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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卷第$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7,,?4&/>?43’?3）%,-.’&/,01-2345’463.7489%&’()!**#从杨廷和到张璁
———嘉靖初年改革述论
尹湘兵，孟广军
（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广东韩山F!G*#G）
［摘要］杨廷和、张璁在嘉靖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执政期间，针对武宗弊政
进行改革，使正德以来积弊日深的政治出现了一线生机，并开明代中后期改革之先河。
［关键词］杨廷和；张璁；改革
［中图分类号］H!#I［文献标识码］J［文章编号］G**GD#KCC（!**#）*GD**I!D*F
杨廷和与张璁，都是在明朝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们在嘉靖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成为赫赫有名的“权相”。但是对他们的评价，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却不一致：一个“足称救时宰相”，后因议礼不合，挂冠而去，天下惜之；一个“希宠干进”，结党报怨，排斥异己，为缙绅所侧目。今人的认识已不同于古人，但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企图把他们的改革主张与实践，放到明代中叶社会总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以期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一
明朝自英宗主政以来，国势渐衰，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到明武宗统治的正德年间，已呈大厦将倾之势。
武宗“好逸乐”荒于政务，使明中叶以来的宦官用事问题更加严重。当时主持朝政的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是宦官掌权。正如时人所说：“近而京师，远而天下，皆曰两皇帝：朱皇帝，刘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谓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刘瑾实系皇帝之权，陛下朱姓，朱皇帝；刘瑾刘姓，刘皇帝也。”（林俊《见素集》卷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政治上的极端腐败。高岱云：“刘瑾用事，贿赂公行，百官非赀入不得迁，且祸及。#）
（《鸿猷录》卷G!）故贪墨风炽，有司尤甚。”武宗后期，又宠信江彬，在其怂恿下，“恣游大同、宣府、延绥间多失
，车驾所经之处“市肆萧然，白昼闭户”，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政”（《明史・杨廷和传》）（《明武宗外纪》）
正德间，土地兼并的现象更加严重，其中又主要表现为各类庄田的扩张。弘治初，京城附近“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明史・食货志》）。到了正德时期，皇庄已发展到+*余处，“诸王、外戚请求及夺民田无算”。此外，宦官也在拼命地侵夺民（《明史・食货志》）
田、扩充庄田。故《明史・食货志》云：“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役负担的沉重，迫使大量农民破产逃亡，最后不得不揭竿而起。在武宗统治的GE年间，全国就爆发了G!F次农民起义。另外，在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先后发生了朱蜫頴、朱宸濠的军事叛乱。这一切使明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困境。在农民起义的震荡中，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纷纷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早在正德九年，杨廷和就提出了“开言路，达下情，还边兵，革宫市，罢皇店，出西僧，省工作，减织造”等改革主张，遗憾的是，这些主张和要求犹如石沉大海，直至（《明史・杨廷和传》）
正德十六年，以武宗去世为契机，杨廷和终于揭开了改革的帷幕。
二
正嘉交替之际，内阁阁臣有杨廷和、梁储、毛纪、蒋冕等人，其中杨廷和为首辅。
杨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正德二年入阁，专掌诰敕。正德七年至嘉靖三年任内［收稿日期］!**!B*CD$+
［作者简介］尹湘兵（$CE#D），男，黑龙江友谊人，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尹湘兵等：从杨廷和到张璁%(
阁首辅，主持朝政。但他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则是在武宗去世之后。在此之前，武宗四处嬉游，又过分宠信宦官，杨廷和虽有首辅的地位，也难以有所作为。
明武宗朱厚照生前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也没有确立皇位继承人。对此，杨廷和是早有准备的。当武宗刚刚病死于豹房，宦官谷大用等到内阁报信并与大学士“议所当立”，杨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明史・杨廷
杨廷和的迎立主张得到了张太后的赞同，于是便以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的名义公布于天下。这个和传》）
入继武宗帝统的人物，就是后来的明世宗朱厚趈。显然，这一结果对杨廷和等元老大臣是十分有利的：第一，朱厚趈出生于藩王府，与宫中宦官及豹房近幸没有任何瓜葛，左右群小一时难以兴风作浪，这对于提高内阁的权威和地位，无疑是有利的。第二，朱厚趈年仅!"岁，尚处“冲龄”，易为元老重臣所控制。总之，明武宗的去世，对久欲改良朝政的杨廷和来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从武宗去世到朱厚趈即皇帝位，前后#$天。在这#$天中，杨廷和先以武宗遗诏，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府。接着又以太后懿旨的名义，将诱导武宗四处嬉游的幸臣边将江彬、神周、李琮等逮下诏狱。一时中外相庆。杨廷和也由此声望日隆，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趈正式即位，颁布了杨廷和起草的新君《即位诏》，诏书长达万言，开兴革条例
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并以此为纲领对武宗弊政进行全面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余款，
（一）打击宦官势力
打击宦官势力，严惩豹房近幸，清除相关弊政，是杨廷和改革活动的轴心。对此，《即位诏》序说得十分清楚：“惟吾皇兄大行皇帝运抚盈成，业承煦洽，励精虽切，化理未孚，中遭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明世宗实录》卷’）显然，杨廷和是把宦官专权、佞幸乱政作为改革活动中最重要问题而提出并强调加以解决的。由此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因此，世宗刚刚即位，杨廷和便拟旨将谷大用等宦官遣往南京孝陵司香，又逮捕了武宗年间作恶多端的太监，其中包括张锐、张雄、张忠、于经等人。接着将江彬、钱宁、神周、李琮按律处死。此外，杨廷和还以诏书的形式下令，对武宗统治时期派出管理皇庄、京仓、城门税的宦官“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差出取佛、买办、织造、烧造以及新添分守、守备内臣“诏书到日即便回京”；对于尚未撤回的宦官，令其不得干预地方之权限。这些措施的实行，削弱了宦官集团的力量，减轻了宦官势力对朝政的影响，为改革的推行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二）开通言路
与宦官干政、佞幸擅权的同时，弘治年间“言路大开”的生动局面逐步消失。许多敢于谏诤的大臣，尤其是言官，遭到无理处罚，甚至逮捕流放，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政治的黑暗。因此杨廷和利用武宗去世后，世宗以藩王世子入继大统的有利条件，对正德年间因“忠直谏诤”及“忤旨自陈致仕”的官员，予以彻底平反，不仅官复原职，而且还酌情升用，以达到鼓励官员忠于职守和进一步开通言路的目的。同时强调：“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政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明世宗实录》卷!）事实证明，以上措施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嘉靖初年，朝臣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评议朝政；但另一面却出现了“渐多以意气用事”的现象，从而开了明代党争之先河。（赵翼《廿二史杂记》卷("）
（三）整顿司法
武宗统治时期的封建司法遭到了严重破坏。这表现在：一是破坏祖宗成法。比如“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明史・刘瑾传》）刘瑾被清除后，虽有所匡正，但“条例增添太繁”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二是有法不依，刑讯逼供。对此，杨廷和在《即位诏》中说得更为具体：“法司、锦衣卫见监罪囚中间，或锻炼成狱，或拘泥文案，多有枉抑。”针对上述弊端，杨廷和以诏书（《明世宗实录》卷)）
的形式下令，“除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以前，曾经多官奉诏议准通行条例照旧遵行外，以后新添者悉皆革去。”同时在司法审判方面强调：“凡问囚犯，今后一依《大明律》科断，不许深文妄引参（《明世宗实录》卷!）
（《明世宗实录》卷!）语滥及无辜。其有奉旨推问者，必须经由大理寺审录，毋得径自参奏，致有枉人。”显然，
杨廷和从严格司法审判依据、程序入手的实质在于，强化法司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遏制皇权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卷对封建司法的破坏。
（四）裁减冗员、减轻剥削
正德末年的财政形势和阶级斗争形势也十分险恶，诚如杨廷和所言：“各处地方，水旱相仍，灾异迭见，岁赋钱粮，小民拖欠。各边军士奏请饷需，殆无虚日。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盗贼，千百成群，白昼劫掠。若不早图拯救，厚赐宽恤，则将来事势大有可忧者。”为了扭转财政亏空的严重局面，缓和阶级矛盾，首先采取了裁减冗员冗食之费的（《明通鉴》卷#$）
措施，共裁革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万人，减漕粮"(!%)万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这项措施最切中时弊。史载：“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挟白刃
（《明史・杨廷和传》）伺舆旁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卫出入。”
杨廷和在减轻劳动人民负担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即位诏》规定，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处实征的税粮、马草、丝绢及屯田、庄田、皇庄子粒等项，尽数蠲免。（《明世宗实录》卷"（）)）各地失业流民准许还籍，免赋役一年。（!）令科道官监督地方征米，“不许额外多收，重困小民”。这表明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明朝统治者不得不在封建剥削方面有所让步，尽管十分有限，但在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方面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廷和等首先是站在官僚集团的立场上，从打击宦官和豹房近幸、开通言路入手，以强化官僚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曲折地反映了正德时期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杨廷和也采取了裁减冗员、去奢省费、减轻剥削等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因而杨廷和改革活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
杨廷和致仕后，明世宗开始逐步重用张璁、桂萼等议礼诸臣。
张璁，浙江永嘉人，中产家庭出身，而后七试春官不第，“筑罗山书院于姚溪，聚徒众)#岁举于乡试，
于其中，与讲治经术，傍析时务”（《明史・张孚传》）。显然他的政治志向并没有因为科场上的屡屡失败而泯灭。正德十六年，他再试春官，终于中二甲进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后因议大礼附合世宗而平步青云，于嘉靖三年被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嘉靖六年升礼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并署都察院事，嘉靖八年即为首辅，主持朝政。
桂萼，江西安仁人，他曾回忆自己的身世说：“臣世出农家，幼承父训，习闻勤俭服役孝友力田之事。”（《明经世文编》卷"’$）显然他的经济地位并不高。正德六年中进士，而后三仕县令，“尝亲历田野”政绩颇佳。
（《明史・桂萼传》）但由于他“性刚使气，屡忤上官”，仕途并不美妙。嘉靖初年任南京刑部主事，因议礼受到世
宗的宠信。嘉靖三年升为翰林学士，嘉靖六年升为吏部尚书，嘉靖八年为武英殿大学士。
与此同时，席书、方献夫、霍韬也分别受到重用。
上述成员多系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中下级官吏和青年进士，正如有的同志指出，他们有别于朝廷大官和几代元老，因而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锐气。不管这批人抱着怎样的目的，但他们大都具有政治上追求改革的思想*"+。此外，他们与朝中各派势力没有瓜葛，这是他们以议礼为契机，受知于明世宗的主要原因。他也的确对张璁等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曾对张璁说：“卿率众以严，持身以正，嘉靖之成治，卿其懋之。”张璁也深感责任重大，他对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人说：“吾辈居此要职，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恶，各修本职，以收治平之成，是负吾君，获罪于天下也。”（《明世宗实录》卷&"、&)）
为了实现治平之成，他们“修举废坠”，锐意改革。
（一）整顿吏治
这个时期改革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吏治的整顿方面。正德以来，随着政治的腐败，吏治也相应地败坏，如张璁所言：“顷来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听令，是部院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簠簋不饰，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抚字心劳，指为拙政，善事上官，率与荐名，郡县又为监司之府库矣。如之何民不穷且盗耶,”如何扭转这种吏治腐败的局面，（《明世宗实录》卷&"、&)）
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呢,对此，张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曰：唯才所宜、多方选人。如何识别和选拔人才，是改善吏治的前提和条件。对此张璁非常重视。他
第!期尹湘兵等：从杨廷和到张璁$+指出，所谓人才，必须具有“爱民之诚，守己之操，处世之才。”同时强调，在选拔人才过程中一定要重能
（《明经世文编》卷!""）力，不要资格，因为“资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那么如何选拔人才呢#张璁在入
阁后提出奏议：一是“试令内阁得人，责之以择九卿；九卿得人，责之以择监司；监司得人，责之以择守令；守令得人，则匹夫匹妇皆被其泽”；二是唯才所宜，扩大选官范围，“天下不无遗才，合谊（《明世宗实录》卷$!）
（《明经世文编》卷!""）遵复旧制，……但有文学才行出众者，许大臣言官论荐”。张璁的用人主张对明世宗产
生了重要影响。一次礼部尚书方献夫曾建议多取进士五六百人，以补知县之缺。世宗认为还不够宽，主张应“进士、举人、监生并用”。（《玉堂丛话》卷%）张璁这种不拘资格、多方选人的原则是很可贵的。张璁等议礼派掌权后，确实选用了一大批文臣武将。
二曰：严考课、明赏罚。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级官吏的实绩，提高办事效率，张璁提出了严密的“考核”办法。即每年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按“八计”对地方官吏进行考核，然后上报吏部查实，根据实绩分为上中下三考，“三载俱下者，黜之。九载俱上考者，受显擢。……六载俱上考受次擢，……三载俱上考者，加其品秩服色。”整顿吏治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正如《明书》所说：“孚敬复请慎选岁荐诸生，与进士举子三途并用。一切考核课成，皆为严切。”《明史》也说，“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
（二）打击宦官势力
在世宗即位之初，曾对宦官势力进行打击，但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收效甚微。早在嘉靖元年正月，给事中邵恩就曾指出：“伏见皇上即位以来，政令既出，或半载而辄更；奏请方行，或期月而追改。圣聪蛊于近习，国事淆于群议。如迩者内府薪炭及官军俸粮二事，部臣屡执而不从，中官一言而遂决。诏书不信，中外传骇，新政之初，岂宜有此#”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礼议之争爆发后，世宗（《明世宗实录》卷!&!）
在宦官与朝臣之间，不得不更多地倾向于宦官，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情况就是如此。张璁等议礼诸臣入阁后，君臣关系较为融洽，因而世宗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明史・宦官
张璁任首辅后，先后革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湖广、福建、浙江、两广等地的镇守太监，这就是传》）
《明书・张孚敬传》中所说：“数言中官之使外者，多贪横，为国蟊贼。上具悉其状，悉裁革镇守，监仓市舶之数，先后殆尽。”
（三）限制宗室请封，查勘贵戚田土
明中叶以后，随着宗室人口的增加，宗藩岁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国家财政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正如管志道所论，“天下有三大忧，而宗室居一焉”。（《明史・食货志》）张璁等入阁后，便对宗室问题的严重性提出
省去花生子女冠带、婚嫁。（’）镇辅、奉国将军、中尉，凡犯重罪革为庶人。（(）亲王、郡王、了具体建议：（!）
镇辅、奉国将军、中尉之封，各以世数为之降。上述主张和要求虽然在当时收效不大，但却为后来《宗藩条例》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张璁在内阁任职期间，对勋戚田土进行了坚决的清理。嘉靖八年，派户部左侍郎王辄清查各处庄田。嘉靖九年，查勘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广平、顺德六府所属通州、大兴等)"州县勋戚、内臣、寺观庄田共
计!(&&&余顷。与此同时又对中官庄田进行裁革，嘉靖十一年，%!*处。经查勘应革勋戚庄田共!&*处，
题准“其建昌等营裁革镇守守备内臣遗下田土房屋，系占夺者，给还原主，当办粮差；系官田官地，分给贫军耕种，量收税价，以充各边赏劳修理公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上述活动表明，张璁等议礼诸臣对贵族的种种特权是持反对态度并痛加裁抑的，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胆识和魄力。
（四）改革赋役制度
在清理庄田的基础上，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改革。明中叶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政府所拥有的科征、赋役的田土大大减少，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土田$+&,")’(万顷，到弘治十五年只剩%&&余万顷了。嘉靖八年霍韬曾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豪民。”
此外，赋役负担也极不合理，以田赋言，江南尤重，江南又以苏松为最。针对“田赋不均，供（《明史・食货志》）
亿日困”（《明世宗实录》卷$’）的局面，桂萼于嘉靖九年，提出了改革赋役制度的意见：“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勘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这个编派徭役赋役的办法，后来被称为一条编。桂萼关于赋役（《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役部》）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卷制度的改革，虽然在当时没有认真执行，但却对后来的赋役制度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张、桂等议礼诸臣的改革活动，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一方面，从整顿吏治入手，强化国家机器，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改革也包含了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所以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通过对杨廷和与张璁改革主张与实践的剖析，可以清楚看到，在明中叶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无论是杨廷和为首的元老派，还是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在执政期间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张璁改革要比杨廷和改革表现得更为激进一些，主要表现在：
首先，杨廷和改革指导思想上强调的是“敬天法祖”，“祖训万世当遵”，从而把维护祖宗成法作为改革活动的信条。与此相联系，整个改革活动把清除武宗弊政作为施政目标。如《即位诏》明确宣布，“正德年来，刘瑾、钱宁、江彬相继擅权，在京在外各衙门弊政多端，诏书开载不尽者、许自行议奏裁革”，从而体现了改革的重点所在。而张璁、桂萼等人都认为：“祖宗法不可变，只在修举废坠而已”，但是他们又强调“夫成法固不可改，其于一切事物，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时制宜。”因此，张璁改革（《御制正孔子祀典申记》）
（《明世宗实录》卷#$%）更切中时弊，史称“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称治矣”。
其次，杨廷和改革没有触动大贵族的利益。明中叶以来，以皇家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不仅“花生螟育”广殖子孙，以谋取爵禄，而且还肆意兼并土地，成为社会危机的诱因之一。对此，长达万言的诏书不但没有提出任何限制性的措施，相反对其种种特权予以保护，比如《即位诏》规定，各处王府、郡王、将军、中尉等应得禄米有缺少者，各处巡抚都御史督率所属查催完纳，因事革减禄米者，“俱照支给”；有请名、请封，选婚者，“不许刁登”。相反，张璁、桂萼等人，从查勘贵戚田土和整顿赋役制度入手，限制贵戚的种种特权，以缓和阶级矛盾。正如李洵所说：“嘉靖朝的限制贵族在政治上请封的权力、经济上扩展地产的种种条例与措施，虽然在当时收效不大，但是在政治上所形成的影响，则不可低估。因为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后，明代政治中所出现的改革浪潮和各种改革派势力，都与嘉靖时的各种改革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万
&%’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活动所以能出现并收效于一时，恐怕与此亦不无关系。”这一看法很有见地。
嘉靖初年的改革活动取得的突出成绩，是对宦官势力的抑制，这个成就不可低估。明中叶以来，宦官的活动已不限于政治方面，从农业到商业到处都有他们罪恶的活动，是当时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之一。因此，对宦官势力的抑制明显包含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意义。改革活动影响最深远的是关于赋役制度的改革。桂萼的“一条编”对一条鞭法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导流之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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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责任编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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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与张璁，都是在明朝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们在嘉靖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成为赫赫有名的“权相”。但是对他们的评价，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却不一致：一个“足称救时宰相”，后因议礼不合，挂冠而去，天下惜之；一个“希宠干进”，结党报怨，排斥异己，为缙绅所侧目。今人的认识已不同于古人，但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企图把他们的改革主张与实践，放到明代中叶社会总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以期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一
明朝自英宗主政以来，国势渐衰，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到明武宗统治的正德年间，已呈大厦将倾之势。
武宗“好逸乐”荒于政务，使明中叶以来的宦官用事问题更加严重。当时主持朝政的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是宦官掌权。正如时人所说：“近而京师，远而天下，皆曰两皇帝：朱皇帝，刘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谓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刘瑾实系皇帝之权，陛下朱姓，朱皇帝；刘瑾刘姓，刘皇帝也。”（林俊《见素集》卷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政治上的极端腐败。高岱云：“刘瑾用事，贿赂公行，百官非赀入不得迁，且祸及。#）
（《鸿猷录》卷G!）故贪墨风炽，有司尤甚。”武宗后期，又宠信江彬，在其怂恿下，“恣游大同、宣府、延绥间多失
，车驾所经之处“市肆萧然，白昼闭户”，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政”（《明史・杨廷和传》）（《明武宗外纪》）
正德间，土地兼并的现象更加严重，其中又主要表现为各类庄田的扩张。弘治初，京城附近“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明史・食货志》）。到了正德时期，皇庄已发展到+*余处，“诸王、外戚请求及夺民田无算”。此外，宦官也在拼命地侵夺民（《明史・食货志》）
田、扩充庄田。故《明史・食货志》云：“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役负担的沉重，迫使大量农民破产逃亡，最后不得不揭竿而起。在武宗统治的GE年间，全国就爆发了G!F次农民起义。另外，在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先后发生了朱蜫頴、朱宸濠的军事叛乱。这一切使明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困境。在农民起义的震荡中，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纷纷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早在正德九年，杨廷和就提出了“开言路，达下情，还边兵，革宫市，罢皇店，出西僧，省工作，减织造”等改革主张，遗憾的是，这些主张和要求犹如石沉大海，直至（《明史・杨廷和传》）
正德十六年，以武宗去世为契机，杨廷和终于揭开了改革的帷幕。
二
正嘉交替之际，内阁阁臣有杨廷和、梁储、毛纪、蒋冕等人，其中杨廷和为首辅。
杨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正德二年入阁，专掌诰敕。正德七年至嘉靖三年任内［收稿日期］!**!B*CD$+
［作者简介］尹湘兵（$CE#D），男，黑龙江友谊人，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尹湘兵等：从杨廷和到张璁%(
阁首辅，主持朝政。但他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则是在武宗去世之后。在此之前，武宗四处嬉游，又过分宠信宦官，杨廷和虽有首辅的地位，也难以有所作为。
明武宗朱厚照生前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也没有确立皇位继承人。对此，杨廷和是早有准备的。当武宗刚刚病死于豹房，宦官谷大用等到内阁报信并与大学士“议所当立”，杨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明史・杨廷
杨廷和的迎立主张得到了张太后的赞同，于是便以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的名义公布于天下。这个和传》）
入继武宗帝统的人物，就是后来的明世宗朱厚趈。显然，这一结果对杨廷和等元老大臣是十分有利的：第一，朱厚趈出生于藩王府，与宫中宦官及豹房近幸没有任何瓜葛，左右群小一时难以兴风作浪，这对于提高内阁的权威和地位，无疑是有利的。第二，朱厚趈年仅!"岁，尚处“冲龄”，易为元老重臣所控制。总之，明武宗的去世，对久欲改良朝政的杨廷和来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从武宗去世到朱厚趈即皇帝位，前后#$天。在这#$天中，杨廷和先以武宗遗诏，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府。接着又以太后懿旨的名义，将诱导武宗四处嬉游的幸臣边将江彬、神周、李琮等逮下诏狱。一时中外相庆。杨廷和也由此声望日隆，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趈正式即位，颁布了杨廷和起草的新君《即位诏》，诏书长达万言，开兴革条例
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并以此为纲领对武宗弊政进行全面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余款，
（一）打击宦官势力
打击宦官势力，严惩豹房近幸，清除相关弊政，是杨廷和改革活动的轴心。对此，《即位诏》序说得十分清楚：“惟吾皇兄大行皇帝运抚盈成，业承煦洽，励精虽切，化理未孚，中遭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明世宗实录》卷’）显然，杨廷和是把宦官专权、佞幸乱政作为改革活动中最重要问题而提出并强调加以解决的。由此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因此，世宗刚刚即位，杨廷和便拟旨将谷大用等宦官遣往南京孝陵司香，又逮捕了武宗年间作恶多端的太监，其中包括张锐、张雄、张忠、于经等人。接着将江彬、钱宁、神周、李琮按律处死。此外，杨廷和还以诏书的形式下令，对武宗统治时期派出管理皇庄、京仓、城门税的宦官“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差出取佛、买办、织造、烧造以及新添分守、守备内臣“诏书到日即便回京”；对于尚未撤回的宦官，令其不得干预地方之权限。这些措施的实行，削弱了宦官集团的力量，减轻了宦官势力对朝政的影响，为改革的推行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二）开通言路
与宦官干政、佞幸擅权的同时，弘治年间“言路大开”的生动局面逐步消失。许多敢于谏诤的大臣，尤其是言官，遭到无理处罚，甚至逮捕流放，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政治的黑暗。因此杨廷和利用武宗去世后，世宗以藩王世子入继大统的有利条件，对正德年间因“忠直谏诤”及“忤旨自陈致仕”的官员，予以彻底平反，不仅官复原职，而且还酌情升用，以达到鼓励官员忠于职守和进一步开通言路的目的。同时强调：“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政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明世宗实录》卷!）事实证明，以上措施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嘉靖初年，朝臣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评议朝政；但另一面却出现了“渐多以意气用事”的现象，从而开了明代党争之先河。（赵翼《廿二史杂记》卷("）
（三）整顿司法
武宗统治时期的封建司法遭到了严重破坏。这表现在：一是破坏祖宗成法。比如“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明史・刘瑾传》）刘瑾被清除后，虽有所匡正，但“条例增添太繁”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二是有法不依，刑讯逼供。对此，杨廷和在《即位诏》中说得更为具体：“法司、锦衣卫见监罪囚中间，或锻炼成狱，或拘泥文案，多有枉抑。”针对上述弊端，杨廷和以诏书（《明世宗实录》卷)）
的形式下令，“除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以前，曾经多官奉诏议准通行条例照旧遵行外，以后新添者悉皆革去。”同时在司法审判方面强调：“凡问囚犯，今后一依《大明律》科断，不许深文妄引参（《明世宗实录》卷!）
（《明世宗实录》卷!）语滥及无辜。其有奉旨推问者，必须经由大理寺审录，毋得径自参奏，致有枉人。”显然，
杨廷和从严格司法审判依据、程序入手的实质在于，强化法司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遏制皇权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卷对封建司法的破坏。
（四）裁减冗员、减轻剥削
正德末年的财政形势和阶级斗争形势也十分险恶，诚如杨廷和所言：“各处地方，水旱相仍，灾异迭见，岁赋钱粮，小民拖欠。各边军士奏请饷需，殆无虚日。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盗贼，千百成群，白昼劫掠。若不早图拯救，厚赐宽恤，则将来事势大有可忧者。”为了扭转财政亏空的严重局面，缓和阶级矛盾，首先采取了裁减冗员冗食之费的（《明通鉴》卷#$）
措施，共裁革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万人，减漕粮"(!%)万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这项措施最切中时弊。史载：“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挟白刃
（《明史・杨廷和传》）伺舆旁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卫出入。”
杨廷和在减轻劳动人民负担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即位诏》规定，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处实征的税粮、马草、丝绢及屯田、庄田、皇庄子粒等项，尽数蠲免。（《明世宗实录》卷"（）)）各地失业流民准许还籍，免赋役一年。（!）令科道官监督地方征米，“不许额外多收，重困小民”。这表明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明朝统治者不得不在封建剥削方面有所让步，尽管十分有限，但在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方面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廷和等首先是站在官僚集团的立场上，从打击宦官和豹房近幸、开通言路入手，以强化官僚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曲折地反映了正德时期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杨廷和也采取了裁减冗员、去奢省费、减轻剥削等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因而杨廷和改革活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
杨廷和致仕后，明世宗开始逐步重用张璁、桂萼等议礼诸臣。
张璁，浙江永嘉人，中产家庭出身，而后七试春官不第，“筑罗山书院于姚溪，聚徒众)#岁举于乡试，
于其中，与讲治经术，傍析时务”（《明史・张孚传》）。显然他的政治志向并没有因为科场上的屡屡失败而泯灭。正德十六年，他再试春官，终于中二甲进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后因议大礼附合世宗而平步青云，于嘉靖三年被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嘉靖六年升礼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并署都察院事，嘉靖八年即为首辅，主持朝政。
桂萼，江西安仁人，他曾回忆自己的身世说：“臣世出农家，幼承父训，习闻勤俭服役孝友力田之事。”（《明经世文编》卷"’$）显然他的经济地位并不高。正德六年中进士，而后三仕县令，“尝亲历田野”政绩颇佳。
（《明史・桂萼传》）但由于他“性刚使气，屡忤上官”，仕途并不美妙。嘉靖初年任南京刑部主事，因议礼受到世
宗的宠信。嘉靖三年升为翰林学士，嘉靖六年升为吏部尚书，嘉靖八年为武英殿大学士。
与此同时，席书、方献夫、霍韬也分别受到重用。
上述成员多系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中下级官吏和青年进士，正如有的同志指出，他们有别于朝廷大官和几代元老，因而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锐气。不管这批人抱着怎样的目的，但他们大都具有政治上追求改革的思想*"+。此外，他们与朝中各派势力没有瓜葛，这是他们以议礼为契机，受知于明世宗的主要原因。他也的确对张璁等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曾对张璁说：“卿率众以严，持身以正，嘉靖之成治，卿其懋之。”张璁也深感责任重大，他对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人说：“吾辈居此要职，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恶，各修本职，以收治平之成，是负吾君，获罪于天下也。”（《明世宗实录》卷&"、&)）
为了实现治平之成，他们“修举废坠”，锐意改革。
（一）整顿吏治
这个时期改革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吏治的整顿方面。正德以来，随着政治的腐败，吏治也相应地败坏，如张璁所言：“顷来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听令，是部院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簠簋不饰，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抚字心劳，指为拙政，善事上官，率与荐名，郡县又为监司之府库矣。如之何民不穷且盗耶,”如何扭转这种吏治腐败的局面，（《明世宗实录》卷&"、&)）
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呢,对此，张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曰：唯才所宜、多方选人。如何识别和选拔人才，是改善吏治的前提和条件。对此张璁非常重视。他
第!期尹湘兵等：从杨廷和到张璁$+指出，所谓人才，必须具有“爱民之诚，守己之操，处世之才。”同时强调，在选拔人才过程中一定要重能
（《明经世文编》卷!""）力，不要资格，因为“资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那么如何选拔人才呢#张璁在入
阁后提出奏议：一是“试令内阁得人，责之以择九卿；九卿得人，责之以择监司；监司得人，责之以择守令；守令得人，则匹夫匹妇皆被其泽”；二是唯才所宜，扩大选官范围，“天下不无遗才，合谊（《明世宗实录》卷$!）
（《明经世文编》卷!""）遵复旧制，……但有文学才行出众者，许大臣言官论荐”。张璁的用人主张对明世宗产
生了重要影响。一次礼部尚书方献夫曾建议多取进士五六百人，以补知县之缺。世宗认为还不够宽，主张应“进士、举人、监生并用”。（《玉堂丛话》卷%）张璁这种不拘资格、多方选人的原则是很可贵的。张璁等议礼派掌权后，确实选用了一大批文臣武将。
二曰：严考课、明赏罚。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级官吏的实绩，提高办事效率，张璁提出了严密的“考核”办法。即每年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按“八计”对地方官吏进行考核，然后上报吏部查实，根据实绩分为上中下三考，“三载俱下者，黜之。九载俱上考者，受显擢。……六载俱上考受次擢，……三载俱上考者，加其品秩服色。”整顿吏治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正如《明书》所说：“孚敬复请慎选岁荐诸生，与进士举子三途并用。一切考核课成，皆为严切。”《明史》也说，“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
（二）打击宦官势力
在世宗即位之初，曾对宦官势力进行打击，但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收效甚微。早在嘉靖元年正月，给事中邵恩就曾指出：“伏见皇上即位以来，政令既出，或半载而辄更；奏请方行，或期月而追改。圣聪蛊于近习，国事淆于群议。如迩者内府薪炭及官军俸粮二事，部臣屡执而不从，中官一言而遂决。诏书不信，中外传骇，新政之初，岂宜有此#”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礼议之争爆发后，世宗（《明世宗实录》卷!&!）
在宦官与朝臣之间，不得不更多地倾向于宦官，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情况就是如此。张璁等议礼诸臣入阁后，君臣关系较为融洽，因而世宗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明史・宦官
张璁任首辅后，先后革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湖广、福建、浙江、两广等地的镇守太监，这就是传》）
《明书・张孚敬传》中所说：“数言中官之使外者，多贪横，为国蟊贼。上具悉其状，悉裁革镇守，监仓市舶之数，先后殆尽。”
（三）限制宗室请封，查勘贵戚田土
明中叶以后，随着宗室人口的增加，宗藩岁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国家财政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正如管志道所论，“天下有三大忧，而宗室居一焉”。（《明史・食货志》）张璁等入阁后，便对宗室问题的严重性提出
省去花生子女冠带、婚嫁。（’）镇辅、奉国将军、中尉，凡犯重罪革为庶人。（(）亲王、郡王、了具体建议：（!）
镇辅、奉国将军、中尉之封，各以世数为之降。上述主张和要求虽然在当时收效不大，但却为后来《宗藩条例》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张璁在内阁任职期间，对勋戚田土进行了坚决的清理。嘉靖八年，派户部左侍郎王辄清查各处庄田。嘉靖九年，查勘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广平、顺德六府所属通州、大兴等)"州县勋戚、内臣、寺观庄田共
计!(&&&余顷。与此同时又对中官庄田进行裁革，嘉靖十一年，%!*处。经查勘应革勋戚庄田共!&*处，
题准“其建昌等营裁革镇守守备内臣遗下田土房屋，系占夺者，给还原主，当办粮差；系官田官地，分给贫军耕种，量收税价，以充各边赏劳修理公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上述活动表明，张璁等议礼诸臣对贵族的种种特权是持反对态度并痛加裁抑的，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胆识和魄力。
（四）改革赋役制度
在清理庄田的基础上，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改革。明中叶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政府所拥有的科征、赋役的田土大大减少，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土田$+&,")’(万顷，到弘治十五年只剩%&&余万顷了。嘉靖八年霍韬曾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豪民。”
此外，赋役负担也极不合理，以田赋言，江南尤重，江南又以苏松为最。针对“田赋不均，供（《明史・食货志》）
亿日困”（《明世宗实录》卷$’）的局面，桂萼于嘉靖九年，提出了改革赋役制度的意见：“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勘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这个编派徭役赋役的办法，后来被称为一条编。桂萼关于赋役（《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役部》）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卷制度的改革，虽然在当时没有认真执行，但却对后来的赋役制度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张、桂等议礼诸臣的改革活动，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一方面，从整顿吏治入手，强化国家机器，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改革也包含了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所以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通过对杨廷和与张璁改革主张与实践的剖析，可以清楚看到，在明中叶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无论是杨廷和为首的元老派，还是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在执政期间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张璁改革要比杨廷和改革表现得更为激进一些，主要表现在：
首先，杨廷和改革指导思想上强调的是“敬天法祖”，“祖训万世当遵”，从而把维护祖宗成法作为改革活动的信条。与此相联系，整个改革活动把清除武宗弊政作为施政目标。如《即位诏》明确宣布，“正德年来，刘瑾、钱宁、江彬相继擅权，在京在外各衙门弊政多端，诏书开载不尽者、许自行议奏裁革”，从而体现了改革的重点所在。而张璁、桂萼等人都认为：“祖宗法不可变，只在修举废坠而已”，但是他们又强调“夫成法固不可改，其于一切事物，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时制宜。”因此，张璁改革（《御制正孔子祀典申记》）
（《明世宗实录》卷#$%）更切中时弊，史称“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称治矣”。
其次，杨廷和改革没有触动大贵族的利益。明中叶以来，以皇家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不仅“花生螟育”广殖子孙，以谋取爵禄，而且还肆意兼并土地，成为社会危机的诱因之一。对此，长达万言的诏书不但没有提出任何限制性的措施，相反对其种种特权予以保护，比如《即位诏》规定，各处王府、郡王、将军、中尉等应得禄米有缺少者，各处巡抚都御史督率所属查催完纳，因事革减禄米者，“俱照支给”；有请名、请封，选婚者，“不许刁登”。相反，张璁、桂萼等人，从查勘贵戚田土和整顿赋役制度入手，限制贵戚的种种特权，以缓和阶级矛盾。正如李洵所说：“嘉靖朝的限制贵族在政治上请封的权力、经济上扩展地产的种种条例与措施，虽然在当时收效不大，但是在政治上所形成的影响，则不可低估。因为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后，明代政治中所出现的改革浪潮和各种改革派势力，都与嘉靖时的各种改革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万
&%’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活动所以能出现并收效于一时，恐怕与此亦不无关系。”这一看法很有见地。
嘉靖初年的改革活动取得的突出成绩，是对宦官势力的抑制，这个成就不可低估。明中叶以来，宦官的活动已不限于政治方面，从农业到商业到处都有他们罪恶的活动，是当时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之一。因此，对宦官势力的抑制明显包含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意义。改革活动影响最深远的是关于赋役制度的改革。桂萼的“一条编”对一条鞭法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导流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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