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12期，作者：顾佳赟、林歆，原题：《一切皆有可能》
统治者难得主动地在各条战线上撕开了口子，而结局却是让自己跌进了历史的深邃裂缝
世人都说立宪好，日本宪法赛大炮，假设立宪成功了，富国强兵没个跑；世人又说明朝好，资本主义萌芽了；往前又说宋朝好，知识分子地位高？？
前朝，总被虚拟语态笼罩，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但使君臣同一体，更无来者吊兴亡。”刚接到修宪任务时，汪荣宝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早上洗过冷水澡，他就到明陵这个非常有象征意味的地方写诗，希望一步跨进宪政新时代，不给后人扼腕凭吊的机会。
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后，宪法文本起草工作一直延宕，直到1911年3月才确定陈邦瑞（度支部侍郎）、李家驹（学部侍郎）与汪荣宝（民政部左参议）为协同纂拟宪法大臣。
任命文件下达时，各路革命敢死队正风起云涌，历史车轮轧轧向前，他们仨还须得在书房一条条斟词酌句，真是急坏了。
关进皇宫，秘密修宪
曹汝霖曾在颐和园给慈禧和光绪上过一堂民主与法制课，曹评价，慈禧思想不顽固。
戊戌后，慈禧版新政比光绪版更有力，教育、法制、军事、经济，统治者难得主动地在各条战线上撕开了口子，而结局却是让自己跌进了历史的深邃裂缝。
法国人的解释是，“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总之，那个新政未能使政府和人民和谐相处，立宪时间表更为吃紧。
作为宪法直接执笔者，汪荣宝等人也在是新政实施过程中，逐渐明确了未来宪法的几个W。
为什么修宪？目的是学日本。五大臣出洋时，载泽问伊藤博文：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日本靠立宪富国强兵，中国因此也要立宪——换句话说，要救的是国家政权，有老百姓什么事儿吗？至少不直接。预备时间怎么算的？答案是比照日本。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日本于明治14年宣布宪政，22年始开国会。“中国非立宪不可，而速立宪又不可”。杨度加了注释：“世界各国凡以激烈改革者，宪政必可成立，凡以和平改革者，宪政必有年限。”
宪法模板哪里来？答案是抄日本。为接待中国代表团，日本颇认真地做了安排。曾参加明治宪法制定的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以及著名宪法学家穗积八束等承担授课任务。
穗积分12次系统地讲授了日本宪法，题目是：立宪政体、宪法、君主和臣民的权利、国会制度等。
宪法专家有贺长雄又给李家驹等进行了更长期的专业授课。共讲了60次，从1908年2月到1909年7月。
为什么抄日本？这个师父，在当时就不能让全体立宪派满意。相比之下，英德式限制君权、保障民权的做法显然更有号召力。日本版还是英德范，争论在立宪派内部已是不可开交。
选择日本的一大原因，是失去公信力的政府也不相信人民。最后，不但内容学了日本，修法形式也学日本：先不开国会避免公开讨论，参与法典编撰人员上奏用密折，草案执笔人关进皇宫，像出高考卷子一样秘密地写。
鉴于老百姓敢活埋了上门询问的户籍调查员，政府决定，就是好事也不让老百姓知道。
最后掉链子
二月十六日。早起，冷水浴。覆校民诉律草案自第一条至一百二十条。
三月初七日。修改民诉律案至二百六十四条，又追改第一百六十八条至二百条。
六月初九日。早起、冷水浴。以民诉律案尚多不惬之处，覆加修改，自第一条至第五十二条。
从1910年日记可以看出，汪荣宝这段时间十分振奋，十分忙碌。作为修宪前奏，各种法律正紧张制订中。当年7月21日资政院筹备会上，汪演说了“日本第一期帝国议会历史”。
资政院有点上下议会混合的意味，定额200人：一半钦选议员，含王公贵族48人，部院官吏32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10人；另一半是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互选，经省督抚审定。
10月3日，第一届资政院开院。初尝民主滋味，大家都很激动。
讨论第三天，有关“无夫奸”（也就是婚前性行为）是否有罪的问题，现场吵起来了。
“投票表决，赞成有罪者77票，反对者仅42票。又表决赞成列入暂行章程者，起立者多，少数反对。表决赞成列入正条者，起立者多数。于是新党全体失败。”新派愤怒退场，陆宗舆起立，说大家“程度不足”，汪荣宝也附和。场面失控，随后一哄而散。“次日，反对无夫奸有罪的新派相约不至院开会，以表愤怒”。
虽然现场没有扔靴子打群架，但“有话好好说”仍需学习。
10月22日，资政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速开国会决议。汪等大呼“立宪政体万岁！”现场旁听的外国人也一起欢呼。
这是资政院欢乐的一幕，被立宪派视为重大胜利。
立宪派不是铁板一块，海外出宏大思想，海内搞誓死请愿，京内干默默实务——三个团队，人不是一伙的，想法也不是一个，可知立宪话题多么纷扰。到了实务派手里，海外高耸入云的理想主义已被磨得接了地气。曹汝霖、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四金刚”。他们都是当时的“70后”，年富力强，都是留日“海归”，都实际参与法典编订，常常一起喝酒吃饭，秘密讨论立宪，是“京内派”活跃分子。
1911年7月3日，宪法起草人正式在皇宫焕章殿办公，每拟一部分便请大臣议论修改，然后给摄政王审稿。到9月20日，基本上把宪法“凡八十六条，一百十六项”起草完毕。
然而直到10月底，各地局面混乱不堪，摄政王还不说立刻颁布宪法。10月29日，驻滦州新军统领张绍曾发动兵谏，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并仿英国制定宪法，否则进兵北京。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清廷三天内就匆匆通过了作为宪法要点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汪荣宝等辛辛苦苦咬碎笔管，为调和各种口味而字斟句酌的“钦定宪法”，最后未能出台。
在日本人的理发店剪了辫子
草案即使颁布，恐也不能服众。
虽然大面积照抄日本，但“钦定宪法”并没有拷贝明治宪法所规定的群众享有移徙自由、书信秘密受保护、信教自由及请愿权利，却规定了“赋税照旧输纳”等明治宪法没有的条文。人民权利更少而义务更多。
11月2日，汪荣宝见心血付之东流，心情郁闷，“未及散会，先行退出”。
曹汝霖也生气，“回想当年代表团请愿，驱逐出京，今者统帅兵谏，立即照准宣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由此政府威信坠地，政治等于儿戏。”
4日，汪闻“上海已有革命军占据制造局，并焚烧官署”。次日白天听说杭州被占，“夜间闻苏州亦不守”。气氛惶惶，不知自己该干啥。
12日局势有变化。汪在天津听说“南京确已无事，并闻武昌有和平解决之说”。资政院新总裁李家驹来信：“京师现在无事，大局颇有转机”，请议员回京开会。
14日汪返京，此时，袁世凯已出任内阁总理，资政院推汪荣宝等到锡拉胡同见袁世凯。
26日，汪到日本人的理发店剪了辫子，这时离发布剪辫上谕还有十多天。京内立宪派在这个时候都渐渐看清了形势，想好了今后的道路。后来北洋将领通电要求共和，汪大赞袁世凯“真天下英雄也”！
几尊立宪“金刚”，从此走进袁世凯政府，以后还将在对日外交的各个场景中见到他们活跃又无奈的身影。
汪荣宝等被任命为协同纂拟宪法大臣那天是1911年3月20日，距辛亥革命爆发还有204天。
次年2月17日是除夕，汪一大早出门，见北京街头“五色旗飘扬空际，气象一新”，真有走进新时代的感觉。第二天，他和曹汝霖、章宗祥到总统府向袁世凯拜年。
终其一生，这批背负汉奸骂名、常常面临被热血青年海扁危险的日本宪法弟子，心中恐怕总有那一隅痒处：假如晚清立宪成功，中国将会怎样？
孙中山从未看好立宪运动，早在19世纪末，他就明确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并“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贾钦涵对本栏目策划亦有贡献
本期参考文献：故宫博物院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大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胡绳武等《论清末立宪运动》，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熊大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朱德裳《谈汪荣宝》，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第l卷）》，王晓秋《汪荣宝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钟叔河主编《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12期，作者：顾佳赟、林歆，原题：《一切皆有可能》
统治者难得主动地在各条战线上撕开了口子，而结局却是让自己跌进了历史的深邃裂缝
世人都说立宪好，日本宪法赛大炮，假设立宪成功了，富国强兵没个跑；世人又说明朝好，资本主义萌芽了；往前又说宋朝好，知识分子地位高？？
前朝，总被虚拟语态笼罩，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但使君臣同一体，更无来者吊兴亡。”刚接到修宪任务时，汪荣宝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早上洗过冷水澡，他就到明陵这个非常有象征意味的地方写诗，希望一步跨进宪政新时代，不给后人扼腕凭吊的机会。
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后，宪法文本起草工作一直延宕，直到1911年3月才确定陈邦瑞（度支部侍郎）、李家驹（学部侍郎）与汪荣宝（民政部左参议）为协同纂拟宪法大臣。
任命文件下达时，各路革命敢死队正风起云涌，历史车轮轧轧向前，他们仨还须得在书房一条条斟词酌句，真是急坏了。
关进皇宫，秘密修宪
曹汝霖曾在颐和园给慈禧和光绪上过一堂民主与法制课，曹评价，慈禧思想不顽固。
戊戌后，慈禧版新政比光绪版更有力，教育、法制、军事、经济，统治者难得主动地在各条战线上撕开了口子，而结局却是让自己跌进了历史的深邃裂缝。
法国人的解释是，“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总之，那个新政未能使政府和人民和谐相处，立宪时间表更为吃紧。
作为宪法直接执笔者，汪荣宝等人也在是新政实施过程中，逐渐明确了未来宪法的几个W。
为什么修宪？目的是学日本。五大臣出洋时，载泽问伊藤博文：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日本靠立宪富国强兵，中国因此也要立宪——换句话说，要救的是国家政权，有老百姓什么事儿吗？至少不直接。预备时间怎么算的？答案是比照日本。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日本于明治14年宣布宪政，22年始开国会。“中国非立宪不可，而速立宪又不可”。杨度加了注释：“世界各国凡以激烈改革者，宪政必可成立，凡以和平改革者，宪政必有年限。”
宪法模板哪里来？答案是抄日本。为接待中国代表团，日本颇认真地做了安排。曾参加明治宪法制定的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以及著名宪法学家穗积八束等承担授课任务。
穗积分12次系统地讲授了日本宪法，题目是：立宪政体、宪法、君主和臣民的权利、国会制度等。
宪法专家有贺长雄又给李家驹等进行了更长期的专业授课。共讲了60次，从1908年2月到1909年7月。
为什么抄日本？这个师父，在当时就不能让全体立宪派满意。相比之下，英德式限制君权、保障民权的做法显然更有号召力。日本版还是英德范，争论在立宪派内部已是不可开交。
选择日本的一大原因，是失去公信力的政府也不相信人民。最后，不但内容学了日本，修法形式也学日本：先不开国会避免公开讨论，参与法典编撰人员上奏用密折，草案执笔人关进皇宫，像出高考卷子一样秘密地写。
鉴于老百姓敢活埋了上门询问的户籍调查员，政府决定，就是好事也不让老百姓知道。
最后掉链子
二月十六日。早起，冷水浴。覆校民诉律草案自第一条至一百二十条。
三月初七日。修改民诉律案至二百六十四条，又追改第一百六十八条至二百条。
六月初九日。早起、冷水浴。以民诉律案尚多不惬之处，覆加修改，自第一条至第五十二条。
从1910年日记可以看出，汪荣宝这段时间十分振奋，十分忙碌。作为修宪前奏，各种法律正紧张制订中。当年7月21日资政院筹备会上，汪演说了“日本第一期帝国议会历史”。
资政院有点上下议会混合的意味，定额200人：一半钦选议员，含王公贵族48人，部院官吏32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10人；另一半是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互选，经省督抚审定。
10月3日，第一届资政院开院。初尝民主滋味，大家都很激动。
讨论第三天，有关“无夫奸”（也就是婚前性行为）是否有罪的问题，现场吵起来了。
“投票表决，赞成有罪者77票，反对者仅42票。又表决赞成列入暂行章程者，起立者多，少数反对。表决赞成列入正条者，起立者多数。于是新党全体失败。”新派愤怒退场，陆宗舆起立，说大家“程度不足”，汪荣宝也附和。场面失控，随后一哄而散。“次日，反对无夫奸有罪的新派相约不至院开会，以表愤怒”。
虽然现场没有扔靴子打群架，但“有话好好说”仍需学习。
10月22日，资政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速开国会决议。汪等大呼“立宪政体万岁！”现场旁听的外国人也一起欢呼。
这是资政院欢乐的一幕，被立宪派视为重大胜利。
立宪派不是铁板一块，海外出宏大思想，海内搞誓死请愿，京内干默默实务——三个团队，人不是一伙的，想法也不是一个，可知立宪话题多么纷扰。到了实务派手里，海外高耸入云的理想主义已被磨得接了地气。曹汝霖、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四金刚”。他们都是当时的“70后”，年富力强，都是留日“海归”，都实际参与法典编订，常常一起喝酒吃饭，秘密讨论立宪，是“京内派”活跃分子。
1911年7月3日，宪法起草人正式在皇宫焕章殿办公，每拟一部分便请大臣议论修改，然后给摄政王审稿。到9月20日，基本上把宪法“凡八十六条，一百十六项”起草完毕。
然而直到10月底，各地局面混乱不堪，摄政王还不说立刻颁布宪法。10月29日，驻滦州新军统领张绍曾发动兵谏，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并仿英国制定宪法，否则进兵北京。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清廷三天内就匆匆通过了作为宪法要点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汪荣宝等辛辛苦苦咬碎笔管，为调和各种口味而字斟句酌的“钦定宪法”，最后未能出台。
在日本人的理发店剪了辫子
草案即使颁布，恐也不能服众。
虽然大面积照抄日本，但“钦定宪法”并没有拷贝明治宪法所规定的群众享有移徙自由、书信秘密受保护、信教自由及请愿权利，却规定了“赋税照旧输纳”等明治宪法没有的条文。人民权利更少而义务更多。
11月2日，汪荣宝见心血付之东流，心情郁闷，“未及散会，先行退出”。
曹汝霖也生气，“回想当年代表团请愿，驱逐出京，今者统帅兵谏，立即照准宣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由此政府威信坠地，政治等于儿戏。”
4日，汪闻“上海已有革命军占据制造局，并焚烧官署”。次日白天听说杭州被占，“夜间闻苏州亦不守”。气氛惶惶，不知自己该干啥。
12日局势有变化。汪在天津听说“南京确已无事，并闻武昌有和平解决之说”。资政院新总裁李家驹来信：“京师现在无事，大局颇有转机”，请议员回京开会。
14日汪返京，此时，袁世凯已出任内阁总理，资政院推汪荣宝等到锡拉胡同见袁世凯。
26日，汪到日本人的理发店剪了辫子，这时离发布剪辫上谕还有十多天。京内立宪派在这个时候都渐渐看清了形势，想好了今后的道路。后来北洋将领通电要求共和，汪大赞袁世凯“真天下英雄也”！
几尊立宪“金刚”，从此走进袁世凯政府，以后还将在对日外交的各个场景中见到他们活跃又无奈的身影。
汪荣宝等被任命为协同纂拟宪法大臣那天是1911年3月20日，距辛亥革命爆发还有204天。
次年2月17日是除夕，汪一大早出门，见北京街头“五色旗飘扬空际，气象一新”，真有走进新时代的感觉。第二天，他和曹汝霖、章宗祥到总统府向袁世凯拜年。
终其一生，这批背负汉奸骂名、常常面临被热血青年海扁危险的日本宪法弟子，心中恐怕总有那一隅痒处：假如晚清立宪成功，中国将会怎样？
孙中山从未看好立宪运动，早在19世纪末，他就明确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并“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贾钦涵对本栏目策划亦有贡献
本期参考文献：故宫博物院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大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胡绳武等《论清末立宪运动》，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熊大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朱德裳《谈汪荣宝》，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第l卷）》，王晓秋《汪荣宝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钟叔河主编《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