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晋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 2009年01期
一、女性主义传播研究概述
自女性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批判学术兴起以来，男性气质的权威性和启蒙运动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现代的、科学的、男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与哲学理念都遭到根本性的质疑和抨击；聚焦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国家、地区、强制性异性恋霸权、公民等范畴的局限性并展开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追究两性差异和妇女屈从地位的根源，揭示了制度中知识和权力的结构性压迫体系如何编织社会控制网络，开启了对此机制的批判分析与颠覆权力关系的话语空间，不断寻求消除妇女受压迫或转变压迫境遇的机会与策略。因而，从1970年代开始，“社会性别”已经和“阶级”、“种族”一样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也已成为传播研究讨论大众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建构社会权力关系的三个轴心之一。
作为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把传播现象与传播结构遮蔽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放置于支配（dominance）与从属（subordination）的社会“结构”问题的分析之中，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大大有别于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研究和如何扩大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
回顾20世纪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历程，首先得追溯60至70年代西方波澜壮阔的女性主义运动，其间，女性主义运动者直接把目标对准被她们认为通过塑造性别角色和社会分工刻板形象（stereotypes）而对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电视台。例如，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NOW）和其他妇女团体就曾严厉谴责美国电视节目内容充满性别歧视，甚至根本忽略妇女议题。女性主义运动与反核、环保等运动一起汇聚力量，促使大众媒介生态随社会运动而有所改变。正是这场影响久远的运动最终导致了西方学术界的部分学者研究并支援妇女运动的诉求，促进了妇女自我的警觉与传播研究的批判意识。
1970年代以来，西方早期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集中精力把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勾连到传播研究之中，主要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如以抽样的方式决定样本来测量一个媒体组织的女性传播从业者遭受的歧视因素；或是发放问卷调查女性受众使用媒介的时间与方式，再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或是对于明显的传播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及量化叙述的内容分析。议题则集中于媒介再现的刻板形象，这对启蒙读者反思社会性别偏见、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陈规甚有助益，但有生搬硬套女性主义理论的痕迹，不免流于肤浅且模式化，缺乏洞察媒介如何与社会性别偏见相互交织来再生产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关系的深刻分析。直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凡·祖伦（Liesbet van Zoonen）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1994）问世，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薄弱的情况方有所改变。
1980年代至今，西方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明确意识到量化研究结果虽然能显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从数据上说明性别歧视的表象，却不能检视其根源，而且还忽略了受压迫群体的痛苦体验和丰富情感。伴随女性主义批判思想的资源与后学思潮的汇聚，媒介与社会性别理论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批判力度与阐释深度得到发展。一方面，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不仅采用量化的路径，而且非常注重质的分析方法的运用，从而探索媒介再现的差异政治阐释。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已经揭开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与理性的真实面具，科学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中立的，女性主义者指出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女性主义运动已动摇了长期以来被自然化的男性宰制主导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信仰，并针对特权的捍卫者进行了无情批判。但父权制主观性的等级在信息社会的科技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关注和解决，社会性别等级经受变革的韧性特别强，历经政治与经济改革及革命、学术及技术上的转变仍不受影响，而且随着1990年代以后全球社会的媒介化，大众传播与科技、社会权力共谋，媒介再现与生产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复杂化。因此，围绕着社会性别如何获得和分享每一项新技术的发展与使用的种种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促成研究者关注信息传播科技更新中的“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gendered digital divide）问题或“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问题（表现妇女和男性在获得和使用信息传播科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情况和偏见）。到目前为止，信息传播科技主要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设计和制造的，并且通常情况下男性决策者制定信息通讯技术政策，这些都造成了这一差距。伴随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这一差距与阶级、种族、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处于共生关系之中，成为异常棘手的不平等问题之一。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其对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的研究，成为颇有建树的批判传播研究流派之一。1990年代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思想结合的学术思潮作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的标志，堪称国际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一学术思潮源自于19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的迅速渗透与扩张，以及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私有化、去管制化所导致的“主流媒体承受的结构性压力是以高度的专业化和资本壁垒为特点，从而制造了限制大众参与的‘高墙’”①。信息传播科技，尤其是网络，因其可能为全球化的权力关系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参与而加速发展，传播科技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已经复杂化，其顽固性与持久性也将伴随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科技的资本化、理性化和全球扩张进一步深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首先把社会性别作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进行批判研究，考察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其次关注社会再生产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最后以社会性别和阶级双重论，研究父权与资本主义互构导致社会性别歧视的制度生产②。广告是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机制之一，“对广告的解构揭示了一种社会性别歧视符号化与制度化的方式”③，加利（Sut Jhally）、米汉（Eileen R.Meehan）和甘地（Oscar H.Gandy Jr.）等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有关广告在消费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受众商品与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的构建关系④，而更多女性主义学者积极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来阐释媒介的社会性别问题，弥补了早期媒介与社会性别学者没有触及到的媒介如何与社会性别偏见相互交织来再生产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关系的深刻的结构性分析。
本文图绘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轮廓，意在丰富本土学者解构全球化语境中的媒介权力关系的理论资源，而不是奉西方理论为圭杲，盲目消费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思潮。
二、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与传播研究的结合
在女性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批判学术思想共同作用于西方学界的历史脉络中，如何建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框架成为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的知识重建目标。1970－1980年代，传播学界的早期努力包括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与莱斯利·斯蒂夫（Leslie Steeves）等学者的代表性成果。盖伊·塔克曼在她和同行编辑的《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一书中，收集了14篇讨论在电视、杂志、报纸等大众媒介中妇女如何被描绘（Depiction），以及电视对儿童与青少年影响的论文，多数文章运用量化方法统计妇女的媒介再现比例与状况。她在序言中敏锐地指出：媒介内部缺少妇女工作者，男性支配的新闻界使妇女缺少接近权，而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及电视社会化效果则对受众施加妇女形象象征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的影响⑤。莱斯利·斯蒂夫采用女性主义思想的类型化分析，将致力于色情研究的激进女性主义与讨论刻板形象与社会性别社会化的自由女性主义，以及强调社会性别、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互动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区分开来。尽管这样分类模糊了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以及相互交织的复杂性，甚至忽略这些流派类型是否切合于具体国家与地区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内部权力关系的阐释，但作者把女性主义的思想带入了传播研究，提出了媒介中被忽视的社会性别问题则意义深远，激发了后继者持续深化媒介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
进入1990年代，凯瑟琳·瑟克斯纳（Kathryn Cirksena）和丽莎·库克兰兹（Lisa Cuklanz）在其论文《传播研究的五个女性主义框架指南》中，试图把五个批判西方思想中基础哲学问题的女性主义流派与传播学的主要议题联系起来。文章指出：贯穿西方历史，作为一个阶级和群体的妇女都与西方哲学二元论被贬抑的一方的特征相联系，每一对二元论，如理性／感性、公共／私人、文明／自然、主体／客体、精神／肉体的二元对立体系都服务于从思想上将妇女贬低到边缘、次要和劣等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着力批判的是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对妇女感性、男人理性的二元角色界定。由此至少影响了传播研究中的三个探索路径：首先，从事公众演讲的修辞学研究（指20世纪中叶女性公共演说家参与激进运动，发表激进观点）；其次是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试图发现女性与男性在传播习惯与风格上的异同；最后是内容分析，如考察电视节目或广告中女性与男性媒介再现的量化数据。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着重研究的是属于西方文化中公共／私人二元对立的议题，通过研究流行的文化文本，检讨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系统中的社会性别本质。透过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镜头，文明与自然的二元论是其批判的核心，她们运用大众传媒中色情文化的效果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集中批判了20世纪最主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说明了从女性角度看，男性的电影结构是如何形成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原型关系的。文化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的是传统的西方哲学中精神／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个领域与传播研究有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各种象征创造和影响思想分类的方式。⑥ 这两位学者浓缩了各流派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并将其引入传播学研究，但作者聚焦的是女性主义思想的论说，并没有详细阐述传播学应如何利用女性主义批判思想来做专题研究。
把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带入传播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享誉西方学术传播学界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凡·祖伦，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是第一本体系化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作者凭借广博的知识与开阔的视野，综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研究到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系统性地展示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涵盖的论题包括：刻板形象、色情与新闻意识形态、广告、电影与电视的男性气质、族裔、流行文化与方法论。凡·祖伦对根据女性主义研究主题假设的“发送者—信息—收讯者”的传送程序，即按照美国实证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思路，以信息发送者、信息传输过程、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效果的线性模式如何再现“刻板形象”、“色情”以及“意识形态”来组建“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如表1所示）提出批评，她认为社会性别是环境、机遇和限制的产物，“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的问题之一是将媒介在社会性别建构中的角色视为扭曲社会性别“真实”意义的过程，忽视了社会性别矛盾的、抗衡的本质，因而对社会性别和传播的看法太狭隘。⑦
表1 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
发送者 过程 信息 过程 效果
刻板形象 男人 扭曲刻板形象扭曲性别偏见
色情 父权制 扭曲 色情 模仿 压迫
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扭曲 霸权 熟悉化 常识
凡·祖伦在阐发了上述研究的缺失之后，建议把社会性别解释为话语（discourse），即一套指涉性别差异的、重叠的、时而矛盾的文化描述和规范，从而搭建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文化研究框架，探究社会性别的话语在媒介文本中如何编码、媒介文本中使用了哪些偏好的和另类的社会性别的意义、它们来自哪些话语、受众如何使用和阐释带有社会性别意义的媒介文本、从有关认同和主体性的个人层面以及有关话语的社会层面来看受众的接受过程如何参与社会性别的建构、如何对受众的收讯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等问题。⑧ 凡·祖伦兼顾了社会性别话语权力与历史语境的结构性关系的重要性，但对社会性别话语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比如社会性别话语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思想意识如何受制于物质力量等问题考虑不够，忽略了社会性别话语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具有物质属性。
三、女性主义思想与后学思潮的力量汇聚
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都属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思潮，后学思潮对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知识建构统治权力的谋略有独到而深刻的揭示，这启发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妇女遭受压迫、剥削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时也激发了少数族裔（如黑人妇女、亚裔妇女）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目标与思想的质疑，批判她们的优势地位与优越感如何与她们的学说相关联，从而支配其他阶级、种族和非西方世界的妇女，发现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不过是非白人妇女的“认识论暴力”。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以此延伸到对西方电影、广告、杂志、摄影作品等对非西方世界的媒介再现的分析，特别聚焦再现的差异政治，而且“媒介再现的进程与社会建构的差异和排斥体系勾连在一起，女性主义理论家持续地与强加给特定妇女群体的族裔、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身份边界作斗争。”⑨ 此外，后学思潮还鼓励同性恋研究解构强制性的异性恋霸权制度如何压制、排斥、迫害同性恋取向的社群，重新界定被世俗世界憎恶的同性恋身份及其生活历史。
把后学思潮融入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其解构策略不失为一种揭露媒介霸权制造“共识”的运作机制的有效路径，并且还可以为被扭曲传播的主体赋予抗争的政治力量，这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对意义生成（mean-making）的研究，如拉娜·蕾蔻（Lana F.Rakow）主编的论文集《妇女制造意义：传播研究的新女性主义方向》（Women Making Meaning,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1992）中的14篇论文就从意义生成的政治、跨越边界的意义制造和意义生产的个案研究，检讨了社会性别如何被传播所建构，而同时社会性别又塑造传播。其中，玛莎·休斯敦（Marsha Houston）的《差异的政治性：种族、阶级和妇女传播》一文就警示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也可能产制种族、性别、阶级倾向的文本，可能不会意识到她们的行为正是带有种族、社会性别和阶级歧视，并且自我感觉“正常”、“自然”、“科学”、“客观”，因为学者们其实同其他传播者一样都会不自觉地参与这种压迫。关于种族和阶级差异的理论和研究讨论都在这种表达和记录中无可避免地涉及有关权力的话题，而在这种构造差异的过程中，难免混淆、歪曲千差万别的妇女建构意义的方式。作者以“差异的政治性”批判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流行话语，警示传播学者对非白人中产妇女制造新的多重险境的权力压制。⑩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思潮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白种男人支配的知识传统（本体论和先验论）、理性、社会制度的现代性，尤其是科学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哲学思想的二元论的彻底批判，后学思潮与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合流，形成了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关于真理、客观性、观察、经验主义、证实以及理性的本质等基础性认识论问题的探索。“她们代表了一种与传统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惯性思考的彻底决裂。她们推进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主张的意义，那就是语言的局限性形成了知识的局限性……这些思想家跨过了自然、物理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学科界线。她们的观点是非正统的，但是有潜在的革命性，因为她们寻求去废除以及重新建构自西方文化启蒙运动以来就形成和实施的权力—知识结构。”(11)
美国学者詹森《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Power,Media,Gender and Technology,2002）是一部后学思潮影响下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力作。作者沿袭欧陆与美国批判传播的精神脉络和哈丁等新女性主义的批判逻辑，关注西方学术界自198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知识中的“传播转向”，即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早期的真理共识理论衰落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语言、意义和知识的危机，她以新女性主义立场探究了社会性别意义生成的本质，认为在传播过程与知识建构中，隐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角色。书中将这一女性主义的洞察与社会语言学和认识论的观点糅合起来（后者认为印欧语言原本就镶嵌于生成的隐喻中），她认同社会性别是在印欧语言的总范畴、规则和结构中衍生出的一种差异，重新翻开那些早期科学的社会性别政治的被掩盖的文本，向传统的培根式与笛卡尔主义二元论发动了深刻的挑战，展示出捍卫科学推理的隐喻和迷思与当年宗教法庭采用的隐喻与迷思简直就是一脉相承。一言以蔽之：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作者不但拓展了仅仅着眼于妇女经验与立场的传统女性主义研究范式，还吸收了罗伯特·康乃尔“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概念，以符号学等学理探讨体育与战争修辞在美国文化中的隐喻。詹森认为体育节目在国际传播媒介中不断提升的再现，以及美国职业体育球队在欧洲体育媒介中不断凸显的地位都意味着从美国历史和流行文化里衍生而来的体育／战争修辞格和场景正在成为全球“战争体系”符号结构中的一部分，媒介再现的橄榄球队的男性气质象征美国殖民扩张的“霸权的男性气质”。海湾战争中广泛运用的体育／战争媒介框架手法深入并复兴了千百年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支配等级制度里的父权制意义和价值的深层结构。体育／战争的修辞隐喻不仅反映并加强了为海湾战争辩护的多重支配系统，而且延伸和强化了冷战结束之后欧美男性精英的“胜利者”（triumphalist）意识形态霸权。詹森所推崇的新女性主义，就是与后学思潮融合的女性主义。
进入21世纪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与早期探索阶段理论的零碎化、分类生硬化相比较，从论辩的逻辑起点到论述体系，都有相当的提升。但面对西方传播产业的彻底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和去管制化（deregulation）趋势在向全球蔓延的宏观情势，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展开什么样的论述？是停留在后学思潮的解构乐趣中还是去参与消费主义享乐与愉悦呢？还是满足于职业化、市场化的学术竞争？是否还应在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的话语范畴之外，去寻找其他压制性的阐释类别呢？女性主义批判思想纷繁多样，如何求同存异、彼此包容而产生新的整合联盟，而不是忙碌于思想流派、学术团体之间的内耗，应该怎样联合起来共同反击商业媒介的价值与权力关系全面侵蚀媒介内容与公共生活的空间？笔者以为詹森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可以作为学术与行动的借鉴。因为她的批判思想不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提倡发挥新“牛氓”精神参与到改革社会的进程之中，她认为近30年来的女性主义运动（或准确地说，社会运动），明确地向人们展示了妇女也可以面对强权捍卫真理，并在全世界造成影响。尽管美国的主流媒体不断地为女性主义运动唱挽歌，但在冷战结束后，全球的性主义运动比其他任何一个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的社会运动都显示出不屈的活力。事实上，冷战的结束反而更加凸现了妇女平等在国际人权组织议程表中的重要性。就当前女性主义思想领域的若干分歧和全球传播产业的巨无霸式的跨国兼并与垄断经营格局，詹森提出当前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应该认真对待当代认识论中所提倡的“新的谦卑”（new humility），用这种谦卑为我们的学术对话注入一种对新发现的接受，让我们能够欢迎而不是害怕越来越多发言者加入这个对话并使得对话不断发展。比如，我们可以借鉴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在愤怒的功能主义的僵化症把许多有意义的学术对话都结束之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后实证主义研究的探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跃而极富创造性的对话和学术探索活动。(12)
四、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的联结
1980年代至今，巨无霸式的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盛况空前，传播产业的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和去管制化不仅未被削弱，而且更加剧烈，出版、广播、电信、信息服务日益交融，最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手段与技术已渗透到媒介的各个层面，一个新形式的等级组织结构正在通过传播产业的渗透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媒介组织的赢利目标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规训力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资本主义的扩张造就了市场和资本开放的边界，但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却仍然受到了全球化时代科技愿景中的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地方与国家的边界的制约，传播产业把人的主体性塑造为消费潜力”(13)。媒介通过媒介组织与权力体制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在勾连创造剩余价值的受众商品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的构建关系中异常隐蔽地操纵（hidden manipulate）着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学术渊源，以政治经济学为母体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急剧扩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学派不仅弥补了侧重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与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缺失，而且解构了主流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关系。尽管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学说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但鉴于其在学术与政治目标、社会运动实践等方面的一致性和全球化进程中传播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的紧迫性，两者对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与压迫性的共同关注促成彼此联袂合作的趋势日渐明显。(14) 这使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受益匪浅。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积累的实证文献已说明妇女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仍十分有限，产业内有更多妇女并不能促成性别歧视的改变，“需要有更多的妇女能从政治角度理解妇女的从属地位现在如何在继续，并能有改变它的决心”(15)，也就是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所呼吁的——应该产生改变媒介组织的所有权、控制权和资金中的社会性别关系的策略，提倡“妇女媒介行动主义”（women's media activism）来挑战不断垄断集中的媒介产业。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仅列举米歇尔·马丁（Michèle Martin）、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福雷德·费杰思（Fred Fejes）等学者所进行的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加以论述。加拿大学者米歇尔·马丁在《电话体系形成的社会性别、技术与文化》（Gender,Technology,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1991）一书中，研究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的Bell公司丰富的却尚未被发掘的成就，参阅美国从电话发明时期至系统自动化阶段（1876－1920）的情况，检视了加拿大电话系统，尤其在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发展情况。作者强调的是新技术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了新的职业工作、赋予了新的社会地位、新文化实践发展中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妇女在新文化实践中的作用。作者抛开了以往技术仅由男性决定和操纵，或是处于支配地位且具有政治权利的男子主导技术发展和趋势的传统思想，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融入传播政治经济学，意在展现妇女对传播技术与电话产业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电话在其诞生的最初25年里，仅仅被当成男人专用的做生意的工具。其家用功能，如妇女使用其来传播信息和秘密、交换菜谱，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功能，最初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在利益动机主导一切之前，电话公司不鼓励甚至贬低这些功能，意识形态也跟在后面附和。后来聊天被合法化了，广告甚至开始鼓励把电话当成帮手、伙伴和主妇必需品。Bell电话公司由一个小型的企业向大型的、私人垄断的、注重要求生产量增长的电话产业垄断公司发展，于是电话接线员对于电话商业的发展与公司业务的利润尤其重要。一种女性主义的方法揭示了在电话业早期发展的大部分时间，“甜美、温顺的女性气质”的个性被赋予了当时的女性，管理层对她们进行的最大限度的剥削，是电话行业的发展和电话公司获利的最大的来源。经理们发现，雇用男性电话接线员来拓展业务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在男性身上，找不到社会对女性反复灌输的顺从性格。大多数的电话用户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他们和电话接线员的关系就好像商人和秘书的关系，或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女性和她的仆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妇女为电话产业输出了当时发展所急需的廉价劳动力和匹配于电话产业服务的温柔甜美的女性气质，但最后，Bell电话公司因技术更新、产业垄断性竞争，却淘汰了电话发展历史上贡献良多的妇女接线员。可见，电话交流促进了妇女社会化和家庭之外的联系，但劳工阶级妇女并不能因为电话的普及使用而逾越阶级的鸿沟。(16)
加拿大学者凯瑟琳·麦克切尔在其论文《劳动妇女：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信息时代》中，试图在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建构关联，并将这一综合性理论应用到劳动力的分析中，进而展现信息和传播部门如何对探索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之关系提供实际的基础。(17) 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工作场所和家庭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工作场所中的社会性别关系。这是因为在大多数的历史记载中，大量妇女的家庭与工作场所合二为一，甚至家庭就是工作场所。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关于劳动力和传播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点，而这一系列论点又是围绕集结为一体的家庭和工作世界所组织起来。首先，将家庭和工作场所作为不同的分析范畴，使用有偿劳动和市场的术语以期理解和阐释一直以来妇女的无偿劳动。其次，集中于工作场所向家庭场所扩张，将后者列入传统的有偿劳动范畴。最后，意识到家庭和工作这两种相互侵蚀的范畴变得如此具有渗透性，以至于家庭和工作两个范畴失去了保持原有的相互独立的价值。作者的结论是劳工的女性主义分析是研究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在此，借用希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引领学术前沿的主张，全球资本主义的兴盛不仅是跨国的劳动分工，同时也是劳动力的性别分工。作者还引述了胡斯（Ursula Huws）的论著《高科技无产者的形成》(18)，说明虽然科技节省了家庭的工作时间，但科技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休闲，而是促使妇女开始进入有偿劳动的行业。毫无疑问，电气化和天然气的普及，使发达国家的家庭里摆满了现代化的冰箱、煤气炉、洗衣机和大量其他的家用电器，也大大削减了某些家务工作的劳作时间。但是，正如胡斯所说，这些家用电器设备有自己的时间职责，并且扩展了人的需求和欲望，从而使人以新的方式花费了更多时间。人们把相当多的时间耗费在了购买和维护电器设备上，同时也消耗精力来研究如何更好地使用它们。甚至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劳动节省设备”的观点，即使用家电设备，使新的耗时方式不断增加。胡斯强调说，只要使用正确的设备，人人都能够成为大厨师、室内装修师、设计师和维修专家。这些工作浪费了人们的时间，但人们往往认为这些时间通过电器设备的使用才得以节省。
如火如荼的同性恋争取法律与社会平等的斗争绵绵不绝（虽然常常以失败告终），使我们可以在媒介产品中看到他们的信息和可见度很高的议题，讨论他们已经取得了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多得多的平等，但是否可以说作为商品关系架构下的经济主体出现的同性恋社群就获得了解放的机会和实际效果呢？再看西方媒介现在不再以陈旧的语言把同性恋描绘成对宗教、家族、国家有威胁的、可怜的、精神上性变态的儿童猥亵者，而是标榜他们为年轻、健康、亲和并有着充裕的可支配收入的、有消费潜力的贵族，是否就可以隐喻这个性少数社群放弃通过法律与政治的斗争来争取性存在的平等呢？对西方传播产业的集中垄断下的彻底商业化语境而言，同性恋杂志同样难以幸免于利润与广告的商业化侵蚀。福雷德·费杰思认为尽管这场经营活动并不带明显的政治性，但却很好地迎合了广大受到主流同性恋政治组织如人权组织所支持的“同化”策略。(19) 的确，如此景观并没有任何政治含义，除非它伴随着一场要求政治权力和平等的大的政治运动。就如中国大陆的同性恋社群，改革开放为他们获得经济自主开辟了空间，却不能保证他们赢得脱离传统文化赋予他们／她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成家立业”的家庭伦理责任的文化自主。费杰思认为西方世界关于同性恋的市场调查和接踵而来的广告以及媒介关注在政治上伤害了同性恋社群。实际上，大多数男／女同性恋者都不在城市中心过着诱人、安全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更不是在体面的白领职场上赚取高额收入，每天去健身房或者穿最流行的服装。典型的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小心提防自己的身份被曝光，不敢出柜（come out），就算表达他们的性欲望时也是处于危险中，他们的真实生活和经历再一次被媒介忽略了。因此，把此议题置于政治经济与性别等因素的交叉分析中，对考察全球性少数社群的媒介再现与不平等背后交织的多重压制力量甚有拓展与深入的意义。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同性恋媒介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因为根本就还没有针对同性恋社群的消费类杂志，涉及同性恋议题的媒介产品是服务于性病／艾滋病防治的健康干预媒介宣传产品，后者的不平等问题更具复杂性，这就不是商品化塑造的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批判可以诠释的，还勾连着艾滋病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污名化和主流媒介对这一性少数社群的彻底蔑视和忽略。(20)
在中国大陆广泛讨论的“新闻娱乐化”或是“媒介产品泛娱乐化”论题，就非常适宜于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结合的角度展开剖析。因为传播业的结构是社会结构决定的，娱乐的泛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娱乐泛化服务于收视率或发行量，而收视率和发行量有两个作用：对内，它是产业评估的衡量指标；对外，在传媒公司跟广告商谈判的时候，它又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所以说收视率和发行量本身就是商品，媒体的经营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商品产生更大的利润，娱乐化便成为资本的扩张和积累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娱乐化的趋势逐渐使媒介“去政治化”了，但娱乐的功能一旦超过了健康审美的尺度，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人们必须学会消费和娱乐，在工作之余也不能脱离社会工具关系的束缚。例如，娱乐化把人类作为有效工具，用色情化来达到娱乐化；新的消费主义让妇女、男人都承受更沉重的身体竞争负担（如瘦美、皮肤白皙、容貌俊秀、衣着时尚等）。今天，妇女在媒介再现中受到更多的压制和剥削；而且男性也未能幸免于消费主义浪潮（如近期电视流行的男子选秀节目，欣赏男色之风带来可观的收视业绩和广告收入），部分男性的权益也同样遭受剥夺。娱乐化并没有让受众得到更多解放和审美，而是强化了资本的垄断和控制。还要注意的是，西方的娱乐化是媒体“去国家管制化”之后，因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规则的普遍推进而得到扩张。来自业界的专业主义作为新闻人自律的操守，不可能抵御媒体彻底商业化的侵袭，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日趋模糊，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业界人士和学者有责任揭示媒体娱乐化的种种迷思，培育受众与新闻工作者相互支持的感知结构与政治经济分析能力。
再如对中国大陆的男性时尚杂志与男性气质建构的分析，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或是杂志文本的符号解读，就难以诠释男性时尚杂志的生产语境和政治经济运作的逻辑。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报业广告与利润全面下滑之际，合资的时尚杂志因有跨国公司广告的支撑，前景看好，利润上扬。这样的描述是否就可以得出中国杂志经济的乐观发展结论呢？事实未必如此，研究者如果回到更加宏观的本土传播产业场景，做更加广泛的调查，对比本土没有参与海外合作的时尚杂志的经营状况，就会发现后者根本没有市场竞争力，因为若没有跨国公司产品广告的支持，就难以经营印刷精美的时尚类杂志，而与海外合资的时尚杂志则因海外广告与内容资源的扶持得以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政治经济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中国时尚杂志经济的“依附性”。与之相适应的是内容的殖民化将难以避免，如《时尚先生》的封面再现了许多无上装男士的身体。强壮的肌肉，健硕的身躯曾经是西方男子汉男性雄风的外在特征，被时尚杂志移植到了本土的媒介文本中，其深层意涵揭示出全球化、市场化的中国整个社会体系中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如果仅就杂志文本，而不深入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环节做政治经济分析，那么，只能看到媒介内容再现的男性气质表象，而无从探索男性时尚杂志在本土的生产逻辑与全球传播产业跨国扩张的脉络。
传播政治经济学持续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权益关系问题，但在中国本土，因文化研究的崛起，很多以女性主义批判为核心的大众媒介流行文化的研究都强调由社会结构转向文本的语言与符号分析，极少关注根本性的物质不平等。政治经济与女性主义学说两者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专注于话语的分析，而不是着力于形成话语的不平等结构因素，忽略了作用于话语的政治经济与伦理，有意回避了日渐加剧的社会资源配置不公正的尖锐矛盾，降低了激进政治的深刻挑战力度，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的揭示与探讨的力度将会有所削弱，所以，笔者认为在当下中国学界，女性主义学术批判积极联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是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建构的迫切使命之一。
注释：
① James F.Hamilton,“Alternative Media:Conceptual Difficulties,Critical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October,(2000).
② Vincent Mosc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London:Sage,1996.
③ Anthony J.Cortese,Provocateur:Images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Advertising,Lanham,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1999.
④ 参见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⑤ Gaye Tuchman,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et,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3-38.
⑥ Kathryn Cirksena & Lisa Cuklanz,“Male is to Female As__is to__:A Guided Tour of Five Feminist Frameworks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ana F.Rakow (ed.),Women Making Meaning,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2,pp.18-44.
⑦ Liesbet van Zoonen,Feminist Media Studies,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Sage,1994,pp.29-34.
⑧ Liesbet van Zoonen,Feminist Media Studies,p.44.
⑨ Lana F.Rakow and Laura A.Wackwitz(eds.),Feminist Communication Theory:Selections in Context,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4,p.9.
⑩ Marsha Houston,“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Race,Class,and Women's Communication,” in Lana F.Rakow (ed.),Women Making Meaning,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pp.45-59.
(11) Sue Curry Jansen,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Power,Media,Gender,and Technology,Bost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pp.105-106.
(12) Sue Curry Jansen,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Power,Media,Gender,and Technology,p.227.
(13)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第1－15页。
(14) H.Leslie Steeves and Janet Wasko,“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 in E.Meehan and E.Riordan (eds.),Sex & Money: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16.
(15) Jane Arthurs,“Women and Television,” in Stuart Hood(ed.),Behind the Screen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94.
(16) Michèle Martin,Gender,Technology,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1.
(17) 凯瑟琳·麦克切尔：《劳动妇女：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信息时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会议论文，上海，2008年。
(18) Ursula Huws,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Virtual Work'in a Real Worl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3.
(19) Fred Fejes,“Advertisi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esbian/Gay Identity,” in Gail Dines and Jean M.Humez (eds.),Gender,Race,and Class in Media:A Text-Reader,Thousand Oaks:Sage,2003.
(20) 参见曹晋：《中国大陆的另类媒介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7年第4期。
作者介绍：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作者：曹晋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 2009年01期
一、女性主义传播研究概述
自女性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批判学术兴起以来，男性气质的权威性和启蒙运动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现代的、科学的、男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与哲学理念都遭到根本性的质疑和抨击；聚焦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国家、地区、强制性异性恋霸权、公民等范畴的局限性并展开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追究两性差异和妇女屈从地位的根源，揭示了制度中知识和权力的结构性压迫体系如何编织社会控制网络，开启了对此机制的批判分析与颠覆权力关系的话语空间，不断寻求消除妇女受压迫或转变压迫境遇的机会与策略。因而，从1970年代开始，“社会性别”已经和“阶级”、“种族”一样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也已成为传播研究讨论大众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建构社会权力关系的三个轴心之一。
作为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把传播现象与传播结构遮蔽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放置于支配（dominance）与从属（subordination）的社会“结构”问题的分析之中，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大大有别于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研究和如何扩大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
回顾20世纪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历程，首先得追溯60至70年代西方波澜壮阔的女性主义运动，其间，女性主义运动者直接把目标对准被她们认为通过塑造性别角色和社会分工刻板形象（stereotypes）而对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电视台。例如，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NOW）和其他妇女团体就曾严厉谴责美国电视节目内容充满性别歧视，甚至根本忽略妇女议题。女性主义运动与反核、环保等运动一起汇聚力量，促使大众媒介生态随社会运动而有所改变。正是这场影响久远的运动最终导致了西方学术界的部分学者研究并支援妇女运动的诉求，促进了妇女自我的警觉与传播研究的批判意识。
1970年代以来，西方早期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集中精力把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勾连到传播研究之中，主要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如以抽样的方式决定样本来测量一个媒体组织的女性传播从业者遭受的歧视因素；或是发放问卷调查女性受众使用媒介的时间与方式，再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或是对于明显的传播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及量化叙述的内容分析。议题则集中于媒介再现的刻板形象，这对启蒙读者反思社会性别偏见、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陈规甚有助益，但有生搬硬套女性主义理论的痕迹，不免流于肤浅且模式化，缺乏洞察媒介如何与社会性别偏见相互交织来再生产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关系的深刻分析。直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凡·祖伦（Liesbet van Zoonen）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1994）问世，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薄弱的情况方有所改变。
1980年代至今，西方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明确意识到量化研究结果虽然能显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从数据上说明性别歧视的表象，却不能检视其根源，而且还忽略了受压迫群体的痛苦体验和丰富情感。伴随女性主义批判思想的资源与后学思潮的汇聚，媒介与社会性别理论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批判力度与阐释深度得到发展。一方面，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不仅采用量化的路径，而且非常注重质的分析方法的运用，从而探索媒介再现的差异政治阐释。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已经揭开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与理性的真实面具，科学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中立的，女性主义者指出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女性主义运动已动摇了长期以来被自然化的男性宰制主导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信仰，并针对特权的捍卫者进行了无情批判。但父权制主观性的等级在信息社会的科技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关注和解决，社会性别等级经受变革的韧性特别强，历经政治与经济改革及革命、学术及技术上的转变仍不受影响，而且随着1990年代以后全球社会的媒介化，大众传播与科技、社会权力共谋，媒介再现与生产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复杂化。因此，围绕着社会性别如何获得和分享每一项新技术的发展与使用的种种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促成研究者关注信息传播科技更新中的“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gendered digital divide）问题或“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问题（表现妇女和男性在获得和使用信息传播科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情况和偏见）。到目前为止，信息传播科技主要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设计和制造的，并且通常情况下男性决策者制定信息通讯技术政策，这些都造成了这一差距。伴随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这一差距与阶级、种族、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处于共生关系之中，成为异常棘手的不平等问题之一。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其对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的研究，成为颇有建树的批判传播研究流派之一。1990年代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思想结合的学术思潮作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的标志，堪称国际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一学术思潮源自于19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的迅速渗透与扩张，以及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私有化、去管制化所导致的“主流媒体承受的结构性压力是以高度的专业化和资本壁垒为特点，从而制造了限制大众参与的‘高墙’”①。信息传播科技，尤其是网络，因其可能为全球化的权力关系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参与而加速发展，传播科技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已经复杂化，其顽固性与持久性也将伴随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科技的资本化、理性化和全球扩张进一步深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首先把社会性别作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进行批判研究，考察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其次关注社会再生产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最后以社会性别和阶级双重论，研究父权与资本主义互构导致社会性别歧视的制度生产②。广告是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机制之一，“对广告的解构揭示了一种社会性别歧视符号化与制度化的方式”③，加利（Sut Jhally）、米汉（Eileen R.Meehan）和甘地（Oscar H.Gandy Jr.）等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有关广告在消费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受众商品与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的构建关系④，而更多女性主义学者积极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来阐释媒介的社会性别问题，弥补了早期媒介与社会性别学者没有触及到的媒介如何与社会性别偏见相互交织来再生产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关系的深刻的结构性分析。
本文图绘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轮廓，意在丰富本土学者解构全球化语境中的媒介权力关系的理论资源，而不是奉西方理论为圭杲，盲目消费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思潮。
二、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与传播研究的结合
在女性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批判学术思想共同作用于西方学界的历史脉络中，如何建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框架成为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的知识重建目标。1970－1980年代，传播学界的早期努力包括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与莱斯利·斯蒂夫（Leslie Steeves）等学者的代表性成果。盖伊·塔克曼在她和同行编辑的《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一书中，收集了14篇讨论在电视、杂志、报纸等大众媒介中妇女如何被描绘（Depiction），以及电视对儿童与青少年影响的论文，多数文章运用量化方法统计妇女的媒介再现比例与状况。她在序言中敏锐地指出：媒介内部缺少妇女工作者，男性支配的新闻界使妇女缺少接近权，而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及电视社会化效果则对受众施加妇女形象象征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的影响⑤。莱斯利·斯蒂夫采用女性主义思想的类型化分析，将致力于色情研究的激进女性主义与讨论刻板形象与社会性别社会化的自由女性主义，以及强调社会性别、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互动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区分开来。尽管这样分类模糊了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以及相互交织的复杂性，甚至忽略这些流派类型是否切合于具体国家与地区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内部权力关系的阐释，但作者把女性主义的思想带入了传播研究，提出了媒介中被忽视的社会性别问题则意义深远，激发了后继者持续深化媒介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
进入1990年代，凯瑟琳·瑟克斯纳（Kathryn Cirksena）和丽莎·库克兰兹（Lisa Cuklanz）在其论文《传播研究的五个女性主义框架指南》中，试图把五个批判西方思想中基础哲学问题的女性主义流派与传播学的主要议题联系起来。文章指出：贯穿西方历史，作为一个阶级和群体的妇女都与西方哲学二元论被贬抑的一方的特征相联系，每一对二元论，如理性／感性、公共／私人、文明／自然、主体／客体、精神／肉体的二元对立体系都服务于从思想上将妇女贬低到边缘、次要和劣等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着力批判的是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对妇女感性、男人理性的二元角色界定。由此至少影响了传播研究中的三个探索路径：首先，从事公众演讲的修辞学研究（指20世纪中叶女性公共演说家参与激进运动，发表激进观点）；其次是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试图发现女性与男性在传播习惯与风格上的异同；最后是内容分析，如考察电视节目或广告中女性与男性媒介再现的量化数据。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着重研究的是属于西方文化中公共／私人二元对立的议题，通过研究流行的文化文本，检讨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系统中的社会性别本质。透过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镜头，文明与自然的二元论是其批判的核心，她们运用大众传媒中色情文化的效果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集中批判了20世纪最主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说明了从女性角度看，男性的电影结构是如何形成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原型关系的。文化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的是传统的西方哲学中精神／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个领域与传播研究有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各种象征创造和影响思想分类的方式。⑥ 这两位学者浓缩了各流派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并将其引入传播学研究，但作者聚焦的是女性主义思想的论说，并没有详细阐述传播学应如何利用女性主义批判思想来做专题研究。
把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带入传播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享誉西方学术传播学界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凡·祖伦，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是第一本体系化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作者凭借广博的知识与开阔的视野，综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研究到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系统性地展示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涵盖的论题包括：刻板形象、色情与新闻意识形态、广告、电影与电视的男性气质、族裔、流行文化与方法论。凡·祖伦对根据女性主义研究主题假设的“发送者—信息—收讯者”的传送程序，即按照美国实证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思路，以信息发送者、信息传输过程、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效果的线性模式如何再现“刻板形象”、“色情”以及“意识形态”来组建“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如表1所示）提出批评，她认为社会性别是环境、机遇和限制的产物，“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的问题之一是将媒介在社会性别建构中的角色视为扭曲社会性别“真实”意义的过程，忽视了社会性别矛盾的、抗衡的本质，因而对社会性别和传播的看法太狭隘。⑦
表1 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
发送者 过程 信息 过程 效果
刻板形象 男人 扭曲刻板形象扭曲性别偏见
色情 父权制 扭曲 色情 模仿 压迫
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扭曲 霸权 熟悉化 常识
凡·祖伦在阐发了上述研究的缺失之后，建议把社会性别解释为话语（discourse），即一套指涉性别差异的、重叠的、时而矛盾的文化描述和规范，从而搭建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文化研究框架，探究社会性别的话语在媒介文本中如何编码、媒介文本中使用了哪些偏好的和另类的社会性别的意义、它们来自哪些话语、受众如何使用和阐释带有社会性别意义的媒介文本、从有关认同和主体性的个人层面以及有关话语的社会层面来看受众的接受过程如何参与社会性别的建构、如何对受众的收讯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等问题。⑧ 凡·祖伦兼顾了社会性别话语权力与历史语境的结构性关系的重要性，但对社会性别话语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比如社会性别话语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思想意识如何受制于物质力量等问题考虑不够，忽略了社会性别话语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具有物质属性。
三、女性主义思想与后学思潮的力量汇聚
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都属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思潮，后学思潮对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知识建构统治权力的谋略有独到而深刻的揭示，这启发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妇女遭受压迫、剥削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时也激发了少数族裔（如黑人妇女、亚裔妇女）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目标与思想的质疑，批判她们的优势地位与优越感如何与她们的学说相关联，从而支配其他阶级、种族和非西方世界的妇女，发现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不过是非白人妇女的“认识论暴力”。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以此延伸到对西方电影、广告、杂志、摄影作品等对非西方世界的媒介再现的分析，特别聚焦再现的差异政治，而且“媒介再现的进程与社会建构的差异和排斥体系勾连在一起，女性主义理论家持续地与强加给特定妇女群体的族裔、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身份边界作斗争。”⑨ 此外，后学思潮还鼓励同性恋研究解构强制性的异性恋霸权制度如何压制、排斥、迫害同性恋取向的社群，重新界定被世俗世界憎恶的同性恋身份及其生活历史。
把后学思潮融入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其解构策略不失为一种揭露媒介霸权制造“共识”的运作机制的有效路径，并且还可以为被扭曲传播的主体赋予抗争的政治力量，这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对意义生成（mean-making）的研究，如拉娜·蕾蔻（Lana F.Rakow）主编的论文集《妇女制造意义：传播研究的新女性主义方向》（Women Making Meaning,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1992）中的14篇论文就从意义生成的政治、跨越边界的意义制造和意义生产的个案研究，检讨了社会性别如何被传播所建构，而同时社会性别又塑造传播。其中，玛莎·休斯敦（Marsha Houston）的《差异的政治性：种族、阶级和妇女传播》一文就警示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也可能产制种族、性别、阶级倾向的文本，可能不会意识到她们的行为正是带有种族、社会性别和阶级歧视，并且自我感觉“正常”、“自然”、“科学”、“客观”，因为学者们其实同其他传播者一样都会不自觉地参与这种压迫。关于种族和阶级差异的理论和研究讨论都在这种表达和记录中无可避免地涉及有关权力的话题，而在这种构造差异的过程中，难免混淆、歪曲千差万别的妇女建构意义的方式。作者以“差异的政治性”批判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流行话语，警示传播学者对非白人中产妇女制造新的多重险境的权力压制。⑩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思潮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白种男人支配的知识传统（本体论和先验论）、理性、社会制度的现代性，尤其是科学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哲学思想的二元论的彻底批判，后学思潮与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合流，形成了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关于真理、客观性、观察、经验主义、证实以及理性的本质等基础性认识论问题的探索。“她们代表了一种与传统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惯性思考的彻底决裂。她们推进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主张的意义，那就是语言的局限性形成了知识的局限性……这些思想家跨过了自然、物理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学科界线。她们的观点是非正统的，但是有潜在的革命性，因为她们寻求去废除以及重新建构自西方文化启蒙运动以来就形成和实施的权力—知识结构。”(11)
美国学者詹森《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Power,Media,Gender and Technology,2002）是一部后学思潮影响下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力作。作者沿袭欧陆与美国批判传播的精神脉络和哈丁等新女性主义的批判逻辑，关注西方学术界自198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知识中的“传播转向”，即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早期的真理共识理论衰落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语言、意义和知识的危机，她以新女性主义立场探究了社会性别意义生成的本质，认为在传播过程与知识建构中，隐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角色。书中将这一女性主义的洞察与社会语言学和认识论的观点糅合起来（后者认为印欧语言原本就镶嵌于生成的隐喻中），她认同社会性别是在印欧语言的总范畴、规则和结构中衍生出的一种差异，重新翻开那些早期科学的社会性别政治的被掩盖的文本，向传统的培根式与笛卡尔主义二元论发动了深刻的挑战，展示出捍卫科学推理的隐喻和迷思与当年宗教法庭采用的隐喻与迷思简直就是一脉相承。一言以蔽之：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作者不但拓展了仅仅着眼于妇女经验与立场的传统女性主义研究范式，还吸收了罗伯特·康乃尔“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概念，以符号学等学理探讨体育与战争修辞在美国文化中的隐喻。詹森认为体育节目在国际传播媒介中不断提升的再现，以及美国职业体育球队在欧洲体育媒介中不断凸显的地位都意味着从美国历史和流行文化里衍生而来的体育／战争修辞格和场景正在成为全球“战争体系”符号结构中的一部分，媒介再现的橄榄球队的男性气质象征美国殖民扩张的“霸权的男性气质”。海湾战争中广泛运用的体育／战争媒介框架手法深入并复兴了千百年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支配等级制度里的父权制意义和价值的深层结构。体育／战争的修辞隐喻不仅反映并加强了为海湾战争辩护的多重支配系统，而且延伸和强化了冷战结束之后欧美男性精英的“胜利者”（triumphalist）意识形态霸权。詹森所推崇的新女性主义，就是与后学思潮融合的女性主义。
进入21世纪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与早期探索阶段理论的零碎化、分类生硬化相比较，从论辩的逻辑起点到论述体系，都有相当的提升。但面对西方传播产业的彻底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和去管制化（deregulation）趋势在向全球蔓延的宏观情势，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展开什么样的论述？是停留在后学思潮的解构乐趣中还是去参与消费主义享乐与愉悦呢？还是满足于职业化、市场化的学术竞争？是否还应在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的话语范畴之外，去寻找其他压制性的阐释类别呢？女性主义批判思想纷繁多样，如何求同存异、彼此包容而产生新的整合联盟，而不是忙碌于思想流派、学术团体之间的内耗，应该怎样联合起来共同反击商业媒介的价值与权力关系全面侵蚀媒介内容与公共生活的空间？笔者以为詹森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可以作为学术与行动的借鉴。因为她的批判思想不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提倡发挥新“牛氓”精神参与到改革社会的进程之中，她认为近30年来的女性主义运动（或准确地说，社会运动），明确地向人们展示了妇女也可以面对强权捍卫真理，并在全世界造成影响。尽管美国的主流媒体不断地为女性主义运动唱挽歌，但在冷战结束后，全球的性主义运动比其他任何一个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的社会运动都显示出不屈的活力。事实上，冷战的结束反而更加凸现了妇女平等在国际人权组织议程表中的重要性。就当前女性主义思想领域的若干分歧和全球传播产业的巨无霸式的跨国兼并与垄断经营格局，詹森提出当前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应该认真对待当代认识论中所提倡的“新的谦卑”（new humility），用这种谦卑为我们的学术对话注入一种对新发现的接受，让我们能够欢迎而不是害怕越来越多发言者加入这个对话并使得对话不断发展。比如，我们可以借鉴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在愤怒的功能主义的僵化症把许多有意义的学术对话都结束之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后实证主义研究的探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跃而极富创造性的对话和学术探索活动。(12)
四、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的联结
1980年代至今，巨无霸式的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盛况空前，传播产业的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和去管制化不仅未被削弱，而且更加剧烈，出版、广播、电信、信息服务日益交融，最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手段与技术已渗透到媒介的各个层面，一个新形式的等级组织结构正在通过传播产业的渗透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媒介组织的赢利目标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规训力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资本主义的扩张造就了市场和资本开放的边界，但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却仍然受到了全球化时代科技愿景中的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地方与国家的边界的制约，传播产业把人的主体性塑造为消费潜力”(13)。媒介通过媒介组织与权力体制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在勾连创造剩余价值的受众商品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的构建关系中异常隐蔽地操纵（hidden manipulate）着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学术渊源，以政治经济学为母体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急剧扩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学派不仅弥补了侧重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与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缺失，而且解构了主流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关系。尽管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学说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但鉴于其在学术与政治目标、社会运动实践等方面的一致性和全球化进程中传播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的紧迫性，两者对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与压迫性的共同关注促成彼此联袂合作的趋势日渐明显。(14) 这使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受益匪浅。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积累的实证文献已说明妇女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仍十分有限，产业内有更多妇女并不能促成性别歧视的改变，“需要有更多的妇女能从政治角度理解妇女的从属地位现在如何在继续，并能有改变它的决心”(15)，也就是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所呼吁的——应该产生改变媒介组织的所有权、控制权和资金中的社会性别关系的策略，提倡“妇女媒介行动主义”（women's media activism）来挑战不断垄断集中的媒介产业。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仅列举米歇尔·马丁（Michèle Martin）、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福雷德·费杰思（Fred Fejes）等学者所进行的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加以论述。加拿大学者米歇尔·马丁在《电话体系形成的社会性别、技术与文化》（Gender,Technology,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1991）一书中，研究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的Bell公司丰富的却尚未被发掘的成就，参阅美国从电话发明时期至系统自动化阶段（1876－1920）的情况，检视了加拿大电话系统，尤其在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发展情况。作者强调的是新技术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了新的职业工作、赋予了新的社会地位、新文化实践发展中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妇女在新文化实践中的作用。作者抛开了以往技术仅由男性决定和操纵，或是处于支配地位且具有政治权利的男子主导技术发展和趋势的传统思想，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融入传播政治经济学，意在展现妇女对传播技术与电话产业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电话在其诞生的最初25年里，仅仅被当成男人专用的做生意的工具。其家用功能，如妇女使用其来传播信息和秘密、交换菜谱，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功能，最初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在利益动机主导一切之前，电话公司不鼓励甚至贬低这些功能，意识形态也跟在后面附和。后来聊天被合法化了，广告甚至开始鼓励把电话当成帮手、伙伴和主妇必需品。Bell电话公司由一个小型的企业向大型的、私人垄断的、注重要求生产量增长的电话产业垄断公司发展，于是电话接线员对于电话商业的发展与公司业务的利润尤其重要。一种女性主义的方法揭示了在电话业早期发展的大部分时间，“甜美、温顺的女性气质”的个性被赋予了当时的女性，管理层对她们进行的最大限度的剥削，是电话行业的发展和电话公司获利的最大的来源。经理们发现，雇用男性电话接线员来拓展业务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在男性身上，找不到社会对女性反复灌输的顺从性格。大多数的电话用户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他们和电话接线员的关系就好像商人和秘书的关系，或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女性和她的仆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妇女为电话产业输出了当时发展所急需的廉价劳动力和匹配于电话产业服务的温柔甜美的女性气质，但最后，Bell电话公司因技术更新、产业垄断性竞争，却淘汰了电话发展历史上贡献良多的妇女接线员。可见，电话交流促进了妇女社会化和家庭之外的联系，但劳工阶级妇女并不能因为电话的普及使用而逾越阶级的鸿沟。(16)
加拿大学者凯瑟琳·麦克切尔在其论文《劳动妇女：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信息时代》中，试图在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建构关联，并将这一综合性理论应用到劳动力的分析中，进而展现信息和传播部门如何对探索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之关系提供实际的基础。(17) 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工作场所和家庭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工作场所中的社会性别关系。这是因为在大多数的历史记载中，大量妇女的家庭与工作场所合二为一，甚至家庭就是工作场所。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关于劳动力和传播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点，而这一系列论点又是围绕集结为一体的家庭和工作世界所组织起来。首先，将家庭和工作场所作为不同的分析范畴，使用有偿劳动和市场的术语以期理解和阐释一直以来妇女的无偿劳动。其次，集中于工作场所向家庭场所扩张，将后者列入传统的有偿劳动范畴。最后，意识到家庭和工作这两种相互侵蚀的范畴变得如此具有渗透性，以至于家庭和工作两个范畴失去了保持原有的相互独立的价值。作者的结论是劳工的女性主义分析是研究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在此，借用希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引领学术前沿的主张，全球资本主义的兴盛不仅是跨国的劳动分工，同时也是劳动力的性别分工。作者还引述了胡斯（Ursula Huws）的论著《高科技无产者的形成》(18)，说明虽然科技节省了家庭的工作时间，但科技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休闲，而是促使妇女开始进入有偿劳动的行业。毫无疑问，电气化和天然气的普及，使发达国家的家庭里摆满了现代化的冰箱、煤气炉、洗衣机和大量其他的家用电器，也大大削减了某些家务工作的劳作时间。但是，正如胡斯所说，这些家用电器设备有自己的时间职责，并且扩展了人的需求和欲望，从而使人以新的方式花费了更多时间。人们把相当多的时间耗费在了购买和维护电器设备上，同时也消耗精力来研究如何更好地使用它们。甚至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劳动节省设备”的观点，即使用家电设备，使新的耗时方式不断增加。胡斯强调说，只要使用正确的设备，人人都能够成为大厨师、室内装修师、设计师和维修专家。这些工作浪费了人们的时间，但人们往往认为这些时间通过电器设备的使用才得以节省。
如火如荼的同性恋争取法律与社会平等的斗争绵绵不绝（虽然常常以失败告终），使我们可以在媒介产品中看到他们的信息和可见度很高的议题，讨论他们已经取得了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多得多的平等，但是否可以说作为商品关系架构下的经济主体出现的同性恋社群就获得了解放的机会和实际效果呢？再看西方媒介现在不再以陈旧的语言把同性恋描绘成对宗教、家族、国家有威胁的、可怜的、精神上性变态的儿童猥亵者，而是标榜他们为年轻、健康、亲和并有着充裕的可支配收入的、有消费潜力的贵族，是否就可以隐喻这个性少数社群放弃通过法律与政治的斗争来争取性存在的平等呢？对西方传播产业的集中垄断下的彻底商业化语境而言，同性恋杂志同样难以幸免于利润与广告的商业化侵蚀。福雷德·费杰思认为尽管这场经营活动并不带明显的政治性，但却很好地迎合了广大受到主流同性恋政治组织如人权组织所支持的“同化”策略。(19) 的确，如此景观并没有任何政治含义，除非它伴随着一场要求政治权力和平等的大的政治运动。就如中国大陆的同性恋社群，改革开放为他们获得经济自主开辟了空间，却不能保证他们赢得脱离传统文化赋予他们／她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成家立业”的家庭伦理责任的文化自主。费杰思认为西方世界关于同性恋的市场调查和接踵而来的广告以及媒介关注在政治上伤害了同性恋社群。实际上，大多数男／女同性恋者都不在城市中心过着诱人、安全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更不是在体面的白领职场上赚取高额收入，每天去健身房或者穿最流行的服装。典型的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小心提防自己的身份被曝光，不敢出柜（come out），就算表达他们的性欲望时也是处于危险中，他们的真实生活和经历再一次被媒介忽略了。因此，把此议题置于政治经济与性别等因素的交叉分析中，对考察全球性少数社群的媒介再现与不平等背后交织的多重压制力量甚有拓展与深入的意义。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同性恋媒介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因为根本就还没有针对同性恋社群的消费类杂志，涉及同性恋议题的媒介产品是服务于性病／艾滋病防治的健康干预媒介宣传产品，后者的不平等问题更具复杂性，这就不是商品化塑造的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批判可以诠释的，还勾连着艾滋病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污名化和主流媒介对这一性少数社群的彻底蔑视和忽略。(20)
在中国大陆广泛讨论的“新闻娱乐化”或是“媒介产品泛娱乐化”论题，就非常适宜于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结合的角度展开剖析。因为传播业的结构是社会结构决定的，娱乐的泛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娱乐泛化服务于收视率或发行量，而收视率和发行量有两个作用：对内，它是产业评估的衡量指标；对外，在传媒公司跟广告商谈判的时候，它又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所以说收视率和发行量本身就是商品，媒体的经营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商品产生更大的利润，娱乐化便成为资本的扩张和积累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娱乐化的趋势逐渐使媒介“去政治化”了，但娱乐的功能一旦超过了健康审美的尺度，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人们必须学会消费和娱乐，在工作之余也不能脱离社会工具关系的束缚。例如，娱乐化把人类作为有效工具，用色情化来达到娱乐化；新的消费主义让妇女、男人都承受更沉重的身体竞争负担（如瘦美、皮肤白皙、容貌俊秀、衣着时尚等）。今天，妇女在媒介再现中受到更多的压制和剥削；而且男性也未能幸免于消费主义浪潮（如近期电视流行的男子选秀节目，欣赏男色之风带来可观的收视业绩和广告收入），部分男性的权益也同样遭受剥夺。娱乐化并没有让受众得到更多解放和审美，而是强化了资本的垄断和控制。还要注意的是，西方的娱乐化是媒体“去国家管制化”之后，因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规则的普遍推进而得到扩张。来自业界的专业主义作为新闻人自律的操守，不可能抵御媒体彻底商业化的侵袭，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日趋模糊，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业界人士和学者有责任揭示媒体娱乐化的种种迷思，培育受众与新闻工作者相互支持的感知结构与政治经济分析能力。
再如对中国大陆的男性时尚杂志与男性气质建构的分析，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或是杂志文本的符号解读，就难以诠释男性时尚杂志的生产语境和政治经济运作的逻辑。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报业广告与利润全面下滑之际，合资的时尚杂志因有跨国公司广告的支撑，前景看好，利润上扬。这样的描述是否就可以得出中国杂志经济的乐观发展结论呢？事实未必如此，研究者如果回到更加宏观的本土传播产业场景，做更加广泛的调查，对比本土没有参与海外合作的时尚杂志的经营状况，就会发现后者根本没有市场竞争力，因为若没有跨国公司产品广告的支持，就难以经营印刷精美的时尚类杂志，而与海外合资的时尚杂志则因海外广告与内容资源的扶持得以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政治经济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中国时尚杂志经济的“依附性”。与之相适应的是内容的殖民化将难以避免，如《时尚先生》的封面再现了许多无上装男士的身体。强壮的肌肉，健硕的身躯曾经是西方男子汉男性雄风的外在特征，被时尚杂志移植到了本土的媒介文本中，其深层意涵揭示出全球化、市场化的中国整个社会体系中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如果仅就杂志文本，而不深入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环节做政治经济分析，那么，只能看到媒介内容再现的男性气质表象，而无从探索男性时尚杂志在本土的生产逻辑与全球传播产业跨国扩张的脉络。
传播政治经济学持续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权益关系问题，但在中国本土，因文化研究的崛起，很多以女性主义批判为核心的大众媒介流行文化的研究都强调由社会结构转向文本的语言与符号分析，极少关注根本性的物质不平等。政治经济与女性主义学说两者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专注于话语的分析，而不是着力于形成话语的不平等结构因素，忽略了作用于话语的政治经济与伦理，有意回避了日渐加剧的社会资源配置不公正的尖锐矛盾，降低了激进政治的深刻挑战力度，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的揭示与探讨的力度将会有所削弱，所以，笔者认为在当下中国学界，女性主义学术批判积极联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是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建构的迫切使命之一。
注释：
① James F.Hamilton,“Alternative Media:Conceptual Difficulties,Critical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October,(2000).
② Vincent Mosc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London:Sage,1996.
③ Anthony J.Cortese,Provocateur:Images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Advertising,Lanham,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1999.
④ 参见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⑤ Gaye Tuchman,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et,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3-38.
⑥ Kathryn Cirksena & Lisa Cuklanz,“Male is to Female As__is to__:A Guided Tour of Five Feminist Frameworks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ana F.Rakow (ed.),Women Making Meaning,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2,pp.18-44.
⑦ Liesbet van Zoonen,Feminist Media Studies,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Sage,1994,pp.29-34.
⑧ Liesbet van Zoonen,Feminist Media Studies,p.44.
⑨ Lana F.Rakow and Laura A.Wackwitz(eds.),Feminist Communication Theory:Selections in Context,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4,p.9.
⑩ Marsha Houston,“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Race,Class,and Women's Communication,” in Lana F.Rakow (ed.),Women Making Meaning,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pp.45-59.
(11) Sue Curry Jansen,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Power,Media,Gender,and Technology,Bost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pp.105-106.
(12) Sue Curry Jansen,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Power,Media,Gender,and Technology,p.227.
(13)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第1－15页。
(14) H.Leslie Steeves and Janet Wasko,“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 in E.Meehan and E.Riordan (eds.),Sex & Money: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16.
(15) Jane Arthurs,“Women and Television,” in Stuart Hood(ed.),Behind the Screen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94.
(16) Michèle Martin,Gender,Technology,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1.
(17) 凯瑟琳·麦克切尔：《劳动妇女：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信息时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会议论文，上海，2008年。
(18) Ursula Huws,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Virtual Work'in a Real Worl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3.
(19) Fred Fejes,“Advertisi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esbian/Gay Identity,” in Gail Dines and Jean M.Humez (eds.),Gender,Race,and Class in Media:A Text-Reader,Thousand Oaks:Sage,2003.
(20) 参见曹晋：《中国大陆的另类媒介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7年第4期。
作者介绍：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