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白岩松听到要让自己做主持人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不，坚决不”；崔永元已隐隐预感到，“我的时代，一个崔永元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撞开，陈虻走进来说：“我想出来了，我就要叫‘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96年，《东方时空》全家福。那一年，孙玉胜36岁，陈虻35岁，崔永元33岁，白岩松28岁。 白岩松穿着一身借来的硕大的西服，戴着一块颇为晃眼的假金表，出现在镜头里。 “你怎么戴那么大一表啊？”上个月，是央视《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白岩松做客《鲁豫有约》，回放开播视频时，鲁豫“揪”出了这个细节。 全场会心大笑。 这是白岩松第一次出镜，他是背着领导的。“领导”，指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央广”）领导。到央视“露脸”，不过是毛头小伙白岩松的一个“私活儿”。他当时还没想过“跳槽”，他觉得央广挺好。 其实更早的时候，当时的央广领导也没想“跳槽”。 1985年，时任央广副台长杨伟光，接到调令，出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杨伟光为此找到了广电部某领导家里。领导说，这是党组的决定，不会更改了。 情况就是这样。 那时的央视，没有《东方时空》，没有《焦点访谈》，没有《新闻调查》，没有《实话实说》，没有《面对面》，没有《感动中国》。当然，更没有地位，也没有钱。 六年后，杨伟光升任央视台长。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年后，1993年春天，杨伟光决心创办一档报道热点的电视栏目。因为题材“报喜也报忧”，他把播出时间设定为早间7点一个当时中国人不会打开电视的时段。 杨伟光想启用年轻人，他叫来了时任新闻采访部主任孙玉胜。 时年33岁的孙玉胜差不多是与杨伟光同时期进的央视：1984年，孙玉胜大学毕业时听到被分配到央视，他的情绪也不高。甚至刚工作时，有同事谈论“蒙太奇”，孙玉胜还以为这是一个外国记者的名字。 起点就是这样。 当时中国的电视节目在视听手段上的要求，还主要以“听”，即文字语言为主。 奉命牵头的孙玉胜，几乎立刻想到了这档早间节目的名字《新太阳60分》，他总记得在广东街头看到的一句古老希腊谚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孙玉胜把这个颇为得意与欣喜的节目名提交上去，至杨伟光处却被否决：“东方红，太阳升。你要用《新太阳》，人家就会联想，是不是否定了老太阳，否定了毛泽东？” 年轻人想要辩解，直到杨伟光说：“不要坚持了，真正出毛病的话，他们肯定是找我，不是找你们。”台长大笔一挥，在替补名单的最底部一栏画了个圈：《东方时空》。 形势就是这样。 回望这个国家电视台自1983年以来发起的数轮以十年为周期的中国电视改革，无一不发轫于春天。其中隐匿的一个政治逻辑是：新一届党代表大会多在秋冬之际召开，秋冬之际，稳定为主。 此时，孙玉胜手下那些日后声名显赫的名嘴们，都还是年轻人白岩松听到要让自己做主持人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不，坚决不”；崔永元隐隐预感到，“我的时代，一个崔永元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而《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撞开，陈虻走进来说：“我想出来了，我就要叫‘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一群电视年轻人由此迎来了一个时代的绽放。他们彼此欣赏，又彼此想要胜过对方。 年轻人想要辩解，直到杨伟光说：“不要坚持了，真正出毛病的话，他们肯定是找我，不是找你们。”台长大笔一挥，在替补名单的最底部一栏画了个圈：《东方时空》。
央视史上前所未有的“噩耗”
白岩松初见这位手拿大哥大的白胖制片人时便觉得，这跟骗子的唯一区别，是有认识的人推荐。“认识的人”，指的是崔永元。 找帮手时，孙玉胜第一个想到了时间。 时间，就是他的本名。“时间对电视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悟性，天分极高，就是说话比较随便。”孙玉胜这句话，若干年后，不期成为时间在央视职业沉浮的一个注脚。 30出头的时间当时正在采访部接受新闻的“锻炼”，学习正面看待事物。此前，时间一直在专题部，他做了一部片子《天安门》。这种具有纪录片理念和平实叙事风格的片子，在当时还不被理解，被认为调子较灰。 有意思的是，未来五年，这位“灰调”年轻人将在《东方时空》执掌其中一档“浓缩人生精华”的正面人物报道栏目《东方之子》。 很快，时间就决定要把《东方之子》做成人物访谈形式。他一直觉得，这个社会，由于文革阴影，人与人之间不能心对心交流，人们之间的谈话总隔着面纱。 现在，他要做一场带有戳穿心态的说真话的正面人物访谈。 问题是，没有经费。 孙玉胜曾往上递交过一个节目承包申请报告，里面提到一年近1000万元的经费预算。后来的运转证明，作为一档日播的40分钟时长的综合杂志型节目，《东方时空》每年的实际开支近4千万元。 而当初这一千万元，台里也没批下来。《东方时空》的启动经费，是孙玉胜向台里打的借条，20万元三年后，新闻评论部另一档45分钟节目《新闻调查》筹创时，这差不多是其举行一个全国招聘座谈会的经费。 最后，是一位副台长给孙玉胜打来电话：“台里的意思是，能否就给你们五分钟广告时间，其他的一切就不管了。五分钟，你们挣多少花多少。” “五分钟”，然后，“其他一切就不管了”？ 这一央视史上前所未有的“噩耗”，很快通知到《东方时空》的四个子栏目：《东方之子》、《焦点时刻》、《生活空间》以及《金曲榜》（后改名为《音乐电视》）。 制片人时间之后的“发展下线”工作，便颇有了敌后武工队的自觉。“给你一个图章，给你把枪，然后也没节目经费，让你去发展你的组织，走的时候一个人，回来带来一个团。”这是时间的原话。 白岩松初见这位手拿大哥大，不似央视人员倒像江湖中人的白胖制片人时，便觉得，这跟骗子的唯一区别，是有认识的人推荐。 “认识的人”，指的是他的大学师兄兼同事崔永元。
开启自己的命运之门
樊馨蔓没有考上新闻评论部，但她之后还是进入陈虻任制片人的《生活空间》实习，成为编导。再后来，她参与创办了《感动中国》，任总导演。 崔永元和时间是大学同学。崔永元18岁时就开始失眠，第二日上午的课往往也上不了。于是，他便常在公共洗漱间里与时间相遇：时间不失眠，但上午的课，他一般也不去。 巧的是，二人的家也都在部队大院，久而久之，便有了互相串门的交情，崔永元谈过恋爱的女孩，时间也都认识。 后来，崔永元去了央广。时间早期在央视做专题片时，崔永元便是他的智囊。 时间当了《东方之子》制片人后，崔永元有次探班，他帮一位老挨时间骂的老同志找选题。老同志发现，崔永元在报纸上勾出的“要找的人”，篇幅都不大。崔永元说，这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我们是要找值得采访的人，并不是这人上了两个版，你再去追他；好的线索，一行字就够了。 时间知道这事后，一定要拉崔永元入伙。崔永元说，你看，我平时也挺忙的。时间赶紧说，那你给我推荐一个。 《东方时空》早期的招兵，多数便是经由这样的熟人推荐熟人而来。 《东方时空》开播不到半年，“吃方便面，打面的，看《东方时空》”，成为上世纪90年代的京城时尚。节目的广告时长也从第一期的五分钟卖不满，到之后因“私自”延长至十分钟，被杨伟光发现而挨批。 后来赫赫有名的“新闻评论部”，正是因《东方时空》等节目的影响力，于同年年底在央视成立。 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时代。央视史上第一次对外招聘，也是由新生的新闻评论部发起。1993年年底，孙玉胜一手撰写的招聘启事刊登在了《中国电视报》、《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上。在后来的回忆中，孙玉胜提到自己有些隐隐激动，他想象着报纸另一端的年轻人，是否也会想象着因为这几行字，开启自己的命运之门。 开始在导演圈小有名气的张纪中，走路时踢到了张报纸。他一脚踩中的，正是孙玉胜写的招聘的“豆腐块”。张纪中把这张脏兮兮的报纸放到了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樊馨蔓面前：“这不就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么？” 现场的考题也是孙玉胜出的，就一道：制定一期电视报道计划。孙玉胜没有设计常规的文史知识考点，他不想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宋徽宗年号”问题，就失去一个拥有电视创造天赋的新人。 樊馨蔓没有考上。但她还是进入陈虻任制片人的《生活空间》实习，成为编导。这源于孙玉胜在《东方时空》发起的，后来在中国电视界一个影响深远的“制片人”制度，其中精神包括：制片人拥有绝对的用人权和财权，领导也不得干涉。 樊馨蔓后来参与创办《感动中国》，历任数届《感动中国》总导演。
靠娱乐起家的新闻节目
人找齐了，做什么才是个问题。 虽然日后的《东方时空》，人们都认为它是一档新闻节目，但有意思的是，它最先火的，是娱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流行音乐的最大推手，不在唱片公司云集的广州，而在首都北京，国家电视台；确切地说，也不在央视文艺中心，就在新闻评论部，《东方时空》。 这档后来的新闻节目，在1995年推出了50首新歌，其中有高枫的《大中国》、满文军的《懂你》和老狼的《恋恋风尘》。 此前，广播电台的流行音乐点歌正盛行，港台流行音乐也开始进入大陆，同时带来一批MV作品。《东方时空》创办时，有人便提出做一个早间点歌的子栏目。 一个叫王坚平的青年记者，因为整日哼唱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而成为不二的负责人选。 制片人王坚平负责的这个子栏目最早叫《金曲榜》，因为港台音乐总排在头名，而一些革命歌曲可能就只是六七名，后来索性更名为《音乐电视》，不再排名。 张学友的《吻别》、周华健的《花心》，在大陆最早都是经由《音乐电视》播出。 《东方时空》快开播时，孙玉胜问王坚平，头两日准备放什么歌。王坚平说，第一天播杨钰莹的歌，第二天播台湾的郑智化的歌曲。 “台湾的政治化的歌曲？”孙玉胜吓了一跳。 《东方时空》首期节目，出于安全考虑，其他三个子栏目的选题都做得较平，王坚平的音乐栏目就显得格外出跳热闹。他还找来刘德华、杨钰莹等歌星录制了“贺词”，这一宣传手段而今许多电视台、电台、网站乃至公共微信仍在沿用。 “恭贺《东风（方）时空·金曲榜》开播”刘德华那时刚刚进军大陆，普通话还说不太好，对着镜头，他把“方”字咬成了“风”字。 开播头两个月，由于播放大量港台歌曲，王坚平受到了批评。20年前，这种意识形态的批评不仅来自上面，也来自观众，甚至是“自己人”：央视内部的阅评通报上，就有同仁质疑，这个节目是不是制片人或者个别编导自娱自乐的卡拉OK？ 1994年5月，白岩松和水均益主持内部联欢会。这时候的小白，收到的表扬信终于超过了批评信，还开始收到求爱信。 杨伟光亲自找王坚平谈话，并给定了主意：台里拨款200万元，拍摄“中国民族歌曲经典MV100首”。这一民歌系列后来播出了整整一年，受到《人民日报》发文和时任总理李鹏的题词表扬。 王坚平把这套MV的版权卖给了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央视收回了制作成本，孙玉胜很满意，称赞王坚平很有生意头脑。 到1995年，“当代金曲50首”也做完了，也播完了。王坚平想要推出中国原创的流行音乐，由栏目组出钱拍摄MV。 一次王坚平去唱片公司找歌，朋友说有一首新歌，我打个电话，让歌手现场来给你唱。过一会儿，一个叫高枫的年轻人背着吉他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喊了句“王老师”，开始弹唱起来：“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大中国》后来成为《音乐电视》推出的《95新歌》里的一号作品，栏目组投入的MV成本也最大，拍的都是大场景，制作费高达九万元。 那一年火起来的，还有《懂你》这首歌，它最早是怀念邓丽君的。1995年，邓丽君刚刚去世。王坚平对词作者说，词是很好的，但是风格过于哀婉，你看，能不能改以亲情，比如父子之间的沟通做主题？ 《懂你》的演唱者，有三人录了小样，其中两位是已经成名的蔡国庆和孙国庆。王坚平和同事听完小样后，却一致觉得那个从京郊来的农村小伙演绎得最好。 这首歌，就给了新人满文军。 那一年，《音乐电视》推出的《95新歌》里还有戴军的《阿莲》、罗中旭的《星光灿烂》、老狼的《恋恋风尘》等。当年年末，中国十大金曲盘点时，《东方时空》推出的新歌，占了一半。 随后，一切戛然而止。 1995年年底，央视决定，把《音乐电视》从《东方时空》里撤除。孙玉胜后来谈及原因，一是《东方时空》要转型做彻底的新闻杂志；二是，来自台里文艺中心的竞争与不满。 孙玉胜找来王坚平谈话，他对王坚平的表态很满意，觉得他是一个顾全大局、勇于挑战自己的人。 孙玉胜用了“壮士断臂”一词。 《音乐电视》的散伙饭，栏目组有邀请孙玉胜，孙玉胜说一定来。席上，大家都很克制。 但年轻人脸上的悲伤遮不住。孙玉胜后来借故先行离席。 王坚平剪去长发，于1996年出任《新闻调查》第一任副制片人。1999年，王坚平从央视辞职，创办银汉文化传播公司。2010年，王坚平回归体制，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数字广播中心副主任。 《音乐电视》的被剥离，后被认为从整个风格上改变了《东方时空》的人文气质，它终于成为了人们后来熟悉的模样一档新闻节目。
小保姆说：我有暂住证，你们有吗
制片人时间曾在六里桥租过一个半地下室的集体宿舍，白岩松、王志、张洁、周兵这些名记和日后的名导，都挤在里面。 陈耀文还是军人时，常去央视送片。 他在部队，拥有专门机房，配有专车，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1992年，因为获得中国电视新闻一等奖，陈耀文还立了一个二等功。 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那一年的崔永元。时间是《实话实说》创办人，开播前，他特意带着小崔去找台里的造型高手徐晶。徐晶说，你怎么老找长这样的当主持人？ 《东方时空》开播，陈耀文连看了三个月后，他意识到原来自己过去一直在做“黑板报”。 陈耀文见到了《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制片人张海潮。简短谈话后，张海潮问，你什么时候能来？ 陈耀文的军长当时正好在央视附近的京西宾馆开会。陈耀文买了把香蕉就去找军长，说想转业。军长说，这样吧，我批准你来学习一年，干不了还可以回去。 不过理想这事显然是有成本的：大多数评论部的人其实都不属于央视，说白了就是临时工。 孙玉胜当时发起的那场一个国家电视台的首次招聘，通过考试的有128人。在入围者纷纷电话询问“是否解决北京户口、工作关系是否调入央视”等问题得到全否答案后，最终加盟的，不足四十人。 工作不久，拥有15年军龄的陈耀文，就被骂哭了。“你一个临时工，借什么带子，一边儿去。”一个央视正式员工说。 外来务工的小保姆也瞧不起他们。制片人时间曾在六里桥租过一个半地下室的集体宿舍，白岩松、王志、张洁、周兵这些名记和日后的名导，都挤在里面。 一个安徽小保姆负责给他们做饭。保姆开始对他们挺好，觉得常能在电视上看见他们。 王志那时确认自己要做主持人了，他花了800元，跑到赛特商场买了平生最贵的衣服，一件格子西装。小保姆和王志熟了，就嘲笑他，你们这些做主持人的，就像地老鼠，住在地下室，出去都是人模狗样，西装革履。 后来，小保姆做饭也开始敷衍。有一次，张洁忍不住去问小保姆。小保姆拿出来一张纸：“我有暂住证，你们有吗？” 北京木樨地一带有许多部长高楼。周兵那时常去采访离退休部长。夜幕降临时，忧伤的年轻人经常会望着那一排排高楼上的灯，一边觉得很有镜头感，一边想起来，这些房子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周兵后来成为纪录片导演，代表作是《故宫》。
“嗯，哭啦？不讲了，不讲了”
“您好好吹啊，明天早晨，《东方时空》，就能看见您吹的这个头。”《东方时空》记者感到理发师傅的手瞬间抖了一下。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陈耀文，他出镜的第一个片子，是1994年《东方时空》的春节特别节目。陈耀文去天津采访一个年画画家。陈耀文先去采访对象家踩了个点，那附近有一个理发店。 陈耀文走进去吹头。对于已经是《东方时空》记者，将要在电视上出现的那种抑制不住的心情，他想着，要怎么传递给理发师傅，让他收看电视，为替我吹过头而高兴一下呢？ 陈耀文开口了：“您好好吹啊，明天早晨，《东方时空》，您就能看见您吹的这个头。”他感到师傅的手瞬间抖了一下：“真的啊，明早就能看见吧！” 陈耀文压住声音：“如果顺利的话。” 到1995年、1996年时，负责《焦点访谈》、《焦点时刻》监督报道的暗访记者陈耀文，出门受到的已经是明星一般的礼遇。坐飞机，有乘务长将他请至头等舱；在天安门广场拍片，有人过来找他合影；去商场买东西，对方突然说，给你打折吧，你老替我们说话。 老台长杨伟光退休后，接受采访被问及有关《焦点访谈》的审片经历时，常提到1994年冬天，一个有关克拉玛依大火的报道。而这个报道的记者，正是陈耀文。 这是陈耀文记者生涯里最痛苦的一次大哭。 325个人在火灾中丧生，288个是孩子。八天连续采访后，陈耀文回京，片子一个通宵就编了出来。第二日一早，杨伟光被副台长沈纪请来亲自审片。片子放完，杨伟光也没说不播，只是说这种报道还是要考虑影响，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 杨伟光从陈耀文的衣服上看到了眼泪：“嗯，哭啦？好了，不讲了，不讲了。” 《焦点时刻》实际上是后来的晚间节目《焦点访谈》的“试探气球”。《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制片人张海潮同时也负责《焦点访谈》节目。如果早间的《焦点时刻》报道播出，领导有打电话来，那么黄金时段的《焦点访谈》就不再播。 1995年，张海潮出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 陈耀文2000年任《东方时空·直通现场》栏目主编，后相继任《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主编，《世界》栏目总编导，《国际观察》栏目主编。 现在，他是《新闻纪实》栏目记者。 记者陈耀文偶尔会在微博上给郭德纲提供素材。比如，“某媒介要播出纪念莫扎特逝世N周年专场音乐会录像，相关部门严格要求填写表格……编导只得填写如下内容作者地址：维也纳中央公墓；电话：无联系电话。
希望你继续保持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
策划新人白岩松上来就坐在地上开说，然后，他懵了。 主持人胡健站了起来，对制片人时间说：“我以为你找来一老头，结果来了一小孩。” 制片人时间和编导一起熬。有一次，编片编得太累了，时间蹲着尿。一旁人说：“你又不是个女的。”“我给忘了。”时间说。 胡健是时间定下的第一个主持人。时间最早想把《东方之子》做成学者型访谈，他希望找一个稍有年纪和阅历的主持人。 屏幕上的播音小美女让时间很是看不顺眼。他觉得那些主持人脑子有问题。“不动脑子，不问人话，不是智商有问题，是什么？” 胡健当时四十多岁，在《工人日报》做主任，曾和时间合作过纪录片，她的记者式思考提问让时间很欣赏。 现在，策划会还没开完，胡健扭身走了，被小白气的。 “换这样一种问法，你看会不会更好？”这是白岩松现在会说的话，但那时候，“我们觉得不对，冲上来就会说，‘你这是什么问题，你怎么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后面，还带一个‘妈×’。” 时间找白岩松当策划时，就和他交待过“任务”：一是找资料；二是时间觉得自己和主持人沟通有点困难，必要时让白岩松帮忙传个话…… 这下可好。参与的过程，就是不断吵架的过程。当白岩松由最初的陌生、谨小慎微，到慢慢也拿自己当组里的一分子时，他说过的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句话是：“我要是做这样的节目，我早从这楼跳下去了。” 时间开始觉得，白岩松是个当主持人的料。“白岩松最大的优点，是他瞬间组织语言的能力；另外，他能够狠下心来，问出对方难以回答的问题。” 时间把这念头和当事人一说，当即遭到拒绝。理由其一、我这是兼职，上电视，央广的领导就知道了；其二、再穷我也照过镜子。 这之前，时间也撺掇过崔永元，小崔也照过了一回镜子。 让小白当主持人的想法，时间也告诉了崔永元。崔永元持反对意见，他觉得观众根本无法承受，对，是承受。“他（白岩松）形象和我差不多，是吧？” 时间没听他们的。白岩松最终出镜。然后，观众的批评信，成麻袋成麻袋地寄来。 《东方之子》的录音师张文华记得，有一次，小白真急了。“他说我不当主持人了，你们爱选谁选谁，谁爱干谁干，他觉得他自己从来没这么失败过……” 同事们赶紧哄白岩松，一个摄像早期是这么开解他的：“你做主持人，刚开始大家可能不接受，慢慢地，可能就习惯了……” 《东方时空》100期之前，白岩松收到的批评信，远比表扬信多。 顶住压力，坚持让小白上的，是时间。 时间一手发掘的主持人，还有崔永元、王志和董倩。“时间挺了不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还不是说白岩松、崔永元从此改变命运，这是改变整个中国的播音员主持人的命运了。”崔永元后来说。 1995年，崔永元在《东方时空》特别节目中第一次出镜。 爱说脏话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客气，但他骂人最厉害时，是不说脏字的。“那骨子里带着对你的蔑视。”王志说。 很多同事都记得当年时间的辛苦，他和编导一起熬。有一次，编片编得太累了，时间蹲着撒尿。一旁人说：“你又不是个女的。”“我给忘了。”时间说。 1998年开始，时间历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东方时空》工作室总制片人、新闻采访部副主任、社会专题部副主任。 2004年，时间离开新闻中心，参与创办社会与法频道。之后，这个当初的伯乐离开央视，现任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用他本人的话说，“从此下海经商，不再仰人鼻息”。 《东方之子》编导乔艳琳曾在一次和时间吵完架后，对他笑说：“希望你继续保持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如果你改了这个，你将来可能会当更大的官；但你老了，没人陪你打牌。”
时间说：我不幸福，陈虻也不幸福
有段时间，大家对陈虻突然有了很大的意见。一天，同事给海天打来电话骂陈虻，海天也跟着说他的不好。放下电话，海天发现陈虻泪流满面地站在门口。 2001年，柴静刚进评论部，饭桌上她常听同事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 陈虻是《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 《生活空间》最早被定位为服务性栏目。1993年7月，32岁的陈虻“报到”的当天，《东方时空》开播已两月有余，一档教人做西瓜盅的节目正在编后期。编导告诉陈虻，之前她还教人熬过粥。 这一天，制片人陈虻提出，《生活空间》还是要做服务，但要服务于人们的精神需求。 众所周知，因为陈虻，《生活空间》后来有了王刚那句著名的三弦乐配音：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几乎没拍过片。他用不着以这个方式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 《生活空间》的编导曾拍过一个片子，讲述一个女儿能唱一个没人能到的高音。父女俩来到北京，希望有乐团能为女孩免费录一首歌，但乐团团长们都拒绝了。父亲对女儿说，再困难，也要坚持。 这个片子，在感受父女俩的执着同时，也能感受到乐团团长们的狭隘。 但是陈虻看完后，对编导说，从画面上看，你的拍摄很从容，这种从容告诉我们什么？乐团是允许你拍摄的，所以他们应该是问心无愧的。可是你拍出来，怎么感觉他们就问心有愧了？请你告诉我真相，我相信这里面有真相。 编导说，是，是有真相。这个乐团连职工每月200元的工资都发不出去。 陈虻说，你把这些事实贪污了，谁允许你的？很多时候，我们恰恰把一个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不是我骂你，你就不是人，你是一个被输入程序的机器人。 王学锋差不多和柴静同时期进来。“每次被陈虻骂，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王学锋对柴静说。 “陈虻和时间的风格不同，时间是直接骂；陈虻的，更摧残人。”《生活空间》编导、而今《看见》栏目的制片人李伦说，陈虻批评人，会让人很挂不住。“你多长时间没看书了？”“能告诉我你最后看的一本书的书名吗？”“什么时候你衣服穿对了，你的片子才能做好……” 樊馨蔓说，《生活空间》陈虻每次审完片，做片子的编导，不论男女，半夜都得去打点滴，急剧消瘦。 有段时间，大家对陈虻突然有了很大的意见。一天晚上，同事给编导海天打来电话骂陈虻，海天也跟着说陈虻的不好。放下电话，海天发现陈虻泪流满面地站在宿舍门口。 海天很尴尬，说你要相信，大家不是真恨你，大家还是很爱你的。陈虻一个劲儿地流泪。 时间在主持新闻评论部的最后一个会上，说：“我不幸福。”他抽了两口烟，又说：“陈虻也不幸福。”时间说，他和陈虻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2008年，陈虻因胃癌去世。 “妹妹，我真是发疯一样地喜欢电视，我就是为电视而生的。”樊馨蔓说，这是陈虻的原话。在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时，陈虻养成了不吃午饭的习惯，而食堂，距离他的办公室不过百米。 海天家里现在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父亲的；另一张，是陈虻。 28年前，1985年，一个还叫“陈小兵”的航天部团委干部，因为“心里特别喜欢电视”，申请调去“冷门”的央视。在央视专题部的头三年，他没有具体分工，主要工作是“打杂”：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 1996年，水均益与敬一丹获金话筒奖。小水刚来时，一口兰州普通话，但他擅长的，其实是国际报道。而敬大姐，被小崔认为是当年评论部里，长相唯一“规范”的主持人。 打杂之余，比如给摄像师扛机器，“趁卸架子的工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画。” 他就是后来的陈虻，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成为“说的永远是对的”。
那个时光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一位大姐在2001年9月12日清晨，推开白岩松的办公室门，手指颤抖地指着他的脸，质问：“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见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2013年5月18日，《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二十年》新书发布会，三联书店。白岩松的一句“很庆幸赶上那一段不正常的岁月”在现场屡被主持人提起。 球迷白岩松解释说，那时的国家电视台，就像巴西队和阿根廷队。他下半句的自嘲，大家都笑了。 2008年开始，央视一批新闻专题节目陆续取消。而《东方时空》，“当新闻频道有了全天滚动播出的新闻的时候，《东方时空》就变成了一个符号。”离开了《东方时空》的老人王坚平说。 “现在的人心都坏了。”发布会现场，时间说话还是那么率性。“时间是谁？”我身边的一位年轻女孩一边鼓掌，一边问同伴。“回去百度查下。”同伴说。 主持人白岩松的出场及发言，照例获得最高频次的欢呼和鼓掌。 现在还是会有观众守在央视东、西门外，甚至挂牌指名要见“白岩松”；只是，再也没有一位大姐在2001年9月12日清晨，推开白岩松当年在央视西门外的办公室，手指颤抖地指着他的脸，质问：“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见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2010年的央视春晚，小虎队复出，唱到《青苹果乐园》时，王坚平给已是央视副台长的孙玉胜发了条短信：看到小虎队在唱歌，就想到了我们的《东方时空》，当时小虎队的歌我们经常放。 孙玉胜回了过来：坚平，那个时光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的白岩松说，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现在的目标是，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 某天夜里，0：40分。柴静在MSN上给《新闻调查》编导郝俊英发来新闻线索。交流完选题，郝俊英打了一句：谁知道我们在这深夜里在干些什么啊。对话框里出现了回话：眼睛热了一下，为了那渺茫而认真的理想吧！ 他们曾为此，跋山涉水，星夜兼程。20年后，老兵们都还在，但是时光，终究离散了。
20年前，白岩松听到要让自己做主持人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不，坚决不”；崔永元已隐隐预感到，“我的时代，一个崔永元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撞开，陈虻走进来说：“我想出来了，我就要叫‘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996年，《东方时空》全家福。那一年，孙玉胜36岁，陈虻35岁，崔永元33岁，白岩松28岁。 白岩松穿着一身借来的硕大的西服，戴着一块颇为晃眼的假金表，出现在镜头里。 “你怎么戴那么大一表啊？”上个月，是央视《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白岩松做客《鲁豫有约》，回放开播视频时，鲁豫“揪”出了这个细节。 全场会心大笑。 这是白岩松第一次出镜，他是背着领导的。“领导”，指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央广”）领导。到央视“露脸”，不过是毛头小伙白岩松的一个“私活儿”。他当时还没想过“跳槽”，他觉得央广挺好。 其实更早的时候，当时的央广领导也没想“跳槽”。 1985年，时任央广副台长杨伟光，接到调令，出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杨伟光为此找到了广电部某领导家里。领导说，这是党组的决定，不会更改了。 情况就是这样。 那时的央视，没有《东方时空》，没有《焦点访谈》，没有《新闻调查》，没有《实话实说》，没有《面对面》，没有《感动中国》。当然，更没有地位，也没有钱。 六年后，杨伟光升任央视台长。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年后，1993年春天，杨伟光决心创办一档报道热点的电视栏目。因为题材“报喜也报忧”，他把播出时间设定为早间7点一个当时中国人不会打开电视的时段。 杨伟光想启用年轻人，他叫来了时任新闻采访部主任孙玉胜。 时年33岁的孙玉胜差不多是与杨伟光同时期进的央视：1984年，孙玉胜大学毕业时听到被分配到央视，他的情绪也不高。甚至刚工作时，有同事谈论“蒙太奇”，孙玉胜还以为这是一个外国记者的名字。 起点就是这样。 当时中国的电视节目在视听手段上的要求，还主要以“听”，即文字语言为主。 奉命牵头的孙玉胜，几乎立刻想到了这档早间节目的名字《新太阳60分》，他总记得在广东街头看到的一句古老希腊谚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孙玉胜把这个颇为得意与欣喜的节目名提交上去，至杨伟光处却被否决：“东方红，太阳升。你要用《新太阳》，人家就会联想，是不是否定了老太阳，否定了毛泽东？” 年轻人想要辩解，直到杨伟光说：“不要坚持了，真正出毛病的话，他们肯定是找我，不是找你们。”台长大笔一挥，在替补名单的最底部一栏画了个圈：《东方时空》。 形势就是这样。 回望这个国家电视台自1983年以来发起的数轮以十年为周期的中国电视改革，无一不发轫于春天。其中隐匿的一个政治逻辑是：新一届党代表大会多在秋冬之际召开，秋冬之际，稳定为主。 此时，孙玉胜手下那些日后声名显赫的名嘴们，都还是年轻人白岩松听到要让自己做主持人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不，坚决不”；崔永元隐隐预感到，“我的时代，一个崔永元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而《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撞开，陈虻走进来说：“我想出来了，我就要叫‘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一群电视年轻人由此迎来了一个时代的绽放。他们彼此欣赏，又彼此想要胜过对方。 年轻人想要辩解，直到杨伟光说：“不要坚持了，真正出毛病的话，他们肯定是找我，不是找你们。”台长大笔一挥，在替补名单的最底部一栏画了个圈：《东方时空》。
央视史上前所未有的“噩耗”
白岩松初见这位手拿大哥大的白胖制片人时便觉得，这跟骗子的唯一区别，是有认识的人推荐。“认识的人”，指的是崔永元。 找帮手时，孙玉胜第一个想到了时间。 时间，就是他的本名。“时间对电视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悟性，天分极高，就是说话比较随便。”孙玉胜这句话，若干年后，不期成为时间在央视职业沉浮的一个注脚。 30出头的时间当时正在采访部接受新闻的“锻炼”，学习正面看待事物。此前，时间一直在专题部，他做了一部片子《天安门》。这种具有纪录片理念和平实叙事风格的片子，在当时还不被理解，被认为调子较灰。 有意思的是，未来五年，这位“灰调”年轻人将在《东方时空》执掌其中一档“浓缩人生精华”的正面人物报道栏目《东方之子》。 很快，时间就决定要把《东方之子》做成人物访谈形式。他一直觉得，这个社会，由于文革阴影，人与人之间不能心对心交流，人们之间的谈话总隔着面纱。 现在，他要做一场带有戳穿心态的说真话的正面人物访谈。 问题是，没有经费。 孙玉胜曾往上递交过一个节目承包申请报告，里面提到一年近1000万元的经费预算。后来的运转证明，作为一档日播的40分钟时长的综合杂志型节目，《东方时空》每年的实际开支近4千万元。 而当初这一千万元，台里也没批下来。《东方时空》的启动经费，是孙玉胜向台里打的借条，20万元三年后，新闻评论部另一档45分钟节目《新闻调查》筹创时，这差不多是其举行一个全国招聘座谈会的经费。 最后，是一位副台长给孙玉胜打来电话：“台里的意思是，能否就给你们五分钟广告时间，其他的一切就不管了。五分钟，你们挣多少花多少。” “五分钟”，然后，“其他一切就不管了”？ 这一央视史上前所未有的“噩耗”，很快通知到《东方时空》的四个子栏目：《东方之子》、《焦点时刻》、《生活空间》以及《金曲榜》（后改名为《音乐电视》）。 制片人时间之后的“发展下线”工作，便颇有了敌后武工队的自觉。“给你一个图章，给你把枪，然后也没节目经费，让你去发展你的组织，走的时候一个人，回来带来一个团。”这是时间的原话。 白岩松初见这位手拿大哥大，不似央视人员倒像江湖中人的白胖制片人时，便觉得，这跟骗子的唯一区别，是有认识的人推荐。 “认识的人”，指的是他的大学师兄兼同事崔永元。
开启自己的命运之门
樊馨蔓没有考上新闻评论部，但她之后还是进入陈虻任制片人的《生活空间》实习，成为编导。再后来，她参与创办了《感动中国》，任总导演。 崔永元和时间是大学同学。崔永元18岁时就开始失眠，第二日上午的课往往也上不了。于是，他便常在公共洗漱间里与时间相遇：时间不失眠，但上午的课，他一般也不去。 巧的是，二人的家也都在部队大院，久而久之，便有了互相串门的交情，崔永元谈过恋爱的女孩，时间也都认识。 后来，崔永元去了央广。时间早期在央视做专题片时，崔永元便是他的智囊。 时间当了《东方之子》制片人后，崔永元有次探班，他帮一位老挨时间骂的老同志找选题。老同志发现，崔永元在报纸上勾出的“要找的人”，篇幅都不大。崔永元说，这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我们是要找值得采访的人，并不是这人上了两个版，你再去追他；好的线索，一行字就够了。 时间知道这事后，一定要拉崔永元入伙。崔永元说，你看，我平时也挺忙的。时间赶紧说，那你给我推荐一个。 《东方时空》早期的招兵，多数便是经由这样的熟人推荐熟人而来。 《东方时空》开播不到半年，“吃方便面，打面的，看《东方时空》”，成为上世纪90年代的京城时尚。节目的广告时长也从第一期的五分钟卖不满，到之后因“私自”延长至十分钟，被杨伟光发现而挨批。 后来赫赫有名的“新闻评论部”，正是因《东方时空》等节目的影响力，于同年年底在央视成立。 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时代。央视史上第一次对外招聘，也是由新生的新闻评论部发起。1993年年底，孙玉胜一手撰写的招聘启事刊登在了《中国电视报》、《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上。在后来的回忆中，孙玉胜提到自己有些隐隐激动，他想象着报纸另一端的年轻人，是否也会想象着因为这几行字，开启自己的命运之门。 开始在导演圈小有名气的张纪中，走路时踢到了张报纸。他一脚踩中的，正是孙玉胜写的招聘的“豆腐块”。张纪中把这张脏兮兮的报纸放到了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樊馨蔓面前：“这不就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么？” 现场的考题也是孙玉胜出的，就一道：制定一期电视报道计划。孙玉胜没有设计常规的文史知识考点，他不想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宋徽宗年号”问题，就失去一个拥有电视创造天赋的新人。 樊馨蔓没有考上。但她还是进入陈虻任制片人的《生活空间》实习，成为编导。这源于孙玉胜在《东方时空》发起的，后来在中国电视界一个影响深远的“制片人”制度，其中精神包括：制片人拥有绝对的用人权和财权，领导也不得干涉。 樊馨蔓后来参与创办《感动中国》，历任数届《感动中国》总导演。
靠娱乐起家的新闻节目
人找齐了，做什么才是个问题。 虽然日后的《东方时空》，人们都认为它是一档新闻节目，但有意思的是，它最先火的，是娱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流行音乐的最大推手，不在唱片公司云集的广州，而在首都北京，国家电视台；确切地说，也不在央视文艺中心，就在新闻评论部，《东方时空》。 这档后来的新闻节目，在1995年推出了50首新歌，其中有高枫的《大中国》、满文军的《懂你》和老狼的《恋恋风尘》。 此前，广播电台的流行音乐点歌正盛行，港台流行音乐也开始进入大陆，同时带来一批MV作品。《东方时空》创办时，有人便提出做一个早间点歌的子栏目。 一个叫王坚平的青年记者，因为整日哼唱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而成为不二的负责人选。 制片人王坚平负责的这个子栏目最早叫《金曲榜》，因为港台音乐总排在头名，而一些革命歌曲可能就只是六七名，后来索性更名为《音乐电视》，不再排名。 张学友的《吻别》、周华健的《花心》，在大陆最早都是经由《音乐电视》播出。 《东方时空》快开播时，孙玉胜问王坚平，头两日准备放什么歌。王坚平说，第一天播杨钰莹的歌，第二天播台湾的郑智化的歌曲。 “台湾的政治化的歌曲？”孙玉胜吓了一跳。 《东方时空》首期节目，出于安全考虑，其他三个子栏目的选题都做得较平，王坚平的音乐栏目就显得格外出跳热闹。他还找来刘德华、杨钰莹等歌星录制了“贺词”，这一宣传手段而今许多电视台、电台、网站乃至公共微信仍在沿用。 “恭贺《东风（方）时空·金曲榜》开播”刘德华那时刚刚进军大陆，普通话还说不太好，对着镜头，他把“方”字咬成了“风”字。 开播头两个月，由于播放大量港台歌曲，王坚平受到了批评。20年前，这种意识形态的批评不仅来自上面，也来自观众，甚至是“自己人”：央视内部的阅评通报上，就有同仁质疑，这个节目是不是制片人或者个别编导自娱自乐的卡拉OK？ 1994年5月，白岩松和水均益主持内部联欢会。这时候的小白，收到的表扬信终于超过了批评信，还开始收到求爱信。 杨伟光亲自找王坚平谈话，并给定了主意：台里拨款200万元，拍摄“中国民族歌曲经典MV100首”。这一民歌系列后来播出了整整一年，受到《人民日报》发文和时任总理李鹏的题词表扬。 王坚平把这套MV的版权卖给了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央视收回了制作成本，孙玉胜很满意，称赞王坚平很有生意头脑。 到1995年，“当代金曲50首”也做完了，也播完了。王坚平想要推出中国原创的流行音乐，由栏目组出钱拍摄MV。 一次王坚平去唱片公司找歌，朋友说有一首新歌，我打个电话，让歌手现场来给你唱。过一会儿，一个叫高枫的年轻人背着吉他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喊了句“王老师”，开始弹唱起来：“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大中国》后来成为《音乐电视》推出的《95新歌》里的一号作品，栏目组投入的MV成本也最大，拍的都是大场景，制作费高达九万元。 那一年火起来的，还有《懂你》这首歌，它最早是怀念邓丽君的。1995年，邓丽君刚刚去世。王坚平对词作者说，词是很好的，但是风格过于哀婉，你看，能不能改以亲情，比如父子之间的沟通做主题？ 《懂你》的演唱者，有三人录了小样，其中两位是已经成名的蔡国庆和孙国庆。王坚平和同事听完小样后，却一致觉得那个从京郊来的农村小伙演绎得最好。 这首歌，就给了新人满文军。 那一年，《音乐电视》推出的《95新歌》里还有戴军的《阿莲》、罗中旭的《星光灿烂》、老狼的《恋恋风尘》等。当年年末，中国十大金曲盘点时，《东方时空》推出的新歌，占了一半。 随后，一切戛然而止。 1995年年底，央视决定，把《音乐电视》从《东方时空》里撤除。孙玉胜后来谈及原因，一是《东方时空》要转型做彻底的新闻杂志；二是，来自台里文艺中心的竞争与不满。 孙玉胜找来王坚平谈话，他对王坚平的表态很满意，觉得他是一个顾全大局、勇于挑战自己的人。 孙玉胜用了“壮士断臂”一词。 《音乐电视》的散伙饭，栏目组有邀请孙玉胜，孙玉胜说一定来。席上，大家都很克制。 但年轻人脸上的悲伤遮不住。孙玉胜后来借故先行离席。 王坚平剪去长发，于1996年出任《新闻调查》第一任副制片人。1999年，王坚平从央视辞职，创办银汉文化传播公司。2010年，王坚平回归体制，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数字广播中心副主任。 《音乐电视》的被剥离，后被认为从整个风格上改变了《东方时空》的人文气质，它终于成为了人们后来熟悉的模样一档新闻节目。
小保姆说：我有暂住证，你们有吗
制片人时间曾在六里桥租过一个半地下室的集体宿舍，白岩松、王志、张洁、周兵这些名记和日后的名导，都挤在里面。 陈耀文还是军人时，常去央视送片。 他在部队，拥有专门机房，配有专车，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1992年，因为获得中国电视新闻一等奖，陈耀文还立了一个二等功。 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那一年的崔永元。时间是《实话实说》创办人，开播前，他特意带着小崔去找台里的造型高手徐晶。徐晶说，你怎么老找长这样的当主持人？ 《东方时空》开播，陈耀文连看了三个月后，他意识到原来自己过去一直在做“黑板报”。 陈耀文见到了《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制片人张海潮。简短谈话后，张海潮问，你什么时候能来？ 陈耀文的军长当时正好在央视附近的京西宾馆开会。陈耀文买了把香蕉就去找军长，说想转业。军长说，这样吧，我批准你来学习一年，干不了还可以回去。 不过理想这事显然是有成本的：大多数评论部的人其实都不属于央视，说白了就是临时工。 孙玉胜当时发起的那场一个国家电视台的首次招聘，通过考试的有128人。在入围者纷纷电话询问“是否解决北京户口、工作关系是否调入央视”等问题得到全否答案后，最终加盟的，不足四十人。 工作不久，拥有15年军龄的陈耀文，就被骂哭了。“你一个临时工，借什么带子，一边儿去。”一个央视正式员工说。 外来务工的小保姆也瞧不起他们。制片人时间曾在六里桥租过一个半地下室的集体宿舍，白岩松、王志、张洁、周兵这些名记和日后的名导，都挤在里面。 一个安徽小保姆负责给他们做饭。保姆开始对他们挺好，觉得常能在电视上看见他们。 王志那时确认自己要做主持人了，他花了800元，跑到赛特商场买了平生最贵的衣服，一件格子西装。小保姆和王志熟了，就嘲笑他，你们这些做主持人的，就像地老鼠，住在地下室，出去都是人模狗样，西装革履。 后来，小保姆做饭也开始敷衍。有一次，张洁忍不住去问小保姆。小保姆拿出来一张纸：“我有暂住证，你们有吗？” 北京木樨地一带有许多部长高楼。周兵那时常去采访离退休部长。夜幕降临时，忧伤的年轻人经常会望着那一排排高楼上的灯，一边觉得很有镜头感，一边想起来，这些房子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周兵后来成为纪录片导演，代表作是《故宫》。
“嗯，哭啦？不讲了，不讲了”
“您好好吹啊，明天早晨，《东方时空》，就能看见您吹的这个头。”《东方时空》记者感到理发师傅的手瞬间抖了一下。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陈耀文，他出镜的第一个片子，是1994年《东方时空》的春节特别节目。陈耀文去天津采访一个年画画家。陈耀文先去采访对象家踩了个点，那附近有一个理发店。 陈耀文走进去吹头。对于已经是《东方时空》记者，将要在电视上出现的那种抑制不住的心情，他想着，要怎么传递给理发师傅，让他收看电视，为替我吹过头而高兴一下呢？ 陈耀文开口了：“您好好吹啊，明天早晨，《东方时空》，您就能看见您吹的这个头。”他感到师傅的手瞬间抖了一下：“真的啊，明早就能看见吧！” 陈耀文压住声音：“如果顺利的话。” 到1995年、1996年时，负责《焦点访谈》、《焦点时刻》监督报道的暗访记者陈耀文，出门受到的已经是明星一般的礼遇。坐飞机，有乘务长将他请至头等舱；在天安门广场拍片，有人过来找他合影；去商场买东西，对方突然说，给你打折吧，你老替我们说话。 老台长杨伟光退休后，接受采访被问及有关《焦点访谈》的审片经历时，常提到1994年冬天，一个有关克拉玛依大火的报道。而这个报道的记者，正是陈耀文。 这是陈耀文记者生涯里最痛苦的一次大哭。 325个人在火灾中丧生，288个是孩子。八天连续采访后，陈耀文回京，片子一个通宵就编了出来。第二日一早，杨伟光被副台长沈纪请来亲自审片。片子放完，杨伟光也没说不播，只是说这种报道还是要考虑影响，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 杨伟光从陈耀文的衣服上看到了眼泪：“嗯，哭啦？好了，不讲了，不讲了。” 《焦点时刻》实际上是后来的晚间节目《焦点访谈》的“试探气球”。《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制片人张海潮同时也负责《焦点访谈》节目。如果早间的《焦点时刻》报道播出，领导有打电话来，那么黄金时段的《焦点访谈》就不再播。 1995年，张海潮出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 陈耀文2000年任《东方时空·直通现场》栏目主编，后相继任《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主编，《世界》栏目总编导，《国际观察》栏目主编。 现在，他是《新闻纪实》栏目记者。 记者陈耀文偶尔会在微博上给郭德纲提供素材。比如，“某媒介要播出纪念莫扎特逝世N周年专场音乐会录像，相关部门严格要求填写表格……编导只得填写如下内容作者地址：维也纳中央公墓；电话：无联系电话。
希望你继续保持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
策划新人白岩松上来就坐在地上开说，然后，他懵了。 主持人胡健站了起来，对制片人时间说：“我以为你找来一老头，结果来了一小孩。” 制片人时间和编导一起熬。有一次，编片编得太累了，时间蹲着尿。一旁人说：“你又不是个女的。”“我给忘了。”时间说。 胡健是时间定下的第一个主持人。时间最早想把《东方之子》做成学者型访谈，他希望找一个稍有年纪和阅历的主持人。 屏幕上的播音小美女让时间很是看不顺眼。他觉得那些主持人脑子有问题。“不动脑子，不问人话，不是智商有问题，是什么？” 胡健当时四十多岁，在《工人日报》做主任，曾和时间合作过纪录片，她的记者式思考提问让时间很欣赏。 现在，策划会还没开完，胡健扭身走了，被小白气的。 “换这样一种问法，你看会不会更好？”这是白岩松现在会说的话，但那时候，“我们觉得不对，冲上来就会说，‘你这是什么问题，你怎么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后面，还带一个‘妈×’。” 时间找白岩松当策划时，就和他交待过“任务”：一是找资料；二是时间觉得自己和主持人沟通有点困难，必要时让白岩松帮忙传个话…… 这下可好。参与的过程，就是不断吵架的过程。当白岩松由最初的陌生、谨小慎微，到慢慢也拿自己当组里的一分子时，他说过的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句话是：“我要是做这样的节目，我早从这楼跳下去了。” 时间开始觉得，白岩松是个当主持人的料。“白岩松最大的优点，是他瞬间组织语言的能力；另外，他能够狠下心来，问出对方难以回答的问题。” 时间把这念头和当事人一说，当即遭到拒绝。理由其一、我这是兼职，上电视，央广的领导就知道了；其二、再穷我也照过镜子。 这之前，时间也撺掇过崔永元，小崔也照过了一回镜子。 让小白当主持人的想法，时间也告诉了崔永元。崔永元持反对意见，他觉得观众根本无法承受，对，是承受。“他（白岩松）形象和我差不多，是吧？” 时间没听他们的。白岩松最终出镜。然后，观众的批评信，成麻袋成麻袋地寄来。 《东方之子》的录音师张文华记得，有一次，小白真急了。“他说我不当主持人了，你们爱选谁选谁，谁爱干谁干，他觉得他自己从来没这么失败过……” 同事们赶紧哄白岩松，一个摄像早期是这么开解他的：“你做主持人，刚开始大家可能不接受，慢慢地，可能就习惯了……” 《东方时空》100期之前，白岩松收到的批评信，远比表扬信多。 顶住压力，坚持让小白上的，是时间。 时间一手发掘的主持人，还有崔永元、王志和董倩。“时间挺了不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还不是说白岩松、崔永元从此改变命运，这是改变整个中国的播音员主持人的命运了。”崔永元后来说。 1995年，崔永元在《东方时空》特别节目中第一次出镜。 爱说脏话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客气，但他骂人最厉害时，是不说脏字的。“那骨子里带着对你的蔑视。”王志说。 很多同事都记得当年时间的辛苦，他和编导一起熬。有一次，编片编得太累了，时间蹲着撒尿。一旁人说：“你又不是个女的。”“我给忘了。”时间说。 1998年开始，时间历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东方时空》工作室总制片人、新闻采访部副主任、社会专题部副主任。 2004年，时间离开新闻中心，参与创办社会与法频道。之后，这个当初的伯乐离开央视，现任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用他本人的话说，“从此下海经商，不再仰人鼻息”。 《东方之子》编导乔艳琳曾在一次和时间吵完架后，对他笑说：“希望你继续保持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如果你改了这个，你将来可能会当更大的官；但你老了，没人陪你打牌。”
时间说：我不幸福，陈虻也不幸福
有段时间，大家对陈虻突然有了很大的意见。一天，同事给海天打来电话骂陈虻，海天也跟着说他的不好。放下电话，海天发现陈虻泪流满面地站在门口。 2001年，柴静刚进评论部，饭桌上她常听同事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 陈虻是《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 《生活空间》最早被定位为服务性栏目。1993年7月，32岁的陈虻“报到”的当天，《东方时空》开播已两月有余，一档教人做西瓜盅的节目正在编后期。编导告诉陈虻，之前她还教人熬过粥。 这一天，制片人陈虻提出，《生活空间》还是要做服务，但要服务于人们的精神需求。 众所周知，因为陈虻，《生活空间》后来有了王刚那句著名的三弦乐配音：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几乎没拍过片。他用不着以这个方式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 《生活空间》的编导曾拍过一个片子，讲述一个女儿能唱一个没人能到的高音。父女俩来到北京，希望有乐团能为女孩免费录一首歌，但乐团团长们都拒绝了。父亲对女儿说，再困难，也要坚持。 这个片子，在感受父女俩的执着同时，也能感受到乐团团长们的狭隘。 但是陈虻看完后，对编导说，从画面上看，你的拍摄很从容，这种从容告诉我们什么？乐团是允许你拍摄的，所以他们应该是问心无愧的。可是你拍出来，怎么感觉他们就问心有愧了？请你告诉我真相，我相信这里面有真相。 编导说，是，是有真相。这个乐团连职工每月200元的工资都发不出去。 陈虻说，你把这些事实贪污了，谁允许你的？很多时候，我们恰恰把一个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不是我骂你，你就不是人，你是一个被输入程序的机器人。 王学锋差不多和柴静同时期进来。“每次被陈虻骂，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王学锋对柴静说。 “陈虻和时间的风格不同，时间是直接骂；陈虻的，更摧残人。”《生活空间》编导、而今《看见》栏目的制片人李伦说，陈虻批评人，会让人很挂不住。“你多长时间没看书了？”“能告诉我你最后看的一本书的书名吗？”“什么时候你衣服穿对了，你的片子才能做好……” 樊馨蔓说，《生活空间》陈虻每次审完片，做片子的编导，不论男女，半夜都得去打点滴，急剧消瘦。 有段时间，大家对陈虻突然有了很大的意见。一天晚上，同事给编导海天打来电话骂陈虻，海天也跟着说陈虻的不好。放下电话，海天发现陈虻泪流满面地站在宿舍门口。 海天很尴尬，说你要相信，大家不是真恨你，大家还是很爱你的。陈虻一个劲儿地流泪。 时间在主持新闻评论部的最后一个会上，说：“我不幸福。”他抽了两口烟，又说：“陈虻也不幸福。”时间说，他和陈虻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2008年，陈虻因胃癌去世。 “妹妹，我真是发疯一样地喜欢电视，我就是为电视而生的。”樊馨蔓说，这是陈虻的原话。在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时，陈虻养成了不吃午饭的习惯，而食堂，距离他的办公室不过百米。 海天家里现在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父亲的；另一张，是陈虻。 28年前，1985年，一个还叫“陈小兵”的航天部团委干部，因为“心里特别喜欢电视”，申请调去“冷门”的央视。在央视专题部的头三年，他没有具体分工，主要工作是“打杂”：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 1996年，水均益与敬一丹获金话筒奖。小水刚来时，一口兰州普通话，但他擅长的，其实是国际报道。而敬大姐，被小崔认为是当年评论部里，长相唯一“规范”的主持人。 打杂之余，比如给摄像师扛机器，“趁卸架子的工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画。” 他就是后来的陈虻，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成为“说的永远是对的”。
那个时光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一位大姐在2001年9月12日清晨，推开白岩松的办公室门，手指颤抖地指着他的脸，质问：“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见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2013年5月18日，《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二十年》新书发布会，三联书店。白岩松的一句“很庆幸赶上那一段不正常的岁月”在现场屡被主持人提起。 球迷白岩松解释说，那时的国家电视台，就像巴西队和阿根廷队。他下半句的自嘲，大家都笑了。 2008年开始，央视一批新闻专题节目陆续取消。而《东方时空》，“当新闻频道有了全天滚动播出的新闻的时候，《东方时空》就变成了一个符号。”离开了《东方时空》的老人王坚平说。 “现在的人心都坏了。”发布会现场，时间说话还是那么率性。“时间是谁？”我身边的一位年轻女孩一边鼓掌，一边问同伴。“回去百度查下。”同伴说。 主持人白岩松的出场及发言，照例获得最高频次的欢呼和鼓掌。 现在还是会有观众守在央视东、西门外，甚至挂牌指名要见“白岩松”；只是，再也没有一位大姐在2001年9月12日清晨，推开白岩松当年在央视西门外的办公室，手指颤抖地指着他的脸，质问：“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见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2010年的央视春晚，小虎队复出，唱到《青苹果乐园》时，王坚平给已是央视副台长的孙玉胜发了条短信：看到小虎队在唱歌，就想到了我们的《东方时空》，当时小虎队的歌我们经常放。 孙玉胜回了过来：坚平，那个时光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的白岩松说，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现在的目标是，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 某天夜里，0：40分。柴静在MSN上给《新闻调查》编导郝俊英发来新闻线索。交流完选题，郝俊英打了一句：谁知道我们在这深夜里在干些什么啊。对话框里出现了回话：眼睛热了一下，为了那渺茫而认真的理想吧！ 他们曾为此，跋山涉水，星夜兼程。20年后，老兵们都还在，但是时光，终究离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