各方面建议，征集军旗､军徽､臂章标准样式进行审查，一旦样式确定，即通令全军照式制用;但在未颁发前，全军切勿自行制用，市场亦应禁止随意制卖。 自2月21日中央关于征求军旗､军徽制式意见的电报发出后，军委直属机关和各野战军各军区都积极参加了军旗､军徽样式的设计工作，经过近一年的收集整理，江右书报请李涛､张清化等负责同志研议和筛选后，组织工作人员先后数次绘制，剪贴了数次《军旗样本》，以“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名义呈送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审阅，并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各单位报送的军旗图案一致为红底，有以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以小五角星象征陆､海､空三军的;有以齿轮象征历史的，以蓝水线象征河流的……但这些图案中均无“八一”二字。虽然送审的图案很多，但都未被选中，关键是没有突出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激发了中央领导的灵感。1948年底，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拿着一本军内刊物来到军委作战室，对张清化和江右书说，这是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毛泽东和首长们对刊物封面上的红五星和“八一”很感兴趣，指示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设计军旗和军徽。于是，由江右书主持，用红黄两色“电光纸”做出了一面带有五颗星和“八一”的样旗。经李涛看过后，张清化､江右书把纸样面呈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说，你们可用大一些的红布制作两幅样旗，五颗星和“八一”两个字可摆放在不同位置，中央不久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届时请到会的中央委员共同审议。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张清化和江右书带了两幅样旗，一幅为五角星右侧是“八一”，置于左上方;一幅为五角星在正中央，“八一”二字放在五角星内。并将两幅样旗挂在会场的墙上。同时，也将各单位报送军委的图样摆在靠墙的几张桌子上，到会的同志们审议后，都表示原则上同意在军旗上加五角星和“八一”二字。3月1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之后，周恩来对李涛､张清化和江右书说:“军旗图案已经原则通过，但五颗星和‘八一’两个字的位置怎么摆放，你们再具体设计几个方案，待进一步审议后，确定一种样式，制作标准样旗､军徽。”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审定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赴京建国。毛泽东等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作战部一局都住进香山原慈幼院内。在香山，江右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工作人员拟出了军旗的几种方案，反复征求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最后，经过再三斟酌，确定了3种送审图案:其一，五角星右侧加“八一”，图案置于左上方;其二，五角星在旗中央，“八一”二字竖排置于五角星内;其三，五角星右侧加“八一”置于上半部中央，下面加几条蓝色波纹水线，象征中华大地的山川陆水。 周恩来将这3种图案拿到书记处会议上审议后，对张清化､江右书说:“军旗，毛主席和中央书记们都倾向第一种，军徽则倾向于用军旗的第二种方案，将‘八一’放在五星中央就可以了，但是主席说指定军旗､军徽是国家的大事，应该征求其他中央委员的意见，并请李维汉征求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的意见。另外主席还说我们的解放军很快就要渡江向全国进军了，不能等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再批准颁布，要尽可能快些，以便解放军戴着新的军徽，把军旗插遍全国。”张清化和江右书遵照这一指示，派一局的几位同志分头带了3种样旗征求意见。看过样旗的同志都认为第一种图案最好。此后，按周恩来的指示，按第一种图案制作一幅绸料标准样旗，并请华北军区安排步兵､炮兵和坦克兵部队，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影片，内容包括授旗仪式，旗手在方队､横队､纵队和行进间的位置，执旗姿势等。 5月27日，工作人员把第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插在双清别墅池塘边的空地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纷纷点头称赞，一致表示同意。接着，大家又聚在室内观看军旗纪录片。这样，最后审定了样旗。“八一”军旗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前夕诞生。 政协筹委会开幕之际公布 样旗审定之后，周恩来指示李涛､张清化等尽快做好三件事:一､起草一份军委代电，附上军旗､军徽的样式，印700份，6月初发到部队，请部队尽快按图样制发，在6月15日后用;二､起草一份《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稿，内容既要有图样，又要有准确的文字说明;三､通知新华社写一篇社论，主要讲明军旗的含义和意义。在起草《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稿时，为准确地描绘军旗的标准样式，江右书拟出了“方格等分法”。即将整个旗面平分为4等分，再将左上角的一块分为横20､竖16的320个方格，然后，将五颗星和“八一”的位置准确地标在方格网上，同时也解决了五角星比例的问题。作战部一局的同志经过紧张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拟稿､送审､修改､刻印､下发，以及配合新华社撰写社论等项工作。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的当天，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社论，社论阐明了军旗的含义和意义，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努力奋斗”。
南昌城头的枪声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燃遍长城内外，万里长征的雪山草地使人民武装百炼成钢。抗倭寇､胜蒋匪，红旗插遍了全中国。如今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解放军军旗的诞生所经历的一番曲折历程却鲜为人知。 陕北杨家沟的决策 1947年3月，蒋介石令胡宗南进犯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3月29日，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会议决定党中央一分为二，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前委继续留在陕北。不久，又成立了中央后委。1947年下半年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全国战局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48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迹象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点就连敌人都毫不怀疑，然而此时全军仍然没有统一的军旗。为此，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让所有部队统一标志已经刻不容缓。在时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指示电，并于1948年2月21日发往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征求对设计统一军旗､军徽､军帽和臂章的意见，提出“在我军大规模地进行外线作战､发展新区的情况下，做一正式规定已感到有此需要”，请各单位研拟具体样式报中央审议。为了交通的方便，各单位上报的设计图样可送到驻在河北省西柏坡的中央工作委员会。 西柏坡决议 1948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相继到达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党中央来到西柏坡后，周恩来便将军旗､军徽､帽章､臂章样式的汇集､评选､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了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时任作战部部长的李涛和作战部一局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第二室副主任张明商议后，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作战部二科科长江右书具体负责，所需助手，可从一局工作人员中随时调用。 在西柏坡，周恩来针对各地商人仿制我军部队军帽上的红五星随意出售，严重影响我军形象的情况，请李涛拟写电报，指示各部队不要自制和在市场出上售红五星。5月15日以军委通令形式发出，通令指出:新区人民对我军军容极为重视，军委现正收集各方面建议，征集军旗､军徽､臂章标准样式进行审查，一旦样式确定，即通令全军照式制用;但在未颁发前，全军切勿自行制用，市场亦应禁止随意制卖。 自2月21日中央关于征求军旗､军徽制式意见的电报发出后，军委直属机关和各野战军各军区都积极参加了军旗､军徽样式的设计工作，经过近一年的收集整理，江右书报请李涛､张清化等负责同志研议和筛选后，组织工作人员先后数次绘制，剪贴了数次《军旗样本》，以“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名义呈送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审阅，并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各单位报送的军旗图案一致为红底，有以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以小五角星象征陆､海､空三军的;有以齿轮象征历史的，以蓝水线象征河流的……但这些图案中均无“八一”二字。虽然送审的图案很多，但都未被选中，关键是没有突出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激发了中央领导的灵感。1948年底，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拿着一本军内刊物来到军委作战室，对张清化和江右书说，这是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毛泽东和首长们对刊物封面上的红五星和“八一”很感兴趣，指示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设计军旗和军徽。于是，由江右书主持，用红黄两色“电光纸”做出了一面带有五颗星和“八一”的样旗。经李涛看过后，张清化､江右书把纸样面呈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说，你们可用大一些的红布制作两幅样旗，五颗星和“八一”两个字可摆放在不同位置，中央不久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届时请到会的中央委员共同审议。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张清化和江右书带了两幅样旗，一幅为五角星右侧是“八一”，置于左上方;一幅为五角星在正中央，“八一”二字放在五角星内。并将两幅样旗挂在会场的墙上。同时，也将各单位报送军委的图样摆在靠墙的几张桌子上，到会的同志们审议后，都表示原则上同意在军旗上加五角星和“八一”二字。3月1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之后，周恩来对李涛､张清化和江右书说:“军旗图案已经原则通过，但五颗星和‘八一’两个字的位置怎么摆放，你们再具体设计几个方案，待进一步审议后，确定一种样式，制作标准样旗､军徽。”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审定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赴京建国。毛泽东等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作战部一局都住进香山原慈幼院内。在香山，江右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工作人员拟出了军旗的几种方案，反复征求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最后，经过再三斟酌，确定了3种送审图案:其一，五角星右侧加“八一”，图案置于左上方;其二，五角星在旗中央，“八一”二字竖排置于五角星内;其三，五角星右侧加“八一”置于上半部中央，下面加几条蓝色波纹水线，象征中华大地的山川陆水。 周恩来将这3种图案拿到书记处会议上审议后，对张清化､江右书说:“军旗，毛主席和中央书记们都倾向第一种，军徽则倾向于用军旗的第二种方案，将‘八一’放在五星中央就可以了，但是主席说指定军旗､军徽是国家的大事，应该征求其他中央委员的意见，并请李维汉征求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的意见。另外主席还说我们的解放军很快就要渡江向全国进军了，不能等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再批准颁布，要尽可能快些，以便解放军戴着新的军徽，把军旗插遍全国。”张清化和江右书遵照这一指示，派一局的几位同志分头带了3种样旗征求意见。看过样旗的同志都认为第一种图案最好。此后，按周恩来的指示，按第一种图案制作一幅绸料标准样旗，并请华北军区安排步兵､炮兵和坦克兵部队，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影片，内容包括授旗仪式，旗手在方队､横队､纵队和行进间的位置，执旗姿势等。 5月27日，工作人员把第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插在双清别墅池塘边的空地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纷纷点头称赞，一致表示同意。接着，大家又聚在室内观看军旗纪录片。这样，最后审定了样旗。“八一”军旗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前夕诞生。 政协筹委会开幕之际公布 样旗审定之后，周恩来指示李涛､张清化等尽快做好三件事:一､起草一份军委代电，附上军旗､军徽的样式，印700份，6月初发到部队，请部队尽快按图样制发，在6月15日后用;二､起草一份《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稿，内容既要有图样，又要有准确的文字说明;三､通知新华社写一篇社论，主要讲明军旗的含义和意义。在起草《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稿时，为准确地描绘军旗的标准样式，江右书拟出了“方格等分法”。即将整个旗面平分为4等分，再将左上角的一块分为横20､竖16的320个方格，然后，将五颗星和“八一”的位置准确地标在方格网上，同时也解决了五角星比例的问题。作战部一局的同志经过紧张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拟稿､送审､修改､刻印､下发，以及配合新华社撰写社论等项工作。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的当天，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社论，社论阐明了军旗的含义和意义，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