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的结构，传统有“六书”的说法。“书”古代指写字，也指写下的字，故“六书”从字面上讲就是六种字的意思，六书说就是关于六种汉字的学说。“六书”之称，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至于六书的细目，到汉代才有记载。汉代记述六书细目的有三家，一为郑众，《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引郑众的话“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一为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云：“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一为许慎，其《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不仅指出了六书各书的名称，还给每一书下了定义，举了例子。据唐兰先生考证，三家之说同出于一源，因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西汉末古文经学创始大家刘歆的《七略》删节而成的，所列六书名目、次序也应本于刘歆所述，而郑众、许慎的学术师承又与刘歆有渊源，郑众之父是刘歆的学生，许慎之师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的学生。然而三家的细目有两点不同：一为指事、会意、形声的称谓不同，二为各书次第不同。后世研究者认为，称谓不同反映三家对这三书的认识可能有差异，各书次第不同反映三家对各种字产生的先后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依朱宗莱的主张，从许慎六书的名称而遵班固六书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汉代三家，只有许慎为六书下有定义，故要正确理解古人的六书说，必须弄清许慎六书说的原意。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许慎六书说的原意，并对后人存在分歧的看法作简要的述评。
一、 象形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意思是说，象形字就是字形画成字义所表示事物的形状，随着物体的外形而曲折字的笔画，日字、月字就是这种字。
“日”字篆文象太阳形，中间一短横是填空隙的饰画，无实义；“月”字篆文象弦月形，中间一画，也是饰画。 二、 指事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参见4）意思是说，指事字一看就可以认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它的意义，上字和下字就是这种字。
由于许慎定义的说解含混而笼统，“视而可识”可作为对六书每一书文字，乃至世界上一切文字的要求，“察而可见”适合假借字以外的各书文字，因而后世学者对指事的认识难免有异。
今人于省吾、梁东汉对指事的阐释，应最接近许慎指事说原意，在众说中最为合理。他们认为，指事是一种用抽象符号来指示字义所要表达事物的字。(文字，二字象形程度更高。 三、 会意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意思是说，会意字是并列字类即两个以上的字，会合它们的意义，来表现该字义所指向的事物，武字、信字就是这种字。
“武”字篆文由止戈二字组成，许慎引《左传. 宣公十二年》中“止戈为武”，把“武”的本义解释为制止干戈（即战争）。“信”字篆文由人言二字会合成意，许慎释其本义为诚实，人言必须诚实。而按现代学者研究，“止”本象人的脚，在别的会意字中多表人的行走前进，所以止戈会意是持戈前进，即征伐用兵的军事行动之意；“信”字是以“言”作形符以“人”作声符的形声字，而非会意字。 四·形声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说，形声字是用与字义所表事物有关的字来作形符造字，取比拟新字读音的字即读音与新字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跟它合成新字，江字、河字就是这种字。
“江”字许慎认为其本义是长江，“从水，工声”。“河”字许慎认为其义是黄河，“从水，可声”。二字是用与其字义所表事物有关的“水”字作形符，分别取音同音近字“工”和“可”作声符来配合成的。
五. 转注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由于除“考”和“老”二字外，《说文解字》在释九千多字中没有用文字指出哪些是转注字，许慎定义又过于简略，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因此从古到今对转注的不同解释非常多，争论了一千多年，至今却无定论。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在今天要想确定许慎或创立六书者的原意，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转注问题看作文字学史上已经过时的一个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为它花费精力。”我们很赞同这个意见。不过，作为文字学史的问题，了解和总结一下古今学者的研究，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前人研究转注的方法不外乎下述两种:一是从“考”和“老”两个例字的关系入手，一是完全抛开许慎的定义和例字自己另创新说。
“考”和 “老”两字，在形、音、义诸方面都能发生关联，有形近、同部、迭韵、同义、互训、“老”是部首而“考”是属文、“考”从“老”省等众多关系。前人研究转注，有的注重两字字形的关联，据以解释转注，例如：唐代裴务齐（《切韵序》）、宋元间戴侗（《六书故》）、元代周伯琦（《六书正讹》）以转变字形方向为转注，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以与形旁可以互训的形声字为转注，清代江声（《六书说》）以《说文解字》中同部之字皆从部首得意为转注，清代郑珍、郑同知父子（《六书浅说》）以假借字上加注形旁滋生出分化字为转注，清代饶炯（《文字存真》）以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形旁或声旁造成繁体或分化字为转注，清代曾国藩（《与朱太学孔扬论转注书》）以形符被省去一部分笔画的形声字为转注。有的注重两字字义的关联，据以释解转注，例如：清代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同义之字展转相互训释、或数字同训成一义为转注，戚学标（《说文补考》）、罗汝怀（《六书转注说》）以《说文解字》著“同意”二字者为转注。有的注重两字的字义和字音的关联，据以释解转注，例如：近代章炳麟（《转注假借说》）以由同一语源孳乳出来的彼此音相转而义相通的字为转注。有的综合两字形、音、义三方面的关系，来解释转注，例如：现代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以部首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同可以互相注释的一对字为转注。根据“考”和“老”两字之间的一种或数种关系来立说，而不
把转注的定义和例字与《说文解字》全书举例原则、编排和说解体例以及内容的全局结合起来研究，犹如盲人摸象，虽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语言文字现象，但难以认定据以立说的两字关系与许慎所谓的转注有关，是许慎举例时要注重说明的，故种种解说都难令人认同符合许慎的原意。在介绍指事时，我们已经论及许慎为六书举例确定的原则，知道每书要举两字为例，一字一例，其形义关系要合乎定义。这只要看看其他五书的例字就再明白不过了。许慎举例不可能到转注就另搞一套，既离谱又使人费解，那么，从“考”和“老”两字的关系入手来研究转注，把两字当一例来处理，显然从一开始就犯了方法上的错误，用错误的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其正确性就可想而知了。
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江永（《与戴震书》）以文字的本义展转引申成他义为转注，朱氏改许慎定义和例字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义相受，令长是也。”宋代张有（《复古编》）、明代杨慎（《转注古音略》）以文字转音表示他义为转注。由于完全抛开许慎的定义和例字，自己另创新说，故不用说只是旧瓶装新酒，借转注旧名立一己之私，跟许慎等古人所谓的转注已毫无关联了。
我们认为对转注的研究，必须改革那种传统的盲人摸象式的方法，从《说文解字》全书的实际出发，象研究其他五书那样从例字的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入手，把字义、例字与全书举例原则、编排说解体例以及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才可能接近或获得许慎的原意。
六. 假借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意思是说，假借字是语言中一个表达某事物的词义，本来没有表示它的字，就依据读音去找一个音同或音近的现成字来寄托这个词义所要表达的事物，令字、长字就是这种字。
按《说文解字》的解说，“令”字的本义是“发令也”，“长”字的本义是“久远也”。而汉承秦制，有万户人口之县的行政长官称“令”，不到万户人口万户人口之县的行政长官称“长”。许慎把表示县级行政长官的“令”字和“长”字作为假借的例字，这表明许慎所谓的假借字是指的字形不表示本义即造字时准备让它表示的意义的字，当一个字表示它的本义之外的某种意义时，它就被假借了。从许慎的定义和例字，可以看出假借字的特点：字形结构不能表示出其字义。
清代以来的学者，多以为一字表多义可以由词义引
申引起，也可以由借字表音引起，在字的本义和所记词的本义相同的情况下，字再表词的引伸义不是假借而是引申，只有表另一同音词的词义时才是假借，而“令”字和“长”字表县级行政长官时应属引申，故许慎的假借定义明确而例字举错。此说源自清代朱骏声。朱氏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把转注说成是引申，改许慎转注定义为“体不改造，引义相受，令长是也。”把许慎假借例字移作他所谓的转注例字，而在许慎假借定义后另换上“朋”和“来”二例。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假借字，似乎都与词义引申有关，其中也包括朱氏改举的“朋”和“来”二例。《说文解字》释“朋”为“古文凤，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释“来”为“周所受瑞麦来麰。一来二缝（锋），象芒刺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朋”字本是“凤”字异体字，在古书中被借表朋党之“朋”，本来只是由于音近；“来”字本是“麳”字初文，在古书中被假借表来去之“来”，本来也只是由于音近。然而许慎却都认为是由于词义引申才被假借的。由此可见在许慎心目中, 只要字形不表本义就是假借, 字的本义与假借义之间，可以是一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相关关系，也可以是两个同音词的词义的无关关系。 汉字是意音文字，古人造字是托义于形，以形表义的，造字时一字表一义而不是一字表有多义的一词，即一个字形是表一个或一种事物，而不是同时表几个或几种事物。一字在它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总是单义的，表数义是后来才出现的现象。假借说的就是一字表数义时其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是文字学问题。而引申说的是一词有数义时其词义与词义的关系，是词汇学问题。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字而言，只有本义和假借义，没有什么引伸义；就词而言，则只有本义和引申义，没有什么假借义。朱骏声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转注说而强把许慎所谓的假借字一分为二的，由于更换例字，另下定义，所论转注和假借不用说只是打传统六书名目的一己之私，跟许慎所论根本不同了。承袭朱氏之说，以为字有引申义，以字表的义项跟字形所表本义有无联系来区分是否是假借字，实际上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还不如以字义是否是字形所表本义来区分是不是假借字的许慎假借说原意，来得科学，值得肯定。
关于汉字的结构，传统有“六书”的说法。“书”古代指写字，也指写下的字，故“六书”从字面上讲就是六种字的意思，六书说就是关于六种汉字的学说。“六书”之称，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至于六书的细目，到汉代才有记载。汉代记述六书细目的有三家，一为郑众，《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引郑众的话“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一为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云：“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一为许慎，其《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不仅指出了六书各书的名称，还给每一书下了定义，举了例子。据唐兰先生考证，三家之说同出于一源，因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西汉末古文经学创始大家刘歆的《七略》删节而成的，所列六书名目、次序也应本于刘歆所述，而郑众、许慎的学术师承又与刘歆有渊源，郑众之父是刘歆的学生，许慎之师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的学生。然而三家的细目有两点不同：一为指事、会意、形声的称谓不同，二为各书次第不同。后世研究者认为，称谓不同反映三家对这三书的认识可能有差异，各书次第不同反映三家对各种字产生的先后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依朱宗莱的主张，从许慎六书的名称而遵班固六书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汉代三家，只有许慎为六书下有定义，故要正确理解古人的六书说，必须弄清许慎六书说的原意。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许慎六书说的原意，并对后人存在分歧的看法作简要的述评。
一、 象形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意思是说，象形字就是字形画成字义所表示事物的形状，随着物体的外形而曲折字的笔画，日字、月字就是这种字。
“日”字篆文象太阳形，中间一短横是填空隙的饰画，无实义；“月”字篆文象弦月形，中间一画，也是饰画。 二、 指事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参见4）意思是说，指事字一看就可以认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它的意义，上字和下字就是这种字。
由于许慎定义的说解含混而笼统，“视而可识”可作为对六书每一书文字，乃至世界上一切文字的要求，“察而可见”适合假借字以外的各书文字，因而后世学者对指事的认识难免有异。
今人于省吾、梁东汉对指事的阐释，应最接近许慎指事说原意，在众说中最为合理。他们认为，指事是一种用抽象符号来指示字义所要表达事物的字。(文字，二字象形程度更高。 三、 会意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意思是说，会意字是并列字类即两个以上的字，会合它们的意义，来表现该字义所指向的事物，武字、信字就是这种字。
“武”字篆文由止戈二字组成，许慎引《左传. 宣公十二年》中“止戈为武”，把“武”的本义解释为制止干戈（即战争）。“信”字篆文由人言二字会合成意，许慎释其本义为诚实，人言必须诚实。而按现代学者研究，“止”本象人的脚，在别的会意字中多表人的行走前进，所以止戈会意是持戈前进，即征伐用兵的军事行动之意；“信”字是以“言”作形符以“人”作声符的形声字，而非会意字。 四·形声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说，形声字是用与字义所表事物有关的字来作形符造字，取比拟新字读音的字即读音与新字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跟它合成新字，江字、河字就是这种字。
“江”字许慎认为其本义是长江，“从水，工声”。“河”字许慎认为其义是黄河，“从水，可声”。二字是用与其字义所表事物有关的“水”字作形符，分别取音同音近字“工”和“可”作声符来配合成的。
五. 转注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由于除“考”和“老”二字外，《说文解字》在释九千多字中没有用文字指出哪些是转注字，许慎定义又过于简略，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因此从古到今对转注的不同解释非常多，争论了一千多年，至今却无定论。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在今天要想确定许慎或创立六书者的原意，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转注问题看作文字学史上已经过时的一个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为它花费精力。”我们很赞同这个意见。不过，作为文字学史的问题，了解和总结一下古今学者的研究，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前人研究转注的方法不外乎下述两种:一是从“考”和“老”两个例字的关系入手，一是完全抛开许慎的定义和例字自己另创新说。
“考”和 “老”两字，在形、音、义诸方面都能发生关联，有形近、同部、迭韵、同义、互训、“老”是部首而“考”是属文、“考”从“老”省等众多关系。前人研究转注，有的注重两字字形的关联，据以解释转注，例如：唐代裴务齐（《切韵序》）、宋元间戴侗（《六书故》）、元代周伯琦（《六书正讹》）以转变字形方向为转注，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以与形旁可以互训的形声字为转注，清代江声（《六书说》）以《说文解字》中同部之字皆从部首得意为转注，清代郑珍、郑同知父子（《六书浅说》）以假借字上加注形旁滋生出分化字为转注，清代饶炯（《文字存真》）以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形旁或声旁造成繁体或分化字为转注，清代曾国藩（《与朱太学孔扬论转注书》）以形符被省去一部分笔画的形声字为转注。有的注重两字字义的关联，据以释解转注，例如：清代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同义之字展转相互训释、或数字同训成一义为转注，戚学标（《说文补考》）、罗汝怀（《六书转注说》）以《说文解字》著“同意”二字者为转注。有的注重两字的字义和字音的关联，据以释解转注，例如：近代章炳麟（《转注假借说》）以由同一语源孳乳出来的彼此音相转而义相通的字为转注。有的综合两字形、音、义三方面的关系，来解释转注，例如：现代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以部首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同可以互相注释的一对字为转注。根据“考”和“老”两字之间的一种或数种关系来立说，而不
把转注的定义和例字与《说文解字》全书举例原则、编排和说解体例以及内容的全局结合起来研究，犹如盲人摸象，虽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语言文字现象，但难以认定据以立说的两字关系与许慎所谓的转注有关，是许慎举例时要注重说明的，故种种解说都难令人认同符合许慎的原意。在介绍指事时，我们已经论及许慎为六书举例确定的原则，知道每书要举两字为例，一字一例，其形义关系要合乎定义。这只要看看其他五书的例字就再明白不过了。许慎举例不可能到转注就另搞一套，既离谱又使人费解，那么，从“考”和“老”两字的关系入手来研究转注，把两字当一例来处理，显然从一开始就犯了方法上的错误，用错误的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其正确性就可想而知了。
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江永（《与戴震书》）以文字的本义展转引申成他义为转注，朱氏改许慎定义和例字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义相受，令长是也。”宋代张有（《复古编》）、明代杨慎（《转注古音略》）以文字转音表示他义为转注。由于完全抛开许慎的定义和例字，自己另创新说，故不用说只是旧瓶装新酒，借转注旧名立一己之私，跟许慎等古人所谓的转注已毫无关联了。
我们认为对转注的研究，必须改革那种传统的盲人摸象式的方法，从《说文解字》全书的实际出发，象研究其他五书那样从例字的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入手，把字义、例字与全书举例原则、编排说解体例以及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才可能接近或获得许慎的原意。
六. 假借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意思是说，假借字是语言中一个表达某事物的词义，本来没有表示它的字，就依据读音去找一个音同或音近的现成字来寄托这个词义所要表达的事物，令字、长字就是这种字。
按《说文解字》的解说，“令”字的本义是“发令也”，“长”字的本义是“久远也”。而汉承秦制，有万户人口之县的行政长官称“令”，不到万户人口万户人口之县的行政长官称“长”。许慎把表示县级行政长官的“令”字和“长”字作为假借的例字，这表明许慎所谓的假借字是指的字形不表示本义即造字时准备让它表示的意义的字，当一个字表示它的本义之外的某种意义时，它就被假借了。从许慎的定义和例字，可以看出假借字的特点：字形结构不能表示出其字义。
清代以来的学者，多以为一字表多义可以由词义引
申引起，也可以由借字表音引起，在字的本义和所记词的本义相同的情况下，字再表词的引伸义不是假借而是引申，只有表另一同音词的词义时才是假借，而“令”字和“长”字表县级行政长官时应属引申，故许慎的假借定义明确而例字举错。此说源自清代朱骏声。朱氏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把转注说成是引申，改许慎转注定义为“体不改造，引义相受，令长是也。”把许慎假借例字移作他所谓的转注例字，而在许慎假借定义后另换上“朋”和“来”二例。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假借字，似乎都与词义引申有关，其中也包括朱氏改举的“朋”和“来”二例。《说文解字》释“朋”为“古文凤，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释“来”为“周所受瑞麦来麰。一来二缝（锋），象芒刺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朋”字本是“凤”字异体字，在古书中被借表朋党之“朋”，本来只是由于音近；“来”字本是“麳”字初文，在古书中被假借表来去之“来”，本来也只是由于音近。然而许慎却都认为是由于词义引申才被假借的。由此可见在许慎心目中, 只要字形不表本义就是假借, 字的本义与假借义之间，可以是一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相关关系，也可以是两个同音词的词义的无关关系。 汉字是意音文字，古人造字是托义于形，以形表义的，造字时一字表一义而不是一字表有多义的一词，即一个字形是表一个或一种事物，而不是同时表几个或几种事物。一字在它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总是单义的，表数义是后来才出现的现象。假借说的就是一字表数义时其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是文字学问题。而引申说的是一词有数义时其词义与词义的关系，是词汇学问题。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字而言，只有本义和假借义，没有什么引伸义；就词而言，则只有本义和引申义，没有什么假借义。朱骏声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转注说而强把许慎所谓的假借字一分为二的，由于更换例字，另下定义，所论转注和假借不用说只是打传统六书名目的一己之私，跟许慎所论根本不同了。承袭朱氏之说，以为字有引申义，以字表的义项跟字形所表本义有无联系来区分是否是假借字，实际上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还不如以字义是否是字形所表本义来区分是不是假借字的许慎假借说原意，来得科学，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