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能虚心纳谏的皇帝寥若晨星，动不动便把忠言当做诽谤，对进忠言的人乱砍乱杀…… 早在远古时代，诽谤是受国君欢迎之事。关于尧、舜两位帝王求谏纳谤的美丽传说，散见于诸子的书中。《管子・桓公问》有：“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覆，而贤者进也。”《邓析子・转辞》有：“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吕氏春秋・不苟论》有：“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武王有戒慎之�。”所谓“进善之旌”，是将旌悬挂在大路边上，让提意见的人站在旌下议论朝政的得失；所谓“诽谤之木”，是指定桥梁柱或拦板，供人书写批评意见；“戒慎之�”，是供进谏者摇响的小鼓。“谏鼓”，则是供谏者敲击之鼓，与后世的登闻鼓相似。“总街之亭”、“灵台之覆”，均是纳谏的场所。通过史籍记载的这些道具说明，尧、舜乃至商汤王、周武王，都有求谏纳谤之举。 谏，是臣民向君主、长上正式提出批评或建议；谤，是臣民对君主、长上私下议论批评。二者表达的方式不同，动机与目的也有区别，谏以救正事情为主，谤以宣泄情绪为主。但均有利于君主修德善政，如师旷所言，可以“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因此，明智的君主均将谏、谤看做国家的福音，求之唯恐不得。 《国语・周语》记载了周朝天子听政的场面：“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公卿、士人、史官、聋子、瞎子、近臣、皇亲、老叟、百工、小民，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朝政的看法，有的献诗，有的献曲，有的献书，有的进箴言。近臣对君王的过失尽力进行规劝，内亲外戚对君王尚未明察的事加以弥补，聋子史官可以对君王进行教诲，七八十岁的老者可以对朝政提出修正意见，连百工都可以进谏，小民都可以将下层社会对朝政的种种议论传递上来，然后君王对大家所提供的批评和建议进行斟酌。这种听政场面，真是一次广泛采纳群众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而君主不怕麻烦，不怕听刺耳之言，召开听政会的目的，是使“事行而不悖”。由此看来，那时的君王如果定谁诽谤罪，一定舆论大哗，引起一场臣民齐起抗议的风波。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子产先生辅政时，对朝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小民一时不能适应，对他推行的那一套政策很有意见，咒骂他的歌谣也开始流传，甚至有人声称：谁要是杀子产，我一定参加。但子产从不对歌谣的作者进行追查。又有一些士民游说于乡校，在那里议论朝政的是非，于是有马屁精向子产报告，并郑重建议他干脆取缔乡校，让那些妄议朝政的人没有市场。不料子产先生不但不理睬马屁精的建议，而且发表了一通令人佩服的高见，子产先生曰：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段高论译成白话即是：“人们早晚闲暇时出游，到乡校议论朝政的得失。他们所赞扬的，我便实行，他们所批评的，我便加以修改。为什么要把它毁掉呢？我只听说忠善可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过靠权势的威力可以防止怨恨。我可以立即制止他们的议论，但制止这些议论，就像防川，将会造成大的决口，伤害的人也必然很多，让我无法补救。与其这么干，不如进行疏导，也不如我听到朝政的失误而及时予以修正啊！” 子产先生将“立谤政”作为改革措施之一，允许民众议论朝政的得失，使他的改革在三年的时间里取得很大成功，结果咒骂他的歌谣不再流传，国民反过来赞扬他推行的善政。正如他所言：“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 远古时代的君王，还设置了专司进谏的官员。据《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商汤时有“司过之士”；《周礼・地官》记载，周朝有“保氏”之官，其职责是“掌谏王恶”；《尚书・舜典》记载，舜任命一个名叫龙的人为“纳言”。其职责是“听下言以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也属谏官之类。 后世的多数王朝都设谏官，但谏官因直言进谏而遭残杀的记载，与皇帝虚心纳谏的记载相比，就像一亩地的谷子之于谷种，不知多出多少倍。许多忠直的谏言被皇帝老爷视为“诽谤”，而一旦被扣上了“诽谤”的巨帽，其不论功有多高，官有多大，下场都十分悲惨，不是被残杀，就是被关进监狱，幸运一点的也要被贬官流放。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王朝能虚心纳谏的皇帝寥若晨星，动不动便把忠言当做诽谤，对进忠言的人乱砍乱杀的家伙却多如牛毛。而“诽谤”这个曾经美好的词汇，也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罪名。 （作者为专栏作家）
中国古代王朝能虚心纳谏的皇帝寥若晨星，动不动便把忠言当做诽谤，对进忠言的人乱砍乱杀…… 早在远古时代，诽谤是受国君欢迎之事。关于尧、舜两位帝王求谏纳谤的美丽传说，散见于诸子的书中。《管子・桓公问》有：“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覆，而贤者进也。”《邓析子・转辞》有：“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吕氏春秋・不苟论》有：“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武王有戒慎之�。”所谓“进善之旌”，是将旌悬挂在大路边上，让提意见的人站在旌下议论朝政的得失；所谓“诽谤之木”，是指定桥梁柱或拦板，供人书写批评意见；“戒慎之�”，是供进谏者摇响的小鼓。“谏鼓”，则是供谏者敲击之鼓，与后世的登闻鼓相似。“总街之亭”、“灵台之覆”，均是纳谏的场所。通过史籍记载的这些道具说明，尧、舜乃至商汤王、周武王，都有求谏纳谤之举。 谏，是臣民向君主、长上正式提出批评或建议；谤，是臣民对君主、长上私下议论批评。二者表达的方式不同，动机与目的也有区别，谏以救正事情为主，谤以宣泄情绪为主。但均有利于君主修德善政，如师旷所言，可以“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因此，明智的君主均将谏、谤看做国家的福音，求之唯恐不得。 《国语・周语》记载了周朝天子听政的场面：“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公卿、士人、史官、聋子、瞎子、近臣、皇亲、老叟、百工、小民，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朝政的看法，有的献诗，有的献曲，有的献书，有的进箴言。近臣对君王的过失尽力进行规劝，内亲外戚对君王尚未明察的事加以弥补，聋子史官可以对君王进行教诲，七八十岁的老者可以对朝政提出修正意见，连百工都可以进谏，小民都可以将下层社会对朝政的种种议论传递上来，然后君王对大家所提供的批评和建议进行斟酌。这种听政场面，真是一次广泛采纳群众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而君主不怕麻烦，不怕听刺耳之言，召开听政会的目的，是使“事行而不悖”。由此看来，那时的君王如果定谁诽谤罪，一定舆论大哗，引起一场臣民齐起抗议的风波。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子产先生辅政时，对朝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小民一时不能适应，对他推行的那一套政策很有意见，咒骂他的歌谣也开始流传，甚至有人声称：谁要是杀子产，我一定参加。但子产从不对歌谣的作者进行追查。又有一些士民游说于乡校，在那里议论朝政的是非，于是有马屁精向子产报告，并郑重建议他干脆取缔乡校，让那些妄议朝政的人没有市场。不料子产先生不但不理睬马屁精的建议，而且发表了一通令人佩服的高见，子产先生曰：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段高论译成白话即是：“人们早晚闲暇时出游，到乡校议论朝政的得失。他们所赞扬的，我便实行，他们所批评的，我便加以修改。为什么要把它毁掉呢？我只听说忠善可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过靠权势的威力可以防止怨恨。我可以立即制止他们的议论，但制止这些议论，就像防川，将会造成大的决口，伤害的人也必然很多，让我无法补救。与其这么干，不如进行疏导，也不如我听到朝政的失误而及时予以修正啊！” 子产先生将“立谤政”作为改革措施之一，允许民众议论朝政的得失，使他的改革在三年的时间里取得很大成功，结果咒骂他的歌谣不再流传，国民反过来赞扬他推行的善政。正如他所言：“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 远古时代的君王，还设置了专司进谏的官员。据《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商汤时有“司过之士”；《周礼・地官》记载，周朝有“保氏”之官，其职责是“掌谏王恶”；《尚书・舜典》记载，舜任命一个名叫龙的人为“纳言”。其职责是“听下言以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也属谏官之类。 后世的多数王朝都设谏官，但谏官因直言进谏而遭残杀的记载，与皇帝虚心纳谏的记载相比，就像一亩地的谷子之于谷种，不知多出多少倍。许多忠直的谏言被皇帝老爷视为“诽谤”，而一旦被扣上了“诽谤”的巨帽，其不论功有多高，官有多大，下场都十分悲惨，不是被残杀，就是被关进监狱，幸运一点的也要被贬官流放。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王朝能虚心纳谏的皇帝寥若晨星，动不动便把忠言当做诽谤，对进忠言的人乱砍乱杀的家伙却多如牛毛。而“诽谤”这个曾经美好的词汇，也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罪名。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