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回生的历史转折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的启示
白瑞雪 周之江 朱鸿亮
队伍，还是那支队伍，但每天都在减员。
敌人，还是那些敌人，但每天都在增加。
当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时，中央红军在贵州至川南的山水间上演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大转折。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所包含的启示，远远超出了转折本身。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四渡赤水就是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的最好诠释
四渡赤水并不是一盘预先布好的棋局。相反，它是被失利给“逼”出来的。
遵义会议确定北上方针后，中央红军决定痛击正向土城方向前进的尾追川军，打破其堵截企图，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
“会议精神传达后，大家疑虑和埋怨的情绪一扫而光，都觉得马上就要打个大胜仗。”９１岁的老红军、原红３军团老战士王道金回忆说，“没想到打了几天都没效果，最后连自己的阵地也丢了。”
由于敌情侦察和判断失误，红军的总攻变成了川军的反攻，进攻作战变成了背水作战。红军总司令朱德亲临前线指挥，而他的夫人康克清则险些身陷敌人的兵刃重围。
距土城３公里的青冈坡上，９２岁的钟华清老人至今仍记得当年激战的惨烈：“蚕豆地里满地是血，老百姓把尸体装了几大船……”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主动求战，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战。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但胜利却并不是转瞬即来，土城战役也并没有因为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新的军事路线而立即改变红军的战局。
然而，审时度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旦重新回到红军，一切都不一样了。
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原作战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
３军团所剩的全军最后一门山炮也被迫投入了赤水河中，中央红军轻装上路、西渡赤水，摆脱了尾追之敌。
无论是放在当时当地、还是从长征的整体鸿篇来看，土城战役都只能称为挫折而不是败仗――红军虽然失利，但川军同样未能实现歼灭红军的战斗企图；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从土城的不利中找到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带领红军将士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军打败，红军从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强渡金沙江、大渡河，也不会有四渡赤水。”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但那不是历史，历史从来都是在挫折中曲折前进的。”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的１００多天里上演的惊险曲折，正是险象环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缩影。它昭示人们：中国革命从来就不是坦途。
如果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了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四渡赤水后的战局则使毛泽东的这种地位得到了巩固
对于毛泽东而言，长征的曲折不仅在于战斗之挫。
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此前，毛泽东被剥夺党和红军指挥权两年之久，长征最初的名单上甚至没有他的名字。
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８．６万人锐减到３万余人。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即使是这３万人，也早已成了一支缺弹少粮的疲惫之师。
危急时刻，毛泽东以正确的主张和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也在实际上确立了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但，“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存在，即使是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获得的信任也几经跌宕。
遵义会议后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刘英生前回忆说：“当时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
但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从黔北的赤水河到川西的大渡河，他选择了一条与石达开当年相似的路线。７２年前，石达开所率数万精兵在这条路上全军覆没；７２年后的同一个季节，毛泽东却带领不足３万人的红军跳出了国民党４０万重兵的包围圈――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四渡赤水。把滇军引入贵州后，金沙江终于变成了几乎不设防的地带。这才是毛泽东在贵州境内辗转用兵的真正目的。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王道金回忆说：“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身后的敌人不见了！”
“‘打’和‘走’的辩证统一，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四渡赤水的核心在于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法，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通路。”
这一段把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都发挥到极致的战斗历程，被毛泽东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也在中国军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
其实，战争中没有“神”，只有把握规律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而变。
正因如此，红军才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也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中从根本上得到确立。这是长征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四渡赤水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实践
对正确路线做出选择的，是实践。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首先在四渡赤水中进行实践，而这次实践的领导者，不再是“洋顾问”李德了。
李维汉生前回忆说：“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但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什么事都听他的。李德瞎指挥，在军事上更是他说了算，甚至一个战役中一挺机关枪放在哪里，都得听他的安排……”
自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这个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取代毛泽东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后，红军的战斗情况就每况愈下。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使这支曾让苏维埃共和国骄傲的红色大军被迫撤离养育过他们的土地，踏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怎么知道中国红军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万水千山呢？一个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又怎么能够指挥红军与成倍于己的敌人作战呢？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湘江之战受创，死者的鲜血引起了生者的反思。终于，遵义会议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成立１４年的中国共产党首次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行使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利。”徐占权说，“这是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否则，如果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在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前，仅剩３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很可能没走出贵州就全军覆灭了。”
从创建人民军队之初就在敌人重兵包围中生存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敌强我弱意味着什么。在赤水流域，红军与国民党军数量之比为３万比４０万，而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要用李德的“正规战”理论与敌硬拼的话，结果只能是彻底葬送中央红军。
２００６年８月，重走父辈长征路的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来到赤水。他说，四渡赤水、北渡长江的胜利，是中国特色游击战、运动战的胜利，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采取适合我们自己的作战方法，才能赢得战场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是“逼”出来的，但它改变了长征的战局。正如长征是“逼”出来的，但它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从７０多年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建设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前行――他们的脚下是这样一行大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新华社贵阳１０月７日电）
来源：新华社 （责任编辑：李镭）
起死回生的历史转折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的启示
白瑞雪 周之江 朱鸿亮
队伍，还是那支队伍，但每天都在减员。
敌人，还是那些敌人，但每天都在增加。
当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时，中央红军在贵州至川南的山水间上演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大转折。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所包含的启示，远远超出了转折本身。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四渡赤水就是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的最好诠释
四渡赤水并不是一盘预先布好的棋局。相反，它是被失利给“逼”出来的。
遵义会议确定北上方针后，中央红军决定痛击正向土城方向前进的尾追川军，打破其堵截企图，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
“会议精神传达后，大家疑虑和埋怨的情绪一扫而光，都觉得马上就要打个大胜仗。”９１岁的老红军、原红３军团老战士王道金回忆说，“没想到打了几天都没效果，最后连自己的阵地也丢了。”
由于敌情侦察和判断失误，红军的总攻变成了川军的反攻，进攻作战变成了背水作战。红军总司令朱德亲临前线指挥，而他的夫人康克清则险些身陷敌人的兵刃重围。
距土城３公里的青冈坡上，９２岁的钟华清老人至今仍记得当年激战的惨烈：“蚕豆地里满地是血，老百姓把尸体装了几大船……”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主动求战，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战。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但胜利却并不是转瞬即来，土城战役也并没有因为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新的军事路线而立即改变红军的战局。
然而，审时度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旦重新回到红军，一切都不一样了。
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原作战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
３军团所剩的全军最后一门山炮也被迫投入了赤水河中，中央红军轻装上路、西渡赤水，摆脱了尾追之敌。
无论是放在当时当地、还是从长征的整体鸿篇来看，土城战役都只能称为挫折而不是败仗――红军虽然失利，但川军同样未能实现歼灭红军的战斗企图；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从土城的不利中找到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带领红军将士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军打败，红军从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强渡金沙江、大渡河，也不会有四渡赤水。”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但那不是历史，历史从来都是在挫折中曲折前进的。”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的１００多天里上演的惊险曲折，正是险象环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缩影。它昭示人们：中国革命从来就不是坦途。
如果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了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四渡赤水后的战局则使毛泽东的这种地位得到了巩固
对于毛泽东而言，长征的曲折不仅在于战斗之挫。
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此前，毛泽东被剥夺党和红军指挥权两年之久，长征最初的名单上甚至没有他的名字。
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８．６万人锐减到３万余人。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即使是这３万人，也早已成了一支缺弹少粮的疲惫之师。
危急时刻，毛泽东以正确的主张和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也在实际上确立了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但，“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存在，即使是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获得的信任也几经跌宕。
遵义会议后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刘英生前回忆说：“当时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
但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从黔北的赤水河到川西的大渡河，他选择了一条与石达开当年相似的路线。７２年前，石达开所率数万精兵在这条路上全军覆没；７２年后的同一个季节，毛泽东却带领不足３万人的红军跳出了国民党４０万重兵的包围圈――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四渡赤水。把滇军引入贵州后，金沙江终于变成了几乎不设防的地带。这才是毛泽东在贵州境内辗转用兵的真正目的。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王道金回忆说：“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身后的敌人不见了！”
“‘打’和‘走’的辩证统一，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四渡赤水的核心在于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法，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通路。”
这一段把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都发挥到极致的战斗历程，被毛泽东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也在中国军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
其实，战争中没有“神”，只有把握规律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而变。
正因如此，红军才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也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中从根本上得到确立。这是长征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四渡赤水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实践
对正确路线做出选择的，是实践。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首先在四渡赤水中进行实践，而这次实践的领导者，不再是“洋顾问”李德了。
李维汉生前回忆说：“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但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什么事都听他的。李德瞎指挥，在军事上更是他说了算，甚至一个战役中一挺机关枪放在哪里，都得听他的安排……”
自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这个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取代毛泽东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后，红军的战斗情况就每况愈下。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使这支曾让苏维埃共和国骄傲的红色大军被迫撤离养育过他们的土地，踏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怎么知道中国红军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万水千山呢？一个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又怎么能够指挥红军与成倍于己的敌人作战呢？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湘江之战受创，死者的鲜血引起了生者的反思。终于，遵义会议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成立１４年的中国共产党首次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行使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利。”徐占权说，“这是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否则，如果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在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前，仅剩３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很可能没走出贵州就全军覆灭了。”
从创建人民军队之初就在敌人重兵包围中生存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敌强我弱意味着什么。在赤水流域，红军与国民党军数量之比为３万比４０万，而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要用李德的“正规战”理论与敌硬拼的话，结果只能是彻底葬送中央红军。
２００６年８月，重走父辈长征路的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来到赤水。他说，四渡赤水、北渡长江的胜利，是中国特色游击战、运动战的胜利，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采取适合我们自己的作战方法，才能赢得战场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是“逼”出来的，但它改变了长征的战局。正如长征是“逼”出来的，但它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从７０多年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建设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前行――他们的脚下是这样一行大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新华社贵阳１０月７日电）
来源：新华社 （责任编辑：李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