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符有明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11期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3—0082—04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读者成为了文学市场中自由的消费者，读者的文学消费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作家与读者（这里的读者指普通读者）的关系变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作家的创作要投放到市场，通过读者的消费来实现其社会价值，并通过市场的消费情况的反馈来调整和影响文学创作。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得到最后的完成。”[1]（P93—94）马克思在这里讲的虽然是一般生产与消费，但也同样适合于文学生产与消费。读者的文学消费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生产，作家的文学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的实现。一部作品，无论写得如何精彩，倘若未能出版，或印出来了却未被读者购买和阅读，那么，它就是一部潜在的可能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将无法得到实现，其认识、审美和文化等属性也不能得到体现。只有通过读者大众的消费，文学产品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
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了读者作为消费者的位置，读者就是上帝。在政治机制下，读者有很大的被动性，不仅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阅读对象，而且通常被作为感化、教育的对象而设定和存在。在市场机制下，作家创作劳动的社会价值，需由读者的购买才能实现，不管作家多么有名，地位多高，读者不掏腰包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读者反应的冷热成了作家选择和调整其创作方向的有力杠杆。读者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他们的消费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读者位置的这种变化，似乎可以告诉人们，读者主宰了文学消费市场，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文学消费，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作家，选择作品。读者的消费意向，就是作家的创作方向，就是文学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只要考察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就可发现，文学的消费是受文学的生产制约着的，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这主要表现在：（一）文学生产为文学消费提供消费对象，即文学作品。文学消费作为一种对文学产品的阅读活动，必须要有文学产品作为对象，没有消费对象的“消费”是不存在的。因此，文学消费对象是受文学生产规定着的。文学消费者能够消费到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是高雅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是手抄本读物还是印刷本读物，是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还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文学赝品，等等，无一不受到文学生产的规定。（二）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的方式。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是一种文字阅读，但在大众传媒普及的今天，文学消费不仅仅指文字阅读，而且也包括广播影视文学的视听阅读。创作说唱故事则供群体共同消费，生产文学书籍可供个人阅读；电影文学的生产又可供群体一起消费，生产电视文学则又可供个人的文学消费。这些消费方式都是由文学生产决定的。（三）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的需要，或者说，生产着新的消费者。马克思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P95）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文学消费者的文化层次、艺术修养、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是靠文学产品自身创造出来的。扶持和生产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品往往能“创造”出高品位的文学读者，而任由低劣庸俗的文学作品的泛滥则可能“创造”出趣味庸俗的读者。总之，没有文学生产就没有文学消费，有什么样的文学生产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消费。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读者的文学消费也不是自由的，它除了受到文学生产的限制外，还受着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影响着读者的文学消费自由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有阶级性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也是具有阶级性的。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将自己本阶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好恶情感渗透进所创作的文学形象之中，作品带上了浓厚的阶级意识和情感。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不自觉地接受了具有阶级性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学消费和接受是一种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文学生产者总是通过文学产品让读者阅读欣赏，以传播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这种文学阅读欣赏过程中，特定的意识形态被再生产出来，并被转化为接受者的思想意识。不过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理论宣传或哲学伦理思辩不同，它不是以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观念直接灌输给消费者，而是寓思想观念于艺术形式的结构和艺术娱乐的效果之中，“它通过描绘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把握，作品能蕴含深刻的思想、饱满的感情、美妙的幻想或生活理想，能使读者从中受到艺术感染和审美教育。”[2]（P11）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往往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或更新消费者的艺术感受力，进而影响其对整个世界的感受力。
我国现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文学消费已同一般商品消费一样，可以由读者自由地消费了，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阅读自己想读的书，与政治、道德毫无牵连了。但是，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美的物品，“阶级社会里的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阶级性、倾向性，阶级性强烈的还表现出一定的党性。”[2]（P16）作品的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倾向性。读者对这些作品的文学消费和接受也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消遣，尽管它要经由个人发生，然而文学消费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民族、阶级、阶层以及集团的利益相关，文学消费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消费，其对社会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我国的文艺事业，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消费活动理应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的文学消费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文学消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学生产者（包括作家、出版商、书商以及文艺管理机构）要生产有崇高理想、品位高尚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好作品，为读者提供健康的消费产品；而那些格调低下、饱含毒素，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要坚决禁止。同时要努力引导读者去阅读欣赏文质优美的好作品，拒绝阅读“黄毒”作品。作家们固然要关心读者的要求和趣味，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但不能一味地去迎合读者大众，不能放弃引导和提高读者大众的消费水平的责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3]（P349 ）作家应努力创作思想健康、品位高雅而符合读者消费要求的作品去引导读者，而不应跟在读者的后面爬行，由读者的消费去引导文学的发展。如果真是由读者的自由消费去左右文学的发展方向，那绝对不是文学的幸事。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消费也具有阶级意识形态性，读者的文学消费是不自由的，他们的文学消费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二、文化导师的权威引导，影响着读者的文学消费自由
在文学消费过程中，文化导师的引导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些文化导师包括官员、名人、教师、职业批评家（这些人区别于文学消费的普通读者），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普通读者对他们的崇拜，他们对读者的文学消费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看，“作者——作品——读者”是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作品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定型物，作者与作品像母亲和儿子一样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作者明白自己的作品中的含意和该告诉读者什么东西；而读者是疏隔的、陌生的、局外的、不定型的，他们对作品的认识就可能是多样的、或与作者的意思相背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读者对作品有着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价值标准。这些因素都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一般说来，读者大众对那些通俗文学作品，比较容易接受，不需别人的解释引导他们就能读懂，因此，尽管这类作品深刻的东西不多，但很受读者的欢迎。
然而，对于那些高雅文学，由于这些作品并不热衷迎合读者，而在于追求提高读者审美品位，中心指向文学的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正如姚斯所说：“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并不是指向任何特定的读者的。它是要彻底打破文学期待的熟悉的视野。读者只有逐渐发展去适应作品。因而当先前成功作品的读者经验已经过时，失去了可欣赏性，新期待视野已经达到了更为普遍的交流时，才具备了改变审美标准的力量。”[4]（P33）这类文学作品与普通读者的接受度存在差距，这是因为“优秀的作家常常是思想家，他能敏锐而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的变改、文化的转换，他就像一个探险者，走在人们的前列。因此，他的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常有一段距离。”[5]（P333）所以，对这类作品， 必须经过文化导师阐释、引导，使读者认识其价值之后，消费才能顺利实现。历史上许多高品位和极富创造性的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得不到同时代大多数读者的认可，而要经过文化导师们的长时间的努力引导，读者才乐意消费与接受。罗丹曾为此大发感慨：伟大的艺术家，“在他们生活的年代里，他们的才能往往不受重视，一直要到以后才获得胜利，甚至是一个很长的时期。”[6]（P129 ）福楼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问世的当初，就受到了读者的抵制，后来独具慧眼的文化导师将其当作小说史上的转折点来理解、欣赏，人们逐步认识到福楼拜对小说形成的突破与创新，理解了他的那种“非人格叙述”不动情原则，读者们才乐意消费接受这部作品，《包法利夫人》终于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俄罗斯伟大作家果戈里的早期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一度不为社会重视和理解，别林斯基接连发表文章予以赞扬，对其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使读者认识到果理作品的价值，从而使得不仅俄罗斯的读者爱看果戈里的作品，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读者也都爱读他的作品。
读者的文学消费与接受，总是受着自身各种条件的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艺术素养和特定生理机制的先在欲求、先在经验，构成了读者阅读活动中的某种心理图式、心理定向。“接受心理定向的差异不仅导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作品的方式、标准和趣味，而且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体验和判断也不尽同，也就是说，对于一件艺术作品，不同的接受者所把握的总体形象、意义和审美价值是有差别的，作品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审美效果也各不相同。”[7]（P11）因而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作品所起的效果是不同的。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被判为“天下第一淫书”、“天下第一奇书”、“认识封建社会的教科书”。可见，读者的审美趣味、审美品位是不同的，有的品位高雅，有的品位粗俗。在普通读者大众中，有些人的审美品位是不高的，欣赏趣味也较粗俗，这些人常热心消费接受那些格调低下、甚至庸俗的作品。这就需要文化导师去引导提高他们，不能任由他们去自由消费，否则那些庸俗的作品，就会毒害读者的心灵，毒化社会风气。
文化导师常以良好的文化素质、宽阔的艺术视野、高品位的审美趣味而获得普通读者的尊敬与崇拜，文化导师的一言一行对读者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读者常关心文化导师们的批评，因为批评有利于他们的阅读选择，许多读者往往是先看了批评文章然后才去读作品的；更因为批评有利于提高他们理解、认识、鉴赏作品的能力和水准，有利于调解、充实、丰富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人格力量。因此，文化导师们应大力向读者推介思想健康、品位高雅的优秀作品。因为“读者主体的自由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他只能在作者提供的确定的东西和现实的状态的基础上，作出与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自身文化素质、审美情趣、接受心态等等相应的解释，他的创造自由要受到文本的引导和暗示。”[8]（P98）阅读好的作品，读者会受到美好情操的熏陶；阅读坏的作品，读者就受到毒素的伤害。健康、正确的阅读引导，必然会影响、改变读者大众的阅读习惯，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准和接受品位。
三、新闻炒作的“畅销热”，影响着读者的文学消费自由
从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看，商品化的市场机制进入文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过程，它将帮助文学摆脱传统束缚，形成新的文学规范。我国文学市场机制的建立，打破了“长官意志”决定作品命运的长期的禁锢，读者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作品的价值在市场中得到了体现。但是，从本质上说，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只能是它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它的市场价值可能是重合的。那些经过文学发展实践证明其艺术价值，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为后人所景仰和欣赏的文学作品，在现代文学市场上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然而，在特定的时期，优秀作品的市场价值并不高，拥有较高市场价值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艺术价值高的作品。20年代，中国最畅销的作品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短短两三年内，就翻印了几十万册，东方图书馆供阅览的《江湖奇侠传》就因为读者众多，书被翻烂而换了14次。这些记录远远超过了代表当时文学最高水平的鲁迅小说。这说明，一时的读者多寡决不能证明文学的艺术价值，现在有人用读者的多少，畅销与否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这显然是用市场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
文学作品既然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因此，它的生产者与经营者把它作为一种商品对待，讲求它的市场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我们看到那些善于适应新的变化，认识到文学新的功能与价值涵义，并能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与经营者，获得了成功。但是必须认识到文学作品同别的精神产品一样，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它，既要讲求市场效益，但更重要的是讲求它的社会效益。可一些书商只追求市场效益，置社会效益于不顾。经营格调低下的文学作品，甚至制黄贩黄。市场上的文学作品良莠混杂，读者大众是很难正确、自由地选择消费的，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文学作品既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那么，其生产者和经营者重视商品的广告，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应该看到，近年来关于书刊的“新闻炒作”愈演愈烈，花样百出，一次次的“畅销热”，一个个的“畅销排行榜”，弄得读者无所适从。那一个个畅销统计数字里，能否真正反映读者的意愿，只有策划者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那一个个的“畅销热”是要制造一个流行的“文化圈”，使读者觉得没有加入这个文化圈则有“时代落伍者”之感。其实，那一个个的“畅销热”、“畅销排行榜”，许多时候是传播媒介与商业机构共谋的。传播媒介并不是客观中性地报道种种文化现象，它们时常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从事某种程度的诱导，左右市场的风气，并从中分一杯羹。在这些“新闻炒作”的诱导下，读者大众分不出畅销作家的高下，难辨畅销作品的优劣，就只好跟着“畅销热”去进行文学消费了。因此，由于传播媒介的呼风唤雨，文学消费市场中已不是读者的兴趣决定销售热点，而是销售热点决定读者的兴趣。读者大众的消费自由就这样受着市场的左右。
可见，我国在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市场存在着许多影响读者大众文学消费的因素，我们的政府，特别是文化管理机构要加强管理，规范文化市场建设，为读者大众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学消费环境；同时要加强对读者的文学消费引导和教育，培养读者健康的文学消费心理和良好的消费方式。
收稿日期：2001—01—20
作者介绍：符有明（1958—），男，广西灵山县人，广西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写作学研究。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广西 钦州 535000
作者：符有明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11期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3—0082—04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读者成为了文学市场中自由的消费者，读者的文学消费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作家与读者（这里的读者指普通读者）的关系变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作家的创作要投放到市场，通过读者的消费来实现其社会价值，并通过市场的消费情况的反馈来调整和影响文学创作。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得到最后的完成。”[1]（P93—94）马克思在这里讲的虽然是一般生产与消费，但也同样适合于文学生产与消费。读者的文学消费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生产，作家的文学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的实现。一部作品，无论写得如何精彩，倘若未能出版，或印出来了却未被读者购买和阅读，那么，它就是一部潜在的可能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将无法得到实现，其认识、审美和文化等属性也不能得到体现。只有通过读者大众的消费，文学产品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
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了读者作为消费者的位置，读者就是上帝。在政治机制下，读者有很大的被动性，不仅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阅读对象，而且通常被作为感化、教育的对象而设定和存在。在市场机制下，作家创作劳动的社会价值，需由读者的购买才能实现，不管作家多么有名，地位多高，读者不掏腰包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读者反应的冷热成了作家选择和调整其创作方向的有力杠杆。读者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他们的消费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读者位置的这种变化，似乎可以告诉人们，读者主宰了文学消费市场，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文学消费，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作家，选择作品。读者的消费意向，就是作家的创作方向，就是文学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只要考察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就可发现，文学的消费是受文学的生产制约着的，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这主要表现在：（一）文学生产为文学消费提供消费对象，即文学作品。文学消费作为一种对文学产品的阅读活动，必须要有文学产品作为对象，没有消费对象的“消费”是不存在的。因此，文学消费对象是受文学生产规定着的。文学消费者能够消费到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是高雅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是手抄本读物还是印刷本读物，是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还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文学赝品，等等，无一不受到文学生产的规定。（二）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的方式。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是一种文字阅读，但在大众传媒普及的今天，文学消费不仅仅指文字阅读，而且也包括广播影视文学的视听阅读。创作说唱故事则供群体共同消费，生产文学书籍可供个人阅读；电影文学的生产又可供群体一起消费，生产电视文学则又可供个人的文学消费。这些消费方式都是由文学生产决定的。（三）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的需要，或者说，生产着新的消费者。马克思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P95）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文学消费者的文化层次、艺术修养、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是靠文学产品自身创造出来的。扶持和生产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品往往能“创造”出高品位的文学读者，而任由低劣庸俗的文学作品的泛滥则可能“创造”出趣味庸俗的读者。总之，没有文学生产就没有文学消费，有什么样的文学生产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消费。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读者的文学消费也不是自由的，它除了受到文学生产的限制外，还受着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影响着读者的文学消费自由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有阶级性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也是具有阶级性的。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将自己本阶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好恶情感渗透进所创作的文学形象之中，作品带上了浓厚的阶级意识和情感。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不自觉地接受了具有阶级性的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学消费和接受是一种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文学生产者总是通过文学产品让读者阅读欣赏，以传播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这种文学阅读欣赏过程中，特定的意识形态被再生产出来，并被转化为接受者的思想意识。不过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理论宣传或哲学伦理思辩不同，它不是以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观念直接灌输给消费者，而是寓思想观念于艺术形式的结构和艺术娱乐的效果之中，“它通过描绘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把握，作品能蕴含深刻的思想、饱满的感情、美妙的幻想或生活理想，能使读者从中受到艺术感染和审美教育。”[2]（P11）文学消费的意识形态性往往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或更新消费者的艺术感受力，进而影响其对整个世界的感受力。
我国现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文学消费已同一般商品消费一样，可以由读者自由地消费了，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阅读自己想读的书，与政治、道德毫无牵连了。但是，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美的物品，“阶级社会里的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阶级性、倾向性，阶级性强烈的还表现出一定的党性。”[2]（P16）作品的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倾向性。读者对这些作品的文学消费和接受也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消遣，尽管它要经由个人发生，然而文学消费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民族、阶级、阶层以及集团的利益相关，文学消费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消费，其对社会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我国的文艺事业，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消费活动理应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的文学消费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文学消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学生产者（包括作家、出版商、书商以及文艺管理机构）要生产有崇高理想、品位高尚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好作品，为读者提供健康的消费产品；而那些格调低下、饱含毒素，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要坚决禁止。同时要努力引导读者去阅读欣赏文质优美的好作品，拒绝阅读“黄毒”作品。作家们固然要关心读者的要求和趣味，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但不能一味地去迎合读者大众，不能放弃引导和提高读者大众的消费水平的责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3]（P349 ）作家应努力创作思想健康、品位高雅而符合读者消费要求的作品去引导读者，而不应跟在读者的后面爬行，由读者的消费去引导文学的发展。如果真是由读者的自由消费去左右文学的发展方向，那绝对不是文学的幸事。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消费也具有阶级意识形态性，读者的文学消费是不自由的，他们的文学消费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二、文化导师的权威引导，影响着读者的文学消费自由
在文学消费过程中，文化导师的引导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些文化导师包括官员、名人、教师、职业批评家（这些人区别于文学消费的普通读者），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普通读者对他们的崇拜，他们对读者的文学消费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看，“作者——作品——读者”是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作品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定型物，作者与作品像母亲和儿子一样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作者明白自己的作品中的含意和该告诉读者什么东西；而读者是疏隔的、陌生的、局外的、不定型的，他们对作品的认识就可能是多样的、或与作者的意思相背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读者对作品有着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价值标准。这些因素都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一般说来，读者大众对那些通俗文学作品，比较容易接受，不需别人的解释引导他们就能读懂，因此，尽管这类作品深刻的东西不多，但很受读者的欢迎。
然而，对于那些高雅文学，由于这些作品并不热衷迎合读者，而在于追求提高读者审美品位，中心指向文学的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正如姚斯所说：“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并不是指向任何特定的读者的。它是要彻底打破文学期待的熟悉的视野。读者只有逐渐发展去适应作品。因而当先前成功作品的读者经验已经过时，失去了可欣赏性，新期待视野已经达到了更为普遍的交流时，才具备了改变审美标准的力量。”[4]（P33）这类文学作品与普通读者的接受度存在差距，这是因为“优秀的作家常常是思想家，他能敏锐而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的变改、文化的转换，他就像一个探险者，走在人们的前列。因此，他的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常有一段距离。”[5]（P333）所以，对这类作品， 必须经过文化导师阐释、引导，使读者认识其价值之后，消费才能顺利实现。历史上许多高品位和极富创造性的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得不到同时代大多数读者的认可，而要经过文化导师们的长时间的努力引导，读者才乐意消费与接受。罗丹曾为此大发感慨：伟大的艺术家，“在他们生活的年代里，他们的才能往往不受重视，一直要到以后才获得胜利，甚至是一个很长的时期。”[6]（P129 ）福楼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问世的当初，就受到了读者的抵制，后来独具慧眼的文化导师将其当作小说史上的转折点来理解、欣赏，人们逐步认识到福楼拜对小说形成的突破与创新，理解了他的那种“非人格叙述”不动情原则，读者们才乐意消费接受这部作品，《包法利夫人》终于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俄罗斯伟大作家果戈里的早期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一度不为社会重视和理解，别林斯基接连发表文章予以赞扬，对其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使读者认识到果理作品的价值，从而使得不仅俄罗斯的读者爱看果戈里的作品，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读者也都爱读他的作品。
读者的文学消费与接受，总是受着自身各种条件的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艺术素养和特定生理机制的先在欲求、先在经验，构成了读者阅读活动中的某种心理图式、心理定向。“接受心理定向的差异不仅导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作品的方式、标准和趣味，而且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体验和判断也不尽同，也就是说，对于一件艺术作品，不同的接受者所把握的总体形象、意义和审美价值是有差别的，作品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审美效果也各不相同。”[7]（P11）因而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作品所起的效果是不同的。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被判为“天下第一淫书”、“天下第一奇书”、“认识封建社会的教科书”。可见，读者的审美趣味、审美品位是不同的，有的品位高雅，有的品位粗俗。在普通读者大众中，有些人的审美品位是不高的，欣赏趣味也较粗俗，这些人常热心消费接受那些格调低下、甚至庸俗的作品。这就需要文化导师去引导提高他们，不能任由他们去自由消费，否则那些庸俗的作品，就会毒害读者的心灵，毒化社会风气。
文化导师常以良好的文化素质、宽阔的艺术视野、高品位的审美趣味而获得普通读者的尊敬与崇拜，文化导师的一言一行对读者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读者常关心文化导师们的批评，因为批评有利于他们的阅读选择，许多读者往往是先看了批评文章然后才去读作品的；更因为批评有利于提高他们理解、认识、鉴赏作品的能力和水准，有利于调解、充实、丰富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人格力量。因此，文化导师们应大力向读者推介思想健康、品位高雅的优秀作品。因为“读者主体的自由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他只能在作者提供的确定的东西和现实的状态的基础上，作出与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自身文化素质、审美情趣、接受心态等等相应的解释，他的创造自由要受到文本的引导和暗示。”[8]（P98）阅读好的作品，读者会受到美好情操的熏陶；阅读坏的作品，读者就受到毒素的伤害。健康、正确的阅读引导，必然会影响、改变读者大众的阅读习惯，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准和接受品位。
三、新闻炒作的“畅销热”，影响着读者的文学消费自由
从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看，商品化的市场机制进入文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过程，它将帮助文学摆脱传统束缚，形成新的文学规范。我国文学市场机制的建立，打破了“长官意志”决定作品命运的长期的禁锢，读者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作品的价值在市场中得到了体现。但是，从本质上说，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只能是它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它的市场价值可能是重合的。那些经过文学发展实践证明其艺术价值，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为后人所景仰和欣赏的文学作品，在现代文学市场上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然而，在特定的时期，优秀作品的市场价值并不高，拥有较高市场价值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艺术价值高的作品。20年代，中国最畅销的作品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短短两三年内，就翻印了几十万册，东方图书馆供阅览的《江湖奇侠传》就因为读者众多，书被翻烂而换了14次。这些记录远远超过了代表当时文学最高水平的鲁迅小说。这说明，一时的读者多寡决不能证明文学的艺术价值，现在有人用读者的多少，畅销与否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这显然是用市场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
文学作品既然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因此，它的生产者与经营者把它作为一种商品对待，讲求它的市场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我们看到那些善于适应新的变化，认识到文学新的功能与价值涵义，并能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与经营者，获得了成功。但是必须认识到文学作品同别的精神产品一样，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它，既要讲求市场效益，但更重要的是讲求它的社会效益。可一些书商只追求市场效益，置社会效益于不顾。经营格调低下的文学作品，甚至制黄贩黄。市场上的文学作品良莠混杂，读者大众是很难正确、自由地选择消费的，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文学作品既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那么，其生产者和经营者重视商品的广告，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应该看到，近年来关于书刊的“新闻炒作”愈演愈烈，花样百出，一次次的“畅销热”，一个个的“畅销排行榜”，弄得读者无所适从。那一个个畅销统计数字里，能否真正反映读者的意愿，只有策划者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那一个个的“畅销热”是要制造一个流行的“文化圈”，使读者觉得没有加入这个文化圈则有“时代落伍者”之感。其实，那一个个的“畅销热”、“畅销排行榜”，许多时候是传播媒介与商业机构共谋的。传播媒介并不是客观中性地报道种种文化现象，它们时常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从事某种程度的诱导，左右市场的风气，并从中分一杯羹。在这些“新闻炒作”的诱导下，读者大众分不出畅销作家的高下，难辨畅销作品的优劣，就只好跟着“畅销热”去进行文学消费了。因此，由于传播媒介的呼风唤雨，文学消费市场中已不是读者的兴趣决定销售热点，而是销售热点决定读者的兴趣。读者大众的消费自由就这样受着市场的左右。
可见，我国在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市场存在着许多影响读者大众文学消费的因素，我们的政府，特别是文化管理机构要加强管理，规范文化市场建设，为读者大众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学消费环境；同时要加强对读者的文学消费引导和教育，培养读者健康的文学消费心理和良好的消费方式。
收稿日期：2001—01—20
作者介绍：符有明（1958—），男，广西灵山县人，广西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写作学研究。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广西 钦州 53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