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拿不到诺贝尔奖的人们

  

  2007年10月,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多丽丝・莱辛淡然处之。由于有病在身,她无法去斯德哥尔摩亲自领奖。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莱辛的编辑――英国出版商尼古拉斯・皮尔森宣读了她的获奖演讲。�

  在这篇演讲中莱辛提到,对于富裕国家的年轻人来说,大量的书籍唾手可得,但是由于电视和互联网的存在,他们对图书失去了兴趣;而那些穷困国家的年轻人尽管对书籍如饥似渴,却一本也得不到……���

  

  我站在路口,透过滚滚沙尘向前看,他们说那里还有没被砍伐的森林。昨天我开车出去,途经之地,是绵延数英里的树桩,还有火后黑炭般的余烬。可就在1956年,这里还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森林。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毁掉了。人们得吃饭。他们需要有烧火的燃料。�

  这是80年代早期津巴布韦的西北部。我要去拜访的是一位朋友,他曾经在伦敦的学校当老师。他因为参加了“帮助非洲”项目而来到这里。他是一位温和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所学校看到的一切使他震惊,他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当中。像独立后修建的其他学校一样,这所学校有并排的四间大砖房,泥土地面,在一头有半间房子是图书室。教室里都有黑板,但我的朋友却把粉笔放在口袋里,否则就会被偷掉。学校里没有地图册,也没有地球仪,没有课本、练习册、圆珠笔。图书室里没有孩子们喜欢看的书:只有美国的大学运过来的大部头,甚至都搬不动;有白人图书馆淘汰的书,侦探故事,或者类似《巴黎周末》、《费利西蒂找到了爱情》这样的书。�

  一只山羊正在枯草中找吃的。这所学校的校长因为盗用学校的资金被停职了,引发了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既然这些人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们,他们怎么还能这么做呢?�

  我的朋友没有一点钱,他一发工资,每个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向他借钱,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还给他。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26岁不等,因为有些学生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学,所以到这里来补课。很多学生不论晴天还是下雨,每天早上都会步行好几英里来上学,其间可能还要过河。村子里没有电,学生们没有办法做家庭作业,而依靠燃烧木头发出的光线来学习则很困难。无论是放学回家后还是上学之前,女孩们都要为家里挑水做饭。�

  当我和朋友坐在他的房间里时,人们陆续腼腆地走进来,每个人都恳求能得到一些书籍。“等您回到伦敦后请给我们寄些书来吧。”一个人说道,“他们教给我们怎么读书,但是我们没有书。”我遇到的每个人,每个人,都恳求得到书。�

  我在那里呆了些日子。风沙弥漫,饮用水短缺。因为水泵坏了,妇女们又不得不从河里打水。�

  还有一个来自英格兰的怀揣理想的教师,在看到这所“学校”的样子之后,甚至病了一场。�

  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正值学期末。他们宰了一只羊,剁成小块用一口大锅煮着。这就是众人期盼的学期末的盛宴――煮羊肉和稀粥。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我驱车回去,再次穿越了火劫后的森林余烬和绵延的树桩。�

  依我看,这所学校的很多孩子不太可能会得到什么奖项。�

  第二天我已经在伦敦北部的一所学校里,这是一所众人皆知的很好的学校,是一所男校。很好的建筑物,漂亮的花园。�

  每个星期都会有某个名人来这所学校,而这些名人很可能是学生的父亲、亲戚,甚至是妈妈。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名人来访并不是什么大事。�

  津巴布韦西北部风沙中的那所学校依然活现在我的脑海中。看着这些略带期待神色的面孔,我努力想告诉他们上周我所见到的一切。教室里没有书,没有课本,没有地图册,墙上甚至连一张地图都没有。那所学校的老师恳求别人能送给他们一些书籍,来告诉他们如何教书。而他们自己也就不过十八九岁。我告诉这所男校的孩子们,那里的每个人,每个人都恳求能得到一些书。“请给我们寄点书来吧!”不过当你看到听众们没有什么反应的面孔时,你就知道他们并没有真正听懂你所说的:对于你所叙述的事实,他们的脑海里并没有真切的形象来对应。风沙中的一所学校,生活用水短缺,大锅里煮着的一只羊就是学期末的盛宴。�

  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无法想象这种赤贫吗?�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告诉他们我所看到的一切。听众们都很有礼貌。�

  我确信这里的孩子会有一些能够获得一些奖项。�

  讲完以后,像往常一样,我向老师问起这里的图书馆怎样,孩子们是否读书。在这里,在这所贵族学校,我听到了在很多中小学甚至是大学一贯听到的回答。�

  “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多男孩子根本就不读书,图书馆的利用率只有一半。”�

  “你知道现在的情况。”是的。我们的确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处在一个四崩五裂的文化中。几十年前我们还确信无疑的事情,现在却都受到质疑。当今的年轻人,尽管受过多年的教育,却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从不读书。他们只知道某些专业知识,比如说计算机。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计算机、互联网和电视这些惊人的发明,带给我们的是一场革命。这并不是我们人类面对的第一场革命。很久以前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头脑和思考方式。正如以往一样,我们接受了它,从来没有问过“印刷术的发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同样,我们从未停下脚步去质疑,我们、我们的思想,将如何随着新网络时代的来临而改变?互联网已经使整整一代人沦落于空虚之中,即便是那些相当理智的人也会承认,一旦他们上了瘾,就无法自拔,整天都花在网络上。�

  还是在不久前,任何一个稍微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并尊重我们丰富的文学储备。当然我们都知道,当社会处于这种风气时,人们会假装去阅读,会假装尊重学问,但是工人们渴望书籍是确确实实的。18世纪、19世纪的工人图书馆、工人学院、大学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阅读,书籍,曾经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

  年长者在和年轻人谈话时一定能体会到,读书对人起到了何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懂得的东西太有限了。如果儿童不会读书,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读过书。�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结局如何。�

  我们都知道这句古老的格言――“阅读使人充实”。阅读使一个人信息丰富,了解历史,通晓各类知识。�

  但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人群。前不久,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她曾经去过津巴布韦。在那个村子里,人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但是他们却在谈论书籍,谈论如何才能得到它们,谈论教育。�

  我是一个小组织的成员,它组建的目的是给类似这样的村庄送去一些书籍。还有一个组织曾经去过津巴布韦的农村。他们说,和以前人们所说的不一样,在这些村庄里,有很多有智慧的人:退休的老师,休假的老师,放假的孩子,老年人。我也曾经自己花钱做了一个小调查,看那里的人们想读什么样的书。结果和一个瑞典组织调查的结论一样,是我未曾预料到的。那里的人们想读的书和欧洲的人们想读的书一样――如果后者读书的话:各种各样的小说,科幻故事,诗歌,侦探小说,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一些实用书籍,比如说教给人们如何开一个银行账户。他们都知道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为村民们找书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书,因此学校规定的阅读书目,比如说《卡斯特桥市长》就很受欢迎,因为人们知道能够得到这些书。《动物庄园》是最受欢迎的小说,原因也非常明显。 �

  我们的小组织尽其所能地给村民提供书籍。但是即便在穆加贝的恐怖统治之前,来自英国的一本好的平装本图书也需要花掉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如今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则需要花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如果能送一箱书去村子里――别忘了目前汽油奇缺,人们将会用热泪迎接这些书。村子里所谓的图书馆可能只是树下铺在砖块上的一块厚木板。一周之内将有文化课――识字的人去教那些不识字的人。�

  在一个遥远的村庄里,因为没有汤加语的小说,几个年轻人就坐下来用汤加语写小说。津巴布韦有六种左右的主要语言,用各种语言写的小说都有,暴力的,乱伦的,充满了罪恶和谋杀。�

  刚开始,我们的小组织是由挪威赞助的,然后由瑞典赞助。如果没有这一类的支持,我们的书源就会枯竭。在津巴布韦出版的一些小说,还有一些实用书籍,都寄给了那些渴望读书的人们。�

  一种说法是,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我认为这句话不适用于津巴布韦。必须注意到,这种对书的尊重和渴望不是来自于穆加贝的统治,而是来自于在此之前的白人政府。人们对书的渴望程度令人震惊,从肯尼亚到好望角,这种现象随处可见。�

  我想起我的童年: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由泥土搭建、茅草屋顶的小棚屋里。只要有芦草、合适的泥土和撑墙用的柱子,随处都可以搭建这种房子。我们家的棚屋有四个房间,一间挨着一间,关键在于,房子里到处都是书。我的父母不仅从英格兰带到非洲一些书,我的母亲还从英格兰给孩子们订购一些书。这些用牛皮纸包裹寄过来的书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欢欣。虽然是简陋的茅草屋,但是到处摆满了书。�

  有的时候,我会收到村庄里人们的来信,在那里可能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就像我们家当年住过的那种茅草屋一样),“我也许会成为一名作家,因为我住的房子和你们那时所住的房子一样。”�

  但是这很困难。不可能的。�

  写作,作家,不会来自没有书的房子。�

  这就是鸿沟。这就是困难。�

  我曾经读过最近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我们就拿伟大的帕慕克来说吧。他说他的父亲有1500本书。他的智慧不是来自于空气,他们家就有着这种良好的传统。�

  再说V.S.奈保尔。他提到他们家就有印度的《吠陀经》。他的父亲鼓励他去写作。等他来到英国以后,他理所当然地就可以利用大英图书馆了。因此他与这一伟大的传统也密不可分。�

  我们再来看看约翰・库切。他不仅与这一伟大传统紧密相连,他本身就是这一传统:因为他在开普敦教授文学。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课,这真是遗憾:能够受教于他那勇敢无畏的头脑该多么幸运!�

  要想写作,要想创作文学,我们必须要与图书馆、书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传统。�

  我在津巴布韦有位朋友。他是一位作家,一个黑人。他通过果酱罐子和水果罐头上的标签自学。我曾经开车经过他的家乡,这是黑人居住的农村。土地干涸,到处都是粗石沙砾,只有稀疏矮小的灌木丛。棚屋又矮又破,和富裕地区那些维护良好的房屋根本不是一回事。那里有一所学校――但和我前面所描述的一样。他曾在垃圾堆里捡到一本遗弃的儿童百科全书,他就靠这本书学习。�

  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后,出现了一批很优秀的作家。他们成长于白人统治下的南罗得西亚――那里有教会学校,是比较好的学校。津巴布韦本身不会盛产作家。至少作家的出现不容易,而且不会在穆加贝的统治下。�

  这些人的识字之路都很艰难,更不用提成为作家了。我敢说通过果酱盒上印刷的文字和被人遗弃的百科全书识字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谈论的这些人,他们渴望受到正规教育,然而这种教育遥不可及。小小的茅草屋,很多孩子――操劳过度的母亲,为衣食而挣扎着。�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津巴布韦还是涌现了一些作家。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是津巴布韦,不到100年前被外界的武力所征服。这些作家的祖父或者祖母也许曾经是他们部落说故事的人。他们有着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经过了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从口耳相传的故事到印成文字,写成书本,这是多么大的成就啊!�

  书,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书,白人世界遗弃的书。你也许会有一摞书稿,但是要出书,必须要有出版商,他要能支付你稿费,保持偿付能力,能够把书经销出去。我收到过几份关于非洲出版业情况的报道。即便是在北非这样的特权地区,尽管它有不同的传统,谈论图书行情也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这里我说的是永远不会被写出的书,因为没有出版商,作家也无能为力。没有人听到这里的呼声。我们无法估量有多少智慧和潜能被浪费。但是对于一本书的成形,除了缺少出版商、预付款和鼓励之外,这里还缺少一些东西。�

  人们经常问作家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写作的?用文字处理器?用电动打字机?用羽毛笔?是用普通书法吗?但是核心问题是,“你是否找到了一个空间,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当你写作的时候让它环绕在你的周围?走进那个空间,你笔下的人物就可以同你对话,思想的火花就会迸发――这就是灵感。”�

  如果作家找不到这个空间,那么诗歌和故事就不会产生。�

  作家们谈话时,他们问对方的问题总是与这个空间有关。“你找到了吗?你抓紧它了吗?”�

  让我们来换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我们现在在伦敦,一个大城市。出现了一位新作家。我们,玩世不恭地打听,她的胸部长得如何?她长得好看吗?如果这位作家是位男士,那么他有魅力吗?长得英俊吗?我们开玩笑,但这并不是玩笑。�

  这位新人受到了大家的喝彩,很可能也赚到了很多钱。狗仔队的噪音在他们的耳旁嗡嗡地响着。他们得到了荣誉,受到了赞美。我们这些已经看惯了这一切的老人,很是为新人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的一切真正意味着什么。�

  他,或者她,受到大家的恭维,很是高兴。�

  但是一年之后再问他或她是怎么想的,会听见他们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了。”�

  有些备受关注的新作家再没有新的作品,或者没有写他们本来想写的东西。�

  而我们这些老家伙,则想对着他们那无辜的耳朵低声说:“你找到你的空间了吗?你独有的、自己的、必不可少的空间,在那里,你可以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只有你自己。在那里,你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哦,一定要抓住它,别松手。”�

  一定要有某种教育才可以。�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对非洲的美妙回忆,只要我想,就可以重温那时的一切。想起那时的日落,金色、紫色、橘黄色,黄昏时洒满了天空。想起喀拉哈里沙漠里芬芳的灌木丛上的蝴蝶、蛾子和蜜蜂。或者,在干旱季节,坐在赞比西河的河岸上,看着暗绿色的河水像绸缎般在两岸间涌动,看着非洲的各色鸟类在河岸上跳跃。是的,大象,长颈鹿,狮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那里黝黑的夜空,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布满了闪亮的星星,多么美妙啊!�

  但关于非洲,我还有其他一些回忆。一个18岁左右的年轻人,满眼泪水地站在他的“图书馆”里。有位来访的美国人看见图书馆里没有书,就寄来了一箱书。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把每一本拿出来,心怀虔诚地给每一本都包上塑料书皮。“但是,”我们说,“这些书寄过来就是供人读的,不是吗?”他回答道:“不,它们会被弄脏的,那样的话,我再上哪里去找书呢?”�

  他希望我们能从英国给他寄来更多的书,教他如何教书。“我只上了四年高中,”他恳求地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如何教书。”�

  我见过这样一所学校,那里没有课本,甚至连粉笔也没有――都被偷掉了。那里的老师通过让学生在泥土地上来回地搬动石子教他们数学,嘴里唱着“二乘以二等于……”,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18岁不等。我曾经见过一个姑娘,大约不到20岁,同样在没有课本、练习本、圆珠笔――几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用木棍在泥土地上教孩子们ABC。就在炎炎的烈日下,风沙打着旋。�

  在非洲,在第三世界,在世界的其他一些角落,家长们渴望让孩子获得一些教育,从而摆脱贫困。�

  然而,我们的教育现在却危机重重。�

  我希望你想象一下自己在南部非洲某个贫困的地方。正值一场严重的干旱,你站在一家印度商店里。人们排着长队,大多数都是女人,拿着各种各样装水的容器。每天下午,商店都会从镇上运来一车水,人们正在等待这珍贵的水。�

  印度人双手撑在柜台上站着。他看见一个黑人妇女,正在低头看着柜台上的一沓纸,那似乎是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她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

  她读得很慢,每一个词都默读了出来。这本书看起来很难。这是一个年轻女人,两个幼小的孩子抓住她的腿不松手。她还在怀孕。印度人很难过,因为年轻女人戴着的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头巾,现在却因为沾满了尘土变成了土黄色。她的胸脯和胳膊上到处都是尘土。印度人很难过,因为排着长队的人们个个口渴难耐,但他却没有足够的水给他们。他很愤怒,因为他知道滚滚沙尘中人们命在旦夕。他的哥哥,本来在这里看店,但是他说他需要休息一下,已经进城了。因为这场干旱,他病得很厉害。�

  印度人很好奇。他问年轻女人:“你在读什么?”�

  “是关于俄罗斯的。”女人答道。�

  “你知道俄罗斯在哪里吗?”他自己几乎都不知道。�

  年轻女人直视着他,尽管双眼由于尘土的沾染而发红,但却充满了尊严,“我是班里最好的。我的老师说过,我是最好的。”�

  年轻女人接着读下去:她希望能够把这一段读完。�

  印度人看着两个小孩,伸手去拿芬达饮料,但是女人说:“芬达会让他们更加口渴。”�

  印度人知道他不该这样做,但他还是从柜台后面的一个大塑料容器里倒了两塑料杯的水,递给了两个孩子。女人看着孩子喝水,她的嘴在动。印度人看着这一切。他又给她倒了一杯水。看她喝水的样子他很心痛,她实在是太渴了。�

  现在她递给他一个盛水的塑料容器,请他倒满。年轻女人和她的孩子紧紧地盯着,唯恐他洒掉一丁点水。�

  她又低下头来读那本书。她读得很慢,但是这一段很是让她着迷,于是她又读了一遍。�

  “白色的手绢挽着瓦莲卡黑色的头发,孩子围在她身边,她愉快地为他们忙碌着。她爱着的男人有可能向她求婚,这使她很兴奋。此时此刻的她看起来非常迷人。科尔内舍夫和她并肩走着,不断地向她抛来爱慕的眼神。望着她,他回想起从她的嘴里听到的所有那些令人愉快的话语,回想起她的种种好处。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对她的感情是弥足珍贵的,这种感觉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体验过。能够在她的身边,他感觉非常幸福。当他把一只大大的细杆卷边的桦树蘑菇放到她的篮子里时,由于喜悦和不安所泛起的红晕已经溢满了她的脸庞。他注视着她的眼睛,不禁有些慌乱。无语中,他递给她一个意味无穷的微笑。”�

  这些书页就放在柜台上,旁边还有一些旧杂志,旧报纸,上面印着穿比基尼的女郎。�

  她该离开印度商店了,还需要走上四英里才能回到她的村子。对她来说,这里是一个避风港。要离开这喧嚣埋怨的人群了。印度人在迟疑。他知道这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回家路上会多么艰难。他想把这篇令她着迷的文章送给她,但是他真的不能确信,这个大肚子的瘦小女人能理解那里面的意境。�

  这三分之一的《安娜・卡列尼娜》书稿是如何来到这偏僻遥远的印度商店的呢?是这样的。�

  联合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他开始长途旅行之前,到书店买了这本小说。上了飞机,在他的商务舱安顿下来以后,他把书扯成了三部分。他一边做,一边环视着周围的旅客,知道将会看到人们震惊、好奇的神色。他坐下,把安全带系好后,自顾自地大声说道:“我在长途旅行的时候总是这样做。我不愿意抱着一本太厚太重的书。”这部小说是平装本,但的确是个长篇。这个人已经非常习惯当他说话的时候有人在听。“我旅行的时候总是这样做,”他坦白道,“成天旅行,实在乏味。”当其他人都坐下后,他立刻打开手里那部分的《安娜・卡列尼娜》开始阅读起来。如果有人朝他这里看,不管他们是否好奇,他都会说:“不,这的确是旅行的唯一方式。”他了解这部小说,喜欢这部小说,而这种创新的读书方式又给这本著名的小说增加了一些趣味。�

  把这一部分小说读完之后,他叫来了空姐,让她把它送给坐在经济舱的秘书。每当这部伟大的俄国小说――虽然受到了损坏,但仍可阅读,送达飞机的后半部时,总会引起人们的兴趣、非议和不可避免的好奇心。总之,这种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聪明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可能在座的每一位都不会忘记。�

  与此同时,印度商店里,年轻女人倚在柜台上看书,而她的孩子们则紧紧地抓住她的裙子。她穿着牛仔裤,因为她是一个现代化的女人,但是在裤子外面,套了一条厚厚的羊毛裙子,这是她们传统服装的一部分:这样孩子可以很容易地抓住她的裙子,因为上面有厚厚的褶皱。�

  她感激地看了印度人一眼,她知道他是喜欢她的,是同情她的,但她还是迈开脚步,踏入肆虐的风沙中。�

  孩子们已经哭不出声来了,他们的嗓子里似乎灌满了尘土。�

  艰难地,艰难地,她一步一步地踏在那干涸的土地上。艰难,艰难――但是她已经习惯了艰难,不是吗?现在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刚才读的故事上面。她想,“她就像我一样,戴着白色的头巾。她也在照看她的孩子们。我也能成为她,那个俄罗斯女孩。那个男人,他爱她,会向她求婚的(她这一段还没有读完)。是的,我也会遇到这样的男人,他会带着我逃离这一切,带着我和我的孩子们。是的,他会爱我并且照顾我的。”�

  她接着向前走。肩膀上的水罐很沉。她接着向前走。孩子们能够听见水在罐子里的咣当声。走到一半,她停下脚步,把水罐放下。孩子们低声地哭着,用手摸着罐子。她想她不能打开水罐,因为尘土会落进去的。在回到家之前,她无论如何不能打开水罐。�

  “等着,”她告诉孩子们,“等着。”�

  她必须重整精神,走下去。�

  我的老师说那里有个图书馆,比超市还大,里面到处都是书。年轻女人向前走着,脸上挂着笑容,风沙吹在她的脸上。我很聪明,她想。老师说我很聪明。她说我是学校里最聪明的。我的孩子们也会很聪明,像我一样。我会带他们到图书馆去,那里有很多书,他们要上学,他们会成为老师――我的老师告诉我,我会成为一名老师。他们会离这里远远的,挣很多钱。他们会住在大图书馆附近,过着很好的生活。�

  你也许会问,那本俄罗斯小说的一部分是怎样来到这印度商店的柜台上的?�

  这里肯定有着有意思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告诉我。�

  可怜的女人继续前行,想到肩头的水她挺直了腰。回到家后她会给孩子喝水,然后自己也喝一点。她继续向前走着……穿越着非洲干旱的可怕沙尘。�

  我们疲惫不堪,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那受到威胁的世界。我们习惯于讽刺甚至是玩世不恭。有些语言和想法我们几乎已经抛弃,因为它们已经太过时了。�

  但是,对于有些词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恢复其效力。�

  我们拥有一座宝库――一份财富――文学财富,这财富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文学的财富,它就在那里,在等待那些有幸认识它的人重新去发现。财富啊。假想它若是不存在会是怎样?我们将多么贫穷,多么空虚啊。�

  我们拥有语言、诗歌和历史的遗产,这份遗产将永远不会枯竭。它就在那里,永远。�

  古老的说书人留给我们的,是传说故事的遗产。有些说书人,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些不知道。在森林的空旷地里,燃着一堆篝火,巫师们在载歌载舞,因为我们的故事遗产就起源于火、魔法和精神世界。�

  任何一位现代作家,都会说自己曾有被火感动的瞬间,我们称之为灵感,这要追溯到我们人类的起源、火、冰还有形成人类和人类世界的风暴。�

  讲故事的人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创作故事的人与我们永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的世界受到了战争、恐怖的威胁――这些我们都能很容易地想象到。让我们假想水灾冲垮了我们的城市,海平面上升……但是作家还会存在,因为是我们的想象力塑造了我们,维持了我们,创造了我们――不管是好还是坏。当我们疲倦、受伤、甚至是被摧毁的时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作家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休养。作家、美梦的编织者、神话的创造者,是永生的凤凰。�

  可怜的女人在风沙中继续跋涉着,梦想着她的孩子能够受到教育。我们认为自己比她高明吗?――我们这些人,脑满肠肥,壁橱里塞满了衣服,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使我们窒息。�

  我想,那可怜的女人还有那些三天没有吃饭却还在谈论书籍和教育的人们,能够给我们回答吧。�

  (孔雁: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邮编:116025)

  

  2007年10月,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多丽丝・莱辛淡然处之。由于有病在身,她无法去斯德哥尔摩亲自领奖。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莱辛的编辑――英国出版商尼古拉斯・皮尔森宣读了她的获奖演讲。�

  在这篇演讲中莱辛提到,对于富裕国家的年轻人来说,大量的书籍唾手可得,但是由于电视和互联网的存在,他们对图书失去了兴趣;而那些穷困国家的年轻人尽管对书籍如饥似渴,却一本也得不到……���

  

  我站在路口,透过滚滚沙尘向前看,他们说那里还有没被砍伐的森林。昨天我开车出去,途经之地,是绵延数英里的树桩,还有火后黑炭般的余烬。可就在1956年,这里还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森林。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毁掉了。人们得吃饭。他们需要有烧火的燃料。�

  这是80年代早期津巴布韦的西北部。我要去拜访的是一位朋友,他曾经在伦敦的学校当老师。他因为参加了“帮助非洲”项目而来到这里。他是一位温和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所学校看到的一切使他震惊,他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当中。像独立后修建的其他学校一样,这所学校有并排的四间大砖房,泥土地面,在一头有半间房子是图书室。教室里都有黑板,但我的朋友却把粉笔放在口袋里,否则就会被偷掉。学校里没有地图册,也没有地球仪,没有课本、练习册、圆珠笔。图书室里没有孩子们喜欢看的书:只有美国的大学运过来的大部头,甚至都搬不动;有白人图书馆淘汰的书,侦探故事,或者类似《巴黎周末》、《费利西蒂找到了爱情》这样的书。�

  一只山羊正在枯草中找吃的。这所学校的校长因为盗用学校的资金被停职了,引发了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既然这些人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们,他们怎么还能这么做呢?�

  我的朋友没有一点钱,他一发工资,每个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向他借钱,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还给他。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26岁不等,因为有些学生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学,所以到这里来补课。很多学生不论晴天还是下雨,每天早上都会步行好几英里来上学,其间可能还要过河。村子里没有电,学生们没有办法做家庭作业,而依靠燃烧木头发出的光线来学习则很困难。无论是放学回家后还是上学之前,女孩们都要为家里挑水做饭。�

  当我和朋友坐在他的房间里时,人们陆续腼腆地走进来,每个人都恳求能得到一些书籍。“等您回到伦敦后请给我们寄些书来吧。”一个人说道,“他们教给我们怎么读书,但是我们没有书。”我遇到的每个人,每个人,都恳求得到书。�

  我在那里呆了些日子。风沙弥漫,饮用水短缺。因为水泵坏了,妇女们又不得不从河里打水。�

  还有一个来自英格兰的怀揣理想的教师,在看到这所“学校”的样子之后,甚至病了一场。�

  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正值学期末。他们宰了一只羊,剁成小块用一口大锅煮着。这就是众人期盼的学期末的盛宴――煮羊肉和稀粥。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我驱车回去,再次穿越了火劫后的森林余烬和绵延的树桩。�

  依我看,这所学校的很多孩子不太可能会得到什么奖项。�

  第二天我已经在伦敦北部的一所学校里,这是一所众人皆知的很好的学校,是一所男校。很好的建筑物,漂亮的花园。�

  每个星期都会有某个名人来这所学校,而这些名人很可能是学生的父亲、亲戚,甚至是妈妈。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名人来访并不是什么大事。�

  津巴布韦西北部风沙中的那所学校依然活现在我的脑海中。看着这些略带期待神色的面孔,我努力想告诉他们上周我所见到的一切。教室里没有书,没有课本,没有地图册,墙上甚至连一张地图都没有。那所学校的老师恳求别人能送给他们一些书籍,来告诉他们如何教书。而他们自己也就不过十八九岁。我告诉这所男校的孩子们,那里的每个人,每个人都恳求能得到一些书。“请给我们寄点书来吧!”不过当你看到听众们没有什么反应的面孔时,你就知道他们并没有真正听懂你所说的:对于你所叙述的事实,他们的脑海里并没有真切的形象来对应。风沙中的一所学校,生活用水短缺,大锅里煮着的一只羊就是学期末的盛宴。�

  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无法想象这种赤贫吗?�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告诉他们我所看到的一切。听众们都很有礼貌。�

  我确信这里的孩子会有一些能够获得一些奖项。�

  讲完以后,像往常一样,我向老师问起这里的图书馆怎样,孩子们是否读书。在这里,在这所贵族学校,我听到了在很多中小学甚至是大学一贯听到的回答。�

  “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多男孩子根本就不读书,图书馆的利用率只有一半。”�

  “你知道现在的情况。”是的。我们的确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处在一个四崩五裂的文化中。几十年前我们还确信无疑的事情,现在却都受到质疑。当今的年轻人,尽管受过多年的教育,却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从不读书。他们只知道某些专业知识,比如说计算机。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计算机、互联网和电视这些惊人的发明,带给我们的是一场革命。这并不是我们人类面对的第一场革命。很久以前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头脑和思考方式。正如以往一样,我们接受了它,从来没有问过“印刷术的发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同样,我们从未停下脚步去质疑,我们、我们的思想,将如何随着新网络时代的来临而改变?互联网已经使整整一代人沦落于空虚之中,即便是那些相当理智的人也会承认,一旦他们上了瘾,就无法自拔,整天都花在网络上。�

  还是在不久前,任何一个稍微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并尊重我们丰富的文学储备。当然我们都知道,当社会处于这种风气时,人们会假装去阅读,会假装尊重学问,但是工人们渴望书籍是确确实实的。18世纪、19世纪的工人图书馆、工人学院、大学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阅读,书籍,曾经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

  年长者在和年轻人谈话时一定能体会到,读书对人起到了何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懂得的东西太有限了。如果儿童不会读书,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读过书。�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结局如何。�

  我们都知道这句古老的格言――“阅读使人充实”。阅读使一个人信息丰富,了解历史,通晓各类知识。�

  但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人群。前不久,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她曾经去过津巴布韦。在那个村子里,人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但是他们却在谈论书籍,谈论如何才能得到它们,谈论教育。�

  我是一个小组织的成员,它组建的目的是给类似这样的村庄送去一些书籍。还有一个组织曾经去过津巴布韦的农村。他们说,和以前人们所说的不一样,在这些村庄里,有很多有智慧的人:退休的老师,休假的老师,放假的孩子,老年人。我也曾经自己花钱做了一个小调查,看那里的人们想读什么样的书。结果和一个瑞典组织调查的结论一样,是我未曾预料到的。那里的人们想读的书和欧洲的人们想读的书一样――如果后者读书的话:各种各样的小说,科幻故事,诗歌,侦探小说,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一些实用书籍,比如说教给人们如何开一个银行账户。他们都知道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为村民们找书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书,因此学校规定的阅读书目,比如说《卡斯特桥市长》就很受欢迎,因为人们知道能够得到这些书。《动物庄园》是最受欢迎的小说,原因也非常明显。 �

  我们的小组织尽其所能地给村民提供书籍。但是即便在穆加贝的恐怖统治之前,来自英国的一本好的平装本图书也需要花掉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如今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则需要花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如果能送一箱书去村子里――别忘了目前汽油奇缺,人们将会用热泪迎接这些书。村子里所谓的图书馆可能只是树下铺在砖块上的一块厚木板。一周之内将有文化课――识字的人去教那些不识字的人。�

  在一个遥远的村庄里,因为没有汤加语的小说,几个年轻人就坐下来用汤加语写小说。津巴布韦有六种左右的主要语言,用各种语言写的小说都有,暴力的,乱伦的,充满了罪恶和谋杀。�

  刚开始,我们的小组织是由挪威赞助的,然后由瑞典赞助。如果没有这一类的支持,我们的书源就会枯竭。在津巴布韦出版的一些小说,还有一些实用书籍,都寄给了那些渴望读书的人们。�

  一种说法是,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我认为这句话不适用于津巴布韦。必须注意到,这种对书的尊重和渴望不是来自于穆加贝的统治,而是来自于在此之前的白人政府。人们对书的渴望程度令人震惊,从肯尼亚到好望角,这种现象随处可见。�

  我想起我的童年: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由泥土搭建、茅草屋顶的小棚屋里。只要有芦草、合适的泥土和撑墙用的柱子,随处都可以搭建这种房子。我们家的棚屋有四个房间,一间挨着一间,关键在于,房子里到处都是书。我的父母不仅从英格兰带到非洲一些书,我的母亲还从英格兰给孩子们订购一些书。这些用牛皮纸包裹寄过来的书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欢欣。虽然是简陋的茅草屋,但是到处摆满了书。�

  有的时候,我会收到村庄里人们的来信,在那里可能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就像我们家当年住过的那种茅草屋一样),“我也许会成为一名作家,因为我住的房子和你们那时所住的房子一样。”�

  但是这很困难。不可能的。�

  写作,作家,不会来自没有书的房子。�

  这就是鸿沟。这就是困难。�

  我曾经读过最近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我们就拿伟大的帕慕克来说吧。他说他的父亲有1500本书。他的智慧不是来自于空气,他们家就有着这种良好的传统。�

  再说V.S.奈保尔。他提到他们家就有印度的《吠陀经》。他的父亲鼓励他去写作。等他来到英国以后,他理所当然地就可以利用大英图书馆了。因此他与这一伟大的传统也密不可分。�

  我们再来看看约翰・库切。他不仅与这一伟大传统紧密相连,他本身就是这一传统:因为他在开普敦教授文学。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课,这真是遗憾:能够受教于他那勇敢无畏的头脑该多么幸运!�

  要想写作,要想创作文学,我们必须要与图书馆、书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传统。�

  我在津巴布韦有位朋友。他是一位作家,一个黑人。他通过果酱罐子和水果罐头上的标签自学。我曾经开车经过他的家乡,这是黑人居住的农村。土地干涸,到处都是粗石沙砾,只有稀疏矮小的灌木丛。棚屋又矮又破,和富裕地区那些维护良好的房屋根本不是一回事。那里有一所学校――但和我前面所描述的一样。他曾在垃圾堆里捡到一本遗弃的儿童百科全书,他就靠这本书学习。�

  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后,出现了一批很优秀的作家。他们成长于白人统治下的南罗得西亚――那里有教会学校,是比较好的学校。津巴布韦本身不会盛产作家。至少作家的出现不容易,而且不会在穆加贝的统治下。�

  这些人的识字之路都很艰难,更不用提成为作家了。我敢说通过果酱盒上印刷的文字和被人遗弃的百科全书识字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谈论的这些人,他们渴望受到正规教育,然而这种教育遥不可及。小小的茅草屋,很多孩子――操劳过度的母亲,为衣食而挣扎着。�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津巴布韦还是涌现了一些作家。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是津巴布韦,不到100年前被外界的武力所征服。这些作家的祖父或者祖母也许曾经是他们部落说故事的人。他们有着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经过了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从口耳相传的故事到印成文字,写成书本,这是多么大的成就啊!�

  书,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书,白人世界遗弃的书。你也许会有一摞书稿,但是要出书,必须要有出版商,他要能支付你稿费,保持偿付能力,能够把书经销出去。我收到过几份关于非洲出版业情况的报道。即便是在北非这样的特权地区,尽管它有不同的传统,谈论图书行情也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这里我说的是永远不会被写出的书,因为没有出版商,作家也无能为力。没有人听到这里的呼声。我们无法估量有多少智慧和潜能被浪费。但是对于一本书的成形,除了缺少出版商、预付款和鼓励之外,这里还缺少一些东西。�

  人们经常问作家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写作的?用文字处理器?用电动打字机?用羽毛笔?是用普通书法吗?但是核心问题是,“你是否找到了一个空间,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当你写作的时候让它环绕在你的周围?走进那个空间,你笔下的人物就可以同你对话,思想的火花就会迸发――这就是灵感。”�

  如果作家找不到这个空间,那么诗歌和故事就不会产生。�

  作家们谈话时,他们问对方的问题总是与这个空间有关。“你找到了吗?你抓紧它了吗?”�

  让我们来换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我们现在在伦敦,一个大城市。出现了一位新作家。我们,玩世不恭地打听,她的胸部长得如何?她长得好看吗?如果这位作家是位男士,那么他有魅力吗?长得英俊吗?我们开玩笑,但这并不是玩笑。�

  这位新人受到了大家的喝彩,很可能也赚到了很多钱。狗仔队的噪音在他们的耳旁嗡嗡地响着。他们得到了荣誉,受到了赞美。我们这些已经看惯了这一切的老人,很是为新人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的一切真正意味着什么。�

  他,或者她,受到大家的恭维,很是高兴。�

  但是一年之后再问他或她是怎么想的,会听见他们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了。”�

  有些备受关注的新作家再没有新的作品,或者没有写他们本来想写的东西。�

  而我们这些老家伙,则想对着他们那无辜的耳朵低声说:“你找到你的空间了吗?你独有的、自己的、必不可少的空间,在那里,你可以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只有你自己。在那里,你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哦,一定要抓住它,别松手。”�

  一定要有某种教育才可以。�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对非洲的美妙回忆,只要我想,就可以重温那时的一切。想起那时的日落,金色、紫色、橘黄色,黄昏时洒满了天空。想起喀拉哈里沙漠里芬芳的灌木丛上的蝴蝶、蛾子和蜜蜂。或者,在干旱季节,坐在赞比西河的河岸上,看着暗绿色的河水像绸缎般在两岸间涌动,看着非洲的各色鸟类在河岸上跳跃。是的,大象,长颈鹿,狮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那里黝黑的夜空,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布满了闪亮的星星,多么美妙啊!�

  但关于非洲,我还有其他一些回忆。一个18岁左右的年轻人,满眼泪水地站在他的“图书馆”里。有位来访的美国人看见图书馆里没有书,就寄来了一箱书。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把每一本拿出来,心怀虔诚地给每一本都包上塑料书皮。“但是,”我们说,“这些书寄过来就是供人读的,不是吗?”他回答道:“不,它们会被弄脏的,那样的话,我再上哪里去找书呢?”�

  他希望我们能从英国给他寄来更多的书,教他如何教书。“我只上了四年高中,”他恳求地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如何教书。”�

  我见过这样一所学校,那里没有课本,甚至连粉笔也没有――都被偷掉了。那里的老师通过让学生在泥土地上来回地搬动石子教他们数学,嘴里唱着“二乘以二等于……”,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18岁不等。我曾经见过一个姑娘,大约不到20岁,同样在没有课本、练习本、圆珠笔――几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用木棍在泥土地上教孩子们ABC。就在炎炎的烈日下,风沙打着旋。�

  在非洲,在第三世界,在世界的其他一些角落,家长们渴望让孩子获得一些教育,从而摆脱贫困。�

  然而,我们的教育现在却危机重重。�

  我希望你想象一下自己在南部非洲某个贫困的地方。正值一场严重的干旱,你站在一家印度商店里。人们排着长队,大多数都是女人,拿着各种各样装水的容器。每天下午,商店都会从镇上运来一车水,人们正在等待这珍贵的水。�

  印度人双手撑在柜台上站着。他看见一个黑人妇女,正在低头看着柜台上的一沓纸,那似乎是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她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

  她读得很慢,每一个词都默读了出来。这本书看起来很难。这是一个年轻女人,两个幼小的孩子抓住她的腿不松手。她还在怀孕。印度人很难过,因为年轻女人戴着的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头巾,现在却因为沾满了尘土变成了土黄色。她的胸脯和胳膊上到处都是尘土。印度人很难过,因为排着长队的人们个个口渴难耐,但他却没有足够的水给他们。他很愤怒,因为他知道滚滚沙尘中人们命在旦夕。他的哥哥,本来在这里看店,但是他说他需要休息一下,已经进城了。因为这场干旱,他病得很厉害。�

  印度人很好奇。他问年轻女人:“你在读什么?”�

  “是关于俄罗斯的。”女人答道。�

  “你知道俄罗斯在哪里吗?”他自己几乎都不知道。�

  年轻女人直视着他,尽管双眼由于尘土的沾染而发红,但却充满了尊严,“我是班里最好的。我的老师说过,我是最好的。”�

  年轻女人接着读下去:她希望能够把这一段读完。�

  印度人看着两个小孩,伸手去拿芬达饮料,但是女人说:“芬达会让他们更加口渴。”�

  印度人知道他不该这样做,但他还是从柜台后面的一个大塑料容器里倒了两塑料杯的水,递给了两个孩子。女人看着孩子喝水,她的嘴在动。印度人看着这一切。他又给她倒了一杯水。看她喝水的样子他很心痛,她实在是太渴了。�

  现在她递给他一个盛水的塑料容器,请他倒满。年轻女人和她的孩子紧紧地盯着,唯恐他洒掉一丁点水。�

  她又低下头来读那本书。她读得很慢,但是这一段很是让她着迷,于是她又读了一遍。�

  “白色的手绢挽着瓦莲卡黑色的头发,孩子围在她身边,她愉快地为他们忙碌着。她爱着的男人有可能向她求婚,这使她很兴奋。此时此刻的她看起来非常迷人。科尔内舍夫和她并肩走着,不断地向她抛来爱慕的眼神。望着她,他回想起从她的嘴里听到的所有那些令人愉快的话语,回想起她的种种好处。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对她的感情是弥足珍贵的,这种感觉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体验过。能够在她的身边,他感觉非常幸福。当他把一只大大的细杆卷边的桦树蘑菇放到她的篮子里时,由于喜悦和不安所泛起的红晕已经溢满了她的脸庞。他注视着她的眼睛,不禁有些慌乱。无语中,他递给她一个意味无穷的微笑。”�

  这些书页就放在柜台上,旁边还有一些旧杂志,旧报纸,上面印着穿比基尼的女郎。�

  她该离开印度商店了,还需要走上四英里才能回到她的村子。对她来说,这里是一个避风港。要离开这喧嚣埋怨的人群了。印度人在迟疑。他知道这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回家路上会多么艰难。他想把这篇令她着迷的文章送给她,但是他真的不能确信,这个大肚子的瘦小女人能理解那里面的意境。�

  这三分之一的《安娜・卡列尼娜》书稿是如何来到这偏僻遥远的印度商店的呢?是这样的。�

  联合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他开始长途旅行之前,到书店买了这本小说。上了飞机,在他的商务舱安顿下来以后,他把书扯成了三部分。他一边做,一边环视着周围的旅客,知道将会看到人们震惊、好奇的神色。他坐下,把安全带系好后,自顾自地大声说道:“我在长途旅行的时候总是这样做。我不愿意抱着一本太厚太重的书。”这部小说是平装本,但的确是个长篇。这个人已经非常习惯当他说话的时候有人在听。“我旅行的时候总是这样做,”他坦白道,“成天旅行,实在乏味。”当其他人都坐下后,他立刻打开手里那部分的《安娜・卡列尼娜》开始阅读起来。如果有人朝他这里看,不管他们是否好奇,他都会说:“不,这的确是旅行的唯一方式。”他了解这部小说,喜欢这部小说,而这种创新的读书方式又给这本著名的小说增加了一些趣味。�

  把这一部分小说读完之后,他叫来了空姐,让她把它送给坐在经济舱的秘书。每当这部伟大的俄国小说――虽然受到了损坏,但仍可阅读,送达飞机的后半部时,总会引起人们的兴趣、非议和不可避免的好奇心。总之,这种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聪明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可能在座的每一位都不会忘记。�

  与此同时,印度商店里,年轻女人倚在柜台上看书,而她的孩子们则紧紧地抓住她的裙子。她穿着牛仔裤,因为她是一个现代化的女人,但是在裤子外面,套了一条厚厚的羊毛裙子,这是她们传统服装的一部分:这样孩子可以很容易地抓住她的裙子,因为上面有厚厚的褶皱。�

  她感激地看了印度人一眼,她知道他是喜欢她的,是同情她的,但她还是迈开脚步,踏入肆虐的风沙中。�

  孩子们已经哭不出声来了,他们的嗓子里似乎灌满了尘土。�

  艰难地,艰难地,她一步一步地踏在那干涸的土地上。艰难,艰难――但是她已经习惯了艰难,不是吗?现在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刚才读的故事上面。她想,“她就像我一样,戴着白色的头巾。她也在照看她的孩子们。我也能成为她,那个俄罗斯女孩。那个男人,他爱她,会向她求婚的(她这一段还没有读完)。是的,我也会遇到这样的男人,他会带着我逃离这一切,带着我和我的孩子们。是的,他会爱我并且照顾我的。”�

  她接着向前走。肩膀上的水罐很沉。她接着向前走。孩子们能够听见水在罐子里的咣当声。走到一半,她停下脚步,把水罐放下。孩子们低声地哭着,用手摸着罐子。她想她不能打开水罐,因为尘土会落进去的。在回到家之前,她无论如何不能打开水罐。�

  “等着,”她告诉孩子们,“等着。”�

  她必须重整精神,走下去。�

  我的老师说那里有个图书馆,比超市还大,里面到处都是书。年轻女人向前走着,脸上挂着笑容,风沙吹在她的脸上。我很聪明,她想。老师说我很聪明。她说我是学校里最聪明的。我的孩子们也会很聪明,像我一样。我会带他们到图书馆去,那里有很多书,他们要上学,他们会成为老师――我的老师告诉我,我会成为一名老师。他们会离这里远远的,挣很多钱。他们会住在大图书馆附近,过着很好的生活。�

  你也许会问,那本俄罗斯小说的一部分是怎样来到这印度商店的柜台上的?�

  这里肯定有着有意思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告诉我。�

  可怜的女人继续前行,想到肩头的水她挺直了腰。回到家后她会给孩子喝水,然后自己也喝一点。她继续向前走着……穿越着非洲干旱的可怕沙尘。�

  我们疲惫不堪,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那受到威胁的世界。我们习惯于讽刺甚至是玩世不恭。有些语言和想法我们几乎已经抛弃,因为它们已经太过时了。�

  但是,对于有些词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恢复其效力。�

  我们拥有一座宝库――一份财富――文学财富,这财富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文学的财富,它就在那里,在等待那些有幸认识它的人重新去发现。财富啊。假想它若是不存在会是怎样?我们将多么贫穷,多么空虚啊。�

  我们拥有语言、诗歌和历史的遗产,这份遗产将永远不会枯竭。它就在那里,永远。�

  古老的说书人留给我们的,是传说故事的遗产。有些说书人,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些不知道。在森林的空旷地里,燃着一堆篝火,巫师们在载歌载舞,因为我们的故事遗产就起源于火、魔法和精神世界。�

  任何一位现代作家,都会说自己曾有被火感动的瞬间,我们称之为灵感,这要追溯到我们人类的起源、火、冰还有形成人类和人类世界的风暴。�

  讲故事的人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创作故事的人与我们永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的世界受到了战争、恐怖的威胁――这些我们都能很容易地想象到。让我们假想水灾冲垮了我们的城市,海平面上升……但是作家还会存在,因为是我们的想象力塑造了我们,维持了我们,创造了我们――不管是好还是坏。当我们疲倦、受伤、甚至是被摧毁的时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作家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休养。作家、美梦的编织者、神话的创造者,是永生的凤凰。�

  可怜的女人在风沙中继续跋涉着,梦想着她的孩子能够受到教育。我们认为自己比她高明吗?――我们这些人,脑满肠肥,壁橱里塞满了衣服,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使我们窒息。�

  我想,那可怜的女人还有那些三天没有吃饭却还在谈论书籍和教育的人们,能够给我们回答吧。�

  (孔雁: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邮编:1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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