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夷狄--古代中原地区对周边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受文明熏陶少不开化地区的通称。
诸夏--古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自称。
这句话亦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夷狄是边远地区，虽无礼乐教化，犹有其君，不同于诸夏这样目无君主。这种解释显然受春秋时期历史环境影响而发挥。“中国自古有礼乐伦常之道，但至春秋时代，诸侯不听命于周天子，大夫专权，无父无君，弒父弒君皆有之。虽有礼乐而无所用。孔子有感而发此论。”（雪公）
另外，《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程子的话：“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尽其道尔。”
这种解释在《论语子路》中可以找到佐证。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近观历史，再品这句话，孔子在何种状况下说此言的呢？如果按后一种解释，“夷狄纵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前一种解释如果说在正名，后一种解释则侧重在礼上。礼，止。
有一种说法认为孔子蔑弃夷狄之粗野之风，但孔子曾经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由此深入的想，君子居之九夷，为何九夷就不陋了呢？这里的陋实指什么？看来，非指环境，而是指的礼的风貌。有持礼之人的教化，有这样礼的气氛，一箪食，一瓢饮，何止回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躬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夷狄欠缺的是礼的文化，行于止的敬。君子忧道不忧贫。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是远指而近代。“诸夏之有君也，不如诸夏之亡也。”在子张问行中,孔子就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为哉？”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有君实如无君。君不使臣以礼，臣也不事君以忠。有君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失去这个目的，有君又有何意义？孔子感叹，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礼非形式上华丽的铺张，衣饰上的讲究，如孔子云：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不是表演，而是实实在在的内心真情流露。敬，故而知止。
礼是和，是信，具有相互性，而非单方面的提高。“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圣人以包容之心且难以观之，民众如何能忍受？
试看当时的各国国君与政要大臣是如何问孔子为政的。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齐景公问孔子如何处理政事。看他们的提问与心中所思，是什么？霸权主义！单方面的要求与高压政策。他们真正希望从孔子那里学来的不是周之礼乐文明，而是如何使民无条件的臣服。孟子对此义正辞严的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政者，正也。上位者做出表率，能够“临之以庄，孝慈，举善而教不能”，下位者，自然敬之，忠之，劝勉之。爱敬尽于事亲，德教自然而然的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孔子凛然的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的目的是引导民众向善。“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齐景公得圣人提点，但是他的领悟力只在最低层面的温饱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孔子点化景公的是礼之止。治国平天下重在人伦关系上，关系悖乱，是祸乱的根源。景公领悟的是食粟的有无，这如何能取信于民？有如此思想，他最后的结局“虽然有马千驷，但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也不足为怪了。孔子慨叹“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这样的春秋大义！崇德之行！
夷狄缺少的是什么？不是物力贫穷而是道的警醒。如果诸夏认识不到此点，有君也将是夷狄之状态。武力的侵略与震慑，再富也不过三代。国可亡，人可灭，但永恒的是什么？是道义！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夷狄--古代中原地区对周边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受文明熏陶少不开化地区的通称。
诸夏--古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自称。
这句话亦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夷狄是边远地区，虽无礼乐教化，犹有其君，不同于诸夏这样目无君主。这种解释显然受春秋时期历史环境影响而发挥。“中国自古有礼乐伦常之道，但至春秋时代，诸侯不听命于周天子，大夫专权，无父无君，弒父弒君皆有之。虽有礼乐而无所用。孔子有感而发此论。”（雪公）
另外，《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程子的话：“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尽其道尔。”
这种解释在《论语子路》中可以找到佐证。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近观历史，再品这句话，孔子在何种状况下说此言的呢？如果按后一种解释，“夷狄纵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前一种解释如果说在正名，后一种解释则侧重在礼上。礼，止。
有一种说法认为孔子蔑弃夷狄之粗野之风，但孔子曾经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由此深入的想，君子居之九夷，为何九夷就不陋了呢？这里的陋实指什么？看来，非指环境，而是指的礼的风貌。有持礼之人的教化，有这样礼的气氛，一箪食，一瓢饮，何止回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躬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夷狄欠缺的是礼的文化，行于止的敬。君子忧道不忧贫。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是远指而近代。“诸夏之有君也，不如诸夏之亡也。”在子张问行中,孔子就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为哉？”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有君实如无君。君不使臣以礼，臣也不事君以忠。有君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失去这个目的，有君又有何意义？孔子感叹，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礼非形式上华丽的铺张，衣饰上的讲究，如孔子云：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不是表演，而是实实在在的内心真情流露。敬，故而知止。
礼是和，是信，具有相互性，而非单方面的提高。“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圣人以包容之心且难以观之，民众如何能忍受？
试看当时的各国国君与政要大臣是如何问孔子为政的。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齐景公问孔子如何处理政事。看他们的提问与心中所思，是什么？霸权主义！单方面的要求与高压政策。他们真正希望从孔子那里学来的不是周之礼乐文明，而是如何使民无条件的臣服。孟子对此义正辞严的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政者，正也。上位者做出表率，能够“临之以庄，孝慈，举善而教不能”，下位者，自然敬之，忠之，劝勉之。爱敬尽于事亲，德教自然而然的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孔子凛然的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的目的是引导民众向善。“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齐景公得圣人提点，但是他的领悟力只在最低层面的温饱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孔子点化景公的是礼之止。治国平天下重在人伦关系上，关系悖乱，是祸乱的根源。景公领悟的是食粟的有无，这如何能取信于民？有如此思想，他最后的结局“虽然有马千驷，但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也不足为怪了。孔子慨叹“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这样的春秋大义！崇德之行！
夷狄缺少的是什么？不是物力贫穷而是道的警醒。如果诸夏认识不到此点，有君也将是夷狄之状态。武力的侵略与震慑，再富也不过三代。国可亡，人可灭，但永恒的是什么？是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