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周来
中国产经新闻 2003年07期
传媒时代的残酷性大约在于：任何一个突发性灾难事件，在给局中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为媒体以及“知识人”创造了“吸引眼球”的机会。“非典”一出，各路经济学家就“非典”引发的经济话题纷纷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语不惊人实不休”。孰料在匆忙中却不小心露出了经济学功底欠深以及经济研究欠现实考虑的“马脚”。特指出一二。
一、“非典”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
关于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下简称《史》），此文在各网络以及纸质媒体转载率极高，并被视为“非典不影响经济”的最有力的文本之一。作者试图以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瘟疫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鉴，来解释“非典”的经济影响。
按此文的结论性说法，“相对于目前的‘非典’型肺炎来说，美国1918年流感似乎更可用来看‘非典’的长期影响”。而据作者说，这次仅在美国就造成了67.5万人死亡、导致当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11.8岁的传染病，从长期影响看，竟然在10年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作者援引所谓“美国两位学者的测算”，“流感导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10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如此说来，“非典”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竟然有利？
且看一看作者给出的“传染病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两条最关键的“经济学理由”：首先，人口下降后，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提高了，而“人均产出水平是由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决定的。”其次，“资本都是由储蓄形成的。所以人均资本拥有量最终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储蓄率越高，最终的人均资本占有率就越高，生活水平就越好”。“传染病造成的恐慌效应很大，总体储蓄率就要上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作者的观点中将人作为手段的残忍且不去说，仅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却犯了经济学研究中两个最常见也是最低级的谬误：一个叫“后此谬误”（the post hoc fallacy），另一个叫做“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
所谓“后此谬误”，即如果A事件发生在B事件之前，就想当然认为是A导致了B结果的出现，并且寻找各种理由来论证这种本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在《史》文中，仅仅因为1918年流感发生于其后十年美国经济处于扩张期之前，就认定是流感导致了经济增长，就是犯了“后此错误”。因为按最权威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资本品增长外，还必须有劳动力的增长，而不是劳动人口的下降。因此，恰是1918年后美国从非洲与亚洲大量进行劳工输入时期。
所谓“合成谬误”，即如果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在《史》文中，传染病流行时期，仅仅因为个人可能由于恐慌而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就认定总体储蓄率会上升，并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就是最典型的“合成谬误”。因为经济增长要靠消费与投资需求拉动，而储蓄率的提高仅仅是为更高的投资在准备更多的资本品上创造了可能性，并非一定会转化为投资。而且，在大规模传染病时期，消费与投资活动都急剧下降，导致社会总产出下降，进而连累到社会收入总体下降，从而不但不会提高社会整体储蓄率，反而还会减少社会总储蓄。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指两个经济学研究错误，恰是现代经济学入门教材、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主编的《经济学》在“绪论”中就告诫过的，并且更巧合的是，所举的两个关于经济增长的错误观点中，前一例与作者的观点类似，而后一例子恰就是作者的观点即个人储蓄率上升会导致社会储蓄率上升（参见该书第14版的中译本第10～1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奉劝作者不妨翻一翻这本经济学入门读物。
二、权利的观点、道德的观点还是契约的观点？
在“非典”肆虐时期，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令人敬佩。但北京也发生了几位医生因为害怕被感染而临阵脱逃的事件，这几位医生后来受到开除公职处理。政府这样做本是极正常的行为，但却受到知识界某些人士的质疑。《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说要检讨政府处理医生的行为，并转述据说是某位权威经济学家的话说：“不能以一种权利掩盖另一种权利”；而在一些学术与思想类网站上，一位经济报刊记者与另外两位人文学者更是直指政府处理几位医生是“侵犯了个人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有怕死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放弃职业的权利”云云。
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如果按此逻辑，警察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见拿枪的罪犯就掉头逃跑？士兵见要上战场都可以选择立即转业？更不用说，在美国，按照《紧急状态法案》以及《动员法案》征用民用医务人员时，政府也不能因为医务人员拒绝服从而不惩罚他？
还值得一说的是，即使是在同意政府对临阵脱逃的几位医生进行处理的经济学家中，他们认为应该处理的理由是几位医生违反了职业道德，因此应该受到处理。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如果仅仅是道德问题，就应该由“道德法庭”进行良心的谴责，政府不应该以行政方法处罚。因此，道德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看待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必须用契约的观点。在法治国家，选择职业的过程就是选择签订一份契约的过程。一般来说，在各种职业选择中，高风险职业都意味着高回报，但职业的危险性也高；而低风险职业，虽然风险很低，但回报也同样较低。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厌恶”者，你大可以选择低风险职业，但你同时必须面对收入不高的现实。而如果你想要高回报，你可以选择高风险职业，但你同时必须接受由此带来的高风险。医生的职业就是风险潜在率很高，所以在诸多职业中也同时有相对高的收入，在西方，其收入甚至高于大学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如果你害怕从医过程中面临的可能被传染上烈性疾病的危险，你大可以不必选择当医生。而一旦你选择医学专业，毕业时宣了誓，在接受了从业资格部门规定的从业条件——其中就有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病人，并且拿到了行医执照后，就意味着你签下了这份有着高回报但同时也有高风险的契约。而一旦签订了契约，就必须认真履行契约。现在你因为害怕被感染而临阵脱逃，不仅仅是什么职业道德问题，而是单方面撕毁合同的违法行为，按照法律应该得到相应惩罚。其实，北京行政当局对几位医生的所谓惩罚相对于美国来说，太轻了。在美国，医生以危险性拒绝病人，除了将终生吊销从业资格外，还将面临巨额罚款。
稍引申开去说几句。单纯的个人权利观点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因为哈耶克讲的“自由主义”是英美国家法治下的自由，遵守契约是“自由”的题中之义。国内某些知识界人士在“非典”肆虐时仍在“自由”的名义下对“个人权利”的滥用，只能导致更多实质性“自由”与“人权”的丧失。台湾学者黄碧端在反思台湾教训时沉痛地写道：台湾自由人权被滥用。只要用人权二字压死官员的作业，也将是疫情无法控制的开始。
这几天，随着疫情蔓延，我们看到有应被院内隔离的医护人员，却逃跑甚至继续在院外开业；有附近的医院要收容和平医院转来的被隔离者，居民就群起抗争；更不可思议的是某市长带头拒绝SARS病患转诊该市的医院，还有人为了他的“人权尊严”而拒绝在登机前量耳温……无限上纲的“人权”，这几年已经扭曲了台湾的人性；人性变成有我无你、有私无公的代名词！我忍不住想问的是，谁能跟病菌去争“人权”呢？一味姑息的政府和乡愿的大众造成了台湾今天怪诞的“人权”价值观，有本领，去跟病菌争人权吧。
这些振聋发匮的话语，同样也应该促使我们那些单纯讲“权利”的经济学家清醒。
三、“市场缺失”还是“市场过度”？
近期《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某位经济学家的专访。这位经济学家表示，SARS之所以最终酿成一场危机，除了“政府失职”外，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市场缺失”。他论证说：“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虽已转向市场经济，但医疗卫生领域一直仍处在政府部门的高度垄断之下。各级政府自己既拿不出资金来增加投入，又不肯让民间资本和国外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因而，市场机制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到这一领域，由“市场缺失”导致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这位经济学家在这里混淆了两个概念：“公共卫生”与一般的“医疗卫生”。前者指的是由政府提供的用以保障公民最低健康限度的“公共产品”，包括防治传染病、计划免疫以及最低医保等。“公共产品”不能由市场解决，这是一般经济学常识。而后者是属于“私人物品”，由私人支付费用，可以用市场予以解决。而导致非典蔓延，值得我们反思的，恰是公共卫生体系的不足，并非一般意义上“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导致“公共卫生”体系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恰是由于“市场过度”而非“市场缺失”。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看，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2000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城镇医药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以及其他13个配套文件，更是意味着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制度化程度甚至高于其他领域。当前在我国，6万多家公立医院中，已有3万多家转制成营利性医院；与此同时，民间资本与外资进入医疗领域的条件十分宽松，并不像那位经济学家所称的“不让进入”。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目前全国具有一定规模的民办医院不少于500家。我国私人诊所超过1万多家，仅深圳市就有400多所；来自卫生部的消息说，目前全国共有合资医院300多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区，合作对象大多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见《人民日报》2002年2月4日）。此外，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也不像那位经济学家所指的那样“严重滞后”，而恰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几大支柱产业之一。每年医疗卫生行业产值已达5000亿元以上，占GDP总量近6个百分点，并且每年仍在以10％左右速度增长。
但就在医疗卫生领域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快速发展时，公共卫生体系却随之不断相对萎缩。而导致公共卫生体系相对萎缩的原因却与整体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过度”不无关系。因为按市场运作的逻辑，资源往利润高的地方配置，于是，导致了医疗卫生领域的所有资源往大城市营利性医疗机构集中。在全国每年5000多亿元的医疗卫生支出中，进入公共卫生领域不超过5％；1975年，全国市以上医院床位63.7万张，2001年发展到195.9万张；而同样的时段内，县一级医院床位仅由96.1万张上升到101.7万张；而全国农村乡一级卫生院床位数则不断下降，并且乡以下卫生院及医疗室中已有过2/3实际上被私人承包。一方面由于来自财政投入连维持人员开支都困难，另一方面在市场化逻辑驱使下，加之政府鼓励从市场经营中自谋出路，作为事业单位的各级卫生防疫部门运作遇到极大破坏，已无法将主要精力放在公共卫生防疫，而一味想着怎样挣钱，以致于面对“非典”这样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才突然意识到我们竟然还需要有完善的政府直接管理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有一个文本很有参照的意义。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台湾公共卫生学会常务理事陈美霞日前在《中国时报》发表《公卫体系废功，如何防煞？》的文章。文章认为，SARS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当前公卫体系无法做好SARS的防治工作，乃因台湾政府在过去二十年来早已自废公卫体系的武功。
文章说，1950年到1970年代，公共卫生的主要政策以“基层公共卫生建设优于医疗建设”为最高指导方针，政府在乡镇均建立卫生所，归县市卫生局主管，并赋与大量资源及人力。这使得大多数比SARS更险恶的传染病在上世纪70年代即销声匿迹。1980年，台湾发生一个在公共卫生史上令人扼腕的“大倒退”：政府“公共卫生建设优于医疗建设”的政策有了大逆转，政府推动公立卫生院所从一个负责公共卫生工作的机构转化为以医疗为主、藉由医疗服务的提供赚取利润的机构。公共卫生工作变为无法为卫生所制造利润、因而是次要的工作。政府不仅把公卫体系医疗化，同时也将医疗体系扩大化，不断鼓励、资助医疗院所的建造，于是大量资本涌进医疗产业，企图在商品化的医疗领域中扩张、累积资本。医事人力也大幅度增加。相对于医疗机构及人力的扩大化，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却相形侏儒化。政府长年推行重医疗轻预防、极为短视的公共卫生政策，终于导致面对SARS公卫束手无策的局面。文章最后指出，“为长久计，政府应该痛定思痛，摒弃过去将公共卫生体系医疗化、将医疗体系无限扩大化、私有化、商品化的错误政策，恢复台湾公卫体系的武功。”
好好对比一下，中国内地是不是同样有将公共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的毛病？
作者：卢周来
中国产经新闻 2003年07期
传媒时代的残酷性大约在于：任何一个突发性灾难事件，在给局中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为媒体以及“知识人”创造了“吸引眼球”的机会。“非典”一出，各路经济学家就“非典”引发的经济话题纷纷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语不惊人实不休”。孰料在匆忙中却不小心露出了经济学功底欠深以及经济研究欠现实考虑的“马脚”。特指出一二。
一、“非典”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
关于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下简称《史》），此文在各网络以及纸质媒体转载率极高，并被视为“非典不影响经济”的最有力的文本之一。作者试图以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瘟疫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鉴，来解释“非典”的经济影响。
按此文的结论性说法，“相对于目前的‘非典’型肺炎来说，美国1918年流感似乎更可用来看‘非典’的长期影响”。而据作者说，这次仅在美国就造成了67.5万人死亡、导致当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11.8岁的传染病，从长期影响看，竟然在10年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作者援引所谓“美国两位学者的测算”，“流感导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10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如此说来，“非典”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竟然有利？
且看一看作者给出的“传染病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两条最关键的“经济学理由”：首先，人口下降后，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提高了，而“人均产出水平是由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决定的。”其次，“资本都是由储蓄形成的。所以人均资本拥有量最终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储蓄率越高，最终的人均资本占有率就越高，生活水平就越好”。“传染病造成的恐慌效应很大，总体储蓄率就要上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作者的观点中将人作为手段的残忍且不去说，仅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却犯了经济学研究中两个最常见也是最低级的谬误：一个叫“后此谬误”（the post hoc fallacy），另一个叫做“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
所谓“后此谬误”，即如果A事件发生在B事件之前，就想当然认为是A导致了B结果的出现，并且寻找各种理由来论证这种本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在《史》文中，仅仅因为1918年流感发生于其后十年美国经济处于扩张期之前，就认定是流感导致了经济增长，就是犯了“后此错误”。因为按最权威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资本品增长外，还必须有劳动力的增长，而不是劳动人口的下降。因此，恰是1918年后美国从非洲与亚洲大量进行劳工输入时期。
所谓“合成谬误”，即如果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在《史》文中，传染病流行时期，仅仅因为个人可能由于恐慌而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就认定总体储蓄率会上升，并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就是最典型的“合成谬误”。因为经济增长要靠消费与投资需求拉动，而储蓄率的提高仅仅是为更高的投资在准备更多的资本品上创造了可能性，并非一定会转化为投资。而且，在大规模传染病时期，消费与投资活动都急剧下降，导致社会总产出下降，进而连累到社会收入总体下降，从而不但不会提高社会整体储蓄率，反而还会减少社会总储蓄。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指两个经济学研究错误，恰是现代经济学入门教材、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主编的《经济学》在“绪论”中就告诫过的，并且更巧合的是，所举的两个关于经济增长的错误观点中，前一例与作者的观点类似，而后一例子恰就是作者的观点即个人储蓄率上升会导致社会储蓄率上升（参见该书第14版的中译本第10～1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奉劝作者不妨翻一翻这本经济学入门读物。
二、权利的观点、道德的观点还是契约的观点？
在“非典”肆虐时期，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令人敬佩。但北京也发生了几位医生因为害怕被感染而临阵脱逃的事件，这几位医生后来受到开除公职处理。政府这样做本是极正常的行为，但却受到知识界某些人士的质疑。《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说要检讨政府处理医生的行为，并转述据说是某位权威经济学家的话说：“不能以一种权利掩盖另一种权利”；而在一些学术与思想类网站上，一位经济报刊记者与另外两位人文学者更是直指政府处理几位医生是“侵犯了个人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有怕死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放弃职业的权利”云云。
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如果按此逻辑，警察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见拿枪的罪犯就掉头逃跑？士兵见要上战场都可以选择立即转业？更不用说，在美国，按照《紧急状态法案》以及《动员法案》征用民用医务人员时，政府也不能因为医务人员拒绝服从而不惩罚他？
还值得一说的是，即使是在同意政府对临阵脱逃的几位医生进行处理的经济学家中，他们认为应该处理的理由是几位医生违反了职业道德，因此应该受到处理。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如果仅仅是道德问题，就应该由“道德法庭”进行良心的谴责，政府不应该以行政方法处罚。因此，道德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看待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必须用契约的观点。在法治国家，选择职业的过程就是选择签订一份契约的过程。一般来说，在各种职业选择中，高风险职业都意味着高回报，但职业的危险性也高；而低风险职业，虽然风险很低，但回报也同样较低。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厌恶”者，你大可以选择低风险职业，但你同时必须面对收入不高的现实。而如果你想要高回报，你可以选择高风险职业，但你同时必须接受由此带来的高风险。医生的职业就是风险潜在率很高，所以在诸多职业中也同时有相对高的收入，在西方，其收入甚至高于大学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如果你害怕从医过程中面临的可能被传染上烈性疾病的危险，你大可以不必选择当医生。而一旦你选择医学专业，毕业时宣了誓，在接受了从业资格部门规定的从业条件——其中就有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病人，并且拿到了行医执照后，就意味着你签下了这份有着高回报但同时也有高风险的契约。而一旦签订了契约，就必须认真履行契约。现在你因为害怕被感染而临阵脱逃，不仅仅是什么职业道德问题，而是单方面撕毁合同的违法行为，按照法律应该得到相应惩罚。其实，北京行政当局对几位医生的所谓惩罚相对于美国来说，太轻了。在美国，医生以危险性拒绝病人，除了将终生吊销从业资格外，还将面临巨额罚款。
稍引申开去说几句。单纯的个人权利观点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因为哈耶克讲的“自由主义”是英美国家法治下的自由，遵守契约是“自由”的题中之义。国内某些知识界人士在“非典”肆虐时仍在“自由”的名义下对“个人权利”的滥用，只能导致更多实质性“自由”与“人权”的丧失。台湾学者黄碧端在反思台湾教训时沉痛地写道：台湾自由人权被滥用。只要用人权二字压死官员的作业，也将是疫情无法控制的开始。
这几天，随着疫情蔓延，我们看到有应被院内隔离的医护人员，却逃跑甚至继续在院外开业；有附近的医院要收容和平医院转来的被隔离者，居民就群起抗争；更不可思议的是某市长带头拒绝SARS病患转诊该市的医院，还有人为了他的“人权尊严”而拒绝在登机前量耳温……无限上纲的“人权”，这几年已经扭曲了台湾的人性；人性变成有我无你、有私无公的代名词！我忍不住想问的是，谁能跟病菌去争“人权”呢？一味姑息的政府和乡愿的大众造成了台湾今天怪诞的“人权”价值观，有本领，去跟病菌争人权吧。
这些振聋发匮的话语，同样也应该促使我们那些单纯讲“权利”的经济学家清醒。
三、“市场缺失”还是“市场过度”？
近期《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某位经济学家的专访。这位经济学家表示，SARS之所以最终酿成一场危机，除了“政府失职”外，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市场缺失”。他论证说：“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虽已转向市场经济，但医疗卫生领域一直仍处在政府部门的高度垄断之下。各级政府自己既拿不出资金来增加投入，又不肯让民间资本和国外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因而，市场机制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到这一领域，由“市场缺失”导致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这位经济学家在这里混淆了两个概念：“公共卫生”与一般的“医疗卫生”。前者指的是由政府提供的用以保障公民最低健康限度的“公共产品”，包括防治传染病、计划免疫以及最低医保等。“公共产品”不能由市场解决，这是一般经济学常识。而后者是属于“私人物品”，由私人支付费用，可以用市场予以解决。而导致非典蔓延，值得我们反思的，恰是公共卫生体系的不足，并非一般意义上“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导致“公共卫生”体系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恰是由于“市场过度”而非“市场缺失”。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看，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2000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城镇医药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以及其他13个配套文件，更是意味着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制度化程度甚至高于其他领域。当前在我国，6万多家公立医院中，已有3万多家转制成营利性医院；与此同时，民间资本与外资进入医疗领域的条件十分宽松，并不像那位经济学家所称的“不让进入”。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目前全国具有一定规模的民办医院不少于500家。我国私人诊所超过1万多家，仅深圳市就有400多所；来自卫生部的消息说，目前全国共有合资医院300多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区，合作对象大多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见《人民日报》2002年2月4日）。此外，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也不像那位经济学家所指的那样“严重滞后”，而恰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几大支柱产业之一。每年医疗卫生行业产值已达5000亿元以上，占GDP总量近6个百分点，并且每年仍在以10％左右速度增长。
但就在医疗卫生领域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快速发展时，公共卫生体系却随之不断相对萎缩。而导致公共卫生体系相对萎缩的原因却与整体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过度”不无关系。因为按市场运作的逻辑，资源往利润高的地方配置，于是，导致了医疗卫生领域的所有资源往大城市营利性医疗机构集中。在全国每年5000多亿元的医疗卫生支出中，进入公共卫生领域不超过5％；1975年，全国市以上医院床位63.7万张，2001年发展到195.9万张；而同样的时段内，县一级医院床位仅由96.1万张上升到101.7万张；而全国农村乡一级卫生院床位数则不断下降，并且乡以下卫生院及医疗室中已有过2/3实际上被私人承包。一方面由于来自财政投入连维持人员开支都困难，另一方面在市场化逻辑驱使下，加之政府鼓励从市场经营中自谋出路，作为事业单位的各级卫生防疫部门运作遇到极大破坏，已无法将主要精力放在公共卫生防疫，而一味想着怎样挣钱，以致于面对“非典”这样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才突然意识到我们竟然还需要有完善的政府直接管理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有一个文本很有参照的意义。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台湾公共卫生学会常务理事陈美霞日前在《中国时报》发表《公卫体系废功，如何防煞？》的文章。文章认为，SARS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当前公卫体系无法做好SARS的防治工作，乃因台湾政府在过去二十年来早已自废公卫体系的武功。
文章说，1950年到1970年代，公共卫生的主要政策以“基层公共卫生建设优于医疗建设”为最高指导方针，政府在乡镇均建立卫生所，归县市卫生局主管，并赋与大量资源及人力。这使得大多数比SARS更险恶的传染病在上世纪70年代即销声匿迹。1980年，台湾发生一个在公共卫生史上令人扼腕的“大倒退”：政府“公共卫生建设优于医疗建设”的政策有了大逆转，政府推动公立卫生院所从一个负责公共卫生工作的机构转化为以医疗为主、藉由医疗服务的提供赚取利润的机构。公共卫生工作变为无法为卫生所制造利润、因而是次要的工作。政府不仅把公卫体系医疗化，同时也将医疗体系扩大化，不断鼓励、资助医疗院所的建造，于是大量资本涌进医疗产业，企图在商品化的医疗领域中扩张、累积资本。医事人力也大幅度增加。相对于医疗机构及人力的扩大化，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却相形侏儒化。政府长年推行重医疗轻预防、极为短视的公共卫生政策，终于导致面对SARS公卫束手无策的局面。文章最后指出，“为长久计，政府应该痛定思痛，摒弃过去将公共卫生体系医疗化、将医疗体系无限扩大化、私有化、商品化的错误政策，恢复台湾公卫体系的武功。”
好好对比一下，中国内地是不是同样有将公共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